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建了一個“相親相愛一家人”羣聊，歡迎加入！_風聞

來源：微信公眾號“道中華”

長安城的春日，一隊風塵僕僕的異域車隊正穿行在朱雀大街上。他們身着斑斕服飾，捧着潔白象牙、牽着花斑羊，滿載香料、琉璃器、珊瑚、孔雀羽翎等寶物，引得長安百姓駐足驚歎。

這正是唐太宗時期，南洋諸國（婆利、羅剎、林邑國等）使臣千里迢迢赴唐朝貢的真實場景。宮廷畫師閻立本以筆為史，將這“萬國來朝”的盛況定格在傳世名作**《職貢圖》**的絹帛之上。

▲閻立本《職貢圖》（局部），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然而，這幅畫卷所展現的，僅僅是唐太宗文治武功的驚鴻一瞥。北方的草原上，彪悍的突厥、回紇、契丹、奚、室韋等草原遊牧民族政權，此刻也紛紛歸順。

有着“天可汗”之尊的唐太宗，以**“華夷一家”**的包容理念，將這些族羣及其後代最終融入中華民族的壯麗史詩之中。

▲《長安三萬裏》劇中的長安城。

（一）無論“夷狄”，都是一家人

初唐之時，勇猛的突厥騎兵曾威脅着大唐北方與西北疆土，而在大唐東北邊疆又有奚、契丹、靺鞨、室韋等族羣迫於突厥的壓力，被迫隨突厥兵一同征戰。

貞觀三年（629年）十一月至四年三月，十餘萬唐軍在李靖、徐世勣等將領的指揮下，大敗突厥頡利可汗部。

此役使突利可汗及許多突厥將領紛紛歸順唐朝，不可一世的東突厥從此式微。而那些從屬於東突厥的回紇、奚、契丹、靺鞨、室韋也紛紛投向了唐朝的懷抱。

▲唐時期疆域全圖。（圖片來源：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

在北方諸民族紛紛向唐朝示好的有利政治環境下，唐太宗抓住時機，提出：“王者視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內，皆朕赤子，朕一一推心置其腹中。”（《資治通鑑·唐紀》）他以天下共主的胸懷宣告：“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這番擲地有聲的宣言，將戰國時代墨子“兼相愛”的理想化為現實，拉近了各族羣間的心理距離。　

同時，唐太宗徹底摒棄了傳統中原史家所謂“蠻夷猾夏”的偏見，鮮明地提出了“夷狄亦人耳，其情與中夏不殊”的觀念，認為君主應該擔心的是自己的仁德恩惠沒有施及他們，而不要總是猜忌。只要仁德恩惠足夠深厚，四方“夷狄”也能像一家人一樣和睦相處。

這種“華夷一家”的理念與舉措，對於打破各民族間的交往交流交融壁壘有重要的推動作用。

▲唐太宗立像。（圖片來源：書格網）

在“華夷一家”理念的影響下，北方各民族對唐朝的向心力顯著增強，紛紛主動歸附。

貞觀四年（630年），突厥突利可汗歸附唐朝。隨後，唐朝在東突厥故地（南起陰山，北至大漠）設立了定襄、雲中等六個都督府，實行羈縻統治，既保留其部落結構，又確保唐朝的宗主權。

貞觀二十年（646年），突厥北部的回紇聯合唐軍擊滅了薛延陀，主動上書請求內附。唐朝在其地（今蒙古國中北部）設置燕然都督府，授回紇首領為都督。

貞觀二十二年（648年），契丹的窟哥等部向太宗請求歸順。唐朝將其領地（今內蒙古赤峯及西拉木倫河、老哈河流域）建置松漠都督府。同年，契丹南部的奚族首領可度者率部歸順，唐朝在其地（今河北北部至遼西）建置饒樂都督府。

這些羈縻府州的建立，使唐朝的統治範圍向北大幅度擴展，同時促進了北方各民族與中原的經濟、文化交流。

▲位於新疆吐魯番市以西13公里處的交河故城遺址。唐朝治理西域時期，中央政府將主管西域的第一個軍府建置——安西都護府設在交河城，開闢了西域治理的新紀元。（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據《通典》記載，貞觀年間歸附唐朝的塞外部落及突厥降眾達120餘萬人，均被安置於邊疆州縣。各部落首領紛紛赴長安朝覲，請求唐太宗接受**“天可汗”**的稱號。

