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民:史書中真正的高俅是怎樣的?_風聞
古籍-古籍官方账号-古籍善本研究收藏1小时前

説起高俅,大家腦海中可能會立刻浮現出《水滸傳》裏那個陷害林沖、打壓梁山好漢的大奸臣形象。他陰險狡詐、權術滔天,是北宋末年腐朽官僚的典型代表。然而,歷史上真實的高俅,其形象與小説中的藝術演繹存在着顯著差異。他究竟是怎樣一個人,又有着怎樣的人生軌跡呢?讓我們從史書記載中探尋真相。
高俅的早年事蹟,主要見於宋人筆記。據南宋王明清《揮麈錄》記載,他本是蘇軾的“小史”,也就是書童或秘書。在蘇軾身邊時,高俅負責抄寫文書等工作,“筆札頗工”,説明他具備一定的文學素養和書法功底。元祐八年(1093年),蘇軾外放中山,將高俅推薦給好友曾布,但曾布以身邊史令已多為由推辭,蘇軾又將其推薦給駙馬王詵。
王詵是神宗妹夫,擅長繪畫,與端王趙佶(後來的宋徽宗)關係甚好。元符末,王詵為樞密都承旨,一日在殿廬待班時,與端王邂逅。端王稱忘記帶篦子刀,想借用王詵的來梳理鬢髮,王詵欣然應允,並提到自己新近製作了兩副,一副可以送給端王。當晚,王詵派高俅前往端王府送篦刀。恰逢端王在園中蹴鞠,高俅在等候通報時,目光緊盯蹴鞠場面,流露出專注之意。端王注意到他,詢問是否也懂此技,高俅回答“能之”。端王讓他上場對蹴,高俅的球技讓端王十分滿意,大喜之下,端王命人告知王詵,感謝篦刀之贈,且將送刀的高俅留下。從此,高俅成為端王的親信,這為他日後的飛黃騰達奠定了基礎。

需要注意的是,史書中高俅發跡與蹴鞠相關,但並非因蹴鞠直接被提拔為高官,而是通過這次偶然的機會,成為端王的身邊人,憑藉“潛邸舊臣”的身份,在端王即位後獲得了升遷的機會。
趙佶即位後,是為宋徽宗。徽宗對高俅十分寵信,想要升遷他,於是命高俅到劉仲武的部隊效力。在軍中,劉仲武與高俅相處融洽,劉仲武立了軍功,也都稱許高俅的幫助。雖然我們無法確切知曉高俅在軍中具體發揮了怎樣的作用,但這種經歷為他積累了軍事資歷,成為他升遷的重要資本。
政和七年正月十一日(1117年2月14日),宋徽宗以殿前都指揮使高俅為太尉。宋代“太尉”為武官最高虛銜,並非實職,但高俅實際掌握的是禁軍管理事務。宣和四年五月初五日(1122年6月10日),高俅加開府儀同三司,這是一個極為顯赫的官職,顯示出他在徽宗朝的權勢達到了頂峯。
高俅的升遷主要依賴徽宗的寵信,而非自身卓越的軍事才能或政績。他從一個書童,憑藉與徽宗的特殊關係,在數年間不斷晉升,“不次遷拜”,其兄、子侄也都跟着沾光,父親敦復為節度使,兄伸自言業進士直赴殿試後登八坐,子侄皆為郎,家族一時顯貴無比。

