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文明崩潰，就是進入一個人人“只乘涼不栽樹”的社會_風聞

韓少功

海南省文學藝術界聯合會

【導讀】21世紀已過完四分之一，每個人都越發感到羣體決策的非理性化與新技術革命的臨近，在技術不斷上升的同時，人類文明似乎在理想與道德上經歷着自由落體。人類社會似乎在走進一個全新的文明紀元。

本文作者充滿憂慮地質疑，如今的人類是否還配得上“文明”的定義？還是隻能姑且稱之為“後文明”？本文以宏闊的視野，對人類整體的境遇展開了一次漫談。作者指出，雖然可再生能源和AI的發展幾乎意味着無限能源和無限產能，實現共產主義似乎有了物質基礎，但新技術帶來的挑戰和風險更加深刻。不斷擴大的失業、觀念的撕裂、社會的原子化、線上世界使人“脱實向虛”……這些正在物質充裕社會上演的光怪陸離的後現代景觀，讓人不由得懷疑，新技術是否還能帶領人類走進“新文明”？

回望歷史，人類的理性和道德，往往只能在重大危機的考驗中迴歸與重新鍛造。然而沒有人會期待危機，要做的是在危機來臨之前展開自救，對抗技術裹挾下的文明惰性，在腳踏實地的實踐和勞動中重建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關係——這才是機器無法複製的文明火種。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5年第2期，原題為《後文明，或者新文明》，******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後文明，或者新文明

**▍**無限能源與無限產能

如果看一眼巨大黑燈車間裏鋼鐵巨獸不斷倒騰，看一眼風電場上林立塔筒一望無際，再看一眼成羣的機器狼從科幻小説裏直撲模擬戰場……很多人難免心裏一咯噔，知道大事正在發生，這個世界已不復從前。

回想當年插隊務農時的鋤頭、油燈、草鞋、秦磚漢瓦，那些先人們數千年前就有的老物件，那些時間凝固的物證；你再拍拍腦袋，比對一下記憶裏數十年前匆匆閃過的尋呼機，還有數年前的數碼碟、一年前的GPT-4——原來，是時間開始提速，已由千禧時光轉入分秒時光。

這裏只説重點：

一是可再生能源，幾乎意味着無限能源。

二是AI（人工智能），幾乎意味着主要物產的無限產能。

也就是這二十年左右，高科技成果陸續量產商用，催生了兩個“無限”疊加的新一輪產業革命，蔚為大勢，摧枯拉朽，一轉眼就讓傳統資源大國和製造業強國的地位雙雙動搖，全球經濟結構乃至文明形態重新洗牌。革命所及之處，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一再變得陌生，沒有哪個行業、哪個地域、哪個族羣能置身事外。區別僅在於：你是落在速變區還是慢變區，落在原生區還是外溢區，如此而已。

一種清潔、智能、高端的生產方式終於夢想成真，當然是好消息。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所憧憬的共產主義分配原則：“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終於有了堅實的物質前提，即“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湧流”。事實上，作為自由競爭的平衡物與穩定器，以社會福利和公共服務為代表的“按需分配”，一直在不少地方或明或暗擴張其財政佔比。依凱恩斯的説法，“經濟問題並不是人類永遠存在的問題”，因為世上的需求分為兩種，一種是保障人類基本生活的“絕對需求”，另一種則是“凌駕別人之上那種優越感”的“相對需求”——在他看來，如果説後者難以最終滿足，還有點麻煩的話，前者則無須擔心，“在百年之內可望獲得解決”。

他估計得大體不錯，眼下就是大約一百年後。當全社會財富日漸豐足，至少在經濟發達體和準發達體，藉助兩個“無限”的新質生產力，讓所有社會成員都能“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這件大事還真不算什麼難事，至少在剛需層面已肉眼可見——即便少量動態性返貧的情形還須重視和另議，即便“剛需”的定義邊界今後也會有所移升，比如義務教育九年提高至十二年甚至更多，常見病報銷提高至大病救助甚至更多，但“應保盡保”的能力綽有餘裕。在正常情況下，相關意識與制度也漸漸成為人類社會的主流。

