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反制是更加開放？_風聞

《用更大的開放應對關税衝擊》

作者 | 趙燕菁

來源 | 公眾號“存量規劃前沿”

毫無疑問，特朗普的“關税風暴”短期內會對中國經濟帶來巨大沖擊。在“投資、消費、出口”三個發動機只剩下“出口”還沒有熄火的當下尤其如此。但從另一個角度看，美國的“閉關鎖國”也給了中國一個空前的機會，使得中國高水平的“大開放”有可能提前實現。要理解這一點，首先要理解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的政策目標差異在哪裏。

1 全球化的死與生

簡單講，拜登政府代表的是金融資本的利益，無論“友岸外包”還是“小院高牆”，都是要設法把產業鏈移出中國，其目標是建立一個“沒有中國的全球化”；而代表產業資本的特朗普政府則不同，其目標不僅要把產業鏈遷出中國，而且要讓產業鏈回到美國。為了實現這個目標，美國就必須徹底放棄全球化。這就是為什麼美國不僅要對中國加税，而且要對所有貿易對象加税。

特朗普的政策的終極目標，就是將美國從一個貿易逆差國變為貿易順差國，而實現這一目標不可避免會帶來一個副作用，就是支撐全球化的底座——美元——將從國際貿易市場上回撤——這相當於主動讓出了美元主導的金融霸權。沒有了美元這個全球貨幣，全球化很可能在極短的時間裏解體。

此時，能挽救全球化的就是出現一個替代美元的全球貨幣。在美元主導的全球化時代，美國金融資本是絕不允許出現這樣一個潛在的競爭者，歐元不行、日元不行，更不要説人民幣。但由於金融資本在與產業資本競爭中失敗，特朗普開始對全球加税，這對全球商品貿易是一個災難，但對美元的競爭者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遇。

表面上看，特朗普的政策對中國更為不利，因為這一政策把中國通過其他國家“二次出口”的路也給堵死了；但實際上，卻給中國聯合世界各國建立一個“沒有美國的全球化”提供了可能。在美元潛在的競爭者中，人民幣是少數真正擁有主權的貨幣。無論經濟規模還是生產能力，人民幣都是世界貨幣有力的競爭者。一旦中國抓住機會完成貨幣內生，中國就可能在極短的時間內完成階級跨越，進入發達國家的行列。

2 全球化是怎麼形成的？

每個國家的財富（或者説經濟規模）都可以用一個資產負債表表示。資產負債表的兩端——資產和債務——必須相等。資產端上限由勞動規模決定，債務端上限由資本（貨幣）總量決定。兩者較短的一端決定資產負債表的大小，資產債務兩端的差值就是沒有實現的“潛在生產力”。如果一個國家勞動過剩，另一個國家資本（貨幣）過剩，通過貿易，就可以實現兩個國家資產負債表的共同擴張。

在實物貨幣（如金銀）時代，世界各國都是勞動過剩、資本不足，貿易順差（進口貨幣）一方就成為貿易中的獲益者。雖然微觀上，貿易的雙方都會從中獲利，但在宏觀上，獲得貨幣的一方（順差）資產負債表會擴張，流失貨幣的一方（逆差）資產負債表則會收縮。直到佈雷頓森林體系解體，美國率先擺脱金本位的約束，通過資本市場創造出空前規模的資本，世界開始進入信用貨幣時代。

隨着資本市場的擴大，信用貨幣的數量超過美國勞動分工的需求，美元通過貿易逆差進入其他國家（特別是勞動過剩國家）的資產負債表——美國獲得商品，其他國家獲得貨幣，全球整體的資產負債表隨着美元的增加迅速擴張——這就是所謂的“全球化”現象。在美元主導的全球化裏，美國成為全球債務端，通過負債為各國創造需求；其他國家組成全球資產端，通過生產換取美國的貨幣。

這就是為什麼美國可以對其他國家加税，因為美國是所有國家的“甲方”，其他國家則是互相競爭的“乙方”，通過“生產者競爭”獲得美國的市場準入，美國作為全球市場的終端，坐享“消費者剩餘”。這意味着美國可以用全球最低的價格獲得任何產品，反過來説，任何在美國以外生產的產品都比本地生產有更高的利潤，巨大的“消費者剩餘”使得任何本地生產都變得不合算。

