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義：億萬富翁統治的工具_風聞

民粹主義：億萬富翁統治的工具

撰文：皆大歡喜

2025 年 4 月 13 日 星期日

 民粹主義，這一複雜且極具影響力的社會思潮與運動，近年來頻繁衝擊着全球政治舞台，尤其是在美國，其身影無處不在，深刻地改變着政治格局。它宛如一把雙刃劍，看似為 “被遺忘的大多數” 發聲，實則暗藏諸多危機，甚至在某些情況下淪為既得利益集團，特別是億萬富翁們維持統治的有力工具。深入剖析民粹主義在美國的發展歷程與內在邏輯，能讓我們更清晰地洞察這一現象背後的真相。

民粹主義：被煽動家劫持的基層運動

回溯歷史，19 世紀 80 年代和 90 年代，民粹主義在美國最初是以農民為主體發起的一場運動。在大平原和南方地區，農民們深陷銀行、鐵路和糧食批發商編織的債務網中，苦不堪言。為了掙脱這一困境，他們奮起反抗，試圖推翻這種不合理的經濟秩序。這場運動中，進步人士驚喜地看到了白人和黑人農民、佃農超越種族界限，攜手為共同目標奮鬥的場景，彷彿看到了社會變革的曙光。

 然而，美好的願景並未持續太久。像湯姆・沃森這樣的關鍵人物出現後，形勢急轉直下。沃森起初也參與到這場跨種族的經濟聯盟運動中，但在遭遇選舉失敗的挫折後，他迅速走向極端，將運動引向了種族主義和排外的歧途。這一轉變並非偶然，它揭示了民粹主義在發展過程中極易被個人私利左右的脆弱性。

時光流轉至當代，特朗普的崛起同樣是民粹主義被劫持的典型案例。特朗普巧妙地利用了民粹主義對 “腐敗精英” 的批判情緒。當時美國社會存在着嚴重的經濟不平等問題，民眾對此深感不滿。特朗普將這種不滿情緒精準地引導到移民、少數族裔和文化議題上，成功轉移了民眾的注意力。他通過一系列極具煽動性的言論和主張，將民眾對經濟困境的怒火引向了這些弱勢羣體，從而掩蓋了真正造成經濟不平等的深層原因 —— 既得利益集團的壟斷與剝削。

從本質上講，民粹主義本身具有反建制、反制度的特徵，這使得它天然就容易成為強人政治的温牀。它強調 “直接代表人民意志”，這種簡單粗暴的敍事方式，極大地削弱了程序正義和權力制衡的重要性，反而為那些野心勃勃的煽動家提供了一件看似合法的外衣。即便沒有特朗普，共和黨也極有可能通過茶黨等類似的 “草根運動” 來延續這種利用民粹主義的策略。因為民粹主義內部存在着難以調和的核心矛盾，比如一方面反精英，另一方面卻又極度依賴強人領導，這種矛盾使得它始終擺脱不了被利用的命運。

民粹主義從進步向反動的退化傾向

湯姆・沃森的經歷宛如一面鏡子，清晰地映照出民粹主義從進步走向反動的退化軌跡。這種轉變背後，凸顯了民粹主義的一個致命缺陷 —— 其動員民眾的方式往往依賴於簡單化的敵我劃分。

在現實世界中，社會問題錯綜複雜，尤其是經濟結構改革這類深層次問題，解決起來難度極大。當民粹主義者面對這些棘手問題時，由於缺乏深入思考和有效應對的能力，往往傾向於尋找一些更容易煽動民眾情緒的替罪羊，如少數族裔、移民或者所謂的 “磚家”。他們將這些羣體描繪成社會問題的根源，以此來轉移民眾對真正問題的關注，同時也為自己的無能尋找藉口。

這種退化現象還與民粹主義對 “懷舊神話” 的過度依賴密切相關。19 世紀的美國民粹主義，沉醉於傑斐遜式的農業理想之中，對工業化帶來的現實變革視而不見。在他們眼中，過去那種田園牧歌式的農業社會才是完美的，卻不願承認工業化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同樣，在當代社會，一些民粹主義者美化 “鏽帶工人階級” 或 “真正的美國人” 形象，將複雜的社會問題簡單粗暴地歸結為文化戰爭。他們拒絕正視社會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新矛盾、新問題，而是試圖通過回到過去的方式來解決當下的困境，這顯然是不切實際的。這種逃避現實的傾向，使得民粹主義無法提出具有可持續性的解決方案，最終只能淪為保守勢力維護現狀的工具。