等等，這不就是共產主義嗎？沒錯，從這一角度説，Communism或譯為“大同主義”，或譯為“命運共同體主義”，已有了現實雛形，至少是越來越現實。當然，在傳統的理解中，分配並非事情的全部，讓每個人全面而自由地發展，包括勞動成為人的第一需要，如此等等也是“共產主義”應有之義。值得注意的是，恰恰在這方面，高科技提供的幫助不少，增加的爭議、紛擾、風險也同樣多。圖靈獎得主霍普克洛夫特曾警告，“機器人不只是取代藍領，也在取代白領”，因此服務器和數據雲正讓很多人“丟掉飯碗”（2017）。諸多研究報告預測，在未來二十年裏，相關失業羣體將佔人口的47%（美國白宮），或49%（麥肯錫），或70%（SRI international）。不管取哪個數據，都是人類不可承受之重，對“人的第一需要”（馬克思語）頗不友好。即便情況沒那麼嚴重，即便新技術在淘汰舊崗位的同時，也可能創造新崗位，但隨着技術迭代加快，再就業、再再就業者們不斷從零開始，頻繁接受培訓與換崗，恐怕也是一份沉重的心身壓力，不算什麼美事吧。

就在當下，“無用階級”的陰影已開始加劇職場緊張，浮現出勞動力貶值的總體趨勢。工作難找，高薪或體面的工作更難找。為了確保自己還有價值，或顯得有價值，很多人不得不攢學位、攢履歷、攢證書、攢客户、攢上司好感、攢人脈關係、攢KPI……總之“不能雞娃就雞自己”，用各種靠譜或不靠譜的法子出人頭地，甚至不惜為屁大的事拼個生死攸關，直到自己心力交瘁。人們稱之為“內卷”。一般來説，產能擴張總會造成需求不足，加劇市場競爭壓力，於是個體“內卷”不過是行業或企業“內卷”的末端傳導和微觀反應，成為“收益努力比”下降的疑似常態。

就不能退出垃圾賽道嗎？當然可以。在有些人那裏，“躺平”不失為最後選擇。即便打算去領低保，啃父母，混一個樂天信命，也是能活下去的，不一定就缺温飽和不開心。更徹底的“躺平”當然是讓下一代也提前退出，不給這個煩人世界染指小寶寶的任何機會。事情看來已是這樣：越是經濟、技術、教育發達的地方，就越多見“少子化”，連韓國、日本、中國這些東亞國家，多少有點老儒家遺風，最重視香火傳承，醫院產科和幼兒園也在大比例關門。在這裏，一種超越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的“現代病”日漸清晰，好日子就是結紮術。美國副總統萬斯聲討“無孩愛貓女”，差一點含淚高呼“天下興亡，子宮有責”，似低估了事情的複雜性。他不是不知道自己就讀耶魯時高昂的教育成本，不是不知道階層固化多麼讓人絕望。如果男女們算算賬，高投入換不來高產出，不僅是現虧損，還可能被“啃老”，有再虧損預期，那麼根據一種家庭經濟學，他們不去養貓，又能幹什麼？

馬爾薩斯1789年發表《人口論》，認為只有飢餓、病疫、戰爭才能阻止最可怕的“爆炸性生育”。他和眾多人口專家沒想到，人算不如天算，終有一天他們竟會被香噴噴的“無孩愛貓”羣體所暴擊。

隨着好日子變得更好，人類生育率加速下滑，一頭衝向斷子絕孫的人種易危或瀕危，也不是不可想象。

**▍**共同接受的事實“內卷化”和“少子化”，還只是問題的冰山一角。

讓人困惑的事還很多，比如這個世界日漸戾氣囂騰，秩序崩壞，底線失守，到處都是“築牆”和“脱鈎”的四分五裂，一切都在政治化和武器化，國際地緣政治與種族、階級、宗教、性別等問題不時交叉感染、惡性發作——這是轉型陣痛，還是末日瘋狂？

就拿社會制度來説，與上一個世紀相比，社會主義的改革儘可能增加個人自由，包括鼓勵民營經濟和對外開放；資本主義的改革也儘可能減少社會不公，包括推進福利分配和尊重工會——雙方不是在越走越近嗎？前者擅長的“宏觀調控”，或許啓發了後者的“產業政策”；後者先行的“低碳意識”，或許助推了前者的“綠色發展”……雙方不是更應該談得攏嗎？可惜事情偏不是這樣，偏鬧得全球軍費開支大幅升高，“冷戰”或“列強帝國”的古墓幽靈再現，很多人都在秀肌肉、放狠話、摩拳擦掌、秣馬厲兵。

