墊底醫學生逆襲頂級三甲,師從中國肺移植第一人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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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名對醫學不感興趣,對未來缺乏規劃的“擺爛”醫學生,到站上國際舞台上分享學術成果、參與全球第一例新冠雙肺移植手術,他做了什麼?
撰文丨****凌 駿
責編丨汪 航
8年前,南京醫科大學醫學生趙晉做了一個“大膽”的決定,他點開有着“中國肺移植第一人”之稱的陳靜瑜教授的微博,想私信問問報考他的研究生,是否還有名額。
趙晉並不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好學生”。相反在本科期間,他對醫學完全不感興趣,掛過兩門科,績點一度不滿2分,逃課打遊戲,夢想成為電競選手……
但如今,博士畢業的趙晉,已是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肺移植科的主治醫師。過去幾年,他參與了全球首例新冠肺炎患者的雙肺移植,構建的小鼠肺移植模型,獲得“梅奧”專家的點評和認可,並在入職第一年便拿到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青年項目。
“從一名對未來充滿迷茫的醫學生,到在國際舞台上分享學術成果,成為一名肺移植專科醫生,這是我之前想都不敢想的事。”趙晉對“醫學界”説,只要目標堅定,任何時候啓程都不晚。

趙晉(左一)隨陳靜瑜教授(左三)團隊參與國際心肺移植學會年會
以下是趙晉的自述(經編輯整理):
“陳靜瑜?沒聽説過”
和很多從小有醫學夢的人不同,高考結束時,我對醫學還幾乎沒有瞭解。當時第一志願填了工科院校,第二志願根本沒管。父母覺得“醫生”是個不錯的職業,於是幫我寫上。陰差陽錯,第一志願落榜,我成為了一名醫學生。
2012年,我來到南京醫科大學。最開始,我對未來沒有任何規劃,課堂上枯燥的臨牀醫學知識,也提不起我的興趣。逃課玩遊戲、通宵去網吧,我“英雄聯盟”玩得很不錯,有時還想着“加把勁”,説不定今後能當個職業選手。
大二那年,我參加了學校和南方醫科大學的交換生項目,本着“換個城市玩”的想法,我又在廣州呆了一年,一個人四處旅遊。但這次回來後不久,我發現情況不對了。
大三下學期,身邊的同學大多已有了畢業規劃。有人考研、出國深造,有人就想順順利利畢業,回家鄉的“小醫院”找份安穩的工作。只有我,所有課程的平均績點才1.9分,掛過兩門課,按照學校“績點2分”的底線,甚至連畢業證都拿不到。
這是我上大學後,第一次因為學業而感到緊迫和焦慮。這樣的成績,不僅無法對父母交代,也是對自己人生的不負責。從那時起,我決定做出一些改變。
我不再逃課,早上去教室搶着坐在前排。下課後我走進健身房,用運動改變“晝夜顛倒”的生活習慣。三年多來,我第一次晚上走進了自習室,前面落下的課程太多,我一本本往回翻開了快落灰了的教材。
到了大四下學期,我的平均績點被拉回到2.1分,我做出了一個“大膽”的決定:考研。
醫學生考研,筆試前要提前定好想選報的導師。説來慚愧,前幾年光顧着玩,對整個行業幾乎沒太多瞭解,選哪個導師?更是毫無頭緒。還是一個學長提到,説既然我是無錫宜興人,可以考慮下無錫市人民醫院的陳靜瑜教授。
當時我第一反應是,陳靜瑜是誰?沒聽説過。做了一番功課後,我才瞭解陳教授在國內肺移植領域的專業地位。
當時,大部分男生更願意選擇泌尿外科這類科室,短平快的手術多,上手也相對容易。而心胸外科學習曲線長,十分辛苦,是醫學生的“冷門選擇”。陳教授是大專家,競爭卻可能沒那麼激烈,於是我下決心報考他的研究生。

