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義:億萬富翁統治的工具_風聞
水军都督-2小时前
民粹主義:億萬富翁統治的工具
撰文:皆大歡喜
2025 年 4 月 13 日 星期日
民粹主義,這一複雜且極具影響力的社會思潮與運動,近年來頻繁衝擊着全球政治舞台,尤其是在美國,其身影無處不在,深刻地改變着政治格局。它宛如一把雙刃劍,看似為 “被遺忘的大多數” 發聲,實則暗藏諸多危機,甚至在某些情況下淪為既得利益集團,特別是億萬富翁們維持統治的有力工具。深入剖析民粹主義在美國的發展歷程與內在邏輯,能讓我們更清晰地洞察這一現象背後的真相。
民粹主義:被煽動家劫持的基層運動
回溯歷史,19 世紀 80 年代和 90 年代,民粹主義在美國最初是以農民為主體發起的一場運動。在大平原和南方地區,農民們深陷銀行、鐵路和糧食批發商編織的債務網中,苦不堪言。為了掙脱這一困境,他們奮起反抗,試圖推翻這種不合理的經濟秩序。這場運動中,進步人士驚喜地看到了白人和黑人農民、佃農超越種族界限,攜手為共同目標奮鬥的場景,彷彿看到了社會變革的曙光。
然而,美好的願景並未持續太久。像湯姆・沃森這樣的關鍵人物出現後,形勢急轉直下。沃森起初也參與到這場跨種族的經濟聯盟運動中,但在遭遇選舉失敗的挫折後,他迅速走向極端,將運動引向了種族主義和排外的歧途。這一轉變並非偶然,它揭示了民粹主義在發展過程中極易被個人私利左右的脆弱性。
時光流轉至當代,特朗普的崛起同樣是民粹主義被劫持的典型案例。特朗普巧妙地利用了民粹主義對 “腐敗精英” 的批判情緒。當時美國社會存在着嚴重的經濟不平等問題,民眾對此深感不滿。特朗普將這種不滿情緒精準地引導到移民、少數族裔和文化議題上,成功轉移了民眾的注意力。他通過一系列極具煽動性的言論和主張,將民眾對經濟困境的怒火引向了這些弱勢羣體,從而掩蓋了真正造成經濟不平等的深層原因 —— 既得利益集團的壟斷與剝削。
從本質上講,民粹主義本身具有反建制、反制度的特徵,這使得它天然就容易成為強人政治的温牀。它強調 “直接代表人民意志”,這種簡單粗暴的敍事方式,極大地削弱了程序正義和權力制衡的重要性,反而為那些野心勃勃的煽動家提供了一件看似合法的外衣。即便沒有特朗普,共和黨也極有可能通過茶黨等類似的 “草根運動” 來延續這種利用民粹主義的策略。因為民粹主義內部存在着難以調和的核心矛盾,比如一方面反精英,另一方面卻又極度依賴強人領導,這種矛盾使得它始終擺脱不了被利用的命運。
民粹主義從進步向反動的退化傾向
湯姆・沃森的經歷宛如一面鏡子,清晰地映照出民粹主義從進步走向反動的退化軌跡。這種轉變背後,凸顯了民粹主義的一個致命缺陷 —— 其動員民眾的方式往往依賴於簡單化的敵我劃分。
在現實世界中,社會問題錯綜複雜,尤其是經濟結構改革這類深層次問題,解決起來難度極大。當民粹主義者面對這些棘手問題時,由於缺乏深入思考和有效應對的能力,往往傾向於尋找一些更容易煽動民眾情緒的替罪羊,如少數族裔、移民或者所謂的 “磚家”。他們將這些羣體描繪成社會問題的根源,以此來轉移民眾對真正問題的關注,同時也為自己的無能尋找藉口。
這種退化現象還與民粹主義對 “懷舊神話” 的過度依賴密切相關。19 世紀的美國民粹主義,沉醉於傑斐遜式的農業理想之中,對工業化帶來的現實變革視而不見。在他們眼中,過去那種田園牧歌式的農業社會才是完美的,卻不願承認工業化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同樣,在當代社會,一些民粹主義者美化 “鏽帶工人階級” 或 “真正的美國人” 形象,將複雜的社會問題簡單粗暴地歸結為文化戰爭。他們拒絕正視社會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新矛盾、新問題,而是試圖通過回到過去的方式來解決當下的困境,這顯然是不切實際的。這種逃避現實的傾向,使得民粹主義無法提出具有可持續性的解決方案,最終只能淪為保守勢力維護現狀的工具。