知識界主流曾樂觀地認為，高科技必帶來高理性，只要信息開放和自由競爭，真理越辯越明，人類達成普遍共識並非難事。埃隆·馬斯克對此信心滿滿。這位美國首富和科技大神2023年4月宣稱：“我準備開始一項計劃，我稱之為‘真理GPT’（TruthGPT），這是一個極致尋求真理真相的人工智能，目的是瞭解宇宙的本質。”這一雄心似乎太有上帝口吻，也太有早期啓蒙主義的腔調，即以為真理有一個“本質”，有一個最終可以抵達的彼岸，是絕對的和普遍的天經地義。人們只要有了數據和算法的“極致”手段，就能讓一切“本質”統統大白於天下——你們都等着苦盡甘來吧。

這樣説讓人生疑。説給小學生聽也許無妨，若放到成年人的實踐中去，顯然就很不夠了。當4席大法官對峙5席大法官，那麼誰代表法律，誰又不代表法律？當A算法與B算法結果相異，那麼誰是科學，誰又不是科學？當相對論與量子力學的底層邏輯分歧日久，那麼誰展現了“本質”，誰又沒展現“本質”？……看來結論只能是：世上並無絕對真理，並無最終可供抵達的彼岸。真理不過是各種相對真理的公約數，理性不過是一個逐步累進、多元互動的無限彈性過程。任何一根筋、一刀切的獨斷論純屬自欺，無論宗教的還是科學的，都不行。

德國電影《萬湖會議》展示了更荒唐的一幕。那是1942年1月20日在萬湖莊園舉行的一次密會，改變了猶太人的命運。十三個納粹高層的將軍、部長、博士來到偏僻密林，衣冠楚楚，風度翩翩，專業素養和敬業態度非比尋常，以至常爭得唇槍舌劍錙銖必較。奇怪的是，他們是爭論如何殺得更符合“法律”，如1/2或1/4或1/8血緣涉猶的人，該不該定義為猶太人？如何殺得更為“科學”，如用子彈、病菌、汽油還是成本更低的毒氣，哪種方式更安全與合算？這些最理性也最兇殘的魔鬼，身處康德、黑格爾、謝林的理性故鄉，對消滅猶太人的目標卻從無疑問，完全一致。

他們理性嗎？他們不理性嗎？

不用説，理性以求“真”為要——古希臘哲人將其排序在“真善美”的價值首位，中國古人説的格物致知、實事求是、循名責實也是這意思。不過什麼是“真”，相關説法卻莫衷一是。日常層面的物理事實比較好辦，一個人“死”了，那就是死了，死透了，説破天也沒法使之再活。認知層面的主觀事實則比較難辦，特別是敍事一旦涉及因果或價值，比如這個人到底是病死了，還是累死了、餓死了、氣死了、窮死了，多因一果的解釋空間相當大，見仁見智幾成常態。再往下説，更難辦的是一種“約定性事實”，即某種結構關係的產物，屬於“眾口鑠金”那種，因信的人足夠多，因信者衍生出關聯行為和事件，就可能成為新的“事實”，甚至是看得見、摸得着、硬邦邦、能要命的物理形態，是強大現實的一部分——到那時候，再説孰實孰虛便頗為不易。

“鬼”是沒有的，但鬼故事可以嚇死人。認定“賤民”並無血緣、基因的根據，但相關意識形態一旦形成，很多人就要一輩子吃苦。比特幣從不錨定物質財貨，但只要幣圈內外共約了這樣一種敍事，便自有真實的市場行情，甚至時不時直衝天價。LGBTQ的性別也大多不再是生理的，不過是彩虹旗下共約了另一些説法，就能折騰出德國的《性別自決法》和美國加州的97種性別，以至少男少女大可自主變性，無須告訴家長，還能一年之後反悔重來，由此拉動了手術、藥品、媒體、律師等變性產業的熱火朝天。這些後續事實多得驚人，其源點在哪裏，反而不重要，也説不清了。

