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次，特朗普拿到了美開國功勳的劇本”_風聞

嚴鵬

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

中國工業文化研究中心

【導讀】4月18日，特朗普終於宣佈，他無意再提升對華關税，美中關税戰或將迎來反轉。然而問題在於，特朗普能否達成通過關税手段重塑全球貿易格局，繼而重振美國製造業的目的？倘若關税無效，特朗普是否還會想出其他手段，繼續攪動世界經濟？

本文指出，高關税作為一種悠久的政治遺產，早在美國建國初期就已埋下伏筆。美國首任財長、開國元勳之一漢密爾頓就在《關於製造業的報告》中提出，美國應通過保護性關税、補貼和技術引進等措施發展製造業，以擺脱對歐洲（尤其是英國）的經濟依賴，實現經濟獨立。漢密爾頓意圖效仿英國構建“財政國家”模式，將關税作為聯邦政府的主要收入來源，以清償國債並應對財政需求，而此後又成為了保護國內產業的手段。

漢密爾頓意欲為美國打造一個現代產業體系，體現了美國想要成為富強國家的獨立意志。然而圍繞着美國是否應邁向工業化，漢密爾頓與其政敵傑斐遜等人展開了路線鬥爭。傑斐遜等農業精英最初反對發展製造業，認為美國應堅持農業經濟。本文以漢密爾頓與其政敵傑斐遜的觀點衝突為線索，勾勒了這一政治傳統的確立過程。而如今美國又一次揮舞起關税大棒，其背後同樣交織着經濟理性與政治算計，漢密爾頓的影子正以新的方式投射在華盛頓的決策桌上。

本文為作者授權發佈，原題為《漢密爾頓與美國關税傳統**》，**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文化縱橫新媒體·專家意見

2025年第20期  總第162期

漢密爾頓與美國關税傳統

美國的高關税傳統與其開國財長漢密爾頓有密切關係。2024年，美國經濟學會《經濟展望雜誌》（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的秋季號上，連發5篇關於產業政策的論文，其中第五篇為理查德·西拉（Richard Sylla）所撰《漢密爾頓〈關於製造業的報告〉與產業政策》（Alexander Hamilton’s Report on Manufactures and Industrial Policy），該文摘要如下：

漢密爾頓在1791年發表的關於製造業的政府報告，是對美國工業化的前瞻性論證，並得到了旨在鼓勵工業化的公共政策的支持。1790年前後的傳統智慧，以及比較優勢的靜態考慮認為，美國應該堅持農業，出口其農業剩餘，進口歐洲製成品。然而，歐洲主要帝國的重商主義貿易政策對美國出口構成了障礙。因此，漢密爾頓認為，使用最新機械技術的美國製造業，將通過創造對農業剩餘的國內需求，減輕歐洲貿易限制的影響。他的報告列出了值得支持的行業，以及鼓勵這些行業發展的政策措施。在接下來的一個世紀裏，美國政府幾乎採納了漢密爾頓的所有建議。這些措施使美國在那個世紀的工業產出年均增長率達到5%，幫助美國成為世界領先的製造業國家。

在今天的世界變局背後，漢密爾頓的影子若隱若現。這是思想穿透時間的力量，儘管這種力量有時是以扭曲的方式呈現。

在聯邦政府成立之初，漢密爾頓的核心議題包括：第一，為美國建立一個強大的財政體制，既用於清償獨立戰爭時期欠下的歷史債務，又能夠在未來應對緊急情況；第二，效仿英國重商主義體系建立一個包含製造業、航運業與對外貿易在內的產業基礎，使美國擺脱對英國的依附，實現繼政治獨立之後的經濟獨立。關税對這兩個議題都非常重要。然而，漢密爾頓本人是一個著名的親英派，在當時的大國外交中，他不主張美國對英國“脱鈎”，在其《關於製造業的報告》中也不以關税作為培育製造業的唯一手段。反倒是漢密爾頓的政敵傑斐遜一派有着更狂熱的經濟民族主義衝動，最終代漢密爾頓建立了一個高關税體制，塑造了美國的一種歷時甚久的工業文化傳統。