休伊・朗的民粹主義：進步政策與獨裁傾向的矛盾

休伊・朗的 “分享我們的財富” 運動，無疑是美國民粹主義歷史上一個極具爭議的案例。從政策主張來看，他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左翼色彩的再分配政策，比如推行累進税，這一舉措旨在讓富人承擔更多的税負，從而調節社會財富分配不均的問題；加大對公共教育的投資，致力於提高民眾的受教育水平，為社會底層人羣提供向上流動的機會。這些政策出發點是為了改善社會公平，縮小貧富差距，具有明顯的進步意義。

然而，休伊・朗的行為方式卻與他所倡導的進步價值觀背道而馳。他熱衷於營造個人崇拜氛圍，試圖將民眾對政策的支持轉化為對他個人的盲目崇拜。在權力行使過程中，他表現出對法治的極度蔑視，常常繞過正常的法律程序，以自己的意志為導向來行事。這種行為模式暴露了民粹主義的另一重大危險 —— 以 “代表人民” 為藉口，合理化威權手段。

 休伊・朗與歐洲法西斯主義之間存在着驚人的相似之處。他們都宣稱要打破現存的腐敗舊秩序，給人民帶來新的希望。但在實際行動中，兩者都過度依賴強人統治，而忽視了制度性改革的重要性。他們試圖通過個人的絕對權威來實現社會變革，而不是通過建立健全的制度體系來保障社會的公平正義和穩定發展。這種模式在當代社會依然有跡可循，例如特朗普提出的 “抽乾沼澤” 口號，看似要對華盛頓的政治腐敗進行徹底整治，但實際上卻是以集中行政權力為目的，並沒有真正觸及既得利益集團的核心利益。民粹主義一旦與權力緊密結合，往往會迅速背叛其最初的經濟平等承諾，轉而將鞏固領袖的個人權威作為首要目標。

民粹主義作為富人統治工具的策略

在當代美國，民粹主義已經成為富人階層維持統治的一種巧妙策略，其核心手段就是通過文化戰爭來轉移階級矛盾。如今的民粹主義者巧妙地將 “精英” 的定義進行了偷換，他們不再將批判的矛頭指向真正的資本家，而是轉向了知識分子羣體。在他們的宣傳中，大學教授等知識分子成了 “精英” 的代表，被描繪成脱離民眾、操縱社會的罪魁禍首，而對沖基金經理等真正掌控經濟大權的資本家卻被巧妙地忽視了。

此外，他們還善於利用一些看似無關緊要的議題來製造恐慌和對立情緒，比如渲染跨性別運動員對傳統體育秩序的所謂 “威脅”。通過這種方式，他們成功地將民眾的注意力從日益嚴重的貧富分化問題上轉移開。這種策略之所以能夠奏效，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將經濟問題進行了符號化處理。他們將皮卡、鬍子、鄉村生活方式等元素塑造為 “真正美國人” 的象徵，就像模仿萬斯形象那樣，試圖喚起民眾的身份認同和情感共鳴。而在實際政策制定方面，他們卻繼續推行有利於富豪階層的政策，如大規模減税，這使得富人能夠進一步積累財富；放鬆監管，為資本的肆意擴張創造條件。

科赫兄弟資助的茶黨運動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茶黨運動打着 “草根抗税” 的旗號，看似是普通民眾對税收政策的不滿表達，實際上背後有着深厚的利益集團背景。科赫兄弟等富豪通過資助這一運動，成功地將民眾的怒火引向了政府本身，而不是資本權力。他們利用民眾對税收的牴觸情緒，推動了一系列有利於富人的政策出台，實現了一種 “顛倒的階級政治”。在這種政治模式下，民眾被巧妙地利用，成為了富人維護自身利益的工具，而他們自己卻渾然不知。

美國民粹主義特徵與共和黨基礎的契合

美國的民粹主義具有一系列鮮明的特徵，這些特徵與當代美國政治極化現象相互交織，完美契合了共和黨選民基礎的需求。

民粹主義者對 “專家” 表現出極度的敵視態度。在新冠疫情期間，這種態度表現得淋漓盡致。當科學界基於專業知識提出科學防疫建議時，民粹主義者卻將這些合理的公共衞生措施政治化。他們無視科學事實，煽動民眾對防疫措施的牴觸情緒，聲稱這是政府對個人自由的侵犯。這種反智主義的行為，不僅導致疫情在美國的失控，也進一步加劇了社會的分裂與對立。