3 美國為什麼退出全球化？

看似雙方共贏的全球化有一個巨大的Bug，那就是供給方和需求方嚴重的不對稱。作為全球資產端，以中國為代表的全球南方（負責供給的“乙方”）遠遠大於以美國為代表的全球北方（負責消費的“甲方”）——只要能創造出需求，就可以毫無風險地攫取“消費者剩餘”。

在現代經濟裏，需求是由債務端創造的，只要金融（股市、債市、不動產等）擴張，消費就可以源源不斷創造出來。在“消費者剩餘”的誘惑下，美國把各種金融工具發揮到了極限，以全球 4.22%的人口，創造了全球 36%的消費市場。但這樣做的代價，就是美國資產端（也就是實體經濟）的外移。因為全球生產者競爭會把商品的價格壓到美國本地商品的成本之下，美國依然可以獲得超級“消費者剩餘”。

其結果就是債務端相對資產端的敞口不斷擴大——美國債務對應資產部分持續外移——過度的金融雖然為全球化分工提供了美元這個公共產品，但卻導致了產業的空心化，最終使得美國債務端變得非常不穩定且難以持續。這就是美國放棄全球化的原因。

4 兩個美國之爭

縮小“資產-債務敞口”的辦法有兩個：一個是減少需求，把對外需求貪得無厭的中國排除在全球化之外；一個是增加供給，把產業鏈遷回美國（至少是遷出中國）。前者就是拜登的“小院高牆”“脱鈎斷鏈”；後者就是特朗普的全球徵税。由於中國是最大的順差國，和其他順差國天然處於競爭關係，拜登的政策其實大部分國家都是樂觀其成。

但在特朗普看來，美國以全球 4.22%的人口和15.1%的製造業佔比，提供了全球 36%的消費，其債務端擴張已經超出極限，繼續增加將會進一步壓縮實體經濟，導致經濟失去平衡。沒有中國的全球化，依然達不到資產端重回美國的目標，中國依然可以通過“二次出口”利用全球化體系。只有摧毀全球化，美國才有可能在主權範圍內重建資產負債表。

拜登和特朗普之爭的本質是要不要全球化。拜登希望通過排除中國，繼續維持美國主導的全球化；而特朗普則希望徹底放棄全球化，退回北美大陸，在主權範圍內重建資產負債表。而特朗普與全球為敵的政策，迫使世界做出選擇——要不放棄全球化，重回列強爭霸的叢林社會；要不建立一個沒有美國的全球化，繼續將人類結成一個互利的共同體。如果是後者，就必須有一個國家出來代替美國承擔“全球甲方”的職責。

5 誰能接替美國的角色？

放眼全球，只有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有可能接替美國成為“全球甲方”。正是因為美國經濟體量太小，無法在不產業空心化的條件下為全球提供足夠的市場，而中國的人口規模遠比美國更大，理論上可以形成的市場潛力也會更大；中國強大的實體經濟，也使中國有可能承擔比美國更高的債務。而債務創造能力決定了貨幣創造能力，貨幣之源就是消費之源。

隨着中國加入WTO，曾經強大的製造業開始向以中國為中心的成本窪地迅速轉移。中國如同成本黑洞，使得其他國家生產任何東西都無法同中國製造相競爭。全球製造業迅速向中國集中。中國以佔全球18%的人口和30%的製造業，只創造了世界12.1%的消費。中國人均消費只需達到美國的四分之一，就可以提供和美國一樣的全球消費。

實際上，中國的內需現在已經非常可觀。以電影《哪吒之魔童鬧海》為例，截至 4 月 4 日，全球票房已超 155.16 億元，其中，國內票房151 億元，佔比約為 97.3%。而全球影史票房高於《哪吒之魔童鬧海》的影片都是依託全球市場的好萊塢大片。《哪吒之魔童鬧海》驚人的票房證明，中國國內市場已經具有足以和全球市場匹敵的潛力。《哪吒之魔童鬧海》傳遞給市場的這一信號，要遠比其藝術水平和製作技術來得重要。