**▍**關税與財政國家

從歷史大勢來看，漢密爾頓作為華盛頓的左臂右膀，為獨立後的美國打造了一個英國式的財政國家（fiscal state）。20世紀後期西方學術界興起的“新財政史”研究提出了“財政國家”理論，指出軍事需求驅動歐洲部分國家建立起比較發達的財政體制，“自我持續成長”是近代財政國家的一種內在發展模式。但是，只有英國一個國家達到了財政國家比較高級的階段，因此能夠抵禦軍事超級大國即拿破崙帝國的侵犯。漢密爾頓是著名的親英分子，他對前宗主國的仰慕，也包括財政國家體制。而關税，最初與保護製造業無關，只是涉及到國家的財政收入。

1789年，美國實施進口關税和船舶噸位税，以為新政府提供財政收入。由於着眼於税收而非保護國內產業，關税與船舶噸位税的税率均較低。不久，政府就開始徵收國內消費税。這是漢密爾頓作為財政部長打造財政新體制的第一步，也可以算是常規性的舉措。而當時美國面臨的更緊迫問題還是政府負債如何償還。

美國獨立後，財產税和人頭税繼續充當地方政府的主要財源。而對聯邦政府來説，從1789年到1914年，其收入幾乎全部來自3個來源：進口關税、對煙酒徵收的消費税、土地銷售收入。這其中，關税被證明是穩定的不斷增長的收入來源。土地銷售在聯邦政府的收入來源中雖然穩定，但一直不佔主要地位。至於國內消費税，則從實行之日起就充滿爭議。1791年，國會批准了漢密爾頓的威士忌消費税法案，但由此釀成了一場叛亂。1801年，傑斐遜派完全取消了該税種。在美國內戰前，消費税沒有成為聯邦政府主要的收入來源。1805年3月4日，傑斐遜在第二次總統就職演説中總結了他上一任期內的財政改革政策：“裁減冗員，壓縮無用的機構和開支，使我們可以不再徵收國內税。這些税使我們的國土上遍佈收税員，按家按户索取，使人民深受其害，而且徵税一開始，就很難阻止它相繼擴展到每一種產品和財產。”分析1792—1816年美國中央政府的歲入與支出後會發現，歲入部分分成關税與國內歲入兩大塊，而關税具有決定性意義。

當代經濟學家指出，除了戰爭時期，關税收入足以滿足整個19世紀美國的國家財政需求，在和平時期，美國政府很少受到財政壓力，事實上，到19世紀30年代中期，它已經能夠償還革命和1812年戰爭所產生的國債。這種分析只是後見之明，而且，圍繞關税的爭議在美國曆史上又引發了其它問題。漢密爾頓沒有隻押注於關税，他希望效仿英國打造一個財政國家，也和英國一樣，靠軍事鎮壓保證了其現代化方案的推進。1792年5月23日，傑斐遜向華盛頓表達了他對漢密爾頓的不滿，提到“為了徵税而向我們自己人民開戰，甚至不惜徵收可惡的消費税”，並表示這一税收體制就是要逐漸把美國導向英國“君主政體”。事實上，華盛頓—漢密爾頓的財政國家為了消費税，在幾年後確實選擇了向人民開戰，即1794年的鎮壓威士忌叛亂（Whiskey Rebellion）。儘管財政國家取得了鎮壓邊民叛亂的勝利，但很顯然，向國民徵收消費税，無論在道義上還是在技術上，都不如向外國人徵收關税更方便。

▍《關於製造業的報告》與關税

《關於製造業的報告》是漢密爾頓作為財政部長提交的一份經濟建國綱領，為美國描畫了工業立國的藍圖，在經濟學的歷史上也堪稱具有開創性的經典文獻。漢密爾頓意欲為美國打造一個現代產業體系，體現了美國想要成為富強國家的獨立意志。當然，圍繞着美國是否應邁向工業化，漢密爾頓與傑斐遜等人展開了路線鬥爭。

