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飛昇成演技派了?別開玩笑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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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我是影小妹
看完內地清明節檔期的電影票房成績,業內一片哀嚎。
想到會差,但沒想到那麼差。
很多人分析是沒有大體量的片子上映,再加上《哪吒》的虹吸效應,導致觀眾急劇流失。
當然,新上映的電影裏,質量沒有特別拔萃的,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而今天要説的,是清明節檔期裏評分最高的一部,也是爭吵最激烈的一部——
《不説話的愛》

*本文有劇透
此片預售票房一路飆升,不僅刷新了近三年清明檔國產片的紀錄,點映期間更是收穫了觀眾們一片“看哭了”的讚歎。
要説話題性,聾人父親與聽人女兒之間的親情故事並不能真正做到吸引觀眾。
而真正在前期有討論度的,其實是主演張藝興。

故事情節並不複雜。
聾人父親小馬(張藝興飾)在離婚後獨自承擔起撫養女兒木木(李珞桉飾)的重任。
木木雖然能聽見聲音,但從小與父親用手語交流,幾乎不開口説話。
父女倆蝸居在一家由聾人經營的麻將館裏,日子雖然過得並不富裕,但那份相依為命的温情卻讓人動容。

然而,前妻的突然歸來打破了這份寧靜,她提出爭奪撫養權,讓小馬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前妻經濟條件優越,承諾給木木更好的生活,而小馬既無穩定收入,又因聽障在職場上屢屢受挫。
為了爭奪女兒,他鋌而走險加入詐騙團伙,通過故意撞車騙保來賺錢。
最終,小馬被捕入獄,女兒在法庭上崩潰大哭,一句“我爸爸是好人”讓反派臨時翻供,案件得以從輕發落。

多年後,木木成為了一名法律工作者,致力於幫助像父親一樣的聽障羣體。
導演沙漠延續了原版短片的風格,通過獨特的視聽語言強化了聾人羣體的主觀視角。
聽人的對話被消音處理,畫面變得模糊,讓觀眾彷彿置身於小馬的無聲世界。
父女互動的細節設計尤為用心:
兩人睡上下鋪時通過鏡子用手語交流,在牆上比劃出飛鳥的光影,木木用吹笛子來表達愛意,而聽不見的小馬只能用力鼓掌回應。
這些片段確實讓人感動落淚,但問題在於,這些温情瞬間更像是精心設計的“情感按鈕”,而非真實生活的自然流露。

比如木木突然決定跟隨母親移民,只為逼迫父親放棄危險行徑;
機場離別時,小馬被誤認為罪犯按倒在地,木木哭喊着“放開我爸爸”——
這些情節的戲劇衝突過於刻意,彷彿是專門為了觸動觀眾的淚腺而設計的。
張藝興的表演成為了觀眾們爭議的焦點。
客觀來説,他的努力是顯而易見的。

為了演好聾人父親這個角色,他學習了手語,模仿聽障者的肢體習慣,在某些日常場景中甚至讓人忘記了他原本是一位偶像歌手。
然而,當他需要展現角色更深層次的複雜性時,表演就顯得有些力不從心了。
小馬這個角色不僅僅是聾人,更是一個被前妻拋棄的單身父親,一個明知女兒跟着母親會過得更好卻執意爭奪撫養權的自私者,一個被生活逼入絕境的底層邊緣人。

這些身份本應交織出扭曲的慾望與掙扎,但張藝興的詮釋大多停留在“憨笑”與“突然黑化”的兩極。
面對前妻時的暴怒、被警察逮捕時的兇狠、陷入詐騙團伙時的道德崩塌,這些情緒轉折都缺乏足夠的鋪墊,顯得過於生硬和突兀。

電影更大的問題在於邏輯上的斷裂。
小馬爭奪撫養權的動機始終模糊不清。
他明明知道前妻能提供更好的物質條件,甚至原本約定等木木上學後就讓前妻接手撫養權,卻在關鍵時刻突然變得偏執起來。
編劇試圖用“父愛”來解釋一切,但實在難以説服觀眾。
一個聾啞人父親,是出於什麼心理,讓孩子跟着自己顛沛流離?是父愛?
而詐騙團伙的設計更是顯得兒戲,女銷售僅憑一句“打官司需要錢”就讓小馬甘心賣命,犯罪過程毫無技術含量可言,彷彿聾人天生就是容易被利用的工具人。

這些漏洞被密集的煽情片段所掩蓋:
雨中騎電動車接女兒、父女在工地相依為命、木木説出“要是沒有我就好了”。
導演不斷用濾鏡、慢鏡頭和悲情配樂來轟炸觀眾,讓人無暇思考故事的合理性。
影片一方面在試圖打破刻板印象,展現聾人之間的互助温情。
麻將館裏的聾人們為了保護木木的純真而掩飾打架糾紛,搬遷時集體沉默目送木木離開,希望她能“像正常人一樣生活”。
但另一方面,它又不自覺地將聽障羣體置於對立的兩極。
前妻是冷漠的闖入者,詐騙團伙是純粹的惡人,法官武斷地認定“聾人不值得同情”。

這種非黑即白的塑造方式恰恰加深了“聾人=善良受害者”的刻板印象。
更遺憾的是,電影避開了真正的社會癥結。
小馬找不到工作、被酒店開除、依賴女兒當翻譯才能接活。
這些細節本可以引出教育資源不均、就業歧視、社會福利缺失等結構性困境,但影片只是草草帶過。
當成年木木在法庭上高喊“聾人需要更多包容”時,口號式的呼籲顯得蒼白無力,彷彿社會問題只需靠道德感化就能解決。
這種創作思路暴露了當下國產現實題材電影的普遍困境。

越來越多的作品將鏡頭對準邊緣羣體,演員們也熱衷於通過“自毀形象”來尋求轉型。
趙麗穎演聽障母親、王俊凱演口吃少年、易烊千璽挑戰腦癱患者……
這種探索本身是值得肯定的,但若只把殘障當作演技跳板、把苦難簡化為催淚工具,最終呈現的仍是懸浮的偽現實主義。
不可否認,《不説話的愛》確實有其存在的價值。
它讓更多觀眾開始關注聽障羣體,影院裏的抽泣聲至少證明人們願意為陌生人的苦難共情。
然而,當電影將殘酷現實包裝成糖果色的童話、用“哭就完了”來取代真正的思考時,這種感動終究是廉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