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多年前，美國總統胡佛的“關税戰”是如何把世界經濟搞崩的？_風聞

國家人文歷史

2025年04月23日 18:13:19

有這樣一位美國人，在從政之前曾是一個成功的商人，在以壓倒性優勢當選為美國總統之後，他曾大肆提升世界各國商品進入美國市場的關税，一度導致美國經濟陷入持久的動盪和衰退之中……

行文至此，或許很多熟悉美國曆史的讀者已經知道了他的名字，對，他就是赫伯特·克拉克·胡佛。

爽文男主般的開局——胡佛的早年經歷

胡佛出生於地處美國中部的艾奧瓦州，其父傑西·胡佛據信是一個來自德國與瑞士邊境附近的移民，憑藉着一身打鐵的手藝，在西布蘭奇經營着一家農具商店。

出生在這樣一個地理條件相對封閉的美國農業州，胡佛的人生劇本似乎早已註定。無緣接受高等教育的他，長大之後會成為其父鐵匠作坊的學徒，並在未來子承父業。最好的結局也不過是通過政治聯姻，迎娶某位農場主家的千金，從而獲取一塊屬於自己的土地，進而成為萬千“紅脖子”中的一員。

然而，雙親在1880年和1884年先後病逝令胡佛邁向了另一條人生軌跡。在被奶奶和叔叔短暫收養之後，1885年11月，11歲的胡佛來到了俄勒岡州的紐貝格市，與剛剛痛失愛子的舅舅約翰·明索恩一起生活。相較於艾奧瓦州，比鄰太平洋的俄勒岡州雖然沒有南邊的加利福尼亞州那麼繁榮和開放，卻也有着相對完備的教育體系和富有多樣性的經濟活動。

正是在舅舅的資助之下，胡佛通過教會學校和不斷自學，成功考入了斯坦福大學，並結識了當時正在斯坦福大學出任法理教授的美國第23任總統本傑明·哈里森。

這裏值得一提的是，哈里森在斯坦福大學的執教生涯僅有幾個月，而且沒有正經上過什麼課。根據胡佛的自傳，他是通過私人途徑與哈里森建立了聯繫（一説是以核定棒球票根的方式），無疑這段經歷對他的未來產生了重要影響。

從胡佛後來在自傳中對哈里森的吹捧來看，其似乎對這位前總統執政時期通過“1890年關税法案”（又稱為“麥金萊關税體系”），以大規模提高進口關税的方式保護美國本土製造業並提升了聯邦政府收支規模的舉措頗為欣賞。只是此時的胡佛似乎忘記了，正是哈里森所支持的這一關税改革，導致美國國內的通貨膨脹和英國的關税反制，令南北戰爭後長期處於被壓制狀態的民主黨在國會有了翻盤的機會。

此後的十幾年裏，斯坦福大學地質學專業畢業的胡佛，表面上看是以礦業工程師的身份奔波於世界各地，但他每次抵達的地點和時間卻總是那麼恰到好處。1897年，胡佛在澳大利亞西部開採金礦，次年美西戰爭爆發，澳大利亞國內隨即出現了大量親美的言論，美國也由此藉助着菲律賓的殖民地，加深了與澳大利亞的經貿往來。

1899年，胡佛來到了中國天津，並迅速掌握了漢語。次年，“八國聯軍”大舉侵華，而胡佛則憑藉着其所掌握的中國地理、礦藏等知識，引導了美國軍隊在天津、北京等地的行動。

諷刺的是，儘管胡佛在其自傳中只是不斷吐槽着自己在世界各地所要面對的惡劣工作環境和素質低下的當地工人，但其的財富和社會地位卻是在潛移默化中以幾何倍數增長着。

到1914年，胡佛名下資產已達數十萬美元，他本人也成了哥倫比亞大學和斯坦福大學的客座教授，其講義《採礦原理》甚至成為美國大學的通用教科書之一。而也是在1914年胡佛第一次開始從事政治活動——他以美國旅歐僑民委員會主席的身份，開始協助美國從爆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歐洲大陸撤僑並向繼續滯留在歐洲的美國人提供生活救濟。不久之後，胡佛又成立了“比利時救濟委員會”（ Commission for Relief in Belgium，縮寫為CRB），向比利時、法國北部等交戰地區提供糧食援助。