在殖民地時代，北美大部分地區以經營出口型農業為生，尤其華盛頓、傑斐遜等南方精英所隸屬的沿海低地，盛行種植園經濟。這種產業現實塑造了南方精英的產業觀念。1785年8月23日，在寫給美國“國父”之一傑伊的密信中，傑斐遜聲稱：“我們現在有足夠的土地可供無數人耕種。耕種者是最有價值的公民……我認為工匠是助長罪惡的人，是被用來全面顛覆國家一切自由的工具。”他同時還貶斥了海員：“我們在海上與其他國家的貿易必須以經常的戰爭為代價。”儘管傑斐遜在獨立戰爭爆發前曾怒斥英國重商主義體系對北美製造業的壓制，但美國獨立後，他還是認可殖民地時代的國際產業分工體系，而這與他所來自的弗吉尼亞的產業結構有直接關係：“我們應該長久地把我們的工人留在歐洲，而歐洲則應該從美國輸入原材料和甚至生活必需品……弗吉尼亞生產的煙草確實幾乎全部銷往英國，原因是該州人民欠英國一大筆錢，正在儘可能快地償還。”1786年，傑斐遜去英國旅行了兩個月，在一封信中，他表達了對英國工業革命的某種不以為然，只提到新興工業技術對農產品加工的價值。1788年，傑斐遜在給兩個赴歐遊覽的美國人提建議時，認為不必要關注輕工業品：“環境使得美國不可能在任何一個現在活着的人在世期間成為一個工業國，因此仔細地研究這些東西將會是浪費時間和精力。”有時候，華盛頓也會附和傑斐遜。例如，在1788年1月1日寫給傑斐遜的信中，華盛頓稱：“……我非常贊同您的觀點，大範圍的投機活動、賭博的心理或任何能夠將我們的注意力從農業生產上吸引開的東西，都將對我們十分有害，如果其影響不是毀滅性的話。”公允地説，對華盛頓這個種植園主而言，發展農業比發展製造業更符合他的認知。1788年6月19日，在給拉法耶特的信中，他寫道：“因為在如此廣泛的區域裏，土壤和氣候都多種多樣，以至我希望有朝一日我們能夠成為一個世界倉庫和糧倉。”華盛頓沒有像傑斐遜那樣明確反對美國發展製造業，但他內心應該會認為美國發展農業更具比較優勢。這種普遍存在的觀點就是漢密爾頓希望培育美國製造業所要面對的觀念阻力。

與來自農業地區的精英華盛頓、傑斐遜不同，漢密爾頓作為移民，又以紐約為其據點，對製造業的價值認識得更清楚。1789年1月，紐約成立了製造業協會，兩個月後，曼哈頓下城開了一家毛紡織廠，漢密爾頓名列股權人名單中。該廠因水資源嚴重短缺而在一兩年後倒閉，但這被認為是漢密爾頓介入製造業的開端。因此，漢密爾頓的《關於製造業的報告》不是坐在書齋裏的理論家的空想，也不是遠離市場的政府官員的臆造，而是綜合了學術理論與實際經驗的戰略藍圖。為漢密爾頓起草《關於製造業的報告》第一稿的是財政部的官員坦奇·考克斯（Tench Coxe）。今天，美國參議院的網站上仍掛着考克斯發表於1787年11月26日的文章《一個民主的聯邦黨人》（A Democratic Federalist）。因此，考克斯追隨聯邦黨人的領袖漢密爾頓不足為奇。1791年4月，漢密爾頓曾以個人威望幫助考克斯成立一家制造業協會，根據考克斯協助漢密爾頓撰寫的協會計劃書，該協會打算創建一個類似於工業園區的製造業基地，為國內企業樹立榜樣，協會所需要的資金則將部分通過政府債券來籌措。協會計劃書也毫不掩飾致力於從歐洲獲取先進技術的工業間諜行為。瞭解了考克斯與漢密爾頓1791年的這些實踐，再去審視當年底的那份報告，就很容易看到報告內容極具針對性。

