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特朗普最在意的，是萬斯副總統的致命沉默_風聞

✪ 馬司冬

文化縱橫新媒體

【導讀】特朗普上任百日，華爾街再現“黑色星期一”，投資者大幅拋售股票，全球資本加速撤離。與此同時，據路透社最新民調顯示，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42%，創其就任以來新低。面對公眾質疑，特朗普意欲尋求副總統萬斯的支持。萬斯曾多次憑藉“效忠示範”，即公開表達對特朗普執政方向的擁護與支持，助其擺脱輿論困境。然而萬斯近期深陷爭議言論風波，使其難以如往常那樣為總統提供有力背書。

本文梳理了特朗普執政百日的政治趨勢，認為一種三角權力結構正顯露雛形。一是特朗普個人空前的擴權野心。在聯邦政府內部，特朗普完成了從“反建制”到“超體制”的執政風格轉變，效仿羅斯福、尼克松以“國家主義”之名，掩蓋個人意志的非常態擴張。二是以馬斯克為代表的硅谷右翼高度明朗化的金錢政治。他們積極介入政壇，意圖推行否定民主程序的“凱撒式強人政治”，以便為技術發展“大開後門”。這區別於傳統的政治獻金與華爾街政商旋轉門。三是以J.D.萬斯為代表的新右翼精英的奪權之路。萬斯力主以“文化戰爭”推翻“左翼政府”，卻不得不依賴個人效忠來實現黨內的權力進階。其後果是跨黨派協商機制被架空，國會降格為“程序性投票”的表決機器。更為關鍵的是，這一權力三角關係，已形成與聯邦政府近乎平行的施政體系。聯邦政府作為“執行員工”，與掌握權力的“影子董事會”相配合，實質上建立了以特朗普個人為中心的權力結構，呈現出“CEO治國”的傾向。

本文認為，特朗普對“去制度化”執政模式的依賴，深刻反映了美國民眾的集體心態：選民寄希望於政治強人的強勢手段來推進改革，而不願以更長遠的方式將其制度化，這種對程序的拋棄實際上構成了對西方民主制度優越性的根本性質疑。而那些本應連貫的施政方向，可能隨任期更迭反覆推倒重來，最終使美國復興的圖景變得愈發遙遠。

本文為作者投稿，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文化縱橫新媒體·國際觀察

2025年第21期  總第241期

特朗普的國家權力構想

美國政治的發展正偏離正軌嗎？抑或説，選擇特朗普本身就是個錯誤嗎？

這已成為困擾美國社會的核心政治問題。

執政百日，特朗普已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從放開加密貨幣監管到精簡行政機構，再到大幅提高關税徵收基準。隨之引發了股市的激烈震盪，宏觀經濟指標幾乎處於衰退的邊緣。“（特朗普）住手！”運動繼而席捲全美，抗議者要求特朗普停止改革，恢復傳統的政策制衡機制。他們認為，這場人為造成的“特朗普衰退（Trumpcession）”正觸發1929年級別的大蕭條，而特朗普本人對其並無清晰的感知。

這場示威運動實質暴露出一個制度性困境：在常規選舉週期之外，美國民眾幾乎沒有手段能夠約束這位總統。傳統的制衡機制，例如國會通過立法行使否決權或由聯邦法院啓動司法審查程序，在特朗普的“政治忠誠者”掌控多數國會席位和其團隊最大化利用總統豁免權的現實面前，均難以發揮效力。

與此同時，一個由硅谷科技精英、風險投資人、新右翼知識分子等組成的特朗普非正式顧問網絡正顯露雛形，形成了與聯邦政府近乎平行的決策體系。這一“影子官僚集團”通過私人渠道（例如海湖莊園集會）和民間智庫組織來施加政治影響力。這些精英擁有廣泛的政治社交網絡，能夠深入接觸各級政治人物和準政客，其政治參與程度遠超傳統利益集團。這一體制外干政的模式加劇了決策進程的不透明度和政策的碎片化。