進入2016年，緬甸的選舉得以舉行，外資開始進入，局面似乎轉暖升温。但羅興亞事件突然鬧得一切急轉直下。起因只是極端分子製造了小規模流血，要在若開邦建立獨立的伊斯蘭國家。軍隊和佛教極端分子隨後展開大規模報復，據説致數百個村莊被毀、數萬人被殺、數十萬人被驅逐出境。值得注意的是，作為資訊開放的成果之一，社交媒體在這一過程中成了激化仇恨的意外“神器”。因為平台以“提升客户參與度”為商業邏輯的最優先級，那麼好，算法很快就發現，最有“黏性”的帖子就是要讓人憤慨。對，讓人憤慨，接着憤慨。於是置頂、鏈接、推送、纏套（讓你退不出）、標題黨（攪亂主次）、假新聞（移花接木）等十八般武藝全線出擊，終於使網上情緒完全脱軌。在那一刻，仇恨就是暴利，腥風血雨就是遍地韭菜。軍人、平民、知識精英統統“被憤慨”起來。回頭看，蹊蹺之處還在於，佛教一貫有温和傳統，但人口占比90%的佛教徒為何一反常情？緬甸的窮人多，剛剛接觸臉書之類，為何就在一場電磁風暴中暈頭轉向？

是窮國得了富國病？

或是窮國對富國病的免疫力更弱？

漫長的歷史證明，人類依託口語、文字、印刷品、廣播電視等符號載體，其理性不斷刷新認知，但也不時偏離、脱離、背離真理。對於馬斯克們來説，對於眾多科學主義的鐵粉來説，算法和數據能否一舉結束傳統載體的侷限，最終拿到通向真理寶庫的密鑰，使人類從此永不再犯錯，成為“不是扮演上帝而是已經成為上帝”（庫茨韋爾語）的新物種——羅興亞事件至少提供了一個反例，讓這事還有得商量。

弗朗西斯·福山1996年出版《信任》一書，一反自己對冷戰結束的歡欣鼓舞，認為當前最不幸的，是全社會滑向了“低信任度”，“不再有大家共同接受的事實”，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咎於互聯網或社交媒體”。另一位圖靈獎得主，號稱“AI教父”的約舒亞·本喬説，由於能更快地蒐集和處理資訊，更全面掌握人們的電子痕跡，“AI模型GPT-4比人類更擅長説服”，“這可能被恐怖主義分子利用”，“這種風險程度已從低等上升為中等”（2024）。不幸被他們言中的是，眼下很多國家都開始押注“認知戰”，鼓勵和利用媒體——特別是互聯網媒體，奉洗腦大眾為重大戰略佈局，為貿易戰、科技戰、金融戰之類的標配。這無非是拿“雙重標準”當飯吃，不斷向受眾推送黑料，致“陰謀論”滿天飛，“妖魔化”不能停，一場現代獵巫運動無法遏止。數據和算法不過是及時遞上了一道道“硅幕”，成為獵巫者們最新的大殺器。

對敵人的攻擊，一旦把對方逼成了真正的敵人，那就更不好辦。習風所染，眼下在不少領域，連經濟、科技、藝術、體育、環保、慈善救災、寵物選秀等方面，往日那些似乎“沒有國界”的白蓮花領域，也開始高敏度的“飯圈化”和“噴子化”，以致經典芭蕾舞劇《天鵝湖》都難逃莫名的國際制裁，世界乒乓球女單冠軍也難逃國內奇怪“飯圈”的起鬨。很多當事人惡鬥成癖，開撕上癮，各有“信息繭房”，互有“陰間濾鏡”，一個個都是張口就來，“共同接受的事實”已離人類越來越遠。 

通俗地説：講道理，似乎不再需要擺事實了。

作為上世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福柯依託“知識考古學”，揭示出所謂知識都不同程度上是權力動作的產物，並不是那麼客觀、純潔、中立、理所當然的“天下之公器”。這一種知識“祛魅”，對於破除讀書人的盲從功莫大焉，構成了反思啓蒙主義的一大節點。但這並不意味着反智主義，不意味着所有知識都是萬惡的圈套，不意味着人們對知識必要的檢疫和消毒，就是要將其殺光斬盡——否則，福柯自己的知識也會備受猜疑、毫無意義。