《關於製造業的報告》既論證了美國應該發展製造業，又論證了美國能夠發展製造業，為這個當時的後發展國家追趕先進國家樹立信心。報告指出，由於創新與創業具有高風險，會使資本裹足不前，故政府應以產業政策創造良好的營商環境，吸引資本進入。當時的一些歐洲人以及不少美國人，均認為美國發展製造業缺乏勞動力與資本等生產要素方面的條件，報告對此進行了有力批駁，分析了美國的優勢。無論其觀點精確與否，其勇氣與自信都證明了，發展建立在自尊自強的世界觀與價值觀基礎上。向發達國家下跪是跪不出現代化的。這也是工業文化作為一種發展主義（developmentalism）之真義。當然，這部分內容是考克斯的觀點還是漢密爾頓的思想，亦或者其主旨為兩人所共享，那又是另一個純學術的問題了。不過，在分析資本匱乏並不足以限制美國製造業發展時，報告花了大量篇幅討論長期債務、公共信用可以用來培育製造業，這幾乎可以肯定是漢密爾頓的個人趣味，服務於他正在推行的財政與金融政策。由此可見，無論漢密爾頓是否與考克斯存在理念上的分歧，《關於製造業的報告》都是漢密爾頓構建其宏大財經體制的一環。在從理論上分析了美國能夠發展製造業之後，報告又舉出了美國製造業已經取得進步的若干產業的案例，共列舉了17個產業，強化了其論證。

在對促進美國製造業發展的誘因進行了全面的分析後，報告就開始討論政府如何以政策來扶持製造業，共列舉了11條措施。其中第一條便是保護性關税：“保護性關税——或對那些希望由國內生產且對國內商品構成競爭的外國產品徵收關税。”至於其它措施，則包括：禁止進口競爭性物品、禁止製造業原材料出口、金錢獎勵、免除製造材料的關税、鼓勵國內的新發明和創造、引進與機械相關的發明創造、為各地之間的匯款提供便利、為各地之間的商品運輸提供便利等。總的來看，報告提出的這些措施具有重商主義的底色，其保護性關税、限制原材料出口、給企業補貼都屬於一般性的重商主義政策，早已為歐洲列強所實踐。報告建議的鼓勵創新、加強技術引進與提升產品質量等措施，是直接從生產層面培育製造業的舉措。最具漢密爾頓特色的措施當屬以金融支持製造業，這既使《關於製造業的報告》成為漢密爾頓打造其財政與金融體制的又一個理由，又為培育製造業預設了實際的資金配套措施。報告還建議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必須強調的是，在所有這些措施中，漢密爾頓更偏好給企業補貼而不是提高進口關税。但不管怎麼説，由於報告第一條建議就是保護性關税，漢密爾頓的名字從此就與關税脱不了關係了。

總的來看，漢密爾頓所認可的《關於製造業的報告》，不只是一個關於製造業的產業政策綱領，而是一個涉及製造業、農業、金融、交通、貿易、教育的國家創新體系（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的偉大構想。然而，該報告引發的爭議也比前面幾個報告更大。最終，報告未能被國會立法通過，但是漢密爾頓成功説服國會採納了其中的關税建議。漢密爾頓的建議在1792年3月的議案中重新提出，最終，國會採納了提高18種關税、下調3種的辦法。美國國會實際上接受了漢密爾頓幾乎所有提高製造業產品關税的建議，而未觸及補貼和其它建議。這對漢密爾頓而言，算是一種打了折扣的勝利。

**▍**漢密爾頓政敵實施的報復性關税

漢密爾頓通常被視為經濟民族主義（economic nationalism）的代表，但漢密爾頓確實不是刻板印象裏的經濟民族主義者，而且他在貿易政策上的確是一個親英派。考慮到《關於製造業的報告》的精華部分或出自考克斯手筆，則漢密爾頓與經濟民族主義之間的態度更顯曖昧。相反，在對英問題上，傑斐遜更像一個民族主義者，也確實推行了強硬的經濟民族主義貿易政策，而傑斐遜的這一態度反而為他後來容納《關於製造業的報告》裏推薦的政策預留了空間。