美國怎麼會變成這樣？美國的發展在偏離正軌嗎？2016年，正因為形成了同一個社會共識，特朗普得以在傳統政黨政治中脱穎而出，贏得大選。彼時的民眾認為，聯邦政府存在嚴重的財政浪費和制度僵化，難以反映人民的利益訴求。民眾因此期待着特朗普能夠“顛覆規則”，真正觸及到行政系統的積弊，使之迴歸古典自由主義的小政府路線。從當時的視角看，特朗普算得上一位“政治強人”——他以“沉默的大多數”之名繞過了政黨中介機器，而且近乎改造了共和黨本身。MAGA的支持者認為，特朗普不僅能帶領美國政體迴歸憲政傳統，更能帶來“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全方位復興。

然而行政轉型何時出現了偏差？馬斯克政府效率部的失敗是一個標誌性事件。特朗普有意以授權過高的行政令推進改革，而馬斯克的團隊招募又缺乏規範的篩選和培訓程序，在團隊成員機械性地推進裁員流程時，使得單方面裁撤核安人員和教育部等敏感部門的行為具備了可行性。期間“團隊成員涉嫌索賄”的傳聞更使人們認識到，這場為精簡機構所作的改革，反而催生出更為龐大複雜的影子治理結構。而這種行政權的擴張並未帶來更多惠民舉措，反倒因為明面上公共部門的裁撤，使得社會福利也被相應削減，民生保障水平顯著下降。

美軍也門空襲“拉錯羣”的泄密事件進一步暴露了特朗普政府的治理風險。在包括副總統萬斯、美國國防部長赫格賽思、國務卿魯比奧在內的羣聊裏，18名官員以輕鬆愉悦的氛圍商議着涉及數百人生命的軍事行動，完全規避了常規的國安評估流程。這讓人們意識到，特朗普政府的去制度化行為在突破行政桎梏的同時，也使得施政結果高度依賴執行者個人的判斷和能力。如今特朗普關税政策面臨的爭議，例如基準指標和適用範圍設定合理性的問題，便是這種管理模式缺陷的又一體現。

總的來説，美國民眾關於“發展路徑”的焦慮，恐怕再一次回到了美國“衰落還是復興”之爭的討論上。對文明週期的論爭和對歷史座標的判定，直接關係到美國民眾需要何種執政模式，選擇何種總統類型的問題。無論公眾對特朗普持什麼態度，其體制外擴權的傾向已表露無遺。如果説在第一任期，特朗普以行政令和危機敍事繞過制衡程序的行為，可以看作是他應對黨內外多重掣肘的一種策略，那麼到了第二任期，在反對勢力式微的背景下，特朗普仍持續將重大決策移出常規治理渠道，顯露出明確的制度規避意圖。特朗普究竟試圖構建何種權力結構？在“特朗普主義”超越美國本土政治，成為全球民粹主義運動的範式時，我們能否穿透其話語和修辭的表層，解構其“國家改造方案”的實質？

**▍**從反建制到超體制：“國家主義”敍事下的非常態擴張

特朗普政治以“反建制、反精英”為核心特徵，通過將對手塑造成“人民”的對立面，他成功構建了超越傳統政黨結構的權力基礎。有學者指出，民粹主義的核心在於推崇單一、同質性的人民，是一個排斥性的虛指，因為“民主”之下的人民本應是一個涵蓋平民與精英的包容性概念。通過煽動對精英階層、特別是體制內精英的反對，被廣泛動員的民眾沒有成為新的政治力量融入體制，而是被號召起來推翻自己的政府。例如2021年特朗普以“舞弊論”削弱民眾對選舉程序的信任，最終導致了國會山騷亂事件。在這種背景下，當我們討論特朗普權力的非常態擴張，可能很多人感覺是必然的，也有老生常談之感。