福柯們的職能應該是醫生而不是屠夫。他肯定沒想到，他打開的潘多拉盒子，居然釋放出後世的萬千屠夫，即更為權力化、武器化、極端化的話語暴走，使人類理性的知識殿堂分崩離析。他高興得起來嗎？

**▍**叫不醒裝睡的人對於“共同接受的事實”：如果沒能力去找，那叫理性衰竭；如果一開始就不願意接受，那叫道德坍塌——所謂“叫不醒裝睡的人”就是指後一種情況。

理性是人類文明的核心，道德則是另一核心，或者説是前者的另一面。道理很簡單，因為不願意接受，就壓根不需要去找；反過來説，如果根本沒能力去找，願不願意接受都失去了前提。兩者的相輔相成，與佛家的大悲方得大慧，與儒家的大智才能大仁，都是反之亦然，在認識論上一以貫之。福柯在後期一再強調“真知勇氣”（courage of truth），也是力圖貫通理性與道德的兩面一體。

赫拉利在《智人之上》一書裏，觀察和分析了人工智能的現實風險，指出數據可被污染，流量可被操控，暴力算法可侵犯隱私和禍害蒼生，數字的無政府狀態和極權主義正迎面撲來。這些都説得可圈可點。只是他説了這些後，沒往下説，差不多是漂亮的中場突破和鋒線配合後，臨門一球卻踢出場外，踢向了“高深莫測的智能”。什麼意思？他是不是要説，應該為此背鍋的是某種硅基幽靈，“越來越不人工”，“越來越有自主的能動性”，在芯片、硬盤、連線那裏飄忽無形，不吃不喝也沒心沒肺，時不時恩澤天下又時不時倒行逆施，人類已拿它束手無策？

據他説，這事早有端倪。2016年3月AlphaGo對弈世界圍棋冠軍，第37手超越了所有棋譜，幾千年來任何專業或業餘的棋手都不會這麼下。看來是機器人方寸大亂和抽風擺爛，被很多圍觀專家斷言“肯定是一個錯誤”，以至對陣的韓國棋王完全看不懂，“花了十五分鐘才做出回應，其間甚至得先離開棋局到外面走一走”。然而，後續事實證明，這個來去無蹤的第37手至關重要，是機器人最終勝出的致命一擊。

好吧，就算這個第37手泄露天機，萬不可輕忽。不過看一看赫拉利所列的其他，掰着指頭一條條算，其實都算不上“莫測”，算不上“非人類”。不是嗎？隱在數據污染後面的，是人；隱在流量操控後面的，也是人；隱在暴力算法後面的，還是人——是人間的市場化邏輯，是資本、權力的任性。這些恐怕連街頭張大爺王大媽也都能懂。人工智能確實帶來了從娛樂到物流、從安防到教育、從藥品研發到氣象預報等方面諸多好處，但一句老話叫“有其利必有其弊”，網上坑人的套路也多了，騙藥錢、騙話費、騙粉絲打賞，甚至不久前騙得一位美國少年自殺，悲憤的母親把Character.AI公司告上法庭。這些事大概不會讓中國的大爺大媽特別意外。

看來，還是要説人，還是要説道德，這比第37手更值得説一説。

歷史上，石器、鐵器、蒸汽機、原子能的千秋功罪，皆取決於人之善惡。説人工智能可望徹底擺脱這一制約，顯然還言之過早。不妨再説開點。這麼説吧，道德通常是苦難的產物，是對危機的精神反應，因此基督、佛陀等都以憐貧憫弱為主要特徵，都有大悲、大慈、大愛之貌，與原始薩滿的凶神面目迥然有別。其“十誡”或“五戒”無非是將道德注入神學。他們的故事中也必有橫屍四野、餓殍遍地、病殘掙扎的慘烈背景，“我佛長夜淚不幹”一類説法由來有自。在這個意義上，一如有黑暗才有燈光，因疫病而得良醫，説“道德是弱者的工具”（柏拉圖引語）大致不差。延伸至現代，燦若羣星的後世英賢們，無非是用世俗化的“人民”置換了“上帝”，一個個皆因“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數人民的痛苦”（毛澤東語），從而煉就成一個個“大我”。