漢密爾頓主張加強對英貿易，除了他個人一向親英外，在當時只是反映了一種貿易結構的現實。美國原本處於大英帝國構建的經濟體系中，獨立反而使美國被排除於英帝國經濟圈外。例如，在加勒比海，美國船隻不允許與英屬西印度羣島直接貿易，試圖逃避英國法律的美國商人可能會被官員扣留。受限於英國《航海法令》，美國造船業喪失了其主要市場。1783年以後，由於美國鯨油麪臨過高的英國關税，美國的船舶生產進一步下降。美國與法國的經濟升温，也無法彌補其與英國貿易冷淡所受的損失。表1顯示了獨立前後美國出口貿易地理方向的變化，從中可見英國的佔比雖有下降，但仍然居於首位，且絕對值亦較大。這種經濟現實使得在政治品味之外，漢密爾頓親英又多了一層理由。

1790年12月8日，華盛頓在其第2個國情諮文中提出擔憂：“倘若這些（歐洲）國家由於戰爭的關係削減海上運輸，那麼，至少我國貨物海運的費用就會提高。鼓勵和發展我國自己的航運事業，減少商業和農業對國外船隻的依賴，因為在情況對商業和農業最有利的時候，外國船隻可能會靠不住。現在，我提請各位認真考慮這樣一個問題：即，如何發展我國的航運事業？在歐洲出現突發事件的時候，自主的航運事業在多大程度上能幫助我們應對尷尬局面？”自那時起，歐洲緊張的政治局勢就開始牽動美國的神經，影響美國的經濟發展。

1793年，英法兩個歐洲最強大的國家開戰，華盛頓宣佈美國採取中立，但很難置身事外，與這兩國的關係均出現惡化。1794年，美英之間長期的外交危機使兩個敵對多年的國家又有兵戎相見的危險。當年初，傑斐遜一派的共和黨人提出對英國實施貿易報復計劃，以結束英國對美國肆無忌憚的貿易干涉。英國及時向華盛頓提出要協商解決此事，並停止了扣留美國船隻。4月16日，華盛頓根據漢密爾頓的建議，任命傑伊作為特別使節出使英國。傑伊接受了英國的部分重商主義原則，英國還獲得美國的貿易最惠國待遇以及美國不給法國私掠船在美國港口補給的承諾。傑伊還作出的讓步是，英國無需賠償獨立戰爭時因奴隸逃跑而蒙受損失的美國公民，而一些奴隸其實是英國軍隊解放的。至於美國革命前對英國商人欠下的債務，則由美國政府償付。傑伊所獲取的回報是，英國將於1796年撤出能用陸軍威懾美國的西北要塞，返還1793年至1794年間所扣押的美國船隻與貨物，對小型美國船隻開放英屬西印度羣島。不過，關於西印度羣島的條款讓利過於有限，令本來對與英國媾和表示支持的聯邦黨船主亦大失所望，最後被美國參議院刪除了。這便是英美《傑伊條約》的草案。《傑伊條約》被認為喪權辱國，在當時的美國激起公憤。1795年6月24日，經過秘密辯論，該條約在參議院以最低限的多數票通過，在眾議院則遭到麥迪遜領導的反對派的阻擾，他們要求華盛頓提供所有與條約相關的文件。但總統以條約的通過純屬參議院的事務為由拒絕了他們的要求，由此也開創了美國政治中行政特權（executive privilege）的先例。《傑伊條約》使美國避免了與英國開戰，或者説，將戰爭推遲到了十幾年後。

作為對英媾和的推動者，1794年4月14日，漢密爾頓在寫給華盛頓的信中稱：“戰爭往往源於憤怒和反常的激情，而不是出於冷靜的利益計算。”當然，這只是他個人計算利益得失的結果，在面對法國時，他是另一種態度。他稱東部州尤其紐約的主流民意是反對同英國開戰的。紐約人畢竟是要和英國做生意的。從經濟上分析，漢密爾頓也反對傑斐遜一派的貿易報復計劃。從漢密爾頓的分析看，他認為美國沒有做好對英國開戰乃至實施經濟報復的準備。這一點並不能説明他不是民族主義者，只能説他在一貫所具有的親英情結下，選擇了更務實的外交策略。換言之，漢密爾頓推出《關於製造業的報告》是為了做好對英貿易脱鈎情況下獨立發展的準備，而他推動《傑伊條約》的簽訂則是認為還沒有做好應對脱鈎的準備。