趙晉
從查無此人到走上臨牀
為了備戰考研,大五那年,我白天在醫院裏實習輪轉,中午抽空看看書,晚上回到宿舍再繼續學習。那段時間,經常是半夜一兩點睡,早上七點起牀就往醫院趕。由於落下的知識太多,我知道自己要花比別人更多的時間才能補回來。
就在這時候,無錫市人民醫院的招生簡章出來了,我的心瞬間涼了半截——陳教授只招一個研究生。我盤算着,先不論最終的成績,萬一陳教授已有了心儀的人選,那我不純成陪跑的了。
當時我想,必須先問問陳教授有沒有“內定”。2016年10月底,我點開陳教授的微博,盯着私信頁面糾結了半天。但最終,我還是沒敢問出這句話,只是簡單表達了一下報考意願,覺得能先給老師留下個印象,也是好的。
2017年初考研成績公佈,我的總分346分,是所有報考陳教授學生裏的第一名。我覺得時機到了,於是查了陳教授的門診時間,早上8點直接來到醫院診室門口候着。陳教授來自全國各地的病人絡繹不絕,我坐在門外一刻不敢離開。12點沒病人後,我直接衝進診室,把他都嚇了一跳。
簡單一番自我介紹後,我終於鼓起勇氣,委婉地向陳教授表達了我的擔憂,問他是否已有了意向人選。陳教授的回答打消了我的顧慮,他讓我回去安心準備面試。
筆試和麪試隔了兩個月,這期間我搜遍了和肺移植相關的文獻。肺移植領域非常“專”,尤其是英文文獻,對本科生而言有很大難度。我反覆查閲大量資料,儘可能去消化、理解論文裏的要點。
面試那天,我順利答上了陳教授兩個有關肺移植的專業問題。錄取結果公佈後,激動的心情難以掩蓋——我終於成為陳教授2017級的一名碩士研究生。
陳教授屬於性格非常温和的那類外科醫生,手術枱上,即便我們出現一些“小瑕疵”,沒跟上他的節奏,他也只是耐心地和我們再交代幾句,從來不會發火。
研究生前兩年,我經常跟着高年資醫生全國各地跑,去取供體肺。某種程度上,我覺得自己是適合做外科的那類人。我的父親從事紫砂壺製作工藝,或許是精細操作的能力有所遺傳,研二時,我已經能在上級醫生的監督下,獨立完成供體肺的獲取手術了。
接觸臨牀後,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醫學的神聖。大家都知道醫生是治病救人,可當一位連呼吸都是在遭罪的終末期肺病患者真正來到你面前,大家協作通過肺移植讓他重獲新生後,那種職業成就感無以言表。
研三那年,我又面臨一個新的選擇。陳教授團隊和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有合作的項目,他問我願不願意離開臨牀半年,去北京的實驗室安心做實驗。
當時的我還沒接觸過科研,內心十分猶豫。我研究生成績不錯,按部就班碩士畢業,估計自己也有很大機會留在團隊裏工作。更何況,即便是陳教授的研究生,一大部分人也會選擇轉而從事普胸外科等。

手術中的趙晉
事實上,肺移植從來不是醫學生“高性價比”的就業選擇。手術難做、週期長、風險還大,相比肺結節、早期肺癌的手術一天能做上十幾台,專門只做肺移植的醫生,放眼全國都是少有的。
雖然本科上課不太認真,但醫學統計學老師的一句話我一直銘記在心,“毫無風險意味着毫無價值”。因此一番糾結後,最終我還是決定前往北京。從曾經一名“擺爛的學渣”一路走到現在,再挑戰下自己,又有何不可呢?
肺移植冷門,但大有可為
回想起來,那次決定也是我職業生涯的一個轉折點。
不僅是在中國,放眼國際,肺移植都不算熱門的領域。此前多數有關肺移植的科研探索主要集中在手術和術後管理層面,以“大型動物”實驗為主。而真正從細胞、分子機制等層面,系統性去解釋肺移植排斥反應、肺缺血功能損傷的團隊,極為少見。
由於小鼠的基因背景清楚,構建小鼠模型的配套技術也十分成熟,小鼠是研究肺移植病理、生理機制的最佳動物模型。但小鼠的肺只有人小腳趾指甲蓋大小,血管和支氣管直徑約2-3mm,要給它換肺、吻合血管等,難度可想而知。
那段時間,我每天要在顯微鏡前坐上10個小時,眼都看花了。有時快到最後一步,呼吸一用力,手一抖,又前功盡棄。
幸運的是,經過兩個月反覆的嘗試,研三結束前,我成功構建出了小鼠的左肺移植模型。成功的那一刻,我不禁喜極而泣。查閲資料後我發現,全球能將這一動物模型研究常規化的團隊,不超過10個。除了操作難度大,也側面反映了這不是一個“吃香”的領域。