唐太宗起初笑問：“朕為大唐天子，還需行可汗之事嗎？”在羣臣和各族首領的擁戴下，他最終接受了這一稱號。

**從那以後，唐朝對西域、漠北的詔書均以“皇帝天可汗”署名。**要是部落首領有去世的，朝廷必定下詔冊立其繼承者。

這一制度不僅體現了北方各族的政治歸附和文化認同，更標誌着“華夷一體”格局的形成——從以往各擁其主的鬆散藩屬體制轉向共奉唐朝為天下共主的統一秩序。　

（二）你來我往，通商貿易促交融

北方遊牧民族與大唐的融合絕非簡單的政治臣服，更深層的驅動力離不開經濟利益，因為與中原的貿易往來直接關係到整個族羣的生存與發展。

《新唐書·突厥傳》記載，早在武德七年（624年），突厥頡利可汗就請求與大唐互市。次年（625年），吐谷渾、突厥再次請市，《唐會要》明確記載朝廷“詔皆許之”。

這種貿易對雙方都至關重要：北方農耕區因戰亂缺乏耕牛、馬匹，而遊牧民族則急需茶葉、鹽及絲綢等生活必需品。

▲唐代絹畫《弈棋仕女圖》局部之《託盞侍女圖》。該畫出土於新疆吐魯番的阿斯塔那187號墓。仕女手持盞託和盞，為對弈的主人進茶，反映出唐代飲茶已風行西域地區。（圖片來源：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

為規範貿易秩序，貞觀六年(632年）唐朝又設互市監，專門掌管與邊疆民族的貿易事務，對牲畜交易的管理尤為嚴格，如上等馬匹一定要輸往長安，其餘牲畜可賣給邊疆的牧人。

參與互市貿易的人員需持**“過所”**（相當於營業執照），交易內容也極具特色：中原地區主要出售棗、栗、穀物等農產品，以及契丹人釀酒必備的酒麴；遊牧民族則提供名馬匹、皮革、角弓等特產。

▲唐代背囊胡商俑，洛陽博物館藏。

民間的互市煙火氣十足，朝貢貿易則更具政治意義。據《舊唐書》記載，貞觀二年（628年），唐太宗親至營州接見契丹首領及老人等，賜給契丹部落各類物品，並封其首領窟哥為左武衞將軍。此後契丹與奚人渠帥多次來朝或遣使朝貢方物。

次年，室韋“遣使貢豐貂，自此朝貢不絕”。回紇也遣使來朝並貢納方物，到唐中後期更發展出規模龐大的絹馬貿易。

跨地域的交往，交通也是關鍵。貞觀二十一年（647年），回紇等向唐太宗請求開闢**“參天可汗道”**，設置驛站，以更方便地前往長安朝貢，將遊牧區與中原緊密連接起來。

通過互市、朝貢等活動，北方遊牧民族與中原農耕民族之間逐漸形成了持久而緊密的經濟聯繫。這種基於互補性的經濟交流，不僅實現了雙方資源的優化配置，更推動了北方地區與中原地區的經濟交融進程。

（三）甥舅之誼，胡風漢韻交輝映

唐太宗以開放包容的民族觀念和行之有效的民族政策，鞏固並發展了“懷柔萬國夷”的統一多民族國家格局。其中，和親政策更是成為連接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的重要橋樑，促進了兩種文明的共生共榮。

歸順的突厥人很早就欲與唐朝聯姻。貞觀四年（630年），突厥貴族阿史那忠因擒獲頡利可汗有功，唐太宗遂將宗室女定襄縣主許配給他。

貞觀十年（636年），唐朝又以衡陽公主嫁於突厥處羅可汗次子阿史那社爾。阿史那社爾去世後，沒有選擇歸葬突厥，而是與公主合葬於昭陵，彰顯了對中原文化的認同。

▲昭陵航拍圖，阿史那忠是陪葬唐太宗昭陵的少數民族將領之一。（圖片來源：文物陝西微信公眾號）

至貞觀末年，九江公主又嫁與突厥首領執失思力，執失思力拜駙馬都尉，封安國公。根據出土的唐代突厥貴族阿史那公（摸末）及其子阿史那施（勿施）的墓誌銘記載，可知阿史那公也與唐皇室女平夷縣主結為連理。

這些肩負政治使命的公主，實則是文化的使者，正如唐詩所言：“自從貴主和親後，一半胡風似漢家。”她們不僅帶去了中原的禮儀文化，也促進了遊牧民族文明的傳播。

▲唐三彩載樂駱駝俑，陝西曆史博物館藏。（圖片來源：澎湃網）

這種文化交流具有雙向性，既有北方遊牧民族對中原農耕民族倫理觀念、文學藝術、風俗習慣的積極吸收，也有中原農耕民族對於北方遊牧民族優秀文化的學習借鑑。

陝西西安何家村出土的唐代鎏金舞馬銜杯紋銀壺，其造型源自北方遊牧民族用於盛奶的皮囊壺，正是唐代中原文化與契丹文化交流的實物見證。

▲唐鎏金舞馬銜杯紋銀壺，陝西曆史博物館藏。

唐太宗“華夷一家”的開放理念，開創了中華民族多元共生的政治新格局。有唐之世，不少民族才俊得以在中原施展抱負：唐玄宗時期的突厥人猛將哥舒翰、高句麗人高仙芝成為一代名將；唐德宗、憲宗時的宰相於頔為鮮卑人；著名詩人元稹為鮮卑人……這些傑出人才的出現，與唐太宗開明的民族政策密不可分。

從政治整合到經濟交融，再到文化共生，唐太宗的民族治理智慧不僅為後世樹立了典範，更在文化心理層面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奠定了基礎。這種跨越千年的政治智慧，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借鑑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