然而，從治國技藝的角度説，經常出現的情況是，很難認為什麼時候是做好了準備的最佳時機，過多的計算也可能適得其反。至少，在國內政治這一塊，漢密爾頓摧毀了自己重要的根基。由於漢密爾頓不鼓勵保護性的高關税，到1793年底，東部地區的製造商站到了他領導的聯邦黨的對立面，連原屬其陣營的紐約技工與商人總會也轉而支持傑斐遜的共和黨。儘管傑斐遜不鼓勵美國發展製造業，但他和麥迪遜所推崇的嚴厲的貿易限制措施，被製造商們認為對自己有利。而當漢密爾頓主導華盛頓政府與英國和解後，考克斯憤而轉投了傑斐遜派的共和黨，因為他認為共和黨的貿易政策對促進美國製造業發展更有利。漢密爾頓大罵考克斯驕橫、陰險又自大，聲稱：“那個男人聰明反被聰明誤。他屢屢犯錯，他的意見毫無價值。”然而，漢密爾頓實際上拋棄了自己的基本盤，他的對手卻通過容納他的部分政策主張，擴大了自己的政治支持根基。1823年5月，早已退出政壇的傑斐遜在一封信中寫道：“對威士忌酒徵税會減少消費；對外國酒徵税則會促進威士忌酒的生產，因為它的競爭對手被除去了。目前的價格和税率已使法國酒失去了和威士忌酒競爭的能力，因此外國酒僅在有限範圍內飲用。”儘管此時傑斐遜並不認為應對太多外國製造業產品徵收過高關税，但他很清楚漢密爾頓《關於製造業的報告》裏的理論能得到事實支撐。傑斐遜繼承了漢密爾頓的政治遺產，而漢密爾頓自己的黨派，不斷瓦解而最終消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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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關税作為一種政治遺產

漢密爾頓可謂壯志未酬身先死。不過，即使在他生前，他設計的制度與制定的政策，當他離任後，也會被繼任者推翻。傑斐遜當上總統後取消國內消費税即為一例。1792年5月26日，漢密爾頓在一封信中提到：“傑斐遜先生毫不保留地表達了他對整個財政體系的厭惡，質疑了為債務進行融資的權宜之計……我的意思並不是説，他主張直接取消已經做過的事情，而是他依據他的原則進行了整體性的批判，如果這些原則成為一般性原則，那就只能以顛覆現行體系而告終。”他已經預見到了傑斐遜一旦掌權就改弦易轍的危險。實際上，傑斐遜確實改革了漢密爾頓設計的美國財政部制度。但歷史給傑斐遜開了個大玩笑，不僅漢密爾頓打造的“財政國家”作為一種體制整體上得以保留，在爭議最為激烈的製造業發展問題上，傑斐遜實際上繼承了漢密爾頓的政治遺產。

地緣政治的緊張局勢與戰爭造成的緊急情況帶來了傑斐遜政府及其之後的麥迪遜政府的觀念轉向，使其不得不繼承漢密爾頓設計的政治經濟體制。戰爭催生了對政府收入、軍隊建設與製造業發展的巨大需求，而這是漢密爾頓早就預見的。傑斐遜派對國內消費税的牴觸使美國政府不得不仰仗關税作為主要收入，而高進口關税意外地給本土製造業提供了《關於製造業的報告》所揭示過的保護效應。戰爭刺激財政國家形成的大戲，曾在漢密爾頓所傾慕的英國上演，在漢密爾頓身後，舞台又移到了美國。

