張藝興新片看了，想説點真話_風聞

温暖現實主義創作不在於完美呈現聾人羣體的真實狀況，而是在於撕開主流社會的認知迷霧，讓沉默的吶喊被聽見。

事實上，《不説話的愛》之後，我們需警惕將少數羣體的苦難異化為流量噱頭的創作傾向，用無節制的情感訴求替換理性思考和客觀判斷的衝動，這或許對中國電影的發展是個極大的挫傷。

作者｜冒號魚

編輯｜小白

排版 | 板牙

本文圖片來自網絡

今年清明檔，有部電影不一般，僅用時2天多，就破6000萬票房。

《不説話的愛》。

主演張藝興，曾在《孤注一擲》裏飾演深陷傳銷的潘生，足見其演技不俗，這次依然保持了較高的演技水準，在《不説話的愛》裏飾演為了女兒不惜撞車騙保的父親小馬。

小演員李珞桉（飾女兒木木），儘管尚不知名，但其哭戲也頗有感染力。

其他諸如黃堯（飾前妻曉靜）、袁文康（飾演車行趙老闆）等都水準在線。

看來，選角基本上沒問題。

可接下來，劇本的問題就大了——

為了煽情而煽情、為了感動而感動，甚至為了温暖而犯罪。

所謂温暖現實主義，並非一味使用特寫、沉浸式哭戲和煽情音樂就能達成——

真正能打動人心的，依然是故事背後的殘酷真相和發自內心的人情冷暖。如此，才能有真切的痛感和真摯的情感。

單從影片議題上講，國產片在關照聾人羣體上的向度確實由此開拓了。 

基於導演長期的實地調研，才誕生了小馬求職時的職場霸凌、木木入學時的身份歧視、詐騙團伙利用聾人實施犯罪等情節，而不再僅是以往同類型影片所關注的愛情、友情等情感問題，對聾人人羣生存狀況的介入更加深入。

法庭戲中手語翻譯與司法系統的溝通障礙，揭示主流社會的制度性排斥；而木木為父親做聽人的反向父女關係，則折射聾人家庭特有的生存智慧。

這些細節撕開主流社會對特殊羣體的認知迷霧，推動社會對聾人權益的關注，的確具有現實批判的意義。

沙漠導演在視聽上也做了諸多有益探索，着力構建出聾人視角的感官美學。

影片在多個關鍵環節，如機場外的父女相見戲、法庭戲等都刻意弱化環境噪音，僅保留關鍵聲響，讓觀眾在生理層面體驗聾人的感官剝奪。

在機場那場戲中，當木木衝出候機廳哭喊“爸爸”時，導演用混響技術將聲音扭曲變形，既暗示小馬的聽覺障礙，也外化了父女分離的精神撕裂，不斷挖掘小馬內心的掙扎和痛苦。

但除開上述這些有益探索外，影片主體仍然陷入了情感過載和議題軟弱的怪圈。

影片前半段一直堆砌子女入學歧視、職場霸凌、騙保犯罪等衝突，卻未建立有效敍事鏈條，觀眾只能一味接受主角陷入的各種危機，而無法辨認其中的因果聯繫，從而陷入“為煽情而煽情”的窠臼。

如此看來，小馬撞車戲的視覺刺激與法庭哭戲的情感宣泄等重點戲份的作用，似乎只是讓觀眾陪着父女哭一場，而在文本上無法起到有效勾連。

影片試圖通過"温情日常+犯罪懸疑"的雙線敍事製造戲劇張力，卻在實際呈現中陷入邏輯斷裂的泥潭。

前半段用大量篇幅展現父女間的温馨互動，後半段突然轉向犯罪題材，這種割裂感讓人難以適應。

當小馬被犯罪團伙脅迫撞車騙保時，觀眾的注意力還停留在他為女兒買笛子的感人畫面中，這種情感跳躍實際上削弱了敍事的連貫性。

黃堯飾演的前妻曉靜，從拋夫棄女到爭奪撫養權的轉變缺乏合理動機。

從細節上來看，影片僅用 “無法融入聾人世界” 的模糊表述解釋她的離開，卻未深入探討健全人與聾人婚姻中的溝通困境。

這種處理方式將複雜的人性矛盾簡化為非黑即白的道德評判，使角色淪為推動劇情的工具。而其他如車行趙老闆等人，為惡而惡，皆是如此。

誠然，現實主義創作在當下環境中總是受到來自多方的牽制和阻礙，但創作者如果只甘沉淪，甚至連曲線救國之法都不願嘗試和探索，便只能故步自封、不進則退。

影片的結尾處，更是讓人大跌眼鏡。法庭上，原本趙老闆已經威逼利誘小馬一人包攬所有罪證，結果其手下阿梅因為同情小馬和女兒，竟然突然背叛趙老闆，公開指認他的罪行。

這條犯罪嫌竟然因父女間的動人親情而倉促收尾，猶如機械降神，實在是侮辱觀眾智商。

在影院此起彼伏的抽泣聲中，《不説話的愛》完成了它作為催淚彈的使命。但當觀眾拭去淚水，冷靜審視這部作品時，卻發現所有的感動都建立在對聾人羣體真實困境的刻意迴避之上。

用父女親情的糖衣包裹着對社會問題的敷衍，將聾人羣體的生存困境簡化為“無聲的愛”這一浪漫化符號，顯得如此蒼白無力。

整體上來看，《不説話的愛》試圖平衡“父愛救贖”與“社會批判”之間的關係，但最終還是陷入了價值搖擺。

小馬為了保護女兒不惜違法犯罪去撞車騙保的行為，原本可以如《我不是藥神》一般引發倫理和法律的邊界問題的哲學思辨，卻被簡化為了“命不是底線，女兒才是”的為愛不顧一切的雞湯敍事。

最後又輔以小馬被判緩刑、父女團圓、皆大歡喜的結局，不僅消解了敍事的張力，更掩蓋了聾人羣體面臨的真實困境。現實中，像小馬這樣的聾人罪犯，往往因溝通障礙難以獲得公正審判，而影片對此視而不見。在我看來，這不僅是敷衍，更是一種輕蔑和無知。

真正的聾人題材作品，應當摒棄苦難美學的敍事套路，轉而關注聾人羣體的主體性。對比之下，美國電影《健聽女孩》之所以成功，在於它以聾人家庭的視角展開敍事，讓觀眾在日常細節中感受聾人羣體的喜怒哀樂。

創作者還是需要走出來自他者的冷眼旁觀的視角，用平等的姿態與聾人羣體對話。

温暖現實主義創作不在於完美呈現聾人羣體的真實狀況，而是在於撕開主流社會的認知迷霧，讓沉默的吶喊被聽見。

事實上，《不説話的愛》之後，我們需警惕將少數羣體的苦難異化為流量噱頭的創作傾向，用無節制的情感訴求替換理性思考和客觀判斷的衝動，這或許對中國電影的發展是個極大的挫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