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税戰進退失據，特朗普犯了一個“刻舟求劍”的失誤_風聞

Thomas GOMART | 法國國際關係研究所

✪ Sébastien JEAN | 法國國立工藝學院

✪ 慧諾 (編譯) | 文化縱橫新媒體

【導讀】目前，美國對華不斷進行關税戰“極限施壓”，升級對華科技出口管制，並啓動新一輪“友岸外包”投資審查，一系列動作似乎標誌着美國“脱鈎斷鏈”戰略進入實質推進期。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又不斷釋放信號，希望與我國進行談判尋求解決方案。

這種看似矛盾的情形，恰好反映了本號2年前的一篇分析：在全球化深度嵌套的今天，大國間容易陷入“脱鈎沒戲，合作不能”的“關係權力”僵局，這重塑了國際競爭的底層邏輯。當前國際經濟競爭早已超越單純的貿易與投資範疇，演變為基於“相互依存”的權力博弈。

雖然美國試圖以技術封鎖、金融制裁等手段打造“小院高牆”，但其依賴的“相互依存武器化”策略存在致命缺陷。一方面，全球價值鏈中無形資本(知識、技術標準、供應鏈協作網絡等)的沉沒成本極高。蘋果公司每年為維繫中美供應鏈投入上億美元培訓成本，折射出企業難以承受價值鏈地理重構的代價。另一方面，美元霸權的政治化使用正在削弱自身合法性，2024年全球非美貨幣跨境支付佔比突破45%，顯示“去美元化”浪潮已對美國製裁效力形成對沖。

種種跡象顯示，美國“陣營化”戰略已難以複製冷戰模式。其頻繁脅迫歐盟，導致其被迫反制，跨大西洋經濟協調出現裂痕；限制對華技術出口，但美國半導體等高科技行業營收損失超數百億美元，反而倒逼中國自主創新；澳大利亞、日本等其他盟友也拒絕加入美國“全產業鏈脱鈎”計劃，啓用“選擇性脱嵌”策略。值得注意的是，歐盟在2023年轉向“開放的戰略自主權”後，正探索不同於“對抗”的新路徑，通過《淨零工業法案》構建低碳技術聯盟，以“數字税”平衡數據主權與市場開放，既避免淪為美國附庸，也拒絕與中國全面脱鈎，這種“中間地帶”策略為中等強國提供了新選項，即在安全與繁榮間尋求動態平衡，而非選邊站。

當“經濟安全”成為各國政策軸心，零和博弈的風險正在侵蝕全球化的價值根基。美國對華脱鈎本質上是試圖維繫“等級制資本主義”的最後努力，卻忽視了後冷戰時代的相互依存已從“不對稱依賴”轉向“對稱威懾”，中國在超大市場、稀土加工、新能源設備、全產業鏈製造能力等方面的綜合優勢，與美國在高端芯片、金融基礎設施的地位形成戰略制衡。未來國際秩序的穩定，或許取決於能否在“關係權力”中培育新的制度公約數，既承認競爭的必然性，又劃定“非致命博弈”的邊界。

本文為文化縱橫新媒體原創編譯“世界權力的迭代與重組”之十七，編譯自法國國際關係研究所（IFRI）報告**，原題為《脱鈎沒戲，合作不能：大國競爭對“經濟相互依存”的考驗》**，本文為舊文重發，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辨析。 

文化縱橫新媒體·國際觀察

2025年第19期  總第161期

脱鈎沒戲，合作不能：

大國競爭對“經濟相互依存”的考驗

**▍**引言：遊走於“脱鈎”和“合作”之間

**“資本主義需要等級制度。”**在全球化時代將平等競爭視為至高無上時，這句出自著名歷史學家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的話似乎已經過時了。然而，在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Jake Sullivan）看來，“在技術領域儘可能地取得最大領先地位”是美國的首要目標。

今時已然不同往日。

今天，我們可以看到大國正在制定越來越多的強制措施、限制和制裁，旨在引導某些產業政策。美國公開違反世界貿易組織規則，以維護國家安全，這顯然對歐盟提出了原則性問題。布勞代爾也曾指出，“資本主義並不創造等級制度，而是利用它們”，他還強調，“全球社會就像普通社會，同樣具備等級制度”。

