墊底醫學生逆襲頂級三甲，師從中國肺移植第一人_風聞

　　從一名對醫學不感興趣，對未來缺乏規劃的“擺爛”醫學生，到站上國際舞台上分享學術成果、參與全球第一例新冠雙肺移植手術，他做了什麼？

　　撰文丨****凌   駿

　　責編丨汪   航

　　8年前，南京醫科大學醫學生趙晉做了一個“大膽”的決定，他點開有着“中國肺移植第一人”之稱的陳靜瑜教授的微博，想私信問問報考他的研究生，是否還有名額。

　　趙晉並不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好學生”。相反在本科期間，他對醫學完全不感興趣，掛過兩門科，績點一度不滿2分，逃課打遊戲，夢想成為電競選手……

　　但如今，博士畢業的趙晉，已是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肺移植科的主治醫師。過去幾年，他參與了全球首例新冠肺炎患者的雙肺移植，構建的小鼠肺移植模型，獲得“梅奧”專家的點評和認可，並在入職第一年便拿到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青年項目。

　　“從一名對未來充滿迷茫的醫學生，到在國際舞台上分享學術成果，成為一名肺移植專科醫生，這是我之前想都不敢想的事。”趙晉對“醫學界”説，只要目標堅定，任何時候啓程都不晚。

　　趙晉（左一）隨陳靜瑜教授（左三）團隊參與國際心肺移植學會年會

　　以下是趙晉的自述（經編輯整理）：

　　“陳靜瑜？沒聽説過”

　　和很多從小有醫學夢的人不同，高考結束時，我對醫學還幾乎沒有瞭解。當時第一志願填了工科院校，第二志願根本沒管。父母覺得“醫生”是個不錯的職業，於是幫我寫上。陰差陽錯，第一志願落榜，我成為了一名醫學生。

　　2012年，我來到南京醫科大學。最開始，我對未來沒有任何規劃，課堂上枯燥的臨牀醫學知識，也提不起我的興趣。逃課玩遊戲、通宵去網吧，我“英雄聯盟”玩得很不錯，有時還想着“加把勁”，説不定今後能當個職業選手。

　　大二那年，我參加了學校和南方醫科大學的交換生項目，本着“換個城市玩”的想法，我又在廣州呆了一年，一個人四處旅遊。但這次回來後不久，我發現情況不對了。

　　大三下學期，身邊的同學大多已有了畢業規劃。有人考研、出國深造，有人就想順順利利畢業，回家鄉的“小醫院”找份安穩的工作。只有我，所有課程的平均績點才1.9分，掛過兩門課，按照學校“績點2分”的底線，甚至連畢業證都拿不到。

　　這是我上大學後，第一次因為學業而感到緊迫和焦慮。這樣的成績，不僅無法對父母交代，也是對自己人生的不負責。從那時起，我決定做出一些改變。

　　我不再逃課，早上去教室搶着坐在前排。下課後我走進健身房，用運動改變“晝夜顛倒”的生活習慣。三年多來，我第一次晚上走進了自習室，前面落下的課程太多，我一本本往回翻開了快落灰了的教材。

　　到了大四下學期，我的平均績點被拉回到2.1分，我做出了一個“大膽”的決定：考研。

　　醫學生考研，筆試前要提前定好想選報的導師。説來慚愧，前幾年光顧着玩，對整個行業幾乎沒太多瞭解，選哪個導師？更是毫無頭緒。還是一個學長提到，説既然我是無錫宜興人，可以考慮下無錫市人民醫院的陳靜瑜教授。

　　當時我第一反應是，陳靜瑜是誰？沒聽説過。做了一番功課後，我才瞭解陳教授在國內肺移植領域的專業地位。

　　當時，大部分男生更願意選擇泌尿外科這類科室，短平快的手術多，上手也相對容易。而心胸外科學習曲線長，十分辛苦，是醫學生的“冷門選擇”。陳教授是大專家，競爭卻可能沒那麼激烈，於是我下決心報考他的研究生。

　　趙晉

　　從查無此人到走上臨牀

　　為了備戰考研，大五那年，我白天在醫院裏實習輪轉，中午抽空看看書，晚上回到宿舍再繼續學習。那段時間，經常是半夜一兩點睡，早上七點起牀就往醫院趕。由於落下的知識太多，我知道自己要花比別人更多的時間才能補回來。

　　就在這時候，無錫市人民醫院的招生簡章出來了，我的心瞬間涼了半截——陳教授只招一個研究生。我盤算着，先不論最終的成績，萬一陳教授已有了心儀的人選，那我不純成陪跑的了。