輸出市場是作為“全球甲方”為全球化提供公共產品必須付出的代價。但中國扮演全球甲方的角色比美國扮演這個角色的副作用要小得多，這是由中國巨大的人口規模所決定的。美國之所以會過度金融化，乃是因為美國硬是以全球4%的人口提供了全球36%的消費，這種小馬拉大車的結果，必然是債務端和資產端敞口極度擴大。

中國人口占全球18%，只需人均達到美國1/4的金融化水平，就可以提供同樣的全球消費。2008 年之前美國債務水平約為現在1/4，那時美國製造業佔世界製造業產出的24%（Curious Cat Management Blog的數據），高居世界第一。理論上，即使中國消費達到美國今天的水平，也不會出現美國一樣的產業空心化。

中國的實體經濟也相對於美國更有潛力支撐更龐大的債務端。美國製造業只佔全球的15.1%，股市市值卻高達全球48%，而中國製造業佔全球30%，股市卻只佔12%，中國只要達到美國現在的水平，股市就應該是美國的一倍。同樣，美國 GDP 佔全球25.95%，債務卻高達全球39.3%；中國 GDP佔世界16.88%，債務卻只佔世界的16.3%。這些都顯示中國的債務端還有巨大的擴張空間。中美資本市場的落差，就是中國被抑制的消費潛力。只要這些潛力被挖掘出來，中國就可以輕鬆扮演美國現在在全球化中的角色。

6 如何抓住戰機？

只有理解戰場，才能抓住戰機。多年來中國的經濟傳統，都是重生產，輕消費。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比中國更懂如何生產，但説到如何創造消費，中國的認知就一下回到“小學生水平”。特別是對於信用經濟，中國的理解還在非常初級的階段。對資本和金融的深度誤解，是對中國扮演全球化新角色的最大障礙。

信用經濟裏最基本的特徵，就是貨幣是依靠信貸創造的。而貨幣的多少，決定了消費的多少。也就是，生產是資產端創造的，消費則是債務端創造的。所有的消費都產生於債務。在一個供大於求、產能過剩的經濟裏，金融的發達程度，決定一個社會消費的總規模。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分界線，就是其創造的貨幣，能否滿足所有勞動分工的需要。美國作為發達國家中最強大的國家，就在於其強大的資本市場可以創造出遠超自身需求的貨幣。做不到這一點，美國就不可能成為世界的“甲方”。

對比美國和中國在股市、債市、房地產、保險市場的全球佔比，就知道中國如果想扮演美國的角色還有多大的差距：1）股市（截至2025年2月），美國佔全球48.6%（60.07萬億美元），中國佔12.6%（15.58萬億）；2）債市（2024年），美國佔全球39.3%（51萬億美元），中國佔16.3%（21萬億美元）；3）房地產（2023年），美國佔全球36%（44.8萬億美元），中國佔33%（39.2萬億美元）；4）保險（2022年），美國佔全球保險市場的36%（2.25萬億美元），中國佔12%（5110億美元）。

中國要取代美國在全球化中的角色，並不需要有更大的產能、更高的技術，而是要有一個和美國資本市場相當的債務端。在中國資本市場規模超過美國之前，中國不可能替代美國“全球甲方”的角色。中國之所以成為“世界工廠”，從負面來講，就是因為自身創造的內需嚴重不足。只要中國不能像美國那樣為其他國家提供淨需求，中國就仍然是一個與其他國家競爭美國市場的“乙方國家”。

7 可能性與必要性

緊接着的一個問題就是時機。很多人認為“中國要想取美國而代之，現在還為時過早”，並以美國取代英國為例，認為“美國是在經濟規模超越英國之後，才取代英國的世界霸權”“中國現在還是應當韜光養晦”。在金本位時代，貨幣和實體經濟是一體的，一個國家的生產超過另一個國家，消費也就同時超過這個國家。但在全球化時代，資本與勞動在國家間是分離的。

