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健行：墨寫的謊言掩蓋不了血書的歷史——評《慰安婦與戰場的性》_風聞

來源：中國歷史研究院

作者：陳健行

來源：《歷史評論》2025年第1期

秦鬱彥本為日本史學“名宿”，單就其學術素養而言，不至於寫出《慰安婦與戰場的性》這般荒謬之作。書中諸多歪曲和誤導，根本上源於作者拋棄了學術良心，突破了道德底線，試圖為日本的罪行開脱。

日軍實行“慰安婦”制度，是臭名昭著的戰爭罪行。但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右翼學者試圖通過所謂“學術研究”來推翻日軍強徵“慰安婦”的歷史定論，粉飾日本侵略罪行。專攻日本近現代史、先後在日本多所高校任教的秦鬱彥於1999年出版的《慰安婦與戰場的性》一書，就屬於這類“學術作品”。

偷換概念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軍隊推行“軍事性奴隸”制度，通過誘騙和暴力強迫婦女（主要是中國、朝鮮、菲律賓等領土被侵佔地區的婦女）為日軍提供性服務，強迫性、暴力性、侵略性是其顯著特徵。然而，秦鬱彥所著《慰安婦與戰場的性》試圖傳達一種思想：“慰安婦”只是近代日本公娼制（指受到日本官方允許和管理的賣春制度）在戰場的延續，其人員募集並非建立在暴力和強迫之上。秦鬱彥還列舉近代德國、俄國、英國、美國的軍妓問題，試圖轉移公眾對“慰安婦”問題的關注以及進一步論證“慰安婦”就是軍妓，從而割斷“慰安婦”制度與日本侵略戰爭的聯繫。這種偷換概念的做法不僅混淆視聽，更嚴重背離歷史真實。

“慰安婦”絕非娼妓。在秦鬱彥之前，日本進步派學者吉見義明已將“從軍慰安婦”定義為處於軍隊嚴格管理之下，被拘禁成為“軍事性奴隸”的女性。吉見指出，“慰安婦”由日本軍隊以及依附軍隊的機構負責招募，招募方式帶有欺騙性和強迫性，“慰安婦”制度是日本戰時國家意志的產物，屬於國家犯罪行為。中國學者蘇智良帶領團隊歷經30餘年調查研究，統計中國籍“慰安婦”倖存者420人，人數在受害國中居首，反映出中國女性是“慰安婦”制度的最大受害羣體。蘇智良對“慰安婦”的定義更加精準：依日本政府或軍隊之命，為日本軍人提供性服務、充當日本軍隊專屬性奴隸的婦女。

圖為南京利濟巷慰安所舊址陳列館  視覺中國/供圖

中日正義學者之所以將“慰安婦”判定為“軍事性奴隸”，根本依據是她們遭受日軍奴役的強迫性和殘酷性。抗日戰爭時期，日軍暴力掠奪女性資源充當“慰安婦”的情形屢見不鮮。例如，海南“慰安婦”林亞金，1943年被日軍強行捕入崖縣的打朗據點，淪為性奴隸，日本兵摁住林亞金將煙頭撳到她臉上，在她左鼻根處留下屈辱的傷疤。廣西“慰安婦”韋紹蘭，1944年冬在逃跑途中遭日軍抓獲，被押至馬嶺慰安所，日軍逼迫她換上軍裝，對其進行凌辱，甚至不時將她拉到附近的日軍駐地進行蹂躪。山西籍“慰安婦”王改荷，1942年在盂縣侯黨村被日軍抓捕，牙齒被打落，當場暈厥，而後被關押至河東炮台的土窯洞，每日遭受十幾個日本兵強暴，稍有抵抗就會遭到毒打。1943—1944年，萬愛花三度被日軍抓進山西盂縣進圭村據點，受盡折磨，直到有一天昏死過去，被日軍棄於村旁烏河溝，所幸獲救，但長期摧殘使她胯骨、肋骨多處骨折，身體嚴重變形，原本160公分有餘的身高萎縮至147公分。諸如此類中國女性被日軍強行抓捕、遭受蹂躪並充當性奴隸的例子不勝枚舉。鐵證如山，秦鬱彥將“慰安婦”類比娼妓的謬論不攻自破。

