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訂婚強姦案爭議：證據瑕疵，彩禮糾紛，疑罪從無……司法天平是否在輿論下失衡？_風聞

一、案件基本情況

本案男女雙方經婚介機構介紹相識並訂婚。男方家庭依習俗支付彩禮後，雙方發生性關係，之後因彩禮退還及婚姻相關問題產生糾紛，被害人指控被告人在性行為中違背其意志，構成強姦罪，引發訴訟。

二、幾點看法

（一）強姦罪定罪證據存在嚴重瑕疵

核心證據鏈不完整且存疑

1.電話錄音解讀片面：判決所依據的電話錄音裏，被告人僅以 “哦哦，對對” 回應相關指控。但該回應具有極大模糊性，可能是面對詢問時的含糊反應，或只是針對性行為是否發生的回答，並非對 “強姦” 行為的明確認罪。法院未充分考量這一情況，直接將其作為定罪關鍵證據，導致對被告人不利的片面解讀，影響公正判決。

2.供述合法性存疑：若被告人在偵查階段的供述存在誘供、逼供或筆錄不完整（如未同步錄音錄像）的情況，根據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該供述不應作為定案依據。同時，若其供述細節與其他證據，如被害人傷情、現場痕跡等存在矛盾，其真實性也應受到質疑。法院對該供述未進行嚴格審查，在未明確確定被告人供述的合法性的情況下直接採信，嚴重影響了證據的可靠性和判決的公正性。

3.未能準確區分關鍵證據關聯性

（1）.淤青形成原因誤判：被害人手腕淤青是判審認定被告人存在強迫行為的重要證據之一。然而監控顯示被告人在事後存在拖拽被害人的行為，因此淤青極有可能是事後爭執中拖拽所致，而非發生性行為時的反抗。法院未對淤青形成時間與性行為的同步性進行深入論證，就認定淤青與性行為中的反抗有關，導致證據關聯性判斷錯誤。

（2）.事後行為解讀錯誤：被害人點燃窗簾、逃離呼救等均為事後行為，法院將其作為性行為違背其意志的重要依據。但結合案件實際，雙方在彩禮、婚姻問題上存在諸多矛盾，這些行為更可能是矛盾激化的結果，與發生性行為的自願性並無必然聯繫。法院忽視這一關鍵因素，對事後行為的解讀存在嚴重偏差。

4.單一證據證明力認定錯誤：被害人自述，曾口頭反對婚前性行為，在缺乏書面或第三方直接佐證（如聊天記錄）的情況下，僅依據其單方陳述就認定其始終拒絕婚前性行為，這種認定方式過於草率。考慮到雙方在交往過程中關係親密，被害人的態度極有可能發生變化，法院對這一證據的證明力認定錯誤，影響了對性行為自願性的判斷。而且現有證據並無法提供被害人在性行為發生之前，曾經有過口頭反對聲明。

5.DNA 證據使用不當：DNA 證據僅能證明性行為的發生，無法直接證明性行為違背婦女意志。在本案中，缺乏如嚴重身體傷害、衣物撕裂等直接暴力證據的情況下，僅依靠 DNA 證據認定強姦罪，證據明顯不足。法院未能正確認識 DNA 證據的侷限性，在缺乏其他補強證據的情況下，直接依據 DNA 證據作出有罪判決，不符合刑事訴訟證據規則。

（二）婚約財產糾紛處理錯誤

1.彩禮退還認定錯誤：女方雖將彩禮退還至婚介機構，但並未直接返還給男方。男方因對婚介機構信任度不足（如認為其偏袒女方）而拒絕領取，在此情況下，應認定女方未實際履行 “返還彩禮” 的義務。法院卻以彩禮已退還至婚介機構為由，簡單駁回男方要求女方返還彩禮的訴求，忽視了男方拒絕領取的合理理由，機械適用法律，存在嚴重的法律適用錯誤。

2.忽視男方合理訴求：法院在處理婚約財產糾紛時，未充分考慮男方拒絕領取彩禮的程序瑕疵等合理因素，未對案件實際情況進行全面審查，導致對男方合法權益的保護不足，違背了公平公正的司法原則。

（三）緩刑適用條件評估不合理

1.社區矯正評估受不當干擾：社區矯正機構在評估被告人是否適用緩刑時，將被告人父母不同意緩刑的態度作為重要考量因素，這與被告人個人悔罪表現無關。緩刑評估應獨立、客觀地判斷被告人的社會危險性，而不應受家屬態度左右。法院在緩刑適用問題上，未對社區矯正評估的合理性進行嚴格審查，導致緩刑評估結果受到不當干擾。

2.未正確考量被告人悔罪表現：被告人的悔過書可作為悔罪證據，二審中被告人的翻供行為可能是由於對法律後果的誤解所致。法院未結合被告人的心理狀態、認知能力等因素對其悔罪表現進行重新評估，簡單否定被告人的悔罪態度，在緩刑適用問題上處理不當。

（四）程序受輿論影響，公正性受損

1.隱私泄露干擾司法中立：被害人母親作為辯護人，泄露案件細節，引發社會輿論偏見，對司法中立性造成嚴重影響。二審法院在審理過程中，未充分排除因泄密導致的程序污染，在證據採納和事實認定上未能保持公正客觀，損害了司法的公正性。