高俅任殿帥期間,禁軍腐敗嚴重。據《靖康要錄》等記載,他挪用軍費、私役士兵,讓士兵為自己修建宅邸、從事各種勞役,導致軍隊訓練廢弛、戰鬥力下降。北宋末年金軍南下時,禁軍不堪一擊,在抵禦外敵入侵中幾乎毫無作為,高俅對此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他的這種行為,嚴重破壞了軍隊的紀律和戰鬥力,是北宋軍事衰弱的一個重要因素。
北宋末有“六賊”(蔡京、童貫等)之説,他們把持朝政,結黨營私,貪腐無度,是導致北宋滅亡的重要罪魁禍首。但高俅並未列入其中。他的權勢主要限於宮廷與禁軍系統,未參與朝政核心決策,貪腐程度較蔡京等人稍輕。雖然他在禁軍管理上存在嚴重問題,但在政治影響力和對國家整體的危害程度上,與“六賊”有所不同。後世對他的負面評價,更多是因為《水滸傳》的文學渲染,將他塑造成了一個典型的奸臣形象,從而強化了人們對他的不良印象。
高俅在個人品行上也有值得稱道的一面。他對舊主蘇軾有知恩圖報之舉,蘇軾被貶後,高俅仍“不忘蘇氏,每其子弟入都,則給養問恤甚勤”,體現出他在人情世故方面的温情一面。靖康元年(1126年),徽宗南逃,高俅與童貫因路線分歧發生矛盾,後被彈劾“跋扈”,但同年他病死於開封,未經歷“靖康之難”。相較於童貫、梁師成等侍行大臣被誅殺,高俅得以善終,這也從側面反映出他在複雜的政治環境中,或許有着一定的生存智慧。
《水滸傳》中,高俅被塑造為陷害林沖、打壓梁山好漢的大奸臣,集貪婪、陰險、權術於一身。他為了私利,不擇手段,是梁山好漢們的主要敵人之一。這種形象是文學創作對北宋末奸臣形象的典型化處理,通過虛構和誇張,將高俅塑造成了一個十惡不赦的反派角色,以反映當時社會的黑暗和官場的腐敗。小説的這種演繹,讓高俅的形象深入人心,成為了家喻户曉的反面人物。
史書中關於高俅的記載較為簡略,且多為片段化記錄,主要散見於南宋王明清《揮麈錄》、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等筆記史料及部分文人記載。正史《宋史》中未為高俅單獨立傳,這使得我們對他的瞭解存在一定的侷限性。他的負面形象主要來自南宋文人對北宋滅亡的反思,他們將北宋滅亡的原因歸罪於徽宗寵信的官僚,高俅作為其中之一,自然成為了批判的對象。但這些記載並非確鑿的重大罪行記錄,更多是一種反思和評價。

文學創作與歷史真實存在差異,主要是因為目的不同。小説的目的是通過塑造典型形象,反映社會現實,表達作者的思想和情感;而歷史記載則需要客觀、準確地記錄人物的生平事蹟。高俅在小説中的形象是藝術加工的結果,是為了滿足文學創作的需要;而歷史中的高俅則是一個憑藉寵信躋身高官的庸吏,擅長逢迎,無顯赫才能,對禁軍腐敗負有責任,但並非推動王朝崩塌的核心人物。
史書中的高俅是北宋末年憑藉寵信躋身高官的庸吏,他的發跡源於與宋徽宗的特殊關係,憑藉“潛邸舊臣”的身份逐步升遷,最終成為掌握禁軍管理事務的高官。他在軍隊管理上存在嚴重問題,導致禁軍腐敗,戰鬥力下降,對北宋末年的軍事衰弱負有一定責任。但他未參與朝政核心決策,貪腐程度較“六賊”稍輕,且對舊主蘇軾有知恩圖報之舉,個人品行具有兩面性。
與《水滸傳》中虛構的“頂級奸臣”形象不同,真實歷史中的高俅更偏向於一個依附皇權、能力平庸的官僚。他的形象之所以被“黑化”,主要源於後世文學對北宋滅亡的批判與藝術加工。我們在認識高俅時,需要區分歷史真實與文學演繹,從客觀的史料出發,還原一個更為真實的高俅。他的經歷反映了北宋末年官場的腐敗和皇權專制下的官僚生態,也讓我們對那個時代的政治、軍事等方面有了更深入的瞭解。
高俅於1126年病逝,恰逢徽宗退位、欽宗繼位之際,未經歷靖康之變。他的家族在他的庇佑下顯赫一時,其子高堯康曾任節度使,另一個兒子高堯輔由觀察使提拔為承宣使,官位極高,難怪《宋會要輯稿》要感慨“名器之濫,不可勝言”。高俅的一生,是北宋末年特殊政治環境下的一個縮影,他的故事,為我們瞭解那個時代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