重新理解布羅代爾的觀點，似乎可以更好地解釋：**在當前國際經濟關係中，政治約束為何日益上升。**1990年，當全球化成為主題時，美國學者盧特瓦克（Edward Luttwak）強調了“地緣政治”向“地緣經濟”的轉變。他在前蘇聯解體時指出，“商業方法”勝過“軍事方法”：資本獲取、民用創新和市場深度，比火力、軍事技術或基地數量更為重要。

在2019年，當“去全球化”主題廣泛傳播時，大量學者開始強調了某些國家政府通過操縱金融和信息網絡，以獲取對競爭對手的戰略優勢。在中美歐競爭加劇的背景下，“相互依存關係的武器化”（weaponized interdependence）正在盛行，以此實現政治目標。

在過去的三十年裏，基於商業邏輯的地緣經濟學變得更加複雜，甚至轉向一種“地緣金融”（géo-finance）的方向，即**金融和信息流動同樣也被政治化。**這個新概念的重要性在於，它強調了國際關係的兩個重要領域之間的相互關係正在演變：imperium，即國家對其領土和人民行使的公共權威，包括必要時使用武力；dominium，即私有財產，包括資本和經濟權益的流動程度是否受到控制。在安全和繁榮之間的潛在平衡被改變，並朝着“經濟安全”傾斜，而中、美、歐對此有着不同的追求方式。

在這種演變進程中，我們需要新的分析工具來研究經濟的相互依賴關係。目前的國際政治經濟局勢顯然受到國家之間競爭、對抗甚至衝突的影響，地緣政治、地緣經濟和地緣金融這些概念將非常重要。如今，決策者不得不在經濟相互依賴和政治敵意之間航行。

面對這種新形勢，他們大多並不適應。

（本文發表截圖）**▍**快速重塑的戰略格局：從軍事到經濟武器

很多時候，當制裁等地緣經濟事件發生時，經濟行為體才會對地緣政治產生興趣。制裁反映了帝國內部的權力平衡，並直接影響統治權。從禁運到抵制，歷史上的例子不勝枚舉，但其性質和範圍卻在不斷變化。近期，世界事務的迅速軍事化，是這些變化的主要原因。作為國家存在理由的核心，國防和安全再次成為更多資源分配的優先事項。

（一）從軍事開支轉向經濟制裁

權力等級必然植根於物質能力，而實際收入仍然是最直接的衡量標準。從這個角度看，中國40年來的長期增長活力，顛覆了世界版圖。然而，像指數增長初期一樣，中國的經濟崛起在一段時間內並不明顯：1978年改革開發之初，中國的實際收入（以購買力平價衡量的國內生產總值）水平僅為美國的8%，而到 2005 年，這一比例已達到 43%。當時，中國不過是一個二線經濟大國，按現行匯率計算的國內生產總值與法國相當。

2007-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對美國及其盟國造成了深遠的經濟衝擊，但中國經濟憑藉大規模的信貸刺激計劃，克服了這一衝擊，沒有失去發展勢頭，從而加速了算術效應，使中國的實際收入在2013年十八大以來達到了美國水平的 85%。2009年，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商品出口國，2010年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工業強國，現在中國的物質生產能力與美國不相上下，甚至超過美國。

人們可能傾向於將中國的經濟奇蹟歸因於全球化所帶來的互惠互利和和平性質，並且每個人都能從中受益。**國際關係的分析曾經充滿了“經濟主義”，即經濟因素決定國家行為。****這種理念在20世紀90年代達到頂峯，**即蘇聯解體（1991年）與中國加入世貿組織（2001年）之間。“經濟主義”與核裁軍和常規裁軍時期同步進行，這種影響將戰略問題的辯論從大國競爭轉向遠征邏輯，如科威特、索馬里、前南斯拉夫等。

