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行政權僭越司法權：特朗普主義對美國憲政秩序的衝擊_風聞

當行政權僭越司法權：特朗普主義對美國憲政秩序的衝擊

撰文：雅禮學人

2025年4月18日星期五

美國第四巡迴上訴法院 4 月 17 日駁回特朗普政府請求的裁決，再次將行政權與司法權的激烈對抗推至台前。這起圍繞馬里蘭州居民阿布雷戈・加西亞的司法拉鋸戰，已然演變為檢驗美國憲政根基的試金石。由里根任命的保守派法官威爾金森撰寫的裁決書，其措辭之嚴厲、立場之鮮明，恰恰印證了當前美國行政權越界行為的嚴重程度。

一、司法裁決遭遇的行政權頑抗

在阿布雷戈・加西亞案中，司法系統展現出罕見的連貫性：從地區法院到最高法院，從自由派到保守派法官，各級法院連續五次確認政府行為的違法性。但特朗普政府的應對策略堪稱 “司法游擊戰”—— 當最高法院 4 月 10 日最終裁決後，司法部次日即向第四巡迴法院提出緊急動議，試圖通過程序性纏訟規避實質義務。這種將司法系統視為可選擇性服從對象的做法，徹底顛覆了 “法律至上” 的憲政原則。更值得警惕的是，行政機構在事實認定層面的肆意妄為。儘管法院已查明所謂 “恐怖分子” 指控缺乏可信證據，司法部仍堅持在法庭文件中重複該説辭。這種將政治敍事凌駕於司法真相之上的行徑，使得法律程序淪為權力遊戲的工具。

特朗普對法律的實用主義態度在諸多事件中暴露無遺。在涉及自身利益的司法案件裏，他的表現堪稱 “雙標” 典範。當司法裁決結果符合其意願，勝訴之時，他便大肆宣揚美國司法體系的公正，將愛國的標籤貼在自己身上，對做出有利裁決的法官不吝溢美之詞，彷彿美國的司法制度在這一刻達到了完美的巔峯，是維護正義與公平的堅實堡壘。例如在一些商業糾紛案件中，若法院判決對他的商業利益有利，他會迅速在社交媒體、公開演講中強調司法系統的權威性與正確性，稱讚法官的專業與公正，利用這些有利裁決來鞏固自己在支持者心中的形象，塑造自己作為法律維護者的假象。

然而，一旦面臨敗訴的局面，他的態度便會發生 180 度大轉彎。他會毫無顧忌地 “翻桌子”，對司法裁決嗤之以鼻，甚至不惜對做出不利裁決的法官進行人身攻擊。在 2020 年總統大選之後，面對選舉結果相關的一系列司法訴訟敗訴，他不僅拒不承認敗選，還公然指責法官存在偏見、不公正，聲稱司法系統被政治操弄，將法官個人置於輿論的風口浪尖，試圖通過這種方式來削弱司法裁決的公信力，為自己不接受選舉結果尋找藉口。這種行為嚴重破壞了司法的權威性和公正性，使得民眾對司法系統的信任產生動搖，進一步加劇了美國社會的分裂與對立。

二、三權分立架構的傾斜危機

特朗普政府對司法裁決的選擇性服從，暴露出危險的權力觀。在 “美國訴尼克松案” 確立的憲法先例中，最高法院明確指出 “總統不能自我決定行政特權的範圍”。但當前行政當局通過 “承認錯誤但拒不改正” 的拖延戰術，實質上創設了行政審查司法的危險機制。當司法部長巴爾公開宣稱 “總統意志即法律導向” 時，漢密爾頓在《聯邦黨人文集》中警示的 “行政專制” 風險正在成為現實。

這種權力越界具有強烈的示範效應。聯邦移民執法機構拒絕向地區法院提供涉案信息，州級官員公開聲援總統的違憲行為，形成行政系統內部的責任消解鏈條。正如耶魯法學院教授布魯斯・阿克曼所言：“當違法成為系統性的，憲政危機就已不是假設。”

三、憲政危機背後的制度困境

特朗普主義的蔓延暴露了美國憲政設計的潛在缺陷。憲法第二條的模糊表述，在政治極化的催化下成為 “帝王總統制” 的温牀。總統通過人事任命權重塑司法版圖，藉助社交媒體構建平行事實體系，利用緊急狀態條款擴張行政權力，這些都在動搖權力制衡的根基。

但本案也展現出憲政體制的韌性。里根時代任命的保守派法官堅守司法本位，國會監督機制開始啓動調查程序，主流媒體持續進行事實核查。這些制衡力量的存在，説明美國憲政傳統尚未被完全侵蝕。正如威爾金森法官在裁決書中強調的：“對權力的制約不是阻礙，而是民主制度存續的前提。”

當白宮發言人將司法裁決稱作 “荒謬的干涉” 時，我們看到的不僅是某個政治人物的權力任性，更是現代民主國家面臨的普遍困境。技術革命帶來的治理複雜化、民粹主義催生的強人政治崇拜、全球化引發的身份認同危機，都在衝擊傳統的權力制衡機制。阿布雷戈・加西亞案的價值，在於它再次敲響警鐘：當權力掙脱制度的鎖鏈，任何人的自由都將危如累卵。維護三權分立不是陳腐的教條，而是文明社會最後的防洪堤。

注：這是本人最新的筆名，與學歷有聯想。

參考文章：《Appeals Court Sharply Rejects Trump Challenge of Abrego Garcia Orders—Again》載於《共同的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