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啥説特朗普發動的關税戰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_風聞

特朗普發動的關税戰，表面上是“美國優先”的強硬手段，實則是一場充滿戰略短視的自我消耗。這一政策不僅未能兑現其承諾的“平衡貿易逆差”“復興製造業”，反而讓美國經濟陷入多重困境，甚至動搖了全球經濟體系的根基。從以下幾個層面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到特朗普政府如何“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一、貿易逆差不降反升：數據直接“打臉”

特朗普發動關税戰的核心目標之一是減少美國貿易逆差。然而，現實數據卻顯示，自其第一任期加徵關税以來，美國貿易逆差持續擴大。例如，2017年歐盟對美貿易順差約為1300億美元，到2025年已增至2100億美元以上。對華貿易逆差同樣未改善：2024年美國的貿易逆差高達1.21萬億美元，比特朗普首次發動貿易戰的2017年高出50%。

這種反差的根源在於美國經濟的結構性矛盾。一方面，美國製造業空心化導致其依賴進口商品；另一方面，加徵關税推高了進口成本，但美國消費者和企業並未因此轉向國產替代品，反而被迫承受更高價格。例如，美國約四分之一的鋼鐵和一半的鋁依賴進口，加徵關税後，國內金屬價格飆升，汽車製造商成本增加數千美元，最終轉嫁到消費者身上。這種“自損式”關税邏輯，本質上是用美國普通人的錢包為政策買單。

二、通脹壓力加劇：美聯儲政策空間被鎖死

特朗普關税戰對美國經濟的另一大沖擊是推高通脹。2025年，美國通脹率始終未降至美聯儲2%的目標區間，而加徵關税進一步加劇了物價上漲壓力。例如，對中國商品加徵的關税使美國進口商品平均税率從3%飆升至39%，導致消費品價格顯著上升。美國鋁價已是全球最高，鋼鋁關税引發的成本上漲傳導至汽車、飲料罐等下游產業，擠壓企業利潤並推高終端價格。

更嚴重的是，通脹壓力限制了美聯儲的貨幣政策選擇。若美聯儲為抑制通脹而加息，可能加速經濟衰退；若維持低利率，則通脹風險加劇。這種“滯脹”陰影已在美國經濟中顯現，股市暴跌、黃金價格創歷史新高（突破每盎司3000美元）等現象，均反映出市場對經濟前景的恐慌。

三、股市與企業信心崩塌：華爾街的“用腳投票”

特朗普關税戰對資本市場的衝擊尤為直接。2025年3月，美股三大指數連續暴跌，納斯達克綜合指數累計跌幅超14%，小盤股指數羅素2000接近技術熊市區間。科技巨頭首當其衝：亞馬遜、蘋果等企業市值縮水數千億美元，特斯拉股價腰斬，馬斯克個人財富蒸發近1500億美元。

這種市場震盪的背後，是投資者對特朗普政策不確定性的強烈擔憂。例如，當特朗普宣佈對全球加徵“對等關税”時，美股期貨全線跳水，耐克、蘋果等跨國企業盤後交易跌幅超7%。企業界普遍認為，關税戰打亂了全球供應鏈，迫使企業承擔額外成本，且政策反覆無常（如對加拿大、墨西哥關税的“加徵—豁免—再加徵”循環），進一步削弱了商業信心。

四、國際反制與盟友離心：美國的“孤家寡人”困境

特朗普的關税戰不僅未能壓服貿易伙伴，反而引發全球性反制，甚至讓傳統盟友倒戈。歐盟對價值260億歐元的美國商品加徵報復性關税，精準打擊波旁威士忌、哈雷摩托車等產自特朗普支持州的產品。加拿大則通過世貿組織申訴、暫停出口電力附加費談判等手段反制，迫使特朗普多次撤回關税威脅。

更諷刺的是，美國試圖通過關税迫使企業迴流本土，但現實是跨國公司選擇“繞道”。例如，美國對中國商品加徵54%關税後，部分企業轉向越南、墨西哥等國生產，但這些國家同樣被特朗普列入高關税名單。這種“四面樹敵”的策略，反而加速了全球供應鏈去美國化，削弱了美元霸權（美元在全球交易結算中的佔比從2000年的71%降至58%）。

五、國內政治壓力：農業州“反水”與選舉危機

關税戰的國內政治代價同樣沉重。中國針對美國農產品的精準反制（如大豆、玉米加税），直接衝擊特朗普的農業州基本盤。2025年，美國農民因出口受阻陷入困境，迫使特朗普派參議員戴恩斯訪華求購農產品，甚至鬆口稱“關税可以談”。這種政策反覆暴露了特朗普在選舉壓力下的脆弱性。

此外，關税收入並未填補財政赤字。美國公共債務佔GDP的115%，財政赤字率接近7%，而關税收入杯水車薪。特朗普試圖通過關税為減税政策“補窟窿”，卻導致經濟惡性循環：減税刺激的需求被通脹吞噬，關税加劇的貿易衝突又拖累增長。

六、歷史教訓與體系崩壞：重蹈“大蕭條”覆轍？

從歷史維度看，特朗普關税戰的危險性遠超短期經濟數據。20世紀30年代的貿易保護主義曾加劇“大蕭條”，而當前美國正以同樣方式破壞二戰後建立的開放經濟體系。這一體系曾讓全球貿易佔GDP比重從20%提升至60%，但特朗普的“關税大棒”正在撕裂多邊規則，引發全球33萬億美元經濟損失的預警。

更深遠的影響在於，美國從全球化領導者淪為規則破壞者，加速了國際權力格局重組。中歐加強合作、發展中國家探索多元貿易網絡（如“一帶一路”），均是對美國單邊主義的回應。若美國繼續一意孤行，其全球經濟主導地位恐將加速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