然而，2001年9月11日標誌着美國及其盟友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即“全球反恐戰爭”，這導致了對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亞的軍事幹預。與此同時，中國和俄羅斯也大幅增加了軍事開支：從2001年到2022年，按不變美元計算的人均軍事開支分別增加了近五倍和近三倍。至於全球整體軍事開支，它在2009年到2017年間幾乎沒有變化，但自那時以來，以年均3%的速度增長（2022年增長了3.7%）。美國（2022年軍費達8770億美元，總計22400億美元，遙遙領先）、中國和俄羅斯佔總開支的56%。然而，與全球GDP相比，整體軍事開支（2022年為2.3%）遠遠低於1960年代（平均為5.9%）或1980年代上半葉（4.0%）。儘管如此，軍費開支的增加和集中表明某種競賽正在加速進行。

**這發生在各國制裁政策的大幅增加之際。**1990年有200個制裁制度，但到2022年已經增至400多個。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制裁長期以來一直與戰爭聯繫在一起，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

當年國際聯盟（Société des Nations）創建時，制裁被視為維護和平的一種替代方式。它們被構想為國際公法和自由主義國際主義的工具。然而，在20世紀30年代，制裁助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因為軸心國試圖建立自己的勢力範圍以逃避西方的制裁。最初，制裁被認為是一種“經濟武器”，避免直接使用軍事力量。然而，隨着經濟交往的國際化，制裁的使用變得更加普遍，導致其政治基礎的動搖。

今天，制裁政策存在兩種主要方法：一種是“艦隊”（Amirauté）方法，限制對戰略物資的訪問，並涉及外交聯盟；另一種是“財政”（Trésor）方法，旨在通過金融流動控制對手，通過銀行業實現。這兩種方法今天在制裁政策中得以體現，並反映了西方在意識形態和物質資源方面的霸權地位。尤其是自上世紀90年代初以來，由於“平台資本主義”的發展，美國重新確立了其核心地位。相比其他國，美國系統化地使用制裁，僅在2020年就發佈了70個針對近乎所有國家的9000個主體的制裁項目。

（二）美國：從9·11到強制手段的現代化

還有一個更近的歷史轉折值得注意：自2001年9月11日以來，美國不斷改進“財政”制裁方法。美國政府逐漸發現，基於其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核心位置，可以採取控制和強制手段：以“失去進入美國市場的機會”為威脅，美國政府決定的全球範圍內的各種制裁措施，都能得到銀行的自行落實。

制裁工具在反恐鬥爭中的有效性得到證明後，它的使用範圍擴大到了朝鮮，然後是利比亞，伊朗等國家。因此，美國總統發佈的指示財政部實施金融制裁的數量從2000年的每年約20份增加到了2020年的近100份，同時受影響的國家數量從4個增加到21個。

**美國在建立信息社會的機構、思想和物質基礎時的主導地位，賦予了他們對信息技術和相關金融系統運作不可或缺且難以繞過的關鍵節點的控制能力。**從海底電纜到數據中心，從通用技術的知識產權到用於協調流動的核心機構（例如CHIPS和SWIFT系統），政府與相關企業之間的接口在經驗上創造了一種網狀力量。美國逐漸並幾乎是偶然地將這種控制轉化為政治手段，將其變成了一種統治和強制的工具。

這種武器化顯然對跨大西洋關係產生影響。自1991年以來，由於中國和新興市場的崛起，美國在全球範圍內的經濟份額減少。但是得益於技術和能源，美國相比歐盟的份額反而增加。以下是一些數字來説明這一點：以購買力平價計算，歐盟27個成員國的GDP在1991年比美國高出21％，但在2022年只佔95％；按照當前美元計算，這一比例甚至下降到65％（1991年為109％）。自2020年以來，拜登政府實施了一系列新的經濟政策，基於兩個觀察結果：承認並接受“里根主義”（Reagan Doctrine）的失敗；以及國際背景的變化，包括不平等、氣候危機和中國崛起。