農村在民粹主義敍事中被過度神話化。民粹主義者將農業補貼和化石能源利益包裝成 “保衞美國心臟地帶” 的正義之舉。他們利用民眾對鄉村生活的嚮往和對傳統價值觀的堅守，將這些經濟利益訴求與所謂的 “愛國情懷” 聯繫起來。實際上，這些政策更多地是為了維護農業和能源產業背後的利益集團，而並非真正為了廣大農村地區和農民的福祉。

在解決問題的思維方式上，民粹主義者往往陷入 “靈丹妙藥思維”。他們簡單地認為，減税就能解決一切經濟問題，築起邊界牆就能阻止非法移民和保障國家安全，退出全球化和增加關税就能重振美國經濟。這種過於簡單化的思維模式，迎合了部分民眾渴望快速解決複雜問題的心理，但卻忽視了問題的深層次原因和複雜性。

共和黨敏鋭地捕捉到了這些民粹主義特徵，並將其巧妙地轉化為選舉策略。通過福克斯新聞等媒體生態系統，他們將複雜的政策爭議簡化為文化身份認同問題。在媒體的宣傳中，政治立場被簡單地劃分為 “我們” 和 “他們”，選民被引導着基於情感而非實際利益進行投票。這種策略使得選民在選舉過程中，更容易被情緒左右，而忽視了政策對自身利益的真正影響，從而為共和黨的選舉勝利奠定了基礎。

民粹主義與獨裁風險的關聯

從國際經驗來看，土耳其的埃爾多安、匈牙利的歐爾班以及美國的特朗普等案例，都清晰地表明民粹主義與獨裁風險之間存在着緊密的關聯，它有可能成為 “選舉式獨裁” 的入口。

民粹主義者掌權後，往往會採取一系列手段架空制衡制度。他們宣稱法院、媒體、官僚機構等是 “人民的敵人”，以此為藉口削弱這些機構的權力，為自己的權力集中鋪平道路。在他們的操縱下，司法獨立受到破壞，媒體失去監督功能，官僚機構淪為執行其個人意志的工具。

為了維持民眾的動員狀態，民粹主義者會製造永久的危機感。他們通過持續挑起文化戰爭，或者渲染 “國家安全威脅” 等手段，讓民眾始終處於一種緊張和恐懼的狀態。在這種氛圍下，民眾更容易接受他們的極端主張和集權行為，因為他們聲稱這是應對危機的必要手段。

民粹主義者還會重構 “人民” 的定義，將反對者排除在 “真正國民” 之外。他們通過操縱輿論、製造對立等方式，將那些與自己意見不合的羣體視為敵人，從而合理化自己的威權措施。在美國，特朗普試圖推翻 2020 年大選結果、煽動國會山暴亂，就是這種邏輯的極端體現。他通過聲稱選舉存在舞弊，將自己的失敗歸咎於外部勢力的陰謀，試圖動員支持者採取極端行動，破壞民主選舉的結果，這對美國的民主制度構成了嚴重威脅。民粹主義對 “多數人意志” 的絕對化理解，最終可能會摧毀民主制度賴以生存的共識與妥協基礎，將社會推向獨裁的深淵。

總結：民粹主義的悖論與危險

民粹主義的根本矛盾在於：它聲稱代表“被遺忘的大多數”，但其反制度、反智主義和簡單化敍事，使其無法真正解決結構性不平等，反而成為既得利益集團維持統治的工具。其進步承諾（如19世紀農民運動或休伊·朗的再分配）往往被威權傾向和替罪羊政治所吞噬。

在當代美國，右翼民粹主義已成為系統性危機：它既是對新自由主義經濟失敗的回應，也是資本權力轉移矛盾的戰略選擇。要破解這一困局，重建左翼的階級政治敍事顯得尤為重要。左翼需要重新喚起民眾對階級矛盾的關注，揭示經濟不平等的真正根源，提出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為社會底層民眾爭取權益。同時，必須高度警惕民粹主義對民主制度的腐蝕。民主制度的健康運行依賴於理性的討論、權力的制衡和廣泛的社會共識，而民粹主義的極端化、反智主義和威權傾向與這些原則背道而馳。在未來的政治鬥爭中，如何在推動社會變革、解決經濟不平等問題的同時，防止民粹主義的負面影響，找到兩者之間的平衡，將是決定美國乃至全球政治走向的關鍵所在。

參考文章：Goose-steppers in the name of freedom: The nonsensical cult that now rules America 載於《沙龍》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