2.輿論壓力影響獨立審判：法院在回應輿論時，存在過度澄清的傾向，導致在事實認定過程中偏向被害人一方，違背了 “無罪推定” 的基本原則。司法審判應獨立於輿論壓力，依據事實和法律作出公正判決，法院的做法嚴重破壞了司法公正。

三、對被告人有利的證據及分析

1.雙方親密交往證據：被告人與被害人在交往期間，有多組照片顯示兩人相處融洽、舉止親密，如牽手逛街、甜蜜合影等。社交媒體聊天記錄也能體現雙方日常溝通頻繁，互相表達關心與愛意，如被告人關心被害人的生活瑣事、工作情況，被害人也積極回應並分享自己的生活點滴。雙方在進入酒店時電梯監控視頻中二人相互親暱，這些證據表明雙方關係親密，被害人在交往過程中的態度並非始終堅決反對婚前性行為，對認定性行為的自願性有重要意義。

2.證人證言：有共同朋友 XXX，XXX等出具證言，證實雙方在訂婚前後感情狀況良好，從未聽聞被害人表達過對被告人的不滿或恐懼。在雙方發生性關係之前，也未發現被害人有任何不情願與被告人相處的跡象。這些證人與雙方均無利害關係，其證言可信度較高，能夠輔助證明性行為可能是在雙方自願的情況下發生的。

3.現場環境及物證細節：案發現場的照片和勘查記錄顯示，現場物品擺放相對整齊，無明顯打鬥或掙扎的痕跡。被害人的衣物除了在事後爭執中可能造成的輕微拉扯痕跡外，並無嚴重破損，這與QJ性行為中存在激烈反抗的情況不符。此外，房間內的窗簾雖然被點燃，但從燃燒痕跡和周邊物品的狀態來看，更像是事後情緒激動下的個別行為，而非在性行為過程中為反抗而採取的舉動。這些現場證據進一步削弱了審判決認定的 “強迫性行為” 的可信度。

四、本案證據不足應遵循 “疑罪從無” 原則

在整個審判過程中，除女方單方的口頭證據外，並無任何能夠直接或間接認定強姦行為的其他有效證據。在此情形下，必須嚴格依據 “疑罪從無” 原則進行判定。“疑罪從無” 原則作為現代刑事司法的核心原則之一，其意義在於保障被告人在未經合法程序證明有罪之前，應被視為無罪，這是維護公民合法權利、確保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

本案中，女方的口頭陳述屬於孤證，缺乏現場暴力痕跡、相關物證以及第三方旁證等形成完整的證據鏈條，無法確鑿證實強姦行為的發生。在證據存疑的狀態下，若作出有罪判決，極有可能導致冤案發生，嚴重損害司法的權威性與公信力。回顧司法實踐，曾出現多起因證據不足卻錯誤定罪的案例，如 [列舉相關類似錯案案例]，這些案例都為司法機關敲響了警鐘，警示在處理案件時，必須嚴格遵循證據規則，絕不能在證據缺失或存疑的情況下輕易定案。

從社會影響層面來看，若在證據不足時仍認定被告人有罪，將會引發公眾對司法公正的質疑，破壞社會對法律的信任基礎。長期如此，公眾對司法機關的信任度會降低，進而影響社會的和諧穩定。因此，本案堅持 “疑罪從無” 原則，不僅是對被告人合法權益的維護，更是維護社會法治秩序的必然選擇。

附：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五十五條：對一切案件的判處都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沒有被告人供述，證據確實、充分的，可以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證據確實、充分，應當符合以下條件：（一）定罪量刑的事實都有證據證明；（二）據以定案的證據均經法定程序查證屬實；（三）綜合全案證據，對所認定事實已排除合理懷疑。在本案中，僅存在女方單一口頭證據，明顯與該條款中 “不輕信口供”“證據確實、充分” 的要求相悖，無法形成完整且確鑿的證據鏈條以支撐有罪判決。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 的解釋》第一百四十條：沒有直接證據，但間接證據同時符合下列條件的，可以認定被告人有罪：（一）證據已經查證屬實；（二）證據之間相互印證，不存在無法排除的矛盾和無法解釋的疑問；（三）全案證據形成完整的證據鏈；（四）根據證據認定案件事實足以排除合理懷疑，結論具有唯一性；（五）運用證據進行的推理符合邏輯和經驗。本案除女方口頭證據外，缺乏其他直接或間接證據構建完整證據鏈，亦無法排除合理懷疑，與該條款規定不符，不能據此認定被告人有罪。

《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三百六十九條：人民檢察院審查案件的時候，必須查明：（一）犯罪事實、情節是否清楚，證據是否確實、充分，犯罪性質和罪名的認定是否正確；（二）有無遺漏罪行和其他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人；（三）是否屬於不應追究刑事責任的；（四）有無附帶民事訴訟；（五）偵查活動是否合法。原審判決在證據審查環節，未嚴格遵循該條款對證據充分性、準確性的審查要求，在證據嚴重不足的情況下作出有罪判決，違背了檢察機關審查案件的法定職責與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