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 “南印硬骨頭”，最近又有新招硬剛莫迪政府？_風聞

導言

近期，印度中央政府宣佈將於2026年實施議會選區邊界重劃方案，這一政策動向在印度南部各邦引發政治震盪。南方各邦普遍質疑該政策的民主正當性，認為若單純依據人口基數調整席位分配，將導致政治權力格局失衡——人口增長率較高的北方各邦可能獲得更多議會席位，而經濟貢獻率佔優的南方各邦或將面臨代表性削弱的制度性困境。在此背景下，泰米爾納德邦首席部長M.K.斯大林於3月22日召集南部各邦領導人舉行聯席會議，在共同抵制選區重劃方案的同時，重啓語言議題的政治動員：既延續對“三語方案”的批判立場，又通過將2025-26年度財政預算中的盧比符號“₹”替換為泰米爾語字符“ரூ”的象徵性舉措，構建起選區爭議與語言主權抗爭的複合話語體系。

此番爭議再次凸顯語言議題在印度央地權力博弈中的樞紐地位。自1947年獨立建國伊始，語言政策始終是中央與地方政治協商的核心場域。中央政府憑藉制度優勢持續推進“英語+單一民族語言”的雙軌戰略，試圖以印地語作為國家整合的文化紐帶。然而該計劃屢遭地方力量阻擊，尤以泰米爾邦為甚。作為南印度最堅定的抵制力量，泰米爾邦依託深厚的泰米爾語文化認同，持續構建以“反印地語強制推廣”為核心的地方政治生態。本文通過解****析當前選區重劃引發的聯邦制危機，梳理該邦與中央政府在語言政策領域的百年博弈史，進而揭示其語言主權訴求與印度國家語言戰略之間的結構性矛盾。南亞研究通訊特轉載此文，供讀者參考。

圖源：網絡

一、泰米爾邦對印地語推廣的態度變化

南印度最早的印地語運動由聖雄甘地發起，1915年甘地從南非回國後，認為統一的語言有助於凝聚全印人民進行反殖民運動，於是1918年6月17日，他在泰米爾邦的前身馬德拉斯省成立了印地語宣傳協會（Hindi Prachar Sabha）[1]，通過非強制手段向本地知識分子普及印地語。為使南印度人民接受印地語，他本人也學習泰米爾語以示尊重。

早期達羅毗荼政黨（如1916年成立的正義黨）以及早期達羅毗荼運動領導人佩里亞爾（Pariyar，原名E. V. Ramasamy）並沒有持強烈的語言民族主義政策。因此，國大黨的這一温和的語言推廣嘗試沒有在南部受到強烈抵制，但此後民間反響平平，因此並未取得明顯進展。

隨着1935年《印度政府法》允許省級自治選舉，1937年國大黨在馬德拉斯省贏得了執政地位，C.拉賈吉（C. Rajagopalachari）出任首席部長。其採取相對強硬的語言政策，同年7月即立法規定全省學校必須將印地語列為必修課程。政策一出，輿論譁然。被譽為“聖人”（Periyar）的佩里亞爾領導泰米爾人民開展了長達兩年的激烈抗議，直至1939年10月政府宣佈撤回該政策，拉賈吉辭職。本事件也成為了泰米爾邦政治動員風格的分水嶺，他領導的正義黨（Justice Party）等地方政黨憑藉“反對強制推廣印地語”的語言民族主義逐步崛起。

獨立後印度首部憲法於1950年生效，其中規定印地語為官方語言，但不會立即取代英語，後者將在為期15年的過渡期內繼續作為官方語言使用。1965年1月26日，中央政府計劃正式推行“印地語唯一”政策，宣佈公務文件、考試和國家事務將只使用印地語。一場轟轟烈烈的反印地語運動旋即在泰米爾邦展開，經歷數次大規模遊行、甚至暴力流血衝突後，中央政府於1965年2月做出讓步：允許繼續使用英語，並保證不會強制推廣印地語。隨後在1967年，英迪拉·甘地政府進一步表示：印地語和英語將長期並存，後者可作為各邦之間交流的通用語言。

1968年，《國家教育政策》（National Policy on Education, NPE）[2]正式發佈，其中首次提出了“三語方案”（Three-language Formula），要求全國範圍內初中學齡的學生接受三語教育模式，這在北印度使用印地語的邦表現為印地語、英語和另一門現代印度語言，並特意做出了“最好是一門南印度語言”的規定；在南印度則表現為本邦母語、英語和印地語。由此可見，最初的“三語方案”一定程度有着促進全印度範圍內多語言學習的目的考量。1986年版[3]則在內容上完全保留並延續了該政策。