詭辯邏輯

秦鬱彥將“慰安婦”和公娼混為一談，不僅意在抹殺“慰安婦”制度的侵略性、暴力性，也為其相關“學術論證”預設前提。

秦鬱彥兩次對“慰安婦”人數進行推算。1993年，在《追尋昭和史之謎》中，他以戰時日本外派兵力300萬人為基數，參照日本記者千田夏光和旅日韓國學者金一勉的説法，按每50名日本兵配備1名“慰安婦”的比例，同時考慮“慰安婦”患病、死亡、因身體問題停業等因素造成的輪替，設定替換率為1.5倍，最後推算出“慰安婦”共計9萬名。在《慰安婦與戰場的性》裏，秦鬱彥重估了“慰安婦”人數。他將軍隊專用慰安所裏的女性稱為狹義“慰安婦”，把日本公娼制下為軍人服務的娼妓、藝妓、陪酒女“三業”女性納入廣義“慰安婦”範疇。他將日軍總兵力低估為250萬人，並參考日本國內公娼營業數，以平時3000萬嫖客對應20萬“三業”人員的比例，估算約每150名士兵配備1名“慰安婦”。假定在華“慰安婦”替換率為1.5倍不變，東南亞地區無輪換，由此得出“慰安婦”人數最多為2萬人。這一數字相較於他在1993年的推測大幅降低。

秦鬱彥以日本公娼制的娼妓接待數量作為參照系來推算“慰安婦”人數的做法實屬荒謬。日本公娼與“慰安婦”的源流截然不同。公娼產生於日本國內，雖隨日軍對外擴張向海外移植，但其核心活動區域一直未變，仍在日本本土。然而，“慰安婦”則是日本軍國主義為維持侵略戰爭和滿足士兵獸慾，有計劃地強徵婦女充當的性奴隸，其產生地點廣泛分佈在日軍侵佔地區，包括中國、朝鮮半島和東南亞各地。秦鬱彥以公娼數量作為推算“慰安婦”人數的依據，嚴重違背學術研究的嚴謹性原則。

事實上，日軍強徵“慰安婦”的人數遠高於秦鬱彥推測的2萬人。首先，日軍並非在同一時間接受“慰安”服務。1931—1945年，日軍輪替數已超過300萬人次，不能以300萬或250萬作為日軍總基數進行推算。其次，秦鬱彥將日軍醫務人員統計的慰安所數量，作為核算“慰安婦”人數的佐證標準，但日軍營建慰安所的時間跨度長，分佈範圍廣，遠超秦鬱彥所言。自1931年11月上海出現第一處日本海軍慰安所“大一沙龍”起，日軍便有計劃、有組織地建立和推行“慰安婦”制度，直至1945年日本戰敗，其實施時長几乎與日本侵華戰爭持續時間相同。慰安所分佈於所有日佔區，數量至少千計，僅上海一地經調查確認的慰安所就有172處以上。秦鬱彥僅依據陸軍省醫務局課長金原節三所寫《陸軍省業務日誌摘錄》中記載的“慰安設施”400處來推測慰安所數量，未參考其他資料，這種單方面認定嚴重違背歷史研究“孤證不立”的基本原則。最後，在推算“慰安婦”人數時，須充分考慮包括死亡、疾病等因素導致的替換率。慰安所環境惡劣，“慰安婦”每天遭受非人的虐待和摧殘，死亡率居高不下。例如，海南那大市趙家園慰安所開設1個月，就有3名患性病“慰安婦”被活埋。1941年夏，海南博鰲市慰安所的50多名中國女性，因拒絕接待日軍，在塔洋橋邊被全數屠殺。1944年5月，日軍在湖南株洲抓捕10多名女性充當“慰安婦”，後有8人死亡。高死亡率之下，日軍仍然源源不斷從各佔領地擄掠女性進行補充。尤其在人口相對較多的中國，日軍肆意抓捕女性充任和輪換“慰安婦”。由此可見，“慰安婦”的輪換率絕不止秦鬱彥所謂的1.5倍。