在這種背景下，需要評估華盛頓使用的強制工具的影響。這些工具若要發揮作用，正是基於美國在關鍵領域及其在經合組織（OECD）夥伴之間的等級制度。事實上，美西方一起在“監視商業和金融流動”的邏輯下行動，例如制裁的實施首先通過“五眼聯盟”進行。權力集中在極少數的行動者之間的原則同樣適用。

**中國的崛起顯然改變了遊戲規則，因為中國拒絕了軍事聯盟的原則，而是增加了各種國際交流的方式。****這些新方式挑戰了西方在二戰後制定的“自由國際秩序”的原則。**在外交層面，質疑所謂的“西方霸權”已經成為一種常見現象，尤其是對於受到嚴重製裁的國家，如俄羅斯、伊朗或委內瑞拉。

具體而言，通過法律工具和情報手段，美國通過2022年採取了三項重大決策，以鞏固他們的核心地位：凍結俄羅斯中央銀行的資產（2月），通過“基礎設施投資法案”、“芯片法案”以及“通脹法案”實施大規模公共投資（8月），以及針對中國在半導體、量子和人工智能領域的敏感產品，系統化地限制技術出口管制（10月）。這幾項決策與限制知識傳輸的措施相結合，明確體現美國希望控制無形交流的意願。

對於任何一個大國而言，對無形交流的控制是在“全球公域”（海洋、空中、外太空和數據）中行使權力的基礎。這種對無形的掌控至關重要，它決定了大國對整個指揮結構的控制力，進而決定了其強制力。

（三）俄羅斯：挑戰西方主導的秩序

在政治約束和經濟關係方面，俄羅斯是一個極端的案例。俄羅斯的發展更容易通過軍民關係的分析來預測，而不是通過外國投資曲線。這裏違背了功利主義的預測，俄烏衝突的爆發也並非出於經濟動機。

早在2014年克里米亞危機時，美西方就對俄羅斯實施了制裁，但近期凍結俄羅斯聯邦和俄羅斯中央銀行的金融資產，依然引發了“政治問題、法律問題和許多人認為的道德問題”。但事已至此，超過3000億美元的金融資產已被凍結，現在的問題是這些資產是否將被用於未來烏克蘭的重建。儘管尚未最終確定，但這一辯論標誌着未來是否將創下法律和政治上的一個先例。畢竟，對於聯合國安理會永久成員國的長期、大規模製裁，顯然具有重大的國際意義。

從經濟角度來看，儘管西方經濟界曾長期將俄羅斯描述為“貧窮的大國”，因為俄羅斯歷史上更注重軍隊而不是生產結構，但這種指標實際上未能準確反映其地緣政治重要性，因為俄羅斯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形成對“戰略產品”的專業化出口能力。通過石油、天然氣、民用核能、武器、小麥和化肥等領域，俄羅斯的影響力遠遠超出了純粹的商業交易。

普京及其團隊的賭注，似乎是最大程度地利用自然資源以實現戰略目標。此外，“俄羅斯將受益於氣候變化”的信念也可能加強，例如其可耕種土地面積可能增加，或使其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糧倉”。2016年，俄羅斯重新成為全球最大的小麥出口國，取代了自上世紀30年代以來一直佔據這一地位的美國。普京認為農業對俄羅斯是戰略性的，他已經重建了農業，並有能力挑戰美國和歐盟的地位。俄烏衝突還有助於增強俄羅斯的農業實力，削弱烏克蘭，並加強該國對南方國家行使市場權力。通過將價格上漲的原因歸咎於西方的制裁（儘管這些制裁免除了農產品），普京可以獲得經濟和政治的雙重利益。

對俄羅斯的制裁提供了典型案例，即這個世界上最重要的國家之一如何與全球化的西方分離。

（四）規則失效：戰略框架動盪不安

為了突顯當前的變革，我們需要回顧一下，在冷戰期間，美國的主要貿易伙伴是他們的盟友，尤其是歐洲和日本。然而，如今西方的主要經濟夥伴卻是其“戰略競爭對手”，這使得特朗普政府提出的“脱鈎”概念無法實施。