前排左邊陳靜瑜教授,右邊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湯楠教授
通過小鼠肺移植模型,探索肺移植後機體損傷的相關機制,也成了我博士階段的研究課題。通過無數次實驗,我發現相比前肺門吻合,後肺門吻合的手術方式所需時間更短、術後併發症更少。這項成果發表後,獲得了美國梅奧醫學中心胸外科教授的評論與認可。
到了2023年,我進一步構建出了小鼠的右肺移植模型。相比左肺,小鼠右肺有4個肺葉,操作難度更大,但它更能反映肺移植後的一系列生理變化,也具有更高的研究價值。
正因為做出了小鼠的右肺移植模型,2024年5月,我受邀前往捷克布拉格,參加了2024年國際心肺移植學會年會。當時有很多國外專家都對這一模型非常感興趣,紛紛來找我探討技術細節。
除了科研,博士期間我還承擔了更多的臨牀工作。
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發,2月28日,我接到陳教授的電話,他讓我去開封取供體,團隊要對新冠肺炎患者開展肺移植手術。收到指示後,我立刻“全副武裝”乘高鐵獨自前往開封,在當地上級醫生的協助下,主刀完成了供體肺的獲取,隨後立刻返回無錫,把肺交到了團隊手上。

趙晉在取供體的路上接受防疫檢查
2月29日午夜,陳靜瑜教授主刀,帶隊完成了全球首例重症新冠感染的雙肺移植。我是在隔離點得知這一消息的,心情非常激動,自己有幸參與了這一歷史性的時刻,成為了移植環節“第一步”的執行者。
從一名通宵打遊戲、掛科的醫學生,到站上國際舞台分享學術成果、參與全球首例新冠雙肺移植術並發表文章,這是我之前想都不敢想的事。
真正成為一名“肺移植醫生”
在陳靜瑜教授來到浙大二院組建肺移植外科後,2023年博士畢業,我也來到了杭州,留在了浙大二院,正式成為一名肺移植臨牀醫生。

趙晉(右一)在手術枱上
從“醫學生”到“醫生”,身份轉變的同時,我對醫學的內涵也有了更深的理解。
早期談起肺移植,作為學生,我只是感覺非常“高大上”,有各種高精尖的儀器和技術,手術團隊“排場”拉滿。但走上臨牀後,我越來越發現,每一台手術,都需要肺移植整個多學科團隊團結協助,且大家抱着背水一戰的心態,去救治每一位患者。
這不僅是醫療技術層面的問題。和其他病種不同,很多晚期肺病都是“窮病”,我們有太多患者,他們賣房、借錢,東拼西湊只為了給家屬博一個生存的機會。但即便一切操作都符合指南、共識……醫療行為的客觀風險始終存在。
當你知道某個患者,光做手術已經是耗盡畢生積蓄。一旦術後出現併發症,比如感染……在ICU裏躺着,僅僅抗生素一天就是上萬元的開銷,結局還不確定,你怎麼和家屬解釋?很多事情,嚴格意義上並不在醫生的“責任範疇”。但身處其中,又很難不感受到這些壓力。
這也是為何多年來,陳教授一直在科普、呼籲,不要等到“瀕死期”再來尋求搶救性肺移植,一旦確診相關疾病,達到手術指徵,越早移植成功率越高。這不僅能極大降低“人財兩空”的風險,患者術後的恢復情況、長期預後、生存質量等也能大幅提高。
在肺移植外科,我們沒有擇期手術、“排手術”的概念,始終處於24h待命狀態。一旦接到供體到位的通知,無論是法定假日還是休假,不管是在家還是出了遠門,都得第一時間返崗。
而從事肺移植的醫生,也必須讓自己成為“全能手”,術前管理、ICU深靜脈置管、內科用藥、超聲影像……不只是外科,所有相關專業的知識和技術都要有所掌握。

如今,三甲醫院對年輕醫生的要求,也不僅侷限在臨牀工作,科研也得同步進行。
白天給患者做手術,晚上給小鼠做手術,目前,我的研究方向是肺移植後的排斥反應。排斥始終是器官移植最大的障礙,尤其是肺移植,發生慢性排斥的概率要遠高於其他器官移植。我想如果有朝一日,學界能解決這個問題,將有更多患者能因此重獲新生。
陳教授團隊是國內唯一一支只做肺移植的胸外科團隊,這意味着我可能也是國內少有的,只做肺移植的年輕胸外科醫生。關於未來能取得多大的職業成就,我沒想太多。
我只是覺得,能找到一個相對擅長,並且認可的事,一直做下去,就已經足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