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成昊 陳希妍：美國政治極化與選舉暴力相伴相生_風聞

來源：中國歷史研究院

作者：孫成昊 陳希妍

來源：《歷史評論》202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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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家與社會結構性矛盾導致政治極化愈演愈烈，由此產生的選舉暴力是對美式民主的嚴峻挑戰，甚至讓美國民主政治陷入惡性循環。美國民主制度在維持社會秩序和國家穩定方面愈發困難和低效，其對外推廣自身民主模式的舉動更面臨合法性危機。

縱觀美國政治史，選舉暴力事件屢屢發生。遠者如1912年西奧多·羅斯福在競選演説中遭到行刺，1968年馬丁·路德·金和羅伯特·肯尼迪接連在兩個多月內遇襲身亡；近者如2021年“國會山騷亂”，以及2024年唐納德·特朗普在競選期間遭遇兩次暗殺。選舉暴力事件折射出美國政治極化對社會的嚴重衝擊。

政治極化攜帶暴力基因

黨派分歧是美國政黨制度的重要特徵，它既是政治極化的前身，也是滋養各種暴力的温牀。脱胎於美國社會結構和國家建制的政黨經常被視為危險的存在，如美國第四任總統詹姆斯·麥迪遜就認為政黨不可避免地會點燃難以控制的政治熱情，美國曆史上的暴力事件不斷印證着他的擔憂。

美國建國之初，聯邦黨與民主共和黨在事關國家根基的事項上存在明顯對立。以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為代表的聯邦黨人奉行國家主義（nationalism），主張建立強大的聯邦政府；以托馬斯·傑斐遜為代表的民主共和黨則偏好地方主義（localism），主張個體權利與自由，強調州和地方的自治權力。19世紀上半葉，民主共和黨分裂成民主黨和輝格黨，二者在關乎國家發展道路的議題上相互較量。例如，1832年民主黨總統安德魯·傑克遜使用總統否決權關閉國民銀行，遭到輝格黨抨擊。19世紀50年代到19世紀末，種族議題進一步激起民主黨與共和黨的結構性矛盾。1854年成立的共和黨希望逐漸消解奴隸制。1863年亞伯拉罕·林肯發佈《解放奴隸宣言》，成為廢除奴隸制的先聲。此舉招致民主黨強烈反對，雙方的分歧逐漸升級為衝突，進而引發內戰。南北戰爭結束後，兩黨又就戰後重建中的種族平權問題產生爭執，共和黨主張賦予黑人投票權等公民權利，民主黨則反對“激進重建”，並於1876年實施吉姆·克勞法，確立種族隔離制度。

進入20世紀，由於工業化、城鎮化程度加深，民主黨和共和黨更加關注經貿議題，進步主義運動與保守派之間的矛盾不斷擴大。民主黨以保護工人權益、加強對大企業的監管為宗旨爭取選民，而共和黨則注重保障自由市場，減少政府幹預從而獲得企業財團支持，雙方為黨派擴權而互不妥協。20世紀中後期，美國政治極化一路高走。民權運動、1964年《民權法案》和1965年《選舉法案》使得富蘭克林·羅斯福建立起的新政聯盟逐漸瓦解。自此，民主黨失去南方保守派支持，成為自由派主導的政黨；共和黨也清除內部自由勢力，失去東北部選民支持，保守主義成為共和黨主旋律。此後，兩黨內部不完全符合政黨主流標準的少數派，往往會選擇向黨派主流標準靠攏，或者轉投對立黨派，黨內一致性得到增強。

隨着政治極化愈演愈烈，暴力事件被不斷激發出來。美國民調機構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項調查顯示，2014年92%的共和黨人立場比民主黨中間派立場更偏保守主義，94%的民主黨人比共和黨中間派更偏進步主義。民主黨總統貝拉克·奧巴馬上任之初，民主黨主導的《刺激經濟法案》沒有獲得一名眾議院共和黨議員支持，在參議院也只獲得3名共和黨議員支持。2020年總統大選中，民主黨和共和黨選民對各自黨派總統候選人——小約瑟夫·拜登和特朗普的支持率均高達94%。兩黨內部表現出空前團結，也意味着雙方的共識度達到歷史新低。2024年總統大選前兩黨政治極化現象依舊嚴重，原本的政治辯論已演化為純粹的人身攻擊。在這一背景下，本就蓄勢待發的各種暴力事件頻繁發生也就不足為奇。