美國的“大戰略”一直是一種“手段策略”，即始終擁有比競爭對手更多的軍事能力。然而，在過去的一百年中，他們從未與一個國內生產總值相當於其40%以上的競爭對手競爭過。然而，隨着中國崛起，這一時代已經結束，更不用説還有俄羅斯、伊朗和朝鮮等其他強大的國家。

儘管如此，美國仍然繼續在其帝國和邊緣地帶行使他們無與倫比的軍事權力，進而在全球繼續推動其規則體系。美國越來越公開擺脱了他們自己建立的多邊框架中的承諾；似乎在當前的背景下，這一框架不再適用於他們的需求。相反，中國在2017年1月達沃斯論壇上提出要捍衞多邊貿易體制，而同時特朗普政府的就職宣言卻預示着未來將出現貿易保護主義，這標誌着一個時代的結束。多邊主義受到動搖和超越，因為這套規則無法有效地適應最強大的行動者的意願。

與此同時，各種各樣的聯盟和合作方式不斷增多。歐洲國家仍然試圖推動“有效的多邊主義”，儘管他們的相對影響力在減小。金磚國家出於人口優勢，其在國際舞台上的政治影響則通過其在國際機構中的代表性而得以實現。

這個世界經濟既是多極化又是分散化的，既充滿衝突又不穩定，**這為中等實力國家提供了廣泛的交易邏輯，以便其在中美之間輾轉騰挪，特別是當它們擁有資源、投資能力或地理位置等經濟優勢時。**在一個仍然主要依賴化石能源的世界中，這對海灣國家來説尤為重要，他們正提高戰略自主權。

然而，安全聯繫仍然是這些中等實力國家的關鍵問題，他們在國防安全和應急管理方面差異很大，真正能夠確保自身安全的能力仍然僅限於少數幾個國家。儘管沙特這樣的國家進行了大規模的投資，也並不保證能夠應對軍事衝突。

總之，最近的變化表明，變革已經開始。各國經濟和金融的聯繫仍然密切，但它們越來越受到國家競爭的限制。我們需要創造了一個新的戰略框架，用於分析經濟和安全利益相互交織的新形勢。

**▍**國家戰略變遷：誕生於新型“相互依存”關係

**將經濟關係工具化以達到政治目的並不是什麼新鮮事。**諾貝經濟學獎得主艾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的經典分析早已指出，傳統的貿易收益概念和權力概念，即對貿易的依賴，只是同一現象的兩個方面。他在分析中區分了“供應效應”和“影響效應”。前者與貿易帶來的財富有關，而後者的強度則與每個夥伴不依賴貿易關係，或用其他關係替代貿易關係的能力有關。

（一）應對氣候變化：路線之爭下的經濟利益

權力競爭受到自然環境的影響，“脱碳化”深刻地改變了經濟和政治的利益。這個過程伴隨着激進的技術變革，構成了真正的工商業革命，對已有的秩序提出了質疑。汽車行業的最近發展就是一個引人注目的例子。中國向歐盟出口的電動汽車銷售額，在2021年初僅為每月1億歐元左右，而在2022年12月至2023年2月期間已經超過9億歐元，導致中歐汽車貿易接近平衡甚至反轉。

這種變革不僅僅侷限於汽車行業。長期以來，中國一直將“綠色產業”視為優先發展的領域，如今在幾乎所有賽道都佔據着生產能力和原材料精煉的主導地位。這使得戰略資源和通用技術的定義發生了重大變化，潛在地重塑了全球經濟的關鍵節點。此外，這些深刻變革也對產業政策的目標產生了深遠影響，而政府幹預顯然是必要的。

總之，從經濟角度和政治角度來看，氣候轉型的各種路線正在成為大國國家戰略的核心要素，因為這關係到國家的利益。更進一步説，看似氣候轉型事關“全球公益”，但是參與方依然更傾向將最大的好處留給國內，甚至不惜違反多邊承諾。例如，美國的“通脹法案”將某些税收減免與本地化要求聯繫在一起，顯然與其國際承諾相矛盾。

（二）兩大推動要素：“複雜化”和“非物質化”