還記得《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這本書吧？主人公保爾·柯察金來到朋友墓前，感嘆“生命每個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應當這樣度過：當回憶往事時，他不會因為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會因為碌碌無為而羞愧。在他臨死時，他能夠説：我的整個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經獻給了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為人類的解放而鬥爭”。其實，不知是出於巧合還是借用，這一段話更早出現於《本傑明·富蘭克林自傳》（1771）。可見，那時無論是自由主義還是共產主義，無論是蘇俄紅軍戰士還是美國的發明家、實業家，一代英賢都有相近的精神氣質和道德操守。

不久前，一位中國青年也踏上長途。作為清華博士和水電專家，他決然放棄都市繁華，忍不了身邊“成功學”優等生們的叢林惡相，志願前往非洲建設工地，混跡於勞工們的汗臭和粗話中，一干就是好幾年，不無柯察金或富蘭克林的意氣風發。不料，他的故事進入熱搜，鋪天蓋地的輿論反應卻耐人尋味，據他給筆者的短信稱：“無論正面負面，基本上都是從功利學發展角度去講。”要麼是説他“在北京混不下去了，被迫出走，十分愚蠢”；要麼是説他“找到了一條迎合體制、快速升官的捷徑，聰明得很”。情敵尋仇、方便走私之類猜疑也閃爍其詞。他只能認命，只能“在黑暗森林中迷茫地尋找”。

不説看齊和支持，他就不能得到多一點理解甚至寬容嗎？看來，一個時代就這樣了。既然黑暗退去，燈光就變得多餘。既然病疫大量消失，良醫就日漸稀少。一旦遠離了大面積的飢寒交迫，這個時代就不太可能有扎堆和走量的“大我”，更不需要基督和佛陀，“個人利益最大化”的潮流應運而生，這並非不可思議。在一種越來越和平、豐裕、娛樂化的小日子裏，熱血不再急需和必需——而這恰恰就是前輩好容易為後人打拼來的一份幸福。幸福總得有人享受，不是嗎？

你是否還應去給打麻將或斗酒擼串的陌生人大獻愛心？戰爭、災害、外星撞地球還沒來，來不來還説不定，你憋足一股勁地演練慷慨激昂，是不是有點早？當然，當然，人間不平事還是有的。桌椅是松木還是花梨木的，乘用車是奧拓還是勞斯萊斯的，旅遊是訂經濟艙還是坐私人飛機……這些事讓很多人上頭，儘量減少分配差距也確有必要。但事情或許是這樣，這已不屬於“雪中送炭”，不過是“錦上添花”該添哪一種花的問題，屬於剛需之外的“奢需”，有“微奢”“輕奢”“重奢”之類區別而已。因此，你的痛心疾首、拍案而起、奔走呼號，可能用錯了地方。處理某些低烈度的利益事務，靠那些打領帶、夾皮包的技術官員，可能也就夠了，哪怕他們有點“精緻的個人主義”小冷感，大概也無礙大局。

照這樣下去，好日子還將大概率增加冷漠，增加平庸，加劇生存的“原子化”程度。這包括受到什麼刺激時，人們一時起鬨又可各自“摸魚”，一時淚奔又可繼續“雞賊”，善惡的尺度説無也有，説硬也軟，構成了一條道德水平曲線的低位波動。在很多地方，在很多時候，這意味着苟且成習，“裝睡”者們盤根錯節蔚為風氣，對新一代英賢成長的支持嚴重不足，由親人、朋友、旁觀者、受益者所組成的正反饋機制嚴重缺位。想一想，當年美國將軍李奇微都稱中國志願軍戰士為“值得尊敬的敵人”，那種出自殊死對手的讚美，構成正反饋激勵的一部分，昭示政治之上的道德維度，不能不令人唏噓。