選舉加劇政治極化和暴力

政治極化令美國選舉長期處於暴力陰影之下。美國總統選舉是美國兩黨直接競逐權力的戰場，政黨為贏得選舉，通過一套自上而下的機制塑造民眾情緒與觀念，催生暴力事件。

首先，美國政黨通過政治宣傳，促使民眾產生排斥情緒。正如美國首任總統喬治·華盛頓所言，“黨派精神”最終會煽動對立情緒，造成國家分裂。羣體領袖的意志在羣體形成統一意見的過程中起主導作用，由此可推斷政黨領袖對選民的政治思想有引領作用；政治廣告則通過大眾傳媒不斷重複某種政治觀點，將其植入人腦無意識的深層區域，從而讓民眾逐漸相信這種觀點。美國政黨利用民眾對其他羣體認知的有限性，以及對未來不確定性的擔憂，通過政治領導人的極端言論和誇張的政治廣告，妖魔化敵對黨派，加深選民對“外羣體”的誤解甚至仇視。例如，為贏得選舉，特朗普用誇張的冒犯性政治話語詆譭墨西哥移民及民主黨移民政策，擴大黨派矛盾，煽動部分選民對外來移民採取更加偏激的態度。這種宣傳還會增強選民的內部認同感，使其認為所屬黨派更具“道德優越性”。例如，拜登一直強調自己是所有美國人的總統，在税收政策上旨在促進社會公平，而非像共和黨一樣為富人和大企業減税。這使兩黨選民在税收政策上的立場差距越來越大。

其次，敵視情緒加劇美國民眾的非理性思考，促使他們更加傾向於通過暴力解決矛盾。如法國心理學家勒龐所説，“羣體不善於推理，卻急於採取行動”。美國持不同政見的選民之間常常爆發衝突。2024年7月，密歇根州北部一名81歲老人為總統候選人特朗普張貼標語時，遭特朗普反對者襲擊；同月在北卡羅來納州帕斯夸克縣，3名青少年表示“不喜歡”特朗普後，遭4名特朗普支持者開槍襲擊。雖然這種暴力行動帶來恐慌和社會動盪，但大多數施暴選民自認為處於道德制高點，其行為具有合理性，從而有恃無恐。“驕傲男孩”（Proud Boys）和“誓言守護者”（Oath Keepers）等極右翼團體在特朗普第一個任期內表現活躍，積極參與暴力示威和衝突，揚言民主黨和進步主義者試圖破壞“真正的”美國，自詡為捍衞“美國價值觀”的“最後一道防線”，將其暴力行為正當化。

2021年8月22日，美國俄勒岡州波特蘭，美國極右翼團體同極左翼組織“反法西斯主義運動”（Antifa）以及其他左翼示威人士爆發衝突。圖為衝突場景  視覺中國/供圖

最後，政治精英對暴力行動的寬容甚至“嘉獎”，加劇了不同陣營選民的對立。政黨為迎合選民，不斷煽動暴力行為。例如，共和黨內部對“國會山騷亂”意見不一，時任參議院少數黨領袖米奇·麥康奈爾譴責這一暴力事件的煽動者和參與者，但時任眾議員馬喬麗·泰勒·格林等人對騷亂者表現出同情，甚至讚揚其“愛國精神”，同時指責民主黨和“深層政府”操控選舉。特朗普也公開表示對這些暴力分子的寬容，稱其為“偉大的美國愛國者”，並呼籲讓他們以“和平的方式”回家。

可見，政治極化和選舉暴力關係密切，且均有愈演愈烈的趨勢，選舉只是這一現象的集中表現。美國政客為了政治利益，刻意操控、鞏固和強化這種趨勢。美國民眾和美國社會卻困在暴力行動的惡性循環中，無法擺脱選舉暴力的怪圈。