出於兩個原因，經濟活動如今可以成為重要的競爭手段。**其一，經濟關係的複雜化。**由於全球價值鏈的發展和技術的複雜性有關，加劇了各國的分工，等級劃分逐步凸顯。尤其在金融領域，伴隨自由化而來的是交易和交易量的倍增，以及金融工具和參與者的倍增。雖然任何經濟上的不對稱關係都可以是權力工具，但金融等領域的槓桿效應更強，顯得更加“關鍵”。

**其二，生產資本的非物質化加劇。**在美國，從1948年到2008年，無形資產投資在附加值中所佔的比例已經增加了很多，從不到5%增加到近14%。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其他發達經濟體也呈現出明顯的類似趨勢。這一趨勢部分源於經濟的第三產業化，也得益於技術的成熟、通信的進步和經濟的數字化。

以無形資本為主導的經濟有其自身的特點：沉沒成本、協同效應、可擴展性和強溢出效應，這在本質上增加了公共投資的需求。通過加強公共投資的作用和活動集中的動力，生產資本的非物質化促使各國採取更多的干預措施，這很可能會助長競爭：這些機制與近40年前為激勵“戰略性貿易政策”而描述的機制相同，即各國奉行非合作政策，以獲取寡頭壟斷租金。然而，當今地緣政治競爭將所追求的目標轉移到了更戰略性的層面，而非純粹的經濟層面。

無形生產資本往往不可逆的。與物質資本不同，這種無形投資不容易轉售，其價值只能在進行投資的公司內實現。貿易關係就是“影響力”。企業試圖改變其價值鏈的地理位置會遇到困難，因為長期以來為選擇、培訓、協調和控制供應商生態系統而進行了重大的非物質投資。

此類戰略性問題企業通常不願意透露，但是通過蘋果公司的數據，我們可以窺見一斑：為培訓供應商和確保其合規性，該公司在舊金山與上海之間的航班上平均每天購買50個座位，並在一年中僅向美聯航就支付了1.5億美元。因此，儘管經濟和金融相互依賴關係正在重新構建，但它們並沒有系統性地減少。

與2008年達到高峯相比，與全球收入的貿易流量已經減少，但這更像是一個平穩期而不是一個明顯下降的趨勢，如跨境“綠地”直接投資等方面有所減退，但服務和貨物貿易等全球化的其他組成部分仍然相對活躍。

（三）相互依存關係的武器化：“成功”的代價

相互依存關係的武器化是一種強大的策略，但它存在風險。**經濟相互依賴通常基於共同利益，因此從經濟角度來看，這很少是有益的；除非在很少的特定情況下，一個國家可以通過損害其合作伙伴來獲得好處。**然而，大國競爭的政治目標可能會超過經濟利益。這種策略的成功是不確定的，因為它基於這樣一個觀點，即對手所承受的成本將明顯高於施加制裁的國家。這通常取決於制裁是否難以規避或替代，而這在短期內甚至長期內都不常見。

**以美元為例，其制裁效力越來越有限。**首先，切斷與美國金融體系的聯繫會大大限制其商業交易，但這對於朝鮮、古巴甚至伊朗等與西方貿易規模有限的夥伴來説並不重要。而對於中俄這種大國而言，很難評估誰將遭受最大的損失：這種武器威力巨大，但一旦不對稱不再明顯，它就會變得鈍化。

其次，美元的任何武器化都預示着其使用者的潛在風險，這造成了“政治風險”。這就降低了美元對第三國的吸引力，使人們擔心過度使用制裁最終可能會削弱美元作為國際貨幣的地位，促使其他國家尋求替代方案。俄羅斯、土耳其等國都為“去美元化”做出了巨大嘗試，導致相關制裁的效力顯著降低。

此外，出口管制這樣的武器化做法也面臨巨大挑戰，供應鏈的複雜性以及參與者的數量使有效實施制裁變得困難。美國在知識產權方面佔據主導地位，這可能會影響中國的生產者，這也將導致美國企業的損失，並刺激其他國家的研發工作。中國則通過加強自己的行業來應對這一情況，這可能會最終長期削弱制裁的有效性。美國提出“小院高牆”的思路，密切關注某些關鍵技術以避免這種情況。

