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一篇文章：知青的學生及學生們的孩子_風聞

推薦者按：如何評價近60年前在中國發生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有各種説法。我在此也不對其作結論性評價，而想推薦一篇帶有對那個年代回憶部分的文章，從中間似乎可以看到該運動對當今農業現代化起到的作用。該文章的作者是網友葛元仁。下面就請網友們看一下該篇文章的原文。

                                            知青的學生及學生們的孩子 

                                                  作者：葛元仁

“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在一個文盲的國家裏是不能建成共產主義社會的”這是大家耳熟能詳的。 　　

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文盲率達到80%以上，農村更是到了90%以上。所以在黨中央毛主席的領導下，當時各地建立了“工農速成中學”用來培養基層領導幹部，在農村開展了普遍的“掃盲運動”，以提高農民的文化程度。但由於文化教員的缺乏，不少地方掃盲的成果沒有保存下來。因為“脱盲”的標準比較低，對於中國農村整體文化水平的提高作用不明顯。 　　

上世紀六十年代後期到八十年代初，1600多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遍佈祖國各地，深入到了村村寨寨。各地農村的同志很快發現，知識青年普遍有較高的文化水平，能夠勝任教育自己後代的工作，有利於農民在文化上翻身，改變農村長期的落後面貌。於是大批知青被抽出來，擔任了農村學校的民辦教師。 　　從《中國教育大事典1949-1990》中我們可以看到，小學入學率從1965年的84.7%上升到1976年的96%；初中招生人數從1965年的299.8萬上升到1976年的2344.3萬；初高中畢業人數從1965年的209.8萬上升到1979年的2384.4萬。毫無疑問，其中佔當時中國人口80%以上的農村人口的孩子佔了絕大多數。 　　

我插隊山西夏縣西其裏村位於黃河流域的晉南地區，這裏是夏朝建都之地，是中華民族的文化發源地，農民普遍重視教育，也希望通過提高知識水平改變貧困處境。但農村缺乏教師，孩子們無法受到好的教育。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提供了師資，發揮了“有社會主義覺悟有文化的勞動者”的優勢，推動了農村文化教育事業，使得知青學生的孩子能夠進一步去深造。文化知識在家庭中是有傳承的。 　　

在插隊期間（1968-1975），因為我是66屆高中畢業生，在村裏學歷最高，1970年大隊就安排我到村裏七年制學校（小學戴帽初中）當了近三年的民辦教師，負責初中畢業班（七年級）全部課程。我教的第一批學生經過兩年高中學習後不少人考上了中專，第二、三批學生經過兩年高中學習後，開始有人考上了大學。這些學生中現在有的成了大學教授，工程師，護士長，財務科長，城管大隊隊長，地區農業技術推廣員，更多的學生當了教師（其中不乏高級教師）。村裏的幾任黨支部書記也都是我的學生。看到他們在各自崗位上為人民服務，令我感到十分欣慰。 　　

據瞭解，現在村裏走出了八個博士。我所在的四隊就有四個，原五隊一個，原六隊一個，原一隊兩個。碩士有六個：原一隊三個；原二隊兩個；原五隊一個。這是讓我萬萬沒有想到的！一個人口兩千出頭的村走出八個博士，六個碩士，更有大批大學本科畢業生，這在以詩書出名的江浙一帶恐怕也是少有的。 　　他們的父母大都是我的學生或朋友，七年間的共同生活，不能不説我的言行對他們是有影響的。 　　

村裏第一個博士説，葛老師，受您影響倒是真的。你們知青的故事都是父輩們，爺輩們常講的故事！都説是葛老師曾經帶着知識進入村裏和學校，有了個好的開始，讓村裏人知道知識的重要，也看到了榜樣，然後逐漸養成注重教育的結果！ 　　

當了山西省電力修造廠財務科長的學生説，葛老師，沒有你教我們，我們怎麼可能考得出來？ 　　

當了揚州市城管大隊隊長的學生説，是你教得好，給我們打下了好的基礎，我才考上大學的。 　　

這絕不是個別現象。 　　

2013年7月，中國傳媒大學攝影系的博導郭老師突然要採訪我有關知青問題。我問他，你們傳媒大學攝影系怎麼關心起知青問題了？他説，我有一個博士後的學生是蒙古族人，我想了解一下，一個蒙古族孩子為什麼要讀到博士後。就開上車帶着攝影隊伍在內蒙的草原深處找到了這個孩子並不富裕的父母。我提出問題後，孩子的父母説，因為我們這裏來過知青，我們想把孩子培養成像知青那樣有文化、有知識、懂禮貌的人，並且用漢語説出了十二個天津知青的名字。這使我大為驚訝，已經過去這麼多年被人詬病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居然現在還在深刻影響着文化程度不高的牧民。所以我想弄清楚知青上山下鄉到底是怎麼回事，有什麼影響。 　　2013年10月黑河知青博物館在北京地質博物館巡展。開展的前一天，一位五十多歲的陝北農民拓隨娃，找到名譽館長的筆者，一定要在開幕式上贈送一面錦旗。我問他，為什麼要贈送錦旗？他説：“我們陝北50-55歲的農民全是知青的學生。如果沒有知青教我們文化，我們現在不可能發展得這麼好！” 　　

筆者2019年編輯了一本《奉獻者的足跡》，專門用一章“傳播知識，傳遞科學”，近一百頁的文字把收集到的各地知青當老師的內容集中起來。分為“白山黑水間傳道”、“紅土地上育人”、“內蒙草原上授業”、“中原大地上解惑”、“秦晉大地上教書”、“大西北播撒知識”、“蜀閩蘇點燃希望”、“學生説知青老師”八個部分。從中可以看到即便在深山老林裏，在山寨的吊腳樓裏，在草原的蒙古包裏也有知青當老師用複試教學教農村的孩子，以及學生們對知青老師真摯的感情。 　　改革開放後大批進城的農民工，大多是當年知青的學生，因為具備了一定的文化水平，才保證了我國經濟的發展。 　　

“廣闊天地，大有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