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應對關税戰_風聞

美國的關税戰其核心或者説發動的主要目的無疑是為了阻礙中國的經濟發展，無關於意識形態或者説製造業迴流美國。當年對付日本，美國可以用廣場協議解決，但對中國不是一個廣場協議能夠解決的，美國的關税戰也絕不是特朗普拍腦袋能決定的，其代表的是美國精英分子或深層“政府”普遍的想法，而這種想法的根本邏輯當然也是西方几百年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上，中國的合作共贏思想，在他們還處於一定優勢的時候，是不會接受的；只有到中國第一的時候，他們才會談合作共贏。

我們看待美國的關税戰，不僅僅要看到美國關税給中國進出口美國商品帶來的衝擊，如果單指美國進口5200多億，出口中國1636億美元，對中國經濟影響有限；但美國的關税戰更重大的影響是破壞了全球現有自由貿易格局或形成以美國為首的關税同盟，如果美國此次關税戰成功必然會導致各國效仿，這給我們影響可能遠超美國的關税增加帶來影響。

用拉動內需，增加國內消費、基礎投資來抵消外貿出口的影響，短期內有一定的作用，但長期看就目前中國製造業產值達到世界30%（產能估計還要高）僅靠內需是無法解決經濟增長問題，還是要外需才能達到平衡或增長。如何在去掉美國市場需求及貿易保護日趨嚴重的環境下，如何增加外需才是我們真正的挑戰，如果只靠我們的製造業壓低成本、利潤，提高產品質量很難解決，還要依賴我們的人民幣走出去，投資走出去。

目前我們遇到的問題是金融資本市場的國際化進程和製造業國際化貿易不匹配的問題，或者説金融行業的國際化落後於我們製造業的國際化步伐；不要在意所謂西方中國債務陷阱，人民幣要走出去雖然有風險，但是人民幣的自由兑換步伐還是要加快，可以先在金磚國家或一帶一路國家自由兑換，要讓世界貿易中人民幣交易的比重和製造業比重接近，目前在國際貿易中我們的人民幣交易佔比不過是4%-7%，而中國2024年貿易總額佔全球貿易總額的18.6%；美元支付比例是48.95%，貿易佔比是11%；歐元支付佔比是22.25%，歐盟貿易佔比是18%；日本支付佔比是3.68%，貿易佔比是4.5%；英鎊貿易佔比是6.89%。貿易佔比是3.2%；很明顯，在國際貿易支付中美國、歐洲、英國占主導地位，我們的人民幣支付比例嚴重和貿易比例不匹配。

人民幣走出去，擴大國際貿易支付比例，必然要過人民幣自由兑換這一關，有風險，但我們早晚要過這一關。我們的金融企業幾十年急劇膨脹，所謂的風險管控使他們越來越“穩健”，穩定的利差讓銀行家們都不好意思；華為等中國製造業能把產品送到戰火紛飛，落後偏遠的地方，但是沒有聽説過我們的貸款銀行在發展中國家、在落後偏遠的地方落地生根。確實，那些地方有風險，但是不冒風險怎麼會有收益呢？人民幣走出去，中國的銀行就要走出去。商品賣給富人好賺錢，銀行嫌貧愛富，那也是自然，當富人不帶你玩了，窮人生意還是要有人做呀。

二戰後，美元也不是天生成為國際貨幣的，戰爭的廢墟重建讓美元走向世界，戰後馬歇爾計劃、日本援助、中東援助等等同時推動了美國製造業和美元的全球化。

我們應對關税戰，不僅在中國關税政策，更要通過人民幣走出去，人民幣國際化等金融手段創造中國製造業的外需，關税戰勝負決定的戰場還是金融領域，我們需要提前佈局和防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