（四）“關係權力”：國際關係的新抓手

通常情況下，即使一個國家擁有巨大的、難以逆轉的優勢地位，它也不太可能僅僅通過直接行動來有效地實現其武器化目標。**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這種戰略的成功取決於相關措施的適用範圍，並限制第三方國家，包括友好國家或正式盟友的可能規避方式。**要做到這一點，需要讓足夠多的行動者實際上參與到制裁措施的實施中。這要求擁有英國學者斯特蘭奇（Susan Strange）提出的“關係權力”。

構建這種“關係權力”基於兩種邏輯：一種是通過創造共同利益來吸引，另一種是使用更明確的威脅。

共同利益可以通過協調經濟政策來建立。例如，奧巴馬政府曾同時啓動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與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係（TTIP）談判。儘管這些嘗試最終失敗了，但美國並沒有放棄與盟友或“朋友”建立經濟夥伴關係的計劃。實際上，拜登政府在經濟領域提出了許多聯盟、夥伴關係和合作論壇的項目，這清楚地表明他們更看重建立協調關係，而不是明確的目標。

中國也採取了類似的邏輯，通過“一帶一路”倡議來增強國際影響力，通過大規模的基礎設施投資與多個國家建立共同利益。此外，中國已經與27個國家簽署了18項自由貿易協定，根據世貿組織秘書處最新的有關中國貿易政策的審議報告，中國希望建立全球的區域貿易協定網絡，以加強與其貿易伙伴的經濟和貿易聯繫。

然而，在某些情況下，通過合作來説服經濟行動者並不總是可行的，甚至不足以達到目標，因此有時需要使用更具威懾性的工具。這裏最強大的效果不是國家的直接壓力，而是其創建激勵措施的能力，迫使私人行動者（甚至是大型跨國銀行）朝着其設定的方向行動。

這其實是“美國領導地位”的一個典型例子，但其槓桿作用是例外的，因為其基礎是美國經濟上的主導地位（對於全球大多數金融機構來説，進入美國金融市場至關重要），強大而靈活的法律工具（例如“愛國者法案”第311節，其被執行部分由行政機構決定），以及有效的執行手段（包括財政部長期以來的具體能力）。

貿易制裁的情況更為複雜，因為沒有銀行這樣的金融業關鍵參與者。儘管如此，美國採取的“二級制裁措施”也遵循了同樣的邏輯，因為它可以限制外國公司提供了進入美國市場的可能性；“外國直接產品規則”將技術產品出口限制的範圍擴大到所有使用美國技術和部件製造的產品。因此，即使不直接受美國政府管轄的公司也不得不遵從美國政府的指示，以免被拒絕進入美國市場。

利用法規、法律和經濟工具來對外國企業產生強烈激勵的做法並不新鮮。然而，在某些情況下，美國的做法已經不僅是一種法律框架，還具有政治上的強制力。在國際關係中，這種做法可能會變得越來越常見，其動機不僅僅是擴展法規，更多是出於政治目標。

（五）產業政策復興：戰略自主權的迴歸

經濟關係日益武器化，促使各國開始關注自己“做出自己的選擇和塑造世界”的能力，用歐盟委員會對“開放的戰略自主權”的定義來説就是如此。即使“戰略自主”這與貿易開放並不矛盾，但擔憂也已改變了各國看待自身生產能力的方式，尤其是涉及戰略產業的產能時。

“以鄰為壑”的經濟競爭曾讓世界陷入不安。正是為了消除採取這種非合作戰略的動機，世貿組織框架才設定了《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定》，禁止扭曲性最強的補貼，並規定可強制執行對合作夥伴造成損害的補貼。雖然這一框架在理論上是適當的，而且長期以來也被證明相對有效，但其約束性現在似乎在很大程度上被削弱了。

