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等名校富得流油，幹嘛為幾億美元就屈從特朗普？_風聞

來源：中國科學報

文 ｜ 郭英劍（中國人民大學全民閲讀教育研究院院長）

在近期本專欄的三篇文章《特朗普鬧成這樣，美國教育部是否真會撤？》《特朗普施壓下，美國高校“獨立性”大旗還能扛多久》《特朗普要“問斬”教育部，61%民眾反對，留得住嗎？》中，我重點探討了美國總統特朗普為何要裁撤美國教育部、削減聯邦政府經費迫使高校實施改革，以及高校的應對措施。這一事件背後有一個問題令很多人困惑——美國頂尖高校一直以財力雄厚聞名世界，如美國哈佛大學這樣的常春藤盟校甚至宣稱“富可敵國”，這次為何會因為區區幾億美元就屈服於聯邦政府的壓力？ 

哈佛成第五所被施壓的常春藤盟校

近期，美國特朗普政府對多所頂尖大學採取了削減聯邦經費的措施，主要原因是指控這些院校未能有效應對校園內的反猶太主義事件。

這其中，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首當其衝，已失去4億美元的聯邦資金，而特朗普和美國企業家馬斯克的母校——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約1.75億美元的聯邦資助被削減。上週，另外兩所常春藤盟校——美國布朗大學與普林斯頓大學也都受到影響。美國聯邦政府計劃凍結布朗大學約5.1億美元的聯邦資助；普林斯頓大學也有多個聯邦研究資助被暫停，具體金額尚未公開。

據美國媒體4月6日報道，幾天前，特朗普政府發佈了一份羅列哈佛大學必須滿足的各種要求的清單，作為獲得近 90 億美元撥款和合同的條件。4月3日，美國聯邦政府在寫給哈佛大學校長的一封信中，列出了與政府保持“持續財務關係”的必要條件。這與哥倫比亞大學在面臨數十億美元經費被削減的威脅下被迫作出改變的要求函類似。

由此，哈佛大學成為特朗普政府施壓的第五所常春藤盟校。特朗普政府稱，哈佛大學“未能從根本上保護美國學生和教職員免受反猶太主義暴力和騷擾”，要求哈佛取消多樣性、公平性和包容性課程，並禁止在抗議活動中佩戴面具，否則哈佛將失去聯邦資助。

白宮呼籲哈佛大學“進行有意義的治理改革”，並任命能幫助落實信中要求的校領導。信中還要求哈佛大學與國土安全部和其他聯邦監管機構 “承諾全面合作”，並“進行必要的組織變革，以確保全面合規”。信中還要求哈佛大學在招聘時摒棄基於族裔和性別的偏好，代之以“擇優錄取”的制度，並要求哈佛大學“通過組織結構和人事行動證明這些變化是持久的”。

不過，白宮並沒有給出哈佛接受這些要求的時間表，只是要求哈佛“立即合作”推行改革。據報道，哈佛大學確認收到了這封信，但沒有發表任何評論。

事實上，過去的一週裏，哈佛大學已經解僱了該校中東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員，暫停了哈佛大學神學院以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為重點的課程，並終止了與約旦河西岸歷史最悠久的大學的合作關係。

美高校壓力前所未有，領導層動盪不安

在美國高等教育歷史上，如此這般被聯邦政府集體性的施壓是從未有過的。這給涉事高校的領導層帶來了巨大震盪。

3月28日，哥倫比亞大學臨時校長卡特里娜·阿姆斯特朗在同意改變幾項政策，以滿足特朗普政府的要求僅一週後，因無法協調校內外學術界的巨大壓力，宣佈辭去臨時校長職務。

阿姆斯特朗是前校長米努什·沙菲克於去年8月宣佈辭職後接任的，但在短短7個月後，她就辭去了這一職務。沙菲克在任期間，校園內爆發了與加沙衝突相關的學生抗議活動，她因對抗議活動的處理方式面臨各方壓力，進而提出辭職。

阿姆斯特朗在任期間曾試圖在滿足聯邦政府要求與維護校園自治之間尋求平衡，但在執行政策時出現矛盾，導致校董事會對其處理能力產生質疑。最終，她選擇辭職。目前，哥倫比亞大學校董會聯合主席、資深記者克萊爾·希普曼被任命為代理校長，直至找到正式繼任者為止。

多個原因導致美頂尖高校選擇“屈服”