休伊・朗的民粹主義:進步政策與獨裁傾向的矛盾
休伊・朗的 “分享我們的財富” 運動,無疑是美國民粹主義歷史上一個極具爭議的案例。從政策主張來看,他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左翼色彩的再分配政策,比如推行累進税,這一舉措旨在讓富人承擔更多的税負,從而調節社會財富分配不均的問題;加大對公共教育的投資,致力於提高民眾的受教育水平,為社會底層人羣提供向上流動的機會。這些政策出發點是為了改善社會公平,縮小貧富差距,具有明顯的進步意義。
然而,休伊・朗的行為方式卻與他所倡導的進步價值觀背道而馳。他熱衷於營造個人崇拜氛圍,試圖將民眾對政策的支持轉化為對他個人的盲目崇拜。在權力行使過程中,他表現出對法治的極度蔑視,常常繞過正常的法律程序,以自己的意志為導向來行事。這種行為模式暴露了民粹主義的另一重大危險 —— 以 “代表人民” 為藉口,合理化威權手段。
休伊・朗與歐洲法西斯主義之間存在着驚人的相似之處。他們都宣稱要打破現存的腐敗舊秩序,給人民帶來新的希望。但在實際行動中,兩者都過度依賴強人統治,而忽視了制度性改革的重要性。他們試圖通過個人的絕對權威來實現社會變革,而不是通過建立健全的制度體系來保障社會的公平正義和穩定發展。這種模式在當代社會依然有跡可循,例如特朗普提出的 “抽乾沼澤” 口號,看似要對華盛頓的政治腐敗進行徹底整治,但實際上卻是以集中行政權力為目的,並沒有真正觸及既得利益集團的核心利益。民粹主義一旦與權力緊密結合,往往會迅速背叛其最初的經濟平等承諾,轉而將鞏固領袖的個人權威作為首要目標。
民粹主義作為富人統治工具的策略
在當代美國,民粹主義已經成為富人階層維持統治的一種巧妙策略,其核心手段就是通過文化戰爭來轉移階級矛盾。如今的民粹主義者巧妙地將 “精英” 的定義進行了偷換,他們不再將批判的矛頭指向真正的資本家,而是轉向了知識分子羣體。在他們的宣傳中,大學教授等知識分子成了 “精英” 的代表,被描繪成脱離民眾、操縱社會的罪魁禍首,而對沖基金經理等真正掌控經濟大權的資本家卻被巧妙地忽視了。
此外,他們還善於利用一些看似無關緊要的議題來製造恐慌和對立情緒,比如渲染跨性別運動員對傳統體育秩序的所謂 “威脅”。通過這種方式,他們成功地將民眾的注意力從日益嚴重的貧富分化問題上轉移開。這種策略之所以能夠奏效,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將經濟問題進行了符號化處理。他們將皮卡、鬍子、鄉村生活方式等元素塑造為 “真正美國人” 的象徵,就像模仿萬斯形象那樣,試圖喚起民眾的身份認同和情感共鳴。而在實際政策制定方面,他們卻繼續推行有利於富豪階層的政策,如大規模減税,這使得富人能夠進一步積累財富;放鬆監管,為資本的肆意擴張創造條件。
科赫兄弟資助的茶黨運動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茶黨運動打着 “草根抗税” 的旗號,看似是普通民眾對税收政策的不滿表達,實際上背後有着深厚的利益集團背景。科赫兄弟等富豪通過資助這一運動,成功地將民眾的怒火引向了政府本身,而不是資本權力。他們利用民眾對税收的牴觸情緒,推動了一系列有利於富人的政策出台,實現了一種 “顛倒的階級政治”。在這種政治模式下,民眾被巧妙地利用,成為了富人維護自身利益的工具,而他們自己卻渾然不知。
美國民粹主義特徵與共和黨基礎的契合
美國的民粹主義具有一系列鮮明的特徵,這些特徵與當代美國政治極化現象相互交織,完美契合了共和黨選民基礎的需求。
民粹主義者對 “專家” 表現出極度的敵視態度。在新冠疫情期間,這種態度表現得淋漓盡致。當科學界基於專業知識提出科學防疫建議時,民粹主義者卻將這些合理的公共衞生措施政治化。他們無視科學事實,煽動民眾對防疫措施的牴觸情緒,聲稱這是政府對個人自由的侵犯。這種反智主義的行為,不僅導致疫情在美國的失控,也進一步加劇了社會的分裂與對立。