多邊框架並沒有阻止中國實施龐大而雄心勃勃的產業政策，但這似乎並不應該是造成結構性問題。畢竟，關貿總協定甚至容納了捷克斯洛伐克等幾個中央計劃經濟體的參與，前共產主義/社會主義陣營的波蘭、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和匈牙利隨後的加入，以及日本的干涉主義。2007 年，世貿組織成員也接受了越南的加入。

然而，**對於美國等其他大國而言，中國的快速崛起着實令人難以接受，因為其產業政策往往涉及具有戰略意義的部門。**由於無法限制中國，這些國家和地區同樣開啓了雄心勃勃的產業政策，並提出補貼等方案，儘管這些措施可能首先會傷及自己的盟友。顯然，這些決策不再是基於嚴格的經濟計算，而是基於權力戰略。

**▍**結語：歐洲終於加入“經濟安全”團伙

無論國際經濟關係的“軍備競賽”是真實的還是假想的，它都扭曲了經濟計算。風險的本質正在被重新定義，使其趨向於不可預測的不確定性。除了外生威脅（自然災害、意外事故、健康危機等）和經濟領域的內生風險（週期性波動、技術突破、競爭對手、客户或市場的變化）外，它還增加了地緣政治風險。

**地緣政治風險一直存在，但它從決策的次要位置進入到核心。**在這場變革中，國際經濟政策被注入了新的安全內涵。日本甚至在2021年10月設立了經濟安全大臣一職，中國則提出了“整體安全觀”。就美國而言，特朗普政府的“關税貿易戰”只是開始，而拜登政府還在繼續加強出口管制措施、外國投資篩查等一系列安全措施。

相比之下，歐盟是唯一一個在價值觀和實踐上都與這種經濟安全概念格格不入的政治實體。由於歷史和制度的原因，歐盟的經濟政策傳統上與安全問題基本脱節，儘管它自然而然地參與了國際出口管制制度。不過，情況在今年得到徹底改變。

歐盟委員會於2023年6月發佈了一項經濟安全戰略。作為建立共同行動框架的第一步，這份通報肯定了幾年來一直在進行的方向，特別是通過外國直接投資篩選機制（2019年3月）、5G網絡安全工具箱（2021年3月）、兩用產品出口管制改革（2021年5月）和“反脅迫文書”（2023年3月政治協議）。這一趨勢代表了一種旨在減少風險並保持經濟開放的戰略，最大限度地降低與歐洲開展經濟和多邊合作的成本。

總之，安全經濟已經成為國際關係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不同國家的方法各不相同。對於中國來説，安全是經濟管理的一部分；對於美國來説，安全涉及到保護技術優勢以及在金融和某些技術領域的主導地位的增強；**對於歐盟來説，這是一種旨在減少風險的戰略，同時保持經濟開放。在這方面，**歐洲的方法接近於日本、韓國和澳大利亞等國提出的概念。

所有這些經濟安全政策都依賴於複雜的法律框架。歐洲已經在美國的金融制裁和對銀行施加的合規義務方面付出了昂貴的代價，而出口控制措施對第三國生產商來説也帶來了沉重的負擔，特別是當這些措施伴隨着次級制裁時。中國也在制定了一系列可能對外國經濟參與者具有約束力的法律。至於歐盟，其機構結構以及與多邊框架的一致性要求其依賴於複雜而精密的法律和監管框架，就像在許多其他領域一樣。這些同時發生的趨勢的結果是國際經濟和金融關係日益司法化，甚至激發“法律戰爭”（lawfare）。

雖然全球化在統計數據上並沒有衰落，但國際經濟關係的政治絞索正在收緊，而新形勢呼籲新的規避、適應和預測方式。現在，互利貿易的邏輯越來越經常地被尋求戰略或安全優勢的國家所劫持，而戰略或安全優勢的基礎是控制或削弱競爭對手，即使這需要付出代價。

零和邏輯（如果不是兩敗俱傷的話）將在商業和金融關係中佔據更大比重。****在相互依存的背景下，脱鈎難以實現，而合作卻越來越難以協調。****在許多國家政府看來，這似乎是追求安全的代價。這種邏輯並非不可避免，如果我們希望合作努力成為可能，就必要認識到其背後的驅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