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民：史書中真正的高俅是怎樣的？_風聞

説起高俅，大家腦海中可能會立刻浮現出《水滸傳》裏那個陷害林沖、打壓梁山好漢的大奸臣形象。他陰險狡詐、權術滔天，是北宋末年腐朽官僚的典型代表。然而，歷史上真實的高俅，其形象與小説中的藝術演繹存在着顯著差異。他究竟是怎樣一個人，又有着怎樣的人生軌跡呢？讓我們從史書記載中探尋真相。

高俅的早年事蹟，主要見於宋人筆記。據南宋王明清《揮麈錄》記載，他本是蘇軾的“小史”，也就是書童或秘書。在蘇軾身邊時，高俅負責抄寫文書等工作，“筆札頗工”，説明他具備一定的文學素養和書法功底。元祐八年（1093年），蘇軾外放中山，將高俅推薦給好友曾布，但曾布以身邊史令已多為由推辭，蘇軾又將其推薦給駙馬王詵。

王詵是神宗妹夫，擅長繪畫，與端王趙佶（後來的宋徽宗）關係甚好。元符末，王詵為樞密都承旨，一日在殿廬待班時，與端王邂逅。端王稱忘記帶篦子刀，想借用王詵的來梳理鬢髮，王詵欣然應允，並提到自己新近製作了兩副，一副可以送給端王。當晚，王詵派高俅前往端王府送篦刀。恰逢端王在園中蹴鞠，高俅在等候通報時，目光緊盯蹴鞠場面，流露出專注之意。端王注意到他，詢問是否也懂此技，高俅回答“能之”。端王讓他上場對蹴，高俅的球技讓端王十分滿意，大喜之下，端王命人告知王詵，感謝篦刀之贈，且將送刀的高俅留下。從此，高俅成為端王的親信，這為他日後的飛黃騰達奠定了基礎。

需要注意的是，史書中高俅發跡與蹴鞠相關，但並非因蹴鞠直接被提拔為高官，而是通過這次偶然的機會，成為端王的身邊人，憑藉“潛邸舊臣”的身份，在端王即位後獲得了升遷的機會。

趙佶即位後，是為宋徽宗。徽宗對高俅十分寵信，想要升遷他，於是命高俅到劉仲武的部隊效力。在軍中，劉仲武與高俅相處融洽，劉仲武立了軍功，也都稱許高俅的幫助。雖然我們無法確切知曉高俅在軍中具體發揮了怎樣的作用，但這種經歷為他積累了軍事資歷，成為他升遷的重要資本。

政和七年正月十一日（1117年2月14日），宋徽宗以殿前都指揮使高俅為太尉。宋代“太尉”為武官最高虛銜，並非實職，但高俅實際掌握的是禁軍管理事務。宣和四年五月初五日（1122年6月10日），高俅加開府儀同三司，這是一個極為顯赫的官職，顯示出他在徽宗朝的權勢達到了頂峯。

高俅的升遷主要依賴徽宗的寵信，而非自身卓越的軍事才能或政績。他從一個書童，憑藉與徽宗的特殊關係，在數年間不斷晉升，“不次遷拜”，其兄、子侄也都跟着沾光，父親敦復為節度使，兄伸自言業進士直赴殿試後登八坐，子侄皆為郎，家族一時顯貴無比。

高俅任殿帥期間，禁軍腐敗嚴重。據《靖康要錄》等記載，他挪用軍費、私役士兵，讓士兵為自己修建宅邸、從事各種勞役，導致軍隊訓練廢弛、戰鬥力下降。北宋末年金軍南下時，禁軍不堪一擊，在抵禦外敵入侵中幾乎毫無作為，高俅對此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他的這種行為，嚴重破壞了軍隊的紀律和戰鬥力，是北宋軍事衰弱的一個重要因素。