美式民主深陷極化泥潭

自美國建國起，各方勢力在國家建設等諸多議題上的分歧催生了黨派團體，分歧和極化的基因內嵌於美國政黨政治發展史中，持續催生以選舉暴力為代表的多種暴力形式，美國民主制度面臨危機。

健康的民主制度和國家治理離不開選民自主自願的政治參與和意見表達。然而，威脅、恐嚇和人身傷害等暴力會抑制選舉權的自由行使，導致黨派權力失衡，阻礙民主制度正常運行。在美國，選舉官員（election officials）是選舉的一線執行者，在選民登記、監督投票程序和選票計數等方面扮演重要角色，確保選舉公正與透明是其職責所在。不過，2024年紐約大學法學院布倫南司法中心的一項民調顯示，38%的選舉官員及其家人曾遭遇暴力威脅，62%的選舉官員擔心政治領導人會干預其工作，兩項統計數據較2023年均有所增長。

政治極化催生的選舉暴力事件還會增強政黨內部極端派的影響力，強化“我們與他們”的二元對立，壓縮兩黨妥協空間，致使黨派主義氾濫，阻礙議事效率，削弱治理效能。立法層面，兩黨難以在國會達成共識，醫療改革、少數族裔權利保護、移民政策、槍支管控等關乎民生的重大議題被當作政治武器。議員利用阻撓議事（filibuster）手段，發表冗長演講，拖長議會辯論過程，降低與自己政治立場相悖議案通過的概率，使立法變得十分困難且缺乏延續性。例如，2021年民主黨提出《約翰·劉易斯投票權促進法案》，以保護少數族裔和弱勢羣體的投票權，但參議院共和黨議員認為這是民主黨控制未來選舉的手段，因而利用阻撓議事的策略阻止了法案通過。行政層面，政治極化導致兩黨在税收、財務支出和債務上限等議題上難以達成妥協，政府在資金短缺的情況下被迫關門。如2018年末到2019年初，由於參議院未能通過包含建造美墨邊界牆在內的臨時支出法案，美國政府停擺長達35天。每次政府停擺都對美國經濟和社會穩定造成消極影響，普通民眾深受其害。

政治極化與選舉暴力削弱美國選舉的公平性，迫使選民走極端路線和訴諸暴力以達成訴求，並將選舉作為利益之爭的關鍵“戰場”。每一個事關選舉的敏感時間節點都有可能爆發暴力衝突，即便能和平度過，也會為未來發生的暴力事件積蓄怨恨。由政治極化痼疾和政客煽風點火引發的暴力衝突不僅造成直接損失，還讓民眾間和解的可能性越來越小，令美式民主制度雪上加霜。比如2017年8月，極右翼白人至上主義者於夏洛茨維爾鎮集會，抗議當地政府移除南北戰爭時期南方軍事將領羅伯特·李雕像的計劃，並與反白人主義者發生暴力衝突。衝突中，一名新納粹分子駕車撞向反白人主義羣體，造成1死19傷。騷亂後，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稱集會者和抗議人羣“都有責任”，這一態度引發廣泛批評。各方壓力下，特朗普才發表聲明，表示“反對一切形式的仇恨、偏執和種族主義”。但批評人士認為，特朗普在譴責白人至上主義等極右翼羣體時不及時、不徹底。

近年來，美國極右翼勢力仍在不斷壯大，美國選舉面臨更嚴重的暴力威脅：從2018年10月多名批評過特朗普的知名民主黨人士收到郵包炸彈，到2022年10月中期選舉前，時任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的丈夫在家中被破窗而入的極端分子襲擊，再到2024年11月總統選舉前，右翼分子在社交媒體平台上發佈暴力恐嚇言論，影響公民的投票自由與安全。此類事件層出不窮，説明黨派妥協是暫時的，美國積重難返的政治極化，會持續引發包括選舉暴力在內的多種暴力衝突。

總而言之，美國國家與社會結構性矛盾導致政治極化愈演愈烈，由此產生的選舉暴力是對美式民主的嚴峻挑戰，甚至讓美國民主政治陷入惡性循環。美國民主制度在維持社會秩序和國家穩定方面愈發困難和低效，其對外推廣自身民主模式的舉動更面臨合法性危機。

作者單位：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 外交學院外交學與外事管理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