曲解史料

秦鬱彥在選取史料時表現出明顯的傾向性，他偏重日本官方文獻，認為日方文獻遠比“慰安婦”證言更為可信。

秦鬱彥費盡心機地尋找“慰安婦”證言中的破綻，以圖削弱證言的可信性。比如，秦鬱彥對韓國“慰安婦”金學順每次做口述證言時的“心境”進行比較分析，認為她在不同“心境”下説出的證詞不一致，因此其證詞中各項內容的真偽難以判定。秦鬱彥力圖抓住金學順“當下心境”的差異，來弱化其證言可信性。又如，秦鬱彥在介紹中國籍“慰安婦”萬愛花、侯巧蓮在東京法院起訴日本政府一事時，認為她們的證詞不過是“身世”自述，內容模糊，不應作為證據採納。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在東南亞強徵大量女性充當“慰安婦”，她們的受害情況與中國“慰安婦”相似，但秦鬱彥同樣無視東南亞的史料。事實上，“慰安婦”制度受害者對於是否遭受強徵和侮辱最有發言權，尤其是檔案文獻缺失時，受害者記憶就變得極為珍貴，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秦鬱彥既未前往戰地開展實地調查，又未利用亞洲各地的資料，反而偏向本就殘缺的日本官方文獻，其研究視角和學術立場令人質疑。

即便是解讀日本史料，秦鬱彥也頻頻斷章取義。比如，日本進步派學者西野瑠美子曾在下關市追蹤“吉田證言”，向認識吉田清治的前警官吉本茂詢問有關在濟州島抓捕“慰安婦”的情況，受訪者回答：“沒有聽説過，因為管轄範圍的不同，無法判斷。”秦鬱彥在引用這段證言時，刪減了後半部分內容，僅保留“沒有聽説過！”，試圖藉此得出預設結果。另如，秦鬱彥談及“慰安婦”的召集方式時，引用近衞師團總山孝雄少尉在新加坡的回憶——“人們紛紛應徵”，“女性在被用卡車運往慰安所時，她們還在車上向路過的日軍揮手，賣弄風情”。但實際上，原文在這段內容之後還有：“當到達慰安所後，等待她們的是難以想象的繁重苦役”、“把她們的手腳綁在牀鋪上，強迫慰安婦繼續服務”。秦鬱彥將這些內容刪減處理，其意圖昭然若揭。

秦鬱彥甚至不顧基本的學術敬畏，肆意篡改史料數據。例如，1938年11月，華南派遣軍久門少佐參謀和陸軍省徵募課長提出“為設置慰安所，需讓約400名以醜業為目的的婦女渡航”的申請。於是，受陸軍委託，內務省指示“向各地方廳發出通牒，秘密選定合適的帶領者（僱主），讓其招募婦女並安排送往當地”。針對此次“慰安婦”招募，內務省將名額分配至大阪、京都、兵庫、福岡、山口五府縣來完成。但秦鬱彥在著作中，卻將女性徵召數字更改為650名。秦鬱彥既未對人數變更的緣由予以闡釋，也未佐以資料説明。此舉究竟是無心之失，還是有意誇大從日本本土招募婦女的規模，以稀釋或淡化“慰安婦”制度的侵略罪惡，恐怕只有他本人才心知肚明。

秦鬱彥本為日本史學“名宿”，單就其學術素養而言，不至於寫出《慰安婦與戰場的性》這般荒謬之作。書中諸多歪曲和誤導，根本上源於作者拋棄了學術良心，突破了道德底線，試圖為日本的罪行開脱。在眾多鐵證面前，秦鬱彥當然難以辯解，只能採取避重就輕、斷章取義、篡改史料、強詞奪理等方式，強行拼湊出一部掩耳盜鈴的穢史。

日本右翼學界對侵略罪行的種種表態，實質是披着學術外衣篡改歷史，對此我們應當保持高度警惕。批判日本保守史觀之危害，以創新學術研究和正義有力的國際宣傳，粉碎“侵略否定”論、“侵略未定”論等荒謬論調，是抗日戰爭研究的責任與使命。

作者單位：華東政法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