弗朗西斯·福山曾將特朗普現象的出現歸咎於美國民主制度的衰敗，而特朗普的反建制行為又加速了政治衰敗的進程，而絕非MAGA支持者所聲稱的將進程逆轉。福山認為，隨着特朗普上台，美國官僚系統將回歸“近親繁殖”——大量政治親信被任命到關鍵崗位，專業官僚隨之被邊緣化。他呼籲，唯有賦予一線公務員更多自主權、號召更多高素質的青年去做公務員，美國官僚系統的低效運作才能得到改善。換言之，福山認為美國行政系統應當在放權中擴權，而非特朗普在收縮中集權的路徑。

福山在一定程度預言瞭如今的現狀——特朗普任命親信的行為幾乎不受制度阻礙，行政系統隨之帶有強個人特徵，削弱了政府運作的中立性和公眾的信任感。但有批評者認為，福山對“好的體制”的理解——執着於民主體制的規範性，使理論停留在理想層面——不僅難以對其他政體的有效性作出更深度的解釋，更無力對美國社會自身的變化作出恰切的回應。那麼，在制度衰敗和個人意志崛起之間，是否還存在另一種可能性：反建制運動能否在帶來改革成果的同時，不使權力被個人攫取？換言之，民眾對既有制度的反對能否直接轉化為對制度更新的訴求？

本文雖難以對這個問題作出解答，但從歷史上的一些案例可以看出，反建制運動雖然為個人擴權提供了路徑，卻非必然結果。例如日本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市民運動”，將訴求集中在階層利益表達層面，最終推動了反腐敗、福利改革等制度革新，並未導致權力向個人集中。而西班牙的左翼民粹主義政黨“我們能”政黨，雖然在議程上設置激進，但仍保留了黨內協商的參與程序，具有明顯的集體領導特徵。這或許側面反映出，特朗普權力的非常態擴張一直存在合法性爭議：在繞過代議制民主機制之後，他該如何處理民眾賦權與權力制約之間的關係？他又該如何解釋那些不符合MAGA支持者利益的政策？

一種觀點認為，特朗普的執政風格轉向“反建制—超體制”，與其躋身政壇所面對的政治環境息息相關。受制於傳統兩黨之爭，他並未選擇成立新的政黨，而是將自身政治訴求“寄生”在共和黨議程之上。在特朗普上台後，共和黨內部也未放棄“改造”特朗普、使之重新建制化的嘗試，這也使得特朗普傾向於將決策停留在白宮之內。正是這種執政習慣的培養，便利了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將行政令和緊急狀態常態化，呈現出“超體制的個人統治”特徵。這種路徑依賴的辯解隱藏了特朗普自身的擴權意願。

一些特朗普的支持者充分意識到了，過度暴露個人擴權的野心存在敍事和話語脱節的風險。在第二任期，隨着權力制衡機制的弱化，特朗普不再需要通過基層動員來推進議程，諸多政策開始明顯背離主流民意，例如關税政策和福利削減直接拉高了民眾的生活成本，損害了作為其關鍵票倉的底層白人和中產階級的利益。以J.D.萬斯、彼得·蒂爾、埃隆·馬斯克為代表的新右翼精英，試圖以重商主義或國家主義範式為其重新提供正當性。他們以“國家保守主義者”（Natcon，National Conservatism）自詡，強調國家干預立場，與“新保守主義者”（Neocon，Neoconservatism）的國際主義傾向和支持自由市場經濟的立場作了區分。

在歷史敍事的重構中，這種合法性賦權的意圖更體現得淋漓盡致。他們將特朗普比作羅斯福或尼克松，雖然這種類比是策略性的而不是意識形態上的。在“特朗普新政”的比喻裏，“危機敍事”與“有為總統”的元素被着重突出，並展現出將特朗普描述成“精英的背叛者、藍領階層的代言人”的意圖，儘管這一“站位”已不貼合他的施政方向。“新政”敍事通過將非常態的危機常態化，使特朗普個人權力的擴張歸攏於行政權擴張之下。而在與尼克松的類比中，他們重點突出了他在外交政策對“美國優先”戰略的貫徹，描述特朗普如何在意識形態的對立下，靈活處理與中國和俄羅斯的關係，並基於國家利益“務實地”調整政策。然而這種類比有意忽略了兩位前總統將行政突破合法化、制度化的趨勢，羅斯福的行政權擴張最終通過一系列新政核心法案得到背書，尼克松的對越政策更受到了《戰爭權力法案》的制衡。而特朗普的政策雖具備“國家主義”視角，但因缺乏國家維度的考量，導致其許諾始終停留在個人層面，最終使治理動機頻繁遭到公眾質疑。