北宋末有“六賊”（蔡京、童貫等）之説，他們把持朝政，結黨營私，貪腐無度，是導致北宋滅亡的重要罪魁禍首。但高俅並未列入其中。他的權勢主要限於宮廷與禁軍系統，未參與朝政核心決策，貪腐程度較蔡京等人稍輕。雖然他在禁軍管理上存在嚴重問題，但在政治影響力和對國家整體的危害程度上，與“六賊”有所不同。後世對他的負面評價，更多是因為《水滸傳》的文學渲染，將他塑造成了一個典型的奸臣形象，從而強化了人們對他的不良印象。

高俅在個人品行上也有值得稱道的一面。他對舊主蘇軾有知恩圖報之舉，蘇軾被貶後，高俅仍“不忘蘇氏，每其子弟入都，則給養問恤甚勤”，體現出他在人情世故方面的温情一面。靖康元年（1126年），徽宗南逃，高俅與童貫因路線分歧發生矛盾，後被彈劾“跋扈”，但同年他病死於開封，未經歷“靖康之難”。相較於童貫、梁師成等侍行大臣被誅殺，高俅得以善終，這也從側面反映出他在複雜的政治環境中，或許有着一定的生存智慧。

《水滸傳》中，高俅被塑造為陷害林沖、打壓梁山好漢的大奸臣，集貪婪、陰險、權術於一身。他為了私利，不擇手段，是梁山好漢們的主要敵人之一。這種形象是文學創作對北宋末奸臣形象的典型化處理，通過虛構和誇張，將高俅塑造成了一個十惡不赦的反派角色，以反映當時社會的黑暗和官場的腐敗。小説的這種演繹，讓高俅的形象深入人心，成為了家喻户曉的反面人物。

史書中關於高俅的記載較為簡略，且多為片段化記錄，主要散見於南宋王明清《揮麈錄》、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等筆記史料及部分文人記載。正史《宋史》中未為高俅單獨立傳，這使得我們對他的瞭解存在一定的侷限性。他的負面形象主要來自南宋文人對北宋滅亡的反思，他們將北宋滅亡的原因歸罪於徽宗寵信的官僚，高俅作為其中之一，自然成為了批判的對象。但這些記載並非確鑿的重大罪行記錄，更多是一種反思和評價。

文學創作與歷史真實存在差異，主要是因為目的不同。小説的目的是通過塑造典型形象，反映社會現實，表達作者的思想和情感；而歷史記載則需要客觀、準確地記錄人物的生平事蹟。高俅在小説中的形象是藝術加工的結果，是為了滿足文學創作的需要；而歷史中的高俅則是一個憑藉寵信躋身高官的庸吏，擅長逢迎，無顯赫才能，對禁軍腐敗負有責任，但並非推動王朝崩塌的核心人物。

史書中的高俅是北宋末年憑藉寵信躋身高官的庸吏，他的發跡源於與宋徽宗的特殊關係，憑藉“潛邸舊臣”的身份逐步升遷，最終成為掌握禁軍管理事務的高官。他在軍隊管理上存在嚴重問題，導致禁軍腐敗，戰鬥力下降，對北宋末年的軍事衰弱負有一定責任。但他未參與朝政核心決策，貪腐程度較“六賊”稍輕，且對舊主蘇軾有知恩圖報之舉，個人品行具有兩面性。

與《水滸傳》中虛構的“頂級奸臣”形象不同，真實歷史中的高俅更偏向於一個依附皇權、能力平庸的官僚。他的形象之所以被“黑化”，主要源於後世文學對北宋滅亡的批判與藝術加工。我們在認識高俅時，需要區分歷史真實與文學演繹，從客觀的史料出發，還原一個更為真實的高俅。他的經歷反映了北宋末年官場的腐敗和皇權專制下的官僚生態，也讓我們對那個時代的政治、軍事等方面有了更深入的瞭解。

高俅於1126年病逝，恰逢徽宗退位、欽宗繼位之際，未經歷靖康之變。他的家族在他的庇佑下顯赫一時，其子高堯康曾任節度使，另一個兒子高堯輔由觀察使提拔為承宣使，官位極高，難怪《宋會要輯稿》要感慨“名器之濫，不可勝言”。高俅的一生，是北宋末年特殊政治環境下的一個縮影，他的故事，為我們瞭解那個時代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