然而，“三語方案”依然保留了印地語在全國推廣的優勢。在南印度其他邦逐漸放開“三語方案”、如約開展三語教學的時候，南印度語言在北印度卻受到極大冷落，北方語言教育中的第三者位置大多由梵語承擔。[4]認識到這一點的泰米爾邦成為了全國唯一反對“三語方案”的邦，與中央的僵持持續到1976年中央政府在《官方語言規則》（Official Language Rules, 1976）中妥協：“官方文件中應統一使用印地語和英語作為官方語言，但泰米爾邦除外”，這意味着泰米爾邦“泰米爾語-英語”的雙語結構得到了中央許可。

在2020年版的《國家教育政策》（改名為N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NEP）[5]中，印人黨政府模糊化了“三語”的認定方式，將1968年版關於“三語”的認定修改為“三種語言中至少有兩種是印度本土語言”。由此可以看出，印度中央政府正試圖削減印地語在“三語方案”中出現的頻率，字面上降低推廣印地語的政治傾向，以期得到泰米爾邦的認可。然而這一意圖顯然毫無作用，泰米爾邦早已將“三語方案”與推廣印地語劃上等號，無視字面內容的簡單修改，仍然堅定地選擇在反對者的行列。

**簡單看來，在獨立前後，印地語是國大黨反對英國殖民統治的象徵，也是新國家建構的工具；1968年《國家教育政策》頒佈到1986年再修訂期間，印地語是北方向南試探的政治觸手；2020年修改《國家教育政策》後，印地語成了印人黨政府所主張的印度教民族主義中的重要部分，成為在南部“增強印度教民族主義氛圍”的重要一環。**儘管地方政黨達羅毗荼進步聯盟（DMK）和全印安納達羅毗荼

進步聯盟（AIADMK）在該議題上存在激進與温和的區別，但“反對強制推廣印地語，保護泰米爾語”的主張在泰米爾邦作為長期以來唯一有效的政治動員口號被保留至今。

二、修改貨幣符號作為新的抗議手段？

在20世紀90年代達羅毗荼運動示威之後，本土政黨難以提出新的口號團結起早期的支持者，即所謂“非婆羅門羣體”（廣大泰米爾中低種姓、穆斯林、基督教徒等）。而近日面對中央政府根據人口數量重劃選取的決策，泰米爾邦首席部長提出“多生孩子、更多席位”的口號直接暴露了對政治權利的擔憂。此外，3月13日，斯大林在社交媒體上發佈了泰米爾邦2025-26年度財政預算的部分信息，次日該文件正式公佈。其中印度貨幣盧比的單位’₹‘被泰米爾語字母‘ரூ’所取代，這一改變立刻在印度國內引起熱議，被視為泰米爾邦與中央政府語言議題矛盾的進一步升級。

但值得指出的是，盧比貨幣符號的更改只是泰米爾邦政府表達抗議的一種手段，並不會影響盧比在全印度範圍內的貨幣地位與流通使用。本****次關於貨幣符號的修改，可以被視為對 “反對三語方案”“反對強制印地語教育”等口號的延續，看似新的抗議手段，實質卻與此前無異。

幾十年來，印度選區和席位的劃定一直在發展。獨立後，印度憲法第82條規定，每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後都必須重新劃分選區，以反映人口變化。據此，1952年、1963年和1973年政府分別根據1951年、1961年和1971年的人口普查數據更新了選區劃定情況，席位數量也隨之從494席擴大到522席和543席。1976年英迪拉政府在“緊急狀態”期間通過了第42條憲法修正案，決定暫停劃界直至2001年。而2001年的瓦傑帕伊政府又簽署第84條修正案將這一決定延長到了2026年。如今期限將至，變局應運而生。

**儘管內政部長阿米特·沙阿最近針對南部邦的擔憂給予回應，稱不會減少南部各邦席位，但是這一重劃選區的決策依然意味着南北各邦議會席位的數額可能發生根本性變化，進而擴大南北方的政治力量差距。**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院在2019年的預測報告就已指出：考慮到南北印度的人口出生率差距（北方4-5%，南方2%），至2026年，僅比哈爾邦和北方邦將新增21個席位，而喀拉拉邦和泰米爾邦可能損失多達16席。[6]