由此可見，特朗普的反建制運動看似打開了“權力的黑箱”，暴露出聯邦政府運作的弊端，但這一揭露沒有導向更加平等、透明的治理模式，反而建立起以他個人為中心的超體制架構。雖然新右翼精英試圖以國家主義話語為其提供辯護，但也難以處理其中的矛盾：為何一個由“人民賦權”的總統，反而在政治實踐的過程中以國家之名不斷地壓制民眾的訴求？而特朗普極端實用主義的治理風格，也使特朗普主義成為了一個“筐”，什麼都能往裏裝，難以看出其政策實施的連貫性。在此背景下，對特朗普的非正式顧問網絡的觀察可能變得越來越重要。他們對國家權力的構想，或許將決定後特朗普時代美國體制的演進方向。

**▍**從技術威權到自由意志主義：“雅文主義”的新政治實驗

近年來，硅谷精英的意識形態右轉與其政治參與模式的轉變幾乎同時發生，他們逐步放棄了傳統政治獻金的幕後策略，公開登上了政治舞台。從埃隆·馬斯克主導政府效率部，到斯里拉姆·克里希南任白宮的人工智能高級顧問，再到維韋克·拉馬斯瓦米宣佈競選俄亥俄州州長，並被視為“共和黨內第三熱門的總統候選人”……硅谷右翼的參政名單有很長，並通過資助競選資金與各州政客建立了廣泛的聯繫，已成為現今美國政治生態裏難以忽略的一股勢力。

為了解釋這一現象，可能很多人會回想起一個極富戲劇性的事件：在2021年的白宮電動汽車峯會上，拜登邀請了通用、福特和斯泰蘭蒂斯（克萊斯勒母公司）的高管與美國汽車工會（UAW）的代表一起見證“加強美國電車領導地位”的支持性行政令的簽署，卻將馬斯克排除在外。特斯拉一直佔據美國電車市場的最大份額，拜登邀請的車企卻多面向傳統油車市場，這在馬斯克看來十分荒誕，併成為他與民主黨關係破裂的關鍵點。美媒分析認為，馬斯克未被邀請的原因可能很大程度來源於工會而不是拜登本人的意願。馬斯克因不認同UAW條款，並未讓特斯拉工廠加入UAW。但無論真實原因如何，馬斯克之後不再以跨國資本“凌駕國界之上”的姿態與政治保持距離，他在次年的中期選舉中開始公開表達對共和黨的支持，並在新收購的X平台上為其宣傳，積極投身到政治之中。

一些仍支持民主黨的硅谷精英批評道，特朗普具備“在商言商”的特質，在與硅谷右翼接觸後，他直接將放開對加密貨幣和AI領域的監管、取消反壟斷審查等政策寫入執政計劃中，使得他成為了美國曆史上“最容易被收買的總統”。儘管這種批評純從功利角度出發，並未解釋硅谷右翼的意識形態中驅動其轉向的特質。

對此，有一種分析認為，硅谷精英長期以來在社會價值上的左傾掩蓋了他們在經濟權力上的保守看法。很長時間以來，硅谷精英被認作是自由進步主義文化的傳播者，例如倡導多元包容的職場文化，支持種族平等，宣傳LGBTQ+的權益等。然而這種進步主義傾向將階層和經濟結構議題排斥在外，有諸多現象顯示，硅谷精英更傾向於維護自由市場，反對社會福利等再分配政策。