早在1793年12月16日，傑斐遜作為國務卿，在一份報告中就提出採取貿易報復是合宜的：“如果任何國家違揹我們的願望，認為繼續實行它的一套禁令、關税和限制對它更加有利，那我們也就只好用反禁令、反關税和反限制來保護我們的公民，保護他們的貿易及航運。”這份報告還提到採取關税反制措施有利於發展本國製造業：“此類税有間接鼓勵國內同類產品生產的作用，能引誘製造商自行到這些州來……這樣，我們的農產品在外國港口受到的壓迫就會化為一種動力，擺脱對別人行為的依賴，促進國內工藝和製造業，並且促使人口增長……”這裏提到的高關税能促進國內製造業發展的觀點，重複了《關於製造業的報告》裏的內容。可以説，傑斐遜不喜歡製造業，但他不排斥高關税和貿易限制政策，在這一點上，難以説他和漢密爾頓誰更具有經濟民族主義思想。

1800年，傑斐遜當選總統，他所領導的共和黨（並非今天的共和黨）也掌控了國會，這方便他推行自己的政策。實際上，傑斐遜對漢密爾頓打造的財政體制的改動是有限的。而隨着1803年後法國重新對英國開展軍事行動，英法之間的衝突再次使欲求中立的美國陷入尷尬的處境。隨着美國和英國之間的關係再度緊張，傑斐遜希望以貿易禁運的方式避免與英國發生軍事衝突，他的財政部長加勒廷對此卻表示反對，認為貿易禁運沒什麼作用。然而，傑斐遜堅信自己是正確的，1807年12月8日，他要求國會禁止所有美國船隻前往外國港口，而這實際上是要求停止一切貿易。美國的海運業受禁運的創傷甚大，然而，在禁運開始後的頭6個月，大約500萬美元的資本從商業流向了工業。貿易禁運引發民怨沸騰，但傑斐遜堅持認為禁運無效是因為商人不愛國，並準備像華盛頓鎮壓威士忌叛亂那樣調動民兵鎮壓違抗禁運法令的走私分子。隨着1808年11月大選臨近，加勒廷警告傑斐遜，如果禁運不解除，共和黨可能損失慘重，聯邦黨人會捲土重來。然而，事實是共和黨仍牢牢控制國會，傑斐遜的親密戰友麥迪遜也輕鬆贏得總統選舉。儘管如此，禁運還是在1809年初解除了。傑斐遜的貿易禁運政策未能貫徹到底，但這段歷史有兩點值得注意：其一是失去漢密爾頓以及在漢密爾頓時代就損失製造商基本盤的聯邦黨人難以翻盤，其二則是傑斐遜居然要效仿華盛頓—漢密爾頓政權對自己的人民開戰。1810年9月20日，在給一位報紙主編的信中，傑斐遜提出：“嚴格遵守成文法無疑是一個好公民的重要義務之一，但並不是最重要的。迫切需要、自我保存、危急時保衞祖國等法則是更重要的義務……華盛頓將軍……圍攻約克敦時，他將近郊村莊夷為平地，因為他認為國家的安全必須高於財產法之上。”這聽起來很像漢密爾頓的口吻。不管傑斐遜願不願意繼承漢密爾頓打造的財政國家，但漢密爾頓留下的英國式體制給了傑斐遜以動用武力的底氣。事實上，儘管貿易禁運將商人推向了傑斐遜政府的對立面，但美國的公共信用並沒有如漢密爾頓在1794年4月預測的那樣崩盤，而諷刺的是，這是因為漢密爾頓為美國打造的財經體制堅如磐石。