幾乎所有人都可以看到，特朗普政府對高校的施壓措施，已經引發了美國學術界的廣泛討論和關注。但在“抵抗”與“屈服”之間，高校似乎都近乎“屈服”地調整立場。對此，很多人質疑美國頂尖高校的捐贈基金規模龐大，為何不據此對聯邦政府説“不”。

必須承認，美國頂尖高校的捐贈基金的確規模龐大。據報道，截至2024年年底，美常春藤盟校的捐贈基金規模前四名的排序為——哈佛大學約520億美元、耶魯大學約414億美元、普林斯頓大學約341億美元、哥倫比亞大學約148億美元。不過，這並不代表着這些高校據此就有了説“不”的底氣，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

首先是財務現實，儘管常春藤高校擁有鉅額捐贈基金，但其財務管理有着嚴格的使用限制。

其一，這些捐贈基金大多投資於長期資產，如房地產、私募基金或長期股票投資，其流動性相對較差，短期內難以迅速變現。但聯邦經費通常以現金形式，按年、按季度支付，以此形成大學日常運營、科研項目及學生資助的直接資金流支持。一旦被削減或停止，大學短期內難以找到替代來源。

其二，大學進行的諸多基礎研究和創新項目直接依賴於聯邦資助。聯邦資金的減少將直接導致研究項目停擺，影響聘用的科研人員、博士生和博士後等人員的工資和研究經費，進而衝擊學校的科研生態系統。

其三，常春藤盟校雖然有豐厚的捐贈基金，但大學財務健康依賴資金來源的多樣性。聯邦經費作為一個關鍵資金來源，一旦被移除，將提高大學財務的整體風險，迫使高校在預算和項目運營上作出重大調整。

其次，除了直接削減經費外，聯邦政府手中還擁有多種“施壓工具”。比如，聯邦政府可以啓動合規性調查，以涉嫌違反1964年《民權法案》等聯邦法律為由，要求大學提供大量文書資料，甚至提起法律訴訟。這些調查程序耗時耗力、成本極高，即使最終高校被證明無過錯，過程本身也足以嚴重干擾正常的校園運營和管理。再比如，聯邦政府可以調整税收政策，如取消或減少大學捐贈基金的税收優惠，直接影響高校財務安全和捐贈者意願。政府也可以通過制定新的監管規則或頒佈行政命令，增加高校在招生、研究倫理、國際合作等方面的監管成本和風險。

此外，即便不直接取消撥款，聯邦政府仍可以通過人為提高申請門檻、增加審查要求、延遲資金髮放等方式，增加高校獲得聯邦資金的難度和成本。

再次，大學作為公共機構，必須維護自身在學生、教職員、校友、捐贈者和社會公眾中的形象與聲譽。特別是對於常春藤盟校而言，它們極為珍視其長期樹立起來的社會威望，這種威望本身也是其招募學生、教職員和吸引捐贈的重要資本，與政府的對抗則可能帶來媒體的大規模負面報道，尤其在政治敏感的議題上，高校一旦被捲入其中，或將導致其形象受損。

在處理校友、捐贈者的關係方面，不同立場的校友和捐贈者可能因政治問題撤回資金或減少捐贈的意願。如果高校被認為與政府立場嚴重對立，則可能失去一些主要捐贈者的信任與支持。要知道，捐贈者偏好穩定的政策環境，不喜歡高校頻繁捲入爭議或政治衝突中。因此，學校在面臨政治壓力時必須謹慎行事。

與之類似，如果高校與政府公開對抗，家長和申請學校的學生也可能會產生顧慮，擔心高校的資金穩定性、政策穩定性，甚至擔心未來就業機會等，從而影響高校招生的吸引力。

最後，在我看來，這些頂尖高校看似選擇了“屈服”，但更多體現的是一種戰略上的權衡和妥協。具體而言，大學採取的妥協姿態通常是暫時性、局部性的，如調整某些特定項目、發佈政策聲明、配合政府進行有限範圍的審查等，以換取長期穩定。從長期戰略角度看，這些學校更願意通過司法訴訟、遊説、聯合行動等方式逐漸擺脱不利局面或爭取有利政策，而非直接對抗聯邦政府。

總之，常春藤盟校的選擇貌似簡單的“軟弱”或“妥協”，實則是在深度權衡後，基於財務安全、法律風險和聲譽維護所作出的戰略性應對。這種姿態反映了大學的複雜性與審慎性及其對長期生存和發展的現實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