在硅谷右翼的思想源流之中，一個名字悄然浮現——柯蒂斯·雅文（Curtis Yarvin）。他沒有競選公職，沒有在電視上侃侃而談，也沒有參與立法或行政工作。然而，他的思想卻如同一場無聲的風暴，正悄悄滲透進美國右翼的政治體系，改變着人們對民主、政府和權力的理解。雅文被vox媒體稱之為“花最多時間考慮如何推翻美國政府的人”，也有評論稱，“他以一種吸引科技行業中自由主義青年的方式包裝了舊的‘反動思想’，並最終讓他們中的一些人接受了極右翼思想。”

柯蒂斯·雅文思想激進，長期以來處於右翼邊緣，最為出名的觀點當屬“大教堂”理論。雅文認為，美國自由主義精英、媒體和學術機構長期以來就像宗教領袖，設定了民眾可説、可想的話語範圍，並形成了自由主義霸權，導致整個社會幾十年如一日地向左轉向。雅文利用美國民眾對“深層政府”的反感，宣稱政府掌握着可見的權力，而“大教堂”掌握着美國真正的權力，唯有“凱撒一般的人物”運用超越日常憲政秩序之上的非常規手段才能奪回政府。傳統保守派主要不認同他關於“凱撒”的部分，然而如今這種想法已被新右翼接受。如今雅文周圍聚集着像J.D.萬斯、泰德·克魯茲和馬可·盧比奧等舉足輕重的政治人物。

柯蒂斯·雅文最為巧妙的一點是，他將硅谷精英對技術的崇拜轉化成了對強人的崇拜，從而觸及了美國政治哲學中“自由”與“民主”這兩種根本價值的實踐衝突。硅谷文化中長期存在自由意志主義的思想底色，即對個人絕對自由的宣揚。在自由意志主義中，人們僅承認形式上的機會平等，而否定實質性的結果平等。雅文在此基礎上延伸，承認個體能力存在差異，認為過分強調平等會損害個人自由，而民主會阻礙最好方案的實施。彼得·蒂爾與柯蒂斯·雅文有十餘年的交情，並將其尊崇為“蒂爾宇宙的御用哲學家”（“蒂爾宇宙”取自“漫威宇宙”，表達“蒂爾朋友圈”的含義），蒂爾也曾表述過類似看法：“我不再相信自由與民主是兼容的”。

柯蒂斯·雅文進一步設想了他的理想世界：人們的生活將被大大小小的“君主制”圍繞，蘋果電腦這一產品便體現了“君主制”所帶來的好處和便利。大概是考慮到美國國內民眾的接受度，雅文一直在使用繁複的比喻表達他的理論，但我們不難從蘋果公司出發，理解雅文的真實意圖。在喬布斯在世時，硅谷曾掀起對其公司管理模式的模仿熱潮：在蘋果公司內部，一切決定由喬布斯拍板，即便在專業性較強的技術和設計領域，他的意見也優先於領域專家；而在面對公眾時，喬布斯更強調“顧客不知道什麼是好的，好的東西需由我們定義”，漠視所謂的市場調查和迎合調整。儘管蘋果公司存在一定的規章制度，但這些制度是用來約束員工而不是喬布斯本人的。我們也能在特斯拉、META、英偉達等公司裏看到這種管理理念的影子。

2012年，雅文提出了一項名為RAGE（Retire All Government Employees，即“清退所有政府僱員”）的計劃，馬斯克的DOGE計劃（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政府效率部門）可以被視為RAGE計劃的變體，只是在措辭上以“效率”這一更為中性的概念掩蓋了真實目的。這兩個計劃均體現出以企業治理模式替代國家行政體系的傾向，然而社會能否像企業一樣靠“優化”來提高效率，硅谷精英對此暗含的道德倫理風險並不願提及。更重要的是，儘管雅文的支持者在討論如何推倒政府以挽救國家，但也顯露出一種“超國家”的傾向——科技至上的跨國公司以“君主制”的模式決定着人們生活的一切細節，也隨之消弭了國界。也就是説，硅谷右翼本質上建構的還是科技公司凌駕於國界之上的一種制度，而這種制度在抹平國界的同時，也幾乎否定了美國民主政體作為一種文明範式的競爭力。