1809年4月，美國總統麥迪遜重新開放了對英國的貿易，但英國政府未對等回應，迫使麥迪遜在4個月後重新實施了互不往來措施。這時的國會中充斥着新一代的年輕共和黨人，包括來自肯塔基的亨利·克萊（Henry Clay），他們要求對英國採取軍事行動。隨着美國積極備戰，加上正巧英國趕上經濟衰退，英國的態度有所軟化。不過，由於通訊阻隔，1812年6月，美國還是向英國宣戰了。戰爭延續了兩年多時間，美國損失慘重，但英國也無法實現更多目標，雙方於1814年12月簽訂了《根特條約》，恢復和平。從1809年到1814年，美國均處於某種戰時狀態。這場戰爭改變了傑斐遜對於製造業的態度。1809年，傑斐遜在一封信中坦言：“最近我反覆勸導要鼓勵製造一切其原料由我們自己生產的商品，數量以至少滿足我們自己消費為限。”他在另一封信中則寫道：“製造業的精神在我們中間根深蒂固，奠定基礎花費極大，決無譭棄的可能。”而在麥迪遜政府繼續擔任財政部長的加勒廷，於1810年4月提交了一份《製造業報告》，其結論與麥迪遜曾極力阻止的漢密爾頓那份報告極為相似。當年12月，在對國會的年度報告中，麥迪遜把美國正在興起的製造業歸功於同英國的貿易中斷。這一觀點得到了當代經濟史學者的認可。1812年戰爭期間，在洛厄爾（Lowell）興起的第一批棉紡織企業成為美國製造業的重大突破。儘管許多新企業沒能在戰後生存下來，但留下來的廠房和設備有助於19世紀20年代美國製造業的重新擴張，有些沒有去西部的農業工人也成為東部製造業勞動力的來源。1812年1月21日，在給約翰·亞當斯的信中，傑斐遜預見到了制裁與戰爭導致的對英貿易中斷會刺激美國製造業的發展：“至於細紡品，就得依靠你們北部的工廠了……英國拒不滿足我們對他們產品的需要，這反而對我們有莫大好處，等他們願意恢復自由通商以後，他們和我們貿易的形式將大大改變，將來我們向他們要的商品不會超過他們對我們的產品的消費。”1813年1月13日，傑斐遜在一封信中又稱：“我沒有料到製造業在那裏（西部諸州）發展如此之快。尤其是梳毛機和紡紗機數量如此之多……我從前是不贊成大規模生產的。我曾經懷疑我們花在農業上的勞動，在土地天然力的幫助下，是否能使我們獲得比我們自己能生產的其他必需品更多的東西。但是對這個問題的其他考慮已經消除了我的懷疑。”戰爭結束後，麥迪遜政府將建立起美國曆史上第一套真正的保護性關税制度。這種關税政策不符合漢密爾頓的初衷，但他的發展製造業的主張被他的政敵所提倡，他的政敵還打造了比他更為激進的培育國內製造業的政策框架。而在後面的故事裏，克萊將大顯身手。歷史學家特納（Frederick Turner）寫道，在美國的西進運動中，“在克萊……的領導下，保護性關税法案獲得通過，當時提出的口號是‘農場變工廠’”。漢密爾頓若有在天之靈，他或許會懷着半欣慰半疑慮的複雜心情看待他參與締造的國家的這一成長路徑。

不管怎麼説，傑斐遜的黨派以一種曲折的方式成了漢密爾頓的政治遺囑執行人。傑斐遜是以一種極為痛苦的心情看待戰爭給美國帶來的變化的，他在1814年的一封信中寫道：“我們的敵人的確從魔鬼那裏獲得了安慰，他把我們的第一代祖先逐出了天堂樂園，使我們從一個和平的農業國變成一個好戰的工業國。”1826年2月，活得足夠長的傑斐遜在他去世前幾個月的一份信中寫道：“農業因納税支持製造業以及紙幣價值劇烈波動而一蹶不振，處於蕭條狀態，這種情況使大西洋這邊的人逐漸遷移西部諸州，致使東部土地供過於求，無人問津。在這種情況下，土地已失去其還債手段的特性。”當時，傑斐遜個人的財務狀況正面臨嚴峻的危機，製造業與紙幣這兩個漢密爾頓的寵兒正在侵蝕他這個農業精英的財富。漢密爾頓的政治遺產在代替他實施着報復。時來天地皆協力，運去英雄不自由。政治家既創造歷史，又受到歷史的束縛，對漢密爾頓來説是如此，對傑斐遜也一樣。今天的政治強人們，同樣既從他們半正確半錯誤的歷史知識裏吸取靈感，又受制於歷史的進程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