　　當時我想，必須先問問陳教授有沒有“內定”。2016年10月底，我點開陳教授的微博，盯着私信頁面糾結了半天。但最終，我還是沒敢問出這句話，只是簡單表達了一下報考意願，覺得能先給老師留下個印象，也是好的。

　　2017年初考研成績公佈，我的總分346分，是所有報考陳教授學生裏的第一名。我覺得時機到了，於是查了陳教授的門診時間，早上8點直接來到醫院診室門口候着。陳教授來自全國各地的病人絡繹不絕，我坐在門外一刻不敢離開。12點沒病人後，我直接衝進診室，把他都嚇了一跳。

　　簡單一番自我介紹後，我終於鼓起勇氣，委婉地向陳教授表達了我的擔憂，問他是否已有了意向人選。陳教授的回答打消了我的顧慮，他讓我回去安心準備面試。

　　筆試和麪試隔了兩個月，這期間我搜遍了和肺移植相關的文獻。肺移植領域非常“專”，尤其是英文文獻，對本科生而言有很大難度。我反覆查閲大量資料，儘可能去消化、理解論文裏的要點。

　　面試那天，我順利答上了陳教授兩個有關肺移植的專業問題。錄取結果公佈後，激動的心情難以掩蓋——我終於成為陳教授2017級的一名碩士研究生。

　　陳教授屬於性格非常温和的那類外科醫生，手術枱上，即便我們出現一些“小瑕疵”，沒跟上他的節奏，他也只是耐心地和我們再交代幾句，從來不會發火。

　　研究生前兩年，我經常跟着高年資醫生全國各地跑，去取供體肺。某種程度上，我覺得自己是適合做外科的那類人。我的父親從事紫砂壺製作工藝，或許是精細操作的能力有所遺傳，研二時，我已經能在上級醫生的監督下，獨立完成供體肺的獲取手術了。

　　接觸臨牀後，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醫學的神聖。大家都知道醫生是治病救人，可當一位連呼吸都是在遭罪的終末期肺病患者真正來到你面前，大家協作通過肺移植讓他重獲新生後，那種職業成就感無以言表。

　　研三那年，我又面臨一個新的選擇。陳教授團隊和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有合作的項目，他問我願不願意離開臨牀半年，去北京的實驗室安心做實驗。

　　當時的我還沒接觸過科研，內心十分猶豫。我研究生成績不錯，按部就班碩士畢業，估計自己也有很大機會留在團隊裏工作。更何況，即便是陳教授的研究生，一大部分人也會選擇轉而從事普胸外科等。

　　手術中的趙晉

　　事實上，肺移植從來不是醫學生“高性價比”的就業選擇。手術難做、週期長、風險還大，相比肺結節、早期肺癌的手術一天能做上十幾台，專門只做肺移植的醫生，放眼全國都是少有的。

　　雖然本科上課不太認真，但醫學統計學老師的一句話我一直銘記在心，“毫無風險意味着毫無價值”。因此一番糾結後，最終我還是決定前往北京。從曾經一名“擺爛的學渣”一路走到現在，再挑戰下自己，又有何不可呢？

　　肺移植冷門，但大有可為

　　回想起來，那次決定也是我職業生涯的一個轉折點。

　　不僅是在中國，放眼國際，肺移植都不算熱門的領域。此前多數有關肺移植的科研探索主要集中在手術和術後管理層面，以“大型動物”實驗為主。而真正從細胞、分子機制等層面，系統性去解釋肺移植排斥反應、肺缺血功能損傷的團隊，極為少見。

　　由於小鼠的基因背景清楚，構建小鼠模型的配套技術也十分成熟，小鼠是研究肺移植病理、生理機制的最佳動物模型。但小鼠的肺只有人小腳趾指甲蓋大小，血管和支氣管直徑約2-3mm，要給它換肺、吻合血管等，難度可想而知。

　　那段時間，我每天要在顯微鏡前坐上10個小時，眼都看花了。有時快到最後一步，呼吸一用力，手一抖，又前功盡棄。

　　幸運的是，經過兩個月反覆的嘗試，研三結束前，我成功構建出了小鼠的左肺移植模型。成功的那一刻，我不禁喜極而泣。查閲資料後我發現，全球能將這一動物模型研究常規化的團隊，不超過10個。除了操作難度大，也側面反映了這不是一個“吃香”的領域。