**▍**文化戰爭就是階級戰爭？J.D.萬斯的“反精英”敍事

“人們常説左翼贏得了文化戰爭，右翼贏得了經濟戰爭。然而，從憤怒的年輕白人男性的角度來看，雙方都沒有取得任何勝利。”

J.D.萬斯自步入政壇以來，一直是備受矚目又飽受爭議的存在。他是暢銷書《鄉下人的悲歌》的作者；他曾公開批評特朗普後又為其站台；他稱呼中國人“鄉巴佬”的言論更引發了廣泛的爭議。儘管其言論與政策立場屢遭批評，但他仍是2028年角逐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最有力競爭者之一。

萬斯的獨特之處在於，他在美國進步主義文化最為盛行的時期，打破了“左翼主導文化領域、右翼掌控經濟領域”這一傳統政治框架的二分法，使公眾關注到“被遺忘”的藍領工人。這本書彷彿就像一個預言，在出版後的第四個月，特朗普拿下鐵鏽帶的大部分州，贏得2016年大選。而這一地帶自羅斯福時代起，民主黨通過支持工會、勞工權益和社會保障政策，與藍領工人結成了穩固聯盟，被看作民主黨的傳統票倉。伴隨藍領階層的“重新發現”，美國社會見證了進步主義文化共識的瓦解。民眾迅速從“擁有第一位黑人總統、還有望選出第一位女總統”的氛圍中脱離出來，直面民粹主義和白人身份政治。在這一過程中，萬斯這本書成為了解析美國現實、理解MAGA支持者的關鍵讀物。因此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中，外界傾向於將萬斯視作他的精神同盟。而對於將萬斯和特朗普綁定的這一評價，萬斯本人反應激烈，急於切割。他認為特朗普這一房地產大亨之子以“平民總統”自居，是“利用了鐵鏽帶工人的憤怒”。

時間到了2021年，在彼得·蒂爾的撮合下，萬斯前往海湖莊園，為之前“不成熟的言論”感到抱歉。特朗普與萬斯隨之冰釋前嫌，次年萬斯宣佈競選俄亥俄州參議員，並得到了特朗普的公開支持。可以説，萬斯自步入政壇就與特朗普深度綁定，也是因為如此，萬斯被抨擊為“政治上的投機者”。不過萬斯本人，是如何解釋他立場上的轉變的？

萬斯的政治理論主要圍繞製造業復興和反全球化的立場展開，這一主張與其在自傳中的立場基本一致。其中“文化戰爭就是階級戰爭”的表達，清晰地解釋了他的政治操作邏輯。通過吸收柯蒂斯·雅文“大教堂”的敍事和彼得·蒂爾對左翼政府的批判，萬斯指出：美國精英階層，包括自由派媒體、政客和常春藤聯盟，是美國體制的“準貴族階層”，他們所採取的一套經濟文化設想，與他在俄亥俄州米德爾頓家鄉人民的利益截然相反。而在這類精英壟斷體制的情況下，政府議程反映的是精英在體制內部爭奪地位的需要，而非國家利益的體現。可以看出，萬斯通過將階層問題框定為文化領域的對抗，希望以此解構左翼文化霸權並建構出一套符合底層人民利益的政治訴求表達機制。

然而萬斯“文化戰爭”的敍事存在一個內在缺陷：作為一個耶魯法學院的畢業生、風投公司的創始人、如今又成為美國曆史上最年輕的副總統，他難以迴避自己的精英身份。因而，他與底層白人的差距藉由對自由主義精英的共同憤怒掩蓋了，並不是真正彌合了。當憤怒退潮，這種差距又會再度暴露出來。例如萬斯提出激進的“反大學”議程，包括取消聯邦資助、沒收捐贈基金等具體舉措，以廢除精英大學的“知識壟斷”。然而這一議程並未真正觸及到藍領工人的切身利益（如製造業空心化和經濟不平等的問題），甚至還取得了相反的效果——以身份政治掩蓋了階層分配的討論。