胡佛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初期的這些表現，表面上看似乎是秉承着人道主義，但隨着1917年美國的正式參戰，所有的暗中謀劃才最終浮出了水面。因為被時任總統托馬斯·伍德羅·威爾遜任命為“食品管理局局長”的胡佛，積累了近三年向歐洲運送糧食的經驗，可以拍着胸脯説一句：“沒有人比我更懂大西洋糧食航線和歐洲西部的港口。”

戰後，胡佛繼續代表美國在“巴黎和會”下轄“最高經濟顧問委員會”和“美國救濟管理局”中任職，並向德國乃至蘇聯運送糧食。德國雖然是戰敗國，但終究是眾多德裔美國人的故鄉，因此胡佛向其運送糧食的舉動，並沒有招來什麼反對意見，但胡佛向蘇聯提供救濟的舉措，遭到了共和黨議員的羣起圍攻。

胡佛當然不能公開表示這些救濟糧對美國而言不過是生產冗餘，與其“穀賤傷農”，不如拿去“市義”。他只能含糊其辭地表示：

“兩千萬人在捱餓。不管他們是什麼政治，他們總得吃飯！”

此言一出，胡佛在美國民眾心中頓時套上了一層“聖子”的光環，甚至連威爾遜都有意“傳位”於他。但就在這個歷史的十字路口，胡佛做出了一個非常不明智的選擇。

共和黨的“鐵桶江山”和胡佛的錯誤選擇

談及美國的政治格局，共和、民主兩黨分庭抗禮似乎是許多人的共識。但其實在南北戰爭後，代表北方工業資本的共和黨曾對代表南方種植園主利益的民主黨長期保持着壓制狀態。自1860年林肯當選為美國總統至1920年美國總統選舉前夜，共和黨在14任總統選舉中佔據了10席，民主黨僅佔4席。

因此在胡佛看來，儘管威爾遜總統對其有知遇、提攜之恩，但隨着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特別是威爾遜主張建立的“國際聯盟”卻將美國排除在外，民主黨此時頹勢已顯。自己與其拿着錦繡前程給威爾遜“陪葬”，不如帶着在戰爭中積累的人望和財富及時改換門庭。

這次試水中，胡佛雖然最終未能通過共和黨的黨內初選，卻依仗美國政黨政治中傳統的“分肥機制”，在哈定的內閣中謀求到了商務部長的職務。而民主黨此時的未來之星，富蘭克林·羅斯福卻在次年因突發脊髓灰質炎而下半身永久癱瘓，進而不得不退至幕後。然而，兩人後來的人生經歷則都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出任美國商務部長期間，胡佛以“居者有其屋（Own Your Own Home）”為口號，大力推動美國的房地產發展，並推動美國國會出台了“模範統一車輛法”和“模範城市交通條例”，為美國汽車工業發展大開綠燈。這些成就也令其在美國國內聲名鵲起，一度被譽為“美國曆史最好的商務部長”。而這些讚譽也成為胡佛角逐美國總統的重要政治資本。

儘管共和黨內的很多政治派系並不看好胡佛，但長期以來的媒體曝光還是令胡佛在1928年的大選中無往不利。可惜，他的好運氣似乎隨着其順利入主白宮而化為了烏有。

1929年10月24日，紐約證券交易所一開盤股市就下跌，這場股市大暴跌，也被稱為“黑色星期四”。隨後以10月29日為標誌，美國和全球經濟進入了“大蕭條”時代。

儘管身為總統的胡佛迅速採取了多項舉措救市，但經濟泡沫破裂所帶來的影響，顯然不是再吹一個泡泡便能解決的。為了應對國內日益惡化的經濟環境，胡佛採取了一系列自以為有效的措施。

如胡佛一再要求全國工商界巨頭公司率先垂範，以福特汽車、通用汽車、杜邦化工為首的大公司不許降低工資水平，不準裁員。但是，企業的產品銷售不出去，工人工資還不準下調，又不準裁員，企業只有倒閉。其次，胡佛也嘗試着給富人加税，如高收入人羣的税收從25%增加到了63%，這又嚴重影響了企業投資。再次，胡佛計劃通過以工代賑，大興政府工程來解決就業問題，胡佛大壩就是這個時期開始興建的，但是其作用仍然是杯水車薪。

在各個方向的努力都陷入困境之後，胡佛不得不聽從共和黨元老們的意見，開始推動由來自猶他州的國會參議員裏德·斯姆特和來自俄勒岡州的國會眾議員威爾斯·C·霍利共同提出的關税法——《斯姆特-霍利關税法》。