　　前排左邊陳靜瑜教授，右邊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湯楠教授

　　通過小鼠肺移植模型，探索肺移植後機體損傷的相關機制，也成了我博士階段的研究課題。通過無數次實驗，我發現相比前肺門吻合，後肺門吻合的手術方式所需時間更短、術後併發症更少。這項成果發表後，獲得了美國梅奧醫學中心胸外科教授的評論與認可。

　　到了2023年，我進一步構建出了小鼠的右肺移植模型。相比左肺，小鼠右肺有4個肺葉，操作難度更大，但它更能反映肺移植後的一系列生理變化，也具有更高的研究價值。

　　正因為做出了小鼠的右肺移植模型，2024年5月，我受邀前往捷克布拉格，參加了2024年國際心肺移植學會年會。當時有很多國外專家都對這一模型非常感興趣，紛紛來找我探討技術細節。

　　除了科研，博士期間我還承擔了更多的臨牀工作。

　　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發，2月28日，我接到陳教授的電話，他讓我去開封取供體，團隊要對新冠肺炎患者開展肺移植手術。收到指示後，我立刻“全副武裝”乘高鐵獨自前往開封，在當地上級醫生的協助下，主刀完成了供體肺的獲取，隨後立刻返回無錫，把肺交到了團隊手上。

　　趙晉在取供體的路上接受防疫檢查

　　2月29日午夜，陳靜瑜教授主刀，帶隊完成了全球首例重症新冠感染的雙肺移植。我是在隔離點得知這一消息的，心情非常激動，自己有幸參與了這一歷史性的時刻，成為了移植環節“第一步”的執行者。

　　從一名通宵打遊戲、掛科的醫學生，到站上國際舞台分享學術成果、參與全球首例新冠雙肺移植術並發表文章，這是我之前想都不敢想的事。

　　真正成為一名“肺移植醫生”

　　在陳靜瑜教授來到浙大二院組建肺移植外科後，2023年博士畢業，我也來到了杭州，留在了浙大二院，正式成為一名肺移植臨牀醫生。

　　趙晉（右一）在手術枱上

　　從“醫學生”到“醫生”，身份轉變的同時，我對醫學的內涵也有了更深的理解。

　　早期談起肺移植，作為學生，我只是感覺非常“高大上”，有各種高精尖的儀器和技術，手術團隊“排場”拉滿。但走上臨牀後，我越來越發現，每一台手術，都需要肺移植整個多學科團隊團結協助，且大家抱着背水一戰的心態，去救治每一位患者。

　　這不僅是醫療技術層面的問題。和其他病種不同，很多晚期肺病都是“窮病”，我們有太多患者，他們賣房、借錢，東拼西湊只為了給家屬博一個生存的機會。但即便一切操作都符合指南、共識……醫療行為的客觀風險始終存在。

　　當你知道某個患者，光做手術已經是耗盡畢生積蓄。一旦術後出現併發症，比如感染……在ICU裏躺着，僅僅抗生素一天就是上萬元的開銷，結局還不確定，你怎麼和家屬解釋？很多事情，嚴格意義上並不在醫生的“責任範疇”。但身處其中，又很難不感受到這些壓力。

　　這也是為何多年來，陳教授一直在科普、呼籲，不要等到“瀕死期”再來尋求搶救性肺移植，一旦確診相關疾病，達到手術指徵，越早移植成功率越高。這不僅能極大降低“人財兩空”的風險，患者術後的恢復情況、長期預後、生存質量等也能大幅提高。

　　在肺移植外科，我們沒有擇期手術、“排手術”的概念，始終處於24h待命狀態。一旦接到供體到位的通知，無論是法定假日還是休假，不管是在家還是出了遠門，都得第一時間返崗。

　　而從事肺移植的醫生，也必須讓自己成為“全能手”，術前管理、ICU深靜脈置管、內科用藥、超聲影像……不只是外科，所有相關專業的知識和技術都要有所掌握。

　　如今，三甲醫院對年輕醫生的要求，也不僅侷限在臨牀工作，科研也得同步進行。

　　白天給患者做手術，晚上給小鼠做手術，目前，我的研究方向是肺移植後的排斥反應。排斥始終是器官移植最大的障礙，尤其是肺移植，發生慢性排斥的概率要遠高於其他器官移植。我想如果有朝一日，學界能解決這個問題，將有更多患者能因此重獲新生。

　　陳教授團隊是國內唯一一支只做肺移植的胸外科團隊，這意味着我可能也是國內少有的，只做肺移植的年輕胸外科醫生。關於未來能取得多大的職業成就，我沒想太多。

　　我只是覺得，能找到一個相對擅長，並且認可的事，一直做下去，就已經足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