3月22日M.K.斯大林在金奈召開組織了聯合行動委員會（JAC）第一次會議，喀拉拉邦、特倫甘納邦、旁遮普邦的三位首席部長、卡納塔克邦副部長和其他地方政黨代表出席了本次會議，並就選區劃界議題集體發聲：喀拉拉邦批評中央政府忽視南方在人口控制方面的努力，漠視聯邦制；特倫甘納邦主張維持人民院席位現狀，保障弱勢羣體權益並優化議會-選民比例；卡納塔克邦呼籲南印度各邦聯合捍衞本邦政治權利及語言文化。最終達成多項決議：首先，一切劃界議題都應公開透明、充分協商；其次，考慮到第42、第84條憲法修正案未實現控制人口增長目標，應通過新的憲法修正案以延續當前選區劃分；再次，相關內容應反映在各邦內部議會以贏取支持，並向莫迪總理遞交聯合意見書；最後將成立聯合行動委員會，推動劃界議題下的邦際長期合作。

三、印地語在泰米爾邦的實際使用情況

**泰米爾邦在印地語使用議題上呈現出顯著的二元特徵：在政策層面堅決抵制中央政府的語言強制推廣，但在社會實踐層面卻展現出務實包容。**深入分析發現，該邦通過2017年修訂的《泰米爾邦義務教育規則》實施差異化語言政策——公立教育系統嚴格限定"泰米爾語-英語"雙語教學框架，而對私立學校則賦予第三語言課程的自主開設權。這種制度設計在維護語言主權的同時，客觀上為印地語留存了傳播通道。

實證數據顯示，僅該邦首府金奈就設有220個印地語認證考點，結合全邦分佈的158個區域性考點，形成密集的語言服務網絡。更值得注意的是，其10709名註冊印地語教師佔南印度師資總量的73%，這一師資配置密度直觀反映了民間語言學習需求的強度。隨着北方邦移民在服務業佔比持續上升（2018年非官方統計顯示相關從業者增幅達17%），語言接觸場景的擴展正重塑着社會語言生態。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該邦始終將印地語定位為"可選擇的實用外語"而非"強制性的國家語言"，通過立法明確限制其官方領域應用，嚴格保障泰米爾語的主體地位。**這種政策框架既維繫了文化認同，又通過市場機制滿足經濟發展產生的語言需求，展現出印度多語社會特有的動態平衡模式。

四、小結

泰米爾邦與印度中央政府的語言政策博弈，本質上是一場文化主權與國家建構權力之間的持久角力。自殖民晚期達羅毗荼民族主義運動興起以來，特別是在20世紀30年代安納杜賴（Annadurai）在泰米爾邦領導權確立後，泰米爾語便從單純的溝通工具昇華為抵抗印地語文化滲透的意識形態符號——其藴含的"語言民族主義"特質，既承載着對達羅毗荼文明獨立性的歷史追認，也構成了對抗中央集權化語言政策的核心武器。

獨立後，印地語被系統性地建構為"國家統一"的象徵資本：從1965年"印地語唯一"政策的激進推行，到2020年《國家教育政策》（NEP）對"三語方案"的語義弱化，中央政府通過制度槓桿持續試圖將印地語從區域語言擢升為類英語的跨邦交際工具。這種以語言為載體的權力投射，恰與泰米爾邦構建的"雙語堡壘"形成結構性對抗——後者通過立法將泰米爾語錨定為不可撼動的制度性語言，同時將印地語嚴格限定在市場驅動的實用外語範疇。

然而，這種政治話語層面的對抗並未完全覆蓋社會語言實踐的複雜性。儘管達羅毗荼進步聯盟（DMK）與全印安納達羅毗荼進步聯盟（AIADMK）在政策取向上存在激進與温和的譜系差異，但兩者均無法消解兩個層面的現實張力：**其一，北方移民潮引發的多語言接觸已實質改變泰米爾社會的語言生態；其二，全球化背景下，印地語作為經濟資本的價值持續攀升，催生出制度外的大規模非正式語言學習需求。**這種政策抵制與社會接納的悖論，深刻折射出印度聯邦制中"統一性與多樣性"的永恆命題——當語言既作為文化身份標記，又充當社會經濟流動工具時，任何單維度的政策設計都必然遭遇實踐層面的解構與重構。

作者簡介：鄭元暢，北京外國語大學亞洲學院泰米爾語專業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