其實，《斯姆特-霍利關税法》早在1928年就被提出了，不過當時的背景是猶太和俄勒岡這兩個農業大州試圖通過提升農產品關税來保護美國農民的利益及回應農業利益集團的壓力。而胡佛之所以遲遲沒有批准，也是因為當時的美國經濟依舊處於上升通道，貿然提升關税只會擾亂正常運行的經濟環境。不過，今時不同往日，“大蕭條”的背景之下，胡佛和共和黨急需轉移民眾的關注焦點，將國內經濟日益惡化的鍋甩到國外。

於是乎，儘管包括保羅·道格拉斯、歐文·費雪等著名學者在內的千餘名經濟學家向總統提交了請願書，請求總統不要簽署該法案；國際社會有38個國家的政府向美國提出了正式抗議，警告美國它們將採取報復措施；汽車業巨頭亨利·福特認為這個法案是個“愚蠢的經濟政策”，並且在白宮花了一整個晚上力圖説服胡佛總統否決該項法案……但是都於事無補。

1930年6月17日，胡佛總統還是簽署了該法案，導致超過20000種受保護商品的平均關税税率達到53%。該法案通過之後，世界上多個國家立刻提高關税或者採取其他反制措施。例如當時美國最大的貿易伙伴，加拿大政府立即宣佈反制措施，對從美國進口的15種商品徵收3倍關税；法國基本上將美國的進口商品全部拒之門外；意大利80%的進口汽車來自美國，意大利政府對美國進口汽車加倍徵收關税作為報復手段，使得美國汽車業的損失尤其嚴重；大英帝國及其殖民地國家則通過建立優惠關税安排機制規避該法案帶來的衝擊……簡言之，其他國家反制措施的出台很快使得美國的對外貿易困難重重。

“關税法”對國際金融市場的影響

由於其他國家通過設立自己的關税壁壘來報復美國，導致1929-1933年間世界貿易總量暴跌。此外，阻止其他國家的物品進入美國市場，導致那些國家難以償還它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對美國欠下的貸款。加上美國於1930年又對貿易進行了限制，銷往美國的商品數量也越來越少。為保護各自公民的利益，各國償還給美國的資金也不斷減少。削減美國的對外貿易，意味着國際借貸資金流被削弱了。

到1930年末，借貸困境終於釀成惡果。該年的最後兩個月裏，由於銀行系統出現問題，總額龐大的存款陷入危機，其中不僅包括上一年延期兑付的存款，也包括新近到期需要償付的資金。然而，恐慌並未就此結束，美國銀行系統崩潰的趨勢繼續惡化。

此前股市崩潰便已沉重地打擊了美國銀行業。一些銀行為清償延期支付的存款而貸款；另一些銀行持有的海外資產則成了壞賬，原因在於美國停止了海外貸款，而債務國因此往往難以繼續履行還款業務。然而，最為重要的是，銀行之所以受到重創，是因為他們的客户受到了重創，因而再也不能償還貸款或者為儲蓄賬户增加新的存款。眾所周知，貸款利息和新增存款是銀行收入的主要來源，一旦收入枯竭，銀行就無法向自己的債權人支付資金。在這種情況下，越來越多的銀行不得不倒閉關門。

1931年6月，胡佛轉而決定阻止信貸崩潰形成國際連鎖效應，宣佈對政府間債務提供為時一年的延緩償付期。延期償付計劃或許延緩了國際金融進一步崩潰，卻不能為美國民眾提供任何能夠即刻見效的援助——美國國民的失業率還在進一步惡化……

雖然胡佛始終堅持認為自己在努力振興美國經濟，之所以收效甚微，完全是因為大環境的惡化。但此時已然從病痛中振作起來的羅斯福卻以紐約州州長的身份對其發出了強烈的批評，並在1932年的選舉中讓胡佛總統也跟着普羅大眾一樣失了業。

羅斯福的成功當選，為美國開啓了一個民主黨全面崛起的時代。但他全面左轉的經濟政策也並未能迅速改變美國的頹勢。如果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美國的大蕭條可能還將持續很長時間。

“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儘管這句諺語在西方早已人盡皆知，但恰如德國哲學家黑格爾所總結的那樣：

“人類從歷史裏學到的唯一教訓就是人類學不到任何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