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科向何處去_風聞
范勇鹏-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1小时前
前幾天微博聊了對文科危機的一些想法,引出大家不少精彩評論。今天補充一些關於如何應對的想法吧:
1,強調實踐性、人民性。
當前文科最大問題就是空疏,空是脱離實際,疏是脱離羣眾。解決的辦法: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從羣眾中來,到羣眾中去。學術工作有三重目標:一追求真理,二改造世界,三影響羣眾。但現在的評價體系似乎只承認一了,要改。
2,自主性、規範性並重。
記得90年代中國學術文化界掀起過一次關於自主性的討論,後來延續了十多年時間。到2010年代我作編輯時,記得自主性的討論仍有餘響。但可惜的是,自主性的討論沒多久就被引到了學術規範性的方向。好處是學術作品和載體的規範程度提高,各種審稿、評議、雙盲、外審等可見學術機制建立起來。但是壞處是隻見術而不見道,得其形而忘其神,結果中國文科實質上仍是西方社會科學的中國分號。學術的形式化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現在規範形式已經物極必反,有必要回歸初心,回到學術自主性的老話題上來。中央近年出台不少精神,比如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社會科學,講好中國故事,建構中國知識體系。學界也有不少回應,可是目前多數依然是闡發詮釋,還停留在“我們要講好”,“為何要講好”,“怎樣才能講好”等等,可真的去實踐的還比較少。
3,破五唯,立新規。
中央要求破五唯,即“唯分數、唯升學、唯文憑、唯論文、唯帽子”。其實對大學來説,主要就是後“兩唯”,再加一個“唯項目”。這個精神是非常準確及時的,但是落實情況不樂觀。破“唯論文”絕大多數情況仍是新瓶裝舊酒,把核心期刊等換個新詞,用代數的方式代入到舊的學術評價體系中。好一點的情況是做增量改革,將一些新載體、新形式納入到舊的評價體系中,但即便是這種增量改革,在大學中阻力也極大。“唯帽子”“唯項目”似乎也沒有大的轉變。這背後又涉及高校評比的問題。指揮棒不變,很難有實效。
我個人感覺,現在要做的,首先,是拋棄期刊評級和影響因子這些玩意兒。
現在期刊評價主要還是依靠影響因子等客觀因素。這並不是科學的評價標準。自2000年代我就接觸過西方一些影響因子的巨頭,比如湯森路透、愛斯維爾的高層,在當時中國學界算是“開眼看世界”比較早的。當時就發現它們本質上搞是商業模式,跟科學的關係不大。
其次,避免過於重視論文。
我一開始工作是在中國社科院,風格與大學不同,所以體驗過不同的體制。年青時一度認為社科院系統過於保守,計劃經濟時代的遺風過重。現在回頭看,其實社科院這種更接近學術的本質,不過很可惜,現在有些方面也在往“五唯”的方向走了。2000年代,大學已經開始搞唯論文了,中國社科院的多數研究所還不太重視八股式的論文。今天被學界當天花板的很多A刊、C刊,當時社科院的人自己反倒沒太當回事。當時我編輯《中國社會科學》,去找一些老師約稿,他們都懶得寫。一些老先生跟我講,要有“兩冷”精神:一是“坐冷板凳”,做慢學問,一輩子搞清一個問題就夠了。記得有老先生説,社科院還是要講點“一本書主義”,一本好書強過一年幾十篇論文。二是“吃冷豬頭”,就是不求此生回報,但求將來掛在牆上還有人記得。
再次,項目是有必要的,但不應成為學術評價的硬性指標。
很多研究不需要太多錢,自然也就不需要申請項目。項目經費的管理也不應該搞工程那一套,要做預算、琢磨怎麼花錢。文科的項目完全可以搞包乾制,講好什麼工作值多少錢就行了,也沒必要搞那麼繁瑣的預算結構,報銷這報銷那,不如直接提高智力報償。現在的問題還是重物輕人,買設備、差旅調研得花錢,買學者的腦力和體力為什麼就不花錢?這些不改,項目真是把學者都逼成了生意人和賬房先生。還建議大大減少事前申請的項目,把更多資源留給事後資助,成果出來了,證明有科學和社會效益,再給予大力支持。
複次,要反對生產力論。
現在大學評價體系過於強調生產力,引進人才、職稱和帽子評聘都強調近幾年發表量。這就偏離了學術評價的本意。評的應該是水平、創新、影響力,一位學者十年前發了一篇高水平論文,大概率他現在也不會低於這個水平。做出過一個真正的創新,就足以證明他的水平了。非要近五年發表若干篇論文,豈非咄咄怪事?這個説白了還是指揮棒的問題。
不同於理工科可以少年建樹,文科多數領域是個漫長而艱難的積累、實踐與開悟的過程。黃侃曾説30前不發文,50前不著書。其師章太炎提醒他:“人輕著書,妄也;子重著書,吝也。妄,不智;吝,不仁”,黃侃回答説“觀天下書未遍,不得妄下雌黃”。雖然妄與吝都有不好,但現在學界,吝者極少,妄者極多。
記得大學一位老師,退休前最後一次上課,拿了個牛皮紙信封往講桌上一拍,説“我這一輩子就寫了這薄薄幾頁紙”。但是後來我發現,國際史學界談到某些問題,經常會引用他這幾頁紙。今天有些學者一年發幾十篇論文,也無非是浪費資源而已。學者不是奶牛,可是就連奶牛都不能只講產奶量,好奶也比一般奶賣得貴。
最後,不要硬講創新,還要多講傳承。
當前文科是最需要創新的,要從西方話語中跳出來,從根子上重建知識體系。這個創新一旦發生將是革命性的,會改變全人類的認知框架。但這個創新非常艱難,我感覺目前正在接近臨界點,可能在未來10-20年進入井噴階段。
但是在此之前,要認識到文科不同於理工科,創新既難且少,同時不能忽視傳承本身也是文科的特殊價值。現在文科評價標準普遍把創新掛嘴邊,結果就是催生各種新詞大詞,不説人話,出現各種不接地氣的牛角尖理論。上好課、育好人、編好教材和科普、做好傳承和傳播反而被學術評價體系當成不務正業。顯然不符合文科的性質和規律。
4,要跟上時代潮流。
科技和生產方式的發展,已經使當前的大學制度落後了。比如網絡傳播會打破有圍牆的大學,出現優秀教師資源的高度頭部化。現在連中學都已經出現這種現象了,孩子們上課不愛聽,下課在網上自學效率更高。全球的好課都能放開聽,誰會甘心在過時枯燥的課堂裏浪費時間?網絡信息傳播也正在打破出版物的信息壟斷。今天還堅持以期刊論文為唯一標準的人,其實和印刷機時代還堅持手抄佛經的人一樣,已經被時代淘汰了。現在佛教界都在討論用電腦抄《金剛經》算不算數的問題了。人工智能的出現,也讓絕大多數傳統形式的論文失去了存在的價值。如果不是從現實和實踐中不斷獲取新的知識和思想,僅靠既有文獻和知識編織起來的論文,有少數幾篇就足夠大語言模式去抓取了。
5,要自我革命。
我上次只從學生和學者個人角度講了要自我革命。其實文科管理者和報刊出版等學術載體也要自我革命。這兩個行當我都幹過,很瞭解,自我革命很難,有時是反常識、反理性、反利益的,甚至要付出很大代價。但是一旦跳出小我,擁抱大時代,會成就更大的價值。與大家共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