農村在民粹主義敍事中被過度神話化。民粹主義者將農業補貼和化石能源利益包裝成 “保衞美國心臟地帶” 的正義之舉。他們利用民眾對鄉村生活的嚮往和對傳統價值觀的堅守,將這些經濟利益訴求與所謂的 “愛國情懷” 聯繫起來。實際上,這些政策更多地是為了維護農業和能源產業背後的利益集團,而並非真正為了廣大農村地區和農民的福祉。
在解決問題的思維方式上,民粹主義者往往陷入 “靈丹妙藥思維”。他們簡單地認為,減税就能解決一切經濟問題,築起邊界牆就能阻止非法移民和保障國家安全,退出全球化和增加關税就能重振美國經濟。這種過於簡單化的思維模式,迎合了部分民眾渴望快速解決複雜問題的心理,但卻忽視了問題的深層次原因和複雜性。
共和黨敏鋭地捕捉到了這些民粹主義特徵,並將其巧妙地轉化為選舉策略。通過福克斯新聞等媒體生態系統,他們將複雜的政策爭議簡化為文化身份認同問題。在媒體的宣傳中,政治立場被簡單地劃分為 “我們” 和 “他們”,選民被引導着基於情感而非實際利益進行投票。這種策略使得選民在選舉過程中,更容易被情緒左右,而忽視了政策對自身利益的真正影響,從而為共和黨的選舉勝利奠定了基礎。
民粹主義與獨裁風險的關聯
從國際經驗來看,土耳其的埃爾多安、匈牙利的歐爾班以及美國的特朗普等案例,都清晰地表明民粹主義與獨裁風險之間存在着緊密的關聯,它有可能成為 “選舉式獨裁” 的入口。
民粹主義者掌權後,往往會採取一系列手段架空制衡制度。他們宣稱法院、媒體、官僚機構等是 “人民的敵人”,以此為藉口削弱這些機構的權力,為自己的權力集中鋪平道路。在他們的操縱下,司法獨立受到破壞,媒體失去監督功能,官僚機構淪為執行其個人意志的工具。
為了維持民眾的動員狀態,民粹主義者會製造永久的危機感。他們通過持續挑起文化戰爭,或者渲染 “國家安全威脅” 等手段,讓民眾始終處於一種緊張和恐懼的狀態。在這種氛圍下,民眾更容易接受他們的極端主張和集權行為,因為他們聲稱這是應對危機的必要手段。
民粹主義者還會重構 “人民” 的定義,將反對者排除在 “真正國民” 之外。他們通過操縱輿論、製造對立等方式,將那些與自己意見不合的羣體視為敵人,從而合理化自己的威權措施。在美國,特朗普試圖推翻 2020 年大選結果、煽動國會山暴亂,就是這種邏輯的極端體現。他通過聲稱選舉存在舞弊,將自己的失敗歸咎於外部勢力的陰謀,試圖動員支持者採取極端行動,破壞民主選舉的結果,這對美國的民主制度構成了嚴重威脅。民粹主義對 “多數人意志” 的絕對化理解,最終可能會摧毀民主制度賴以生存的共識與妥協基礎,將社會推向獨裁的深淵。
總結:民粹主義的悖論與危險
民粹主義的根本矛盾在於:它聲稱代表“被遺忘的大多數”,但其反制度、反智主義和簡單化敍事,使其無法真正解決結構性不平等,反而成為既得利益集團維持統治的工具。其進步承諾(如19世紀農民運動或休伊·朗的再分配)往往被威權傾向和替罪羊政治所吞噬。
在當代美國,右翼民粹主義已成為系統性危機:它既是對新自由主義經濟失敗的回應,也是資本權力轉移矛盾的戰略選擇。要破解這一困局,重建左翼的階級政治敍事顯得尤為重要。左翼需要重新喚起民眾對階級矛盾的關注,揭示經濟不平等的真正根源,提出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為社會底層民眾爭取權益。同時,必須高度警惕民粹主義對民主制度的腐蝕。民主制度的健康運行依賴於理性的討論、權力的制衡和廣泛的社會共識,而民粹主義的極端化、反智主義和威權傾向與這些原則背道而馳。在未來的政治鬥爭中,如何在推動社會變革、解決經濟不平等問題的同時,防止民粹主義的負面影響,找到兩者之間的平衡,將是決定美國乃至全球政治走向的關鍵所在。
參考文章:Goose-steppers in the name of freedom: The nonsensical cult that now rules America 載於《沙龍》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