在萬斯就職之後，他的政治實踐更暴露了民粹主義的工具性本質。他似乎遵從一種行為策略，以維護特朗普的個人權威來實現自身在共和黨內的權力進階。例如在美烏會談中，他以澤連斯基“應當尊重（總統）”的論調偏離了停戰事項的探討；在特朗普國會演講中，他頻繁帶頭起立領掌，頻次之高甚至讓年紀較大的共和黨議員感到身體不適。萬斯對特朗普忠誠的強調，難以建構出一種替代性的右翼政治文化。換言之，萬斯的理論止步於號召民眾去推翻左派政府，但對理想的右翼政府沒有做過多的思考。

如今我們再回看《鄉下人的悲歌》，可以感覺到一種視角上的錯位。在2016年，人們很容易就代入“書中人”的視角，看到“一個富有才華的小鎮青年，來到大城市奮鬥”的故事。然而這種視角忽略了萬斯隱藏的內心世界，他在耶魯受到彼得·蒂爾的賞識，畢業後就成了其風投公司的合夥人，三年後他又成立了自己的風投公司。萬斯年輕有為，事業順遂，他是在舊金山的高檔咖啡店裏回憶過去，而不是在那個“in the middle of nowhere”（譯為“前不着村後不着店”，米德爾頓的戲稱）的米德爾敦小鎮感嘆命運的不公。至此，我們可以用一個“局外人”的視角，也很可能是萬斯本人的視角去看待這個故事：儘管它描寫了鐵鏽帶工人是如何喪失美國夢的，但它本質上還是一個俗套的美國夢——講述了一個青年人如何克服出身、擺脱貧窮，繼而向上流動的故事。

萬斯的“文化戰爭”論述，從表面看是“美國本土民眾vs.全球主義精英”的階層衝突，實際上可能是“新精英vs.舊精英”的又一次權力重組。萬斯的理論折射着他在耶魯求學經歷的一切，卻忽略了這種文化衝突本質上仍是精英之間衝突的事實。而這也揭示出如今新右翼知識分子的真正困境：他們既批判精英，又依賴精英網絡；既宣稱代表底層，又服務於資本利益。正因如此，這套話語如今也在喪失民粹主義動員的效力。

**▍**結語：“影子董事會”下的平庸化美國

特朗普就職初期發表的“美國回來了”的國會演講，或許成為了本屆政府最富象徵意義的政治圖景。在這場90餘分鐘的演講裏，萬斯與眾議長約翰遜“輪班”領掌，共和黨議員集體起立鼓掌110餘次，幾乎做到了每句話鼓掌，每分鐘喝彩。面對民主黨的噓聲抗議，特朗普團隊摒棄了傳統跨黨派協商的機制，轉而通過高頻次、高強度的掌聲壓制反對聲音，使議事流程呈現單極化傾向。在這一情景裏，議員實際上淪為了“執行員工”，承擔着程序性投票和政策背書的職能。而形式流程的保留恰恰暴露出實質程序內容的架空，反映出特朗普政府日益明顯的去制度化治理的特徵。

與之相對的是，一個由特朗普非正式顧問組成的“影子董事會”正在形成，在特朗普於政府內下達決策之前，可能很多議題都要經由這一集團商議。這一模式區別於“深層國家”（強調龐大官僚體制對民選總統的制約），特朗普的做法實際上將政府職能“外包”，建立起與聯邦政府平行的決策體系。通過“執行員工”與“影子董事會”的配合，特朗普實質上建立了一套以他個人為中心的權力結構。而這一結構效仿硅谷精英的公司管理模式，呈現出“CEO治國”的傾向。