當世界消費不足時，美國經濟的上限，就是所有國家的上限——當世界只有一個“甲方”時，任何一個“乙方”的供給都不可能超過“甲方”的需求。在這樣的全球化規則下，中國不可能等到當年美國經濟總量超過英國的那一天。乙方國家超過甲方國家的唯一機會，就是處於壟斷的甲方國家自動放棄為全球提供消費的義務。而現在特朗普對全球加徵“對等關税”，不再接受大規模逆差，就是這樣一個機會。

那麼為什麼是中國接手這個“燙手山芋”而不是別的國家？首先，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處在接過美國全球化大旗最佳的位置，無論是歐盟還是日本，都不夠格；其次，中國自身的經濟增長已經到了一個關口，如果不能像所有發達國家那樣實現債務端超過資產端，就無法實現從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的階層跨越。

1930年6月17日，時任美國總統胡佛簽署了《斯穆特-霍利關税法》。法案對兩萬多種進口商品加徵高額關税，將美國應税進口產品的平均税率提高到40%以上。1929年至1934年間，全球貿易暴跌66%。世界一夜之間重新回到列強爭奪市場的叢林世界。如果因為美國退出全球化世界陷入大蕭條甚至觸發戰爭，所謂“人類命運共同體”就會成為一句空話。此時就算中國沒有完全準備好，也值得為了人類的命運下場一搏。

8 最好的反制是更加開放

應對脱鈎、封鎖最好的辦法不是退回到閉關鎖國，而是更加開放。特朗普對所有國家以去逆差為目的的徵税，必定導致美元流動性的枯竭，此時誰能提供新的全球貨幣，誰就可以成為全球化的新旗手。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中國的目標也應立即從自保，轉向出擊——從建立不依賴美國的內循環經濟，升級為建立沒有美國的全球化。用進一步開放，應對美國的孤立主義：

1）進口。在對美元結算的所有進口實行對等報復的同時，對以人民幣結算的進口實行零關税；

2）出口。逐步取消美元結算出口的各種補貼和退税，鼓勵貿易對象使用人民幣；

3）匯率。既然順差不再重要，穩定匯率也就不再重要，人民幣結算的增加，也使得外儲也就變得多餘，人民幣可以逐步擴大浮動區間直到完全自由浮動；

4）迴流。放開離岸人民幣進入中國購買股票、國債和不動產，開放資本項目下人民幣的自由進出。

5）投資。除了逆差外，要通過直接投資、擴大貨幣互換等方式輸出人民幣，提升保護投資安全的戰略投送能力。

6）機構。推動建立脱離美國控制的世貿組織，建立人民幣主導的國際清算、結算機制。

7）債務。動員國家信用超常規舉債，修復不動產、股票、地方債等權益市場。

總之，全球化時代美國怎麼做，中國就怎麼做。中國只需接過美國曾經的劇本，飾演美國的角色，成全美國加入“全球乙方”願望。中國要用更加開放的市場，接過全球化的大旗，用中國的內部市場，為全球乙方國家提供公共產品（貨幣）。全球化角色的大互換，如同地球南北磁極的掉轉，對中美兩國都將是一場深刻的觀念和制度變革。

9 結語

最後需要指出兩點：

第一，不要指望在同美國的博弈中，全球“乙方國家”會形成一致行動——只要“全球甲方”只有一個，那麼不管它多麼“蠻橫”，眾多“乙方國家”都會爭相“跪舔”以獲得相對其他乙方國家更好的市場準入條件。在市場總體供大於求的條件下，“生產者競爭”就一定是全球化的基調。

第二，中國並不需要“打敗”美國，不僅是因為四年後的美國仍有可能掉回頭來重新爭奪“全球甲方”的位置，更是因為就算中國這樣的人口規模也不足以獨立承擔“全球甲方”的職責。由多個國家共同提供全球化所需的市場，不僅可以避免單一國家的產業空心化和過度金融化，也可以抑制單一“甲方國家”隨意對“乙方”進行壓榨和制裁。

特朗普的關税衝擊對於中國既是風險也是機遇。美國主動讓出“全球甲方”可能是一個稍縱即逝的窗口，一旦錯過，中國就會被繼續鎖定在“乙方”的位置。天予不取，必受其咎。只有站在更高的維度，才能理解特朗普給中國帶來的歷史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