這種行政模式的改變對美國的影響是巨大的。因為總統缺乏制度約束，執政效果只能寄希望於總統的個人理性和水平。更深遠的影響是，這種模式改變了民眾對政體的思考，當人們寄希望於民粹總統的個人意志，而非引以為傲的民主程序去推進改革之時，這實際上消解了福山“歷史終結論”裏對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優越性的表達，也推翻了“美國例外論”的論斷，使美國降格為一個掙扎於內部矛盾的“普通民族國家”。

很長時間以來，不光是中國，全世界都對美國有一個美好的想象。在特朗普第一次發動貿易戰時，可能很多人感到了迷茫和委屈，也出現了“中國脱鈎於世界”的説法。而到了拜登任期，“友岸外包”的價值觀外交和區域戰爭不斷，讓人陷入了冷戰的恐懼中，很多人在擔心世界大戰的爆發。在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局部戰爭停止了擴張進程，民主聯盟解散了，人們開始發現，如今世界所經歷的一切，不過是美國解決自身問題的外溢效應。這或許反映出米爾斯海默所説的“大國政治悲劇”——美國既無法維持其“自由霸權”秩序，又難以擺脱帝國思維慣性。這種張力導致其外交呈現表面擴張和實質收縮並存的矛盾狀態。

而這種矛盾也體現在美國人民自身的心態上。在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我們可能會覺得美國人民比較傲慢。他們知道中國、對中國有好奇或敵意，卻難以從地球儀上指出中國在哪裏，也不知哪一塊版圖屬於歐洲。有分析認為，美國人民經歷了長期“被動全球化”的進程，他們關注的是美國自身，卻因美國“世界帝國”的地位一直與其他國家、其他文明產生着交互。而如今，這種“全球化”視角可能已經變為了完全內部性的視角。以一則逸聞佐證，美國受禽流感影響出現雞蛋短缺，而這成為許多民眾投票給特朗普的原因之一。特朗普也被戲稱為“因雞蛋價格而當選的總統”。

就此而言，特朗普的執政風格本身可能也成為了一個時代的隱喻。面對在常規立法程序裏可行的一些事項，他仍選擇通過行政令等手段快速落實，不願費力將其制度化、合法化。這種對效率的迷戀，也體現出美國民眾的政治心態變化：面對制度的固有缺陷，民眾心急難耐，不願找到一種更為長遠的方式將其改進，而是不斷地依賴於政治強人，希望能立竿見影地解決當前的困境。這種心態對制度的破壞是巨大的，而重建需要時間。在寄希望於“凱撒式的人物”逆轉困局時，美國復興的圖景可能變得愈發遙遠，而那些本應連貫的政策，可能會隨着任期的更迭反覆推倒重來。

編輯｜渡波、陳蕊

​參考文獻

1. James Pogue，“Inside the New Right, Where Peter Thiel Is Placing His Biggest Bets”，Vanity Fair，https://www.vanityfair.com/news/2022/04/inside-the-new-right-where-peter-thiel-is-placing-his-biggest-bets

2. David Marchese，“The Interview：Curtis Yarvin Says Democracy Is Done. Powerful Conservatives Are Listening”，New York Times，https://www.nytimes.com/2025/01/18/magazine/curtis-yarvin-interview.html

3. Gil Duran，“Where J.D. Vance Gets His Weird, Terrifying Techno-Authoritarian Ideas”，New Republic，Nov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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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聶智琪，“民粹主義的“人民”想象：辯正與反思”，《開放時代》2024年第1期

6. Francis Fukuyama, “Restore Honor in Public Service”, Dallas News, 觀察者網譯

7. Francis Fukuyama, “Schedule F Is Here”, Persuasion, 鳳凰新聞編寫及翻譯

8. Paul Waldman，“How Did Silicon Valley Break Bad?”，Substack，Nov譯

9. Noah Smith，“What Does the New Right Want?”，The Free Press，

https://www.thefp.com/p/what-does-the-new-right-want

10. Jonathan Mahler, Ryan Mac and Theodore Schleifer, “How Tech Billionaires Became the G.O.P’s New Donor Class”, New York Times, 文化縱橫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