新近獲得化學諾獎的哈薩比斯預言：“人工智能最大的風險是人類將找不到意義”，“那時候只能去問神學家和哲學家”（2024）。事實上，沒有意義早已是流行病，讓很多網友自比病人，把“治癒”當作對好朋友、好詩文、好風景、好飯菜的萬能讚詞，甚至是消費兑獎時幸運的心情創可貼。不必誤解，他們並非復古派，不會與紅利或大都市結仇，即便他們覺得活得有點累，有點拘束和不爽，比如“常回家看看”得記住不能少於幾十分鐘；公務招待須記住不能多於幾個菜；知道自己衣裝薄透露不可超過哪個“擦邊”的分寸；明白一台失竊的電視機破損到什麼樣才算“廢品”而不是“財產”……但他們明白，社會管理嘛，非如此不可，文明禮貌和公共秩序的進步有目共睹，全拜現代法治之賜。

不過，從語義學分析，每一個詞都能產生歧義，所有跟進解釋的用詞也這樣，那麼法律條文的層層解釋體系便深不見底，任何一個小環節都可能被壞人利用。於是，嚴格地説，法條臃繁是現代法治強化和細化的一種必然代價，有關細則、附則、司法解釋等將層出不窮，文本句型會越來越複雜，隱在邊邊角角的小號字體會越來越多。在不少青年那裏，眼下連結婚也成了一場普法大考。婚前、婚後、家暴、出軌、離異、贍養、撫養、監護、探視、前人遺產……都有密密法條嚴防死守。據説婚姻已相當脆弱，64%（美國）至71%（比利時）的當代婚姻均以失敗告終。那麼新人們最好小心點，多一些底線思維，早早積攢協議、字據、賬目、公證書，以確保自己可能的權益。當親屬、律師、社會、政府部門也鼓勵他們這樣做，那麼一對婚侶牽手步入華彩殿堂，差不多就是一家兩性合股公司開張，甚至是一對AA制的臨時同居搭子註冊。

音樂升起，花雨飄落，香檳酒滿上，他們滿腦子法條才下眉頭又上心頭，那還是“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嗎？ 是“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嗎？是“枕前淚共階前雨，隔個窗兒滴到明”嗎？是“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 嗎？是“愛你衰老的臉上痛苦的皺紋”嗎？是“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嗎？……莫非前人都愛得矯情和虛偽，酸得只能讓後人快快閃過？

如果事情已那樣，如果臃繁法條都是必要的，是大概率要用上的，那不能證明別的什麼，恰恰只能證明一個光鮮而發達的現代社會，確已陷入程度不輕的物質化、利益化、薄情寡義化，生活正在缺氧和失温。

往根子上説，無論在一個村社、一個企業還是一個國家，但凡道德風氣好的時候，很多問題都較容易化解，也不大容易產生，不需要太多威權強制和物質資源。法律與道德既互為替補，又此消彼長，互為反證。法律無非是道德底線的暴力保障和形式化營構，通常是高成本的不得已而為之。孔子言：“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導民，以刑禁之”，差不多就是這個意思。司馬遷在《史記》中引述老子的“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之後續上一句“失禮而後法”，差不多也是這個意思。他們對法治亦臧亦否的複雜心情，或可由現代人體會更深。

**▍**廣義的“二次元”世界作為人類文明的兩個核心，或者説同一個核心的兩面，理性/道德的衰退，正一步步改變世界，一如地球磁極消失，人們無論前行還是後退，左轉還是右轉，一切路線圖都面臨虛無主義的陌生水域。

在物產豐富、技術鋭進、社會福利和公共服務日臻完備的日子裏，這些經濟發達體和準發達體，儘管還有文字、城市等文明的形式，但有時看上去是否更像烏泱烏泱的文字動物和城市動物，是否還配得上“文明”的定義，不能不讓人猶豫。

“後文明”或可為備選命名。

啓蒙主義一直懷有樂觀的歷史預期，相信文明是一種線性的進步，現在比過去好，未來比現在更好。這在技術和經濟層面誠然不乏證明：5G就是比4G的傳輸快，8K就是比4K的畫面更清晰，一旦有了文字或蒸汽機，人們就不可能再回到從前。但理性/道德看來是另一回事。啓蒙精英所誇示的肉刑減少、奴隸制取消、兒童死亡率降低等，固然有據可證；然而，現代社會的車禍、毒品、工業污染、經濟危機等取而代之，造成巨大傷亡，同樣有據可證。威爾·杜蘭特等在《歷史的教訓》中有最後的辯護：“進步仍然是真實的，這並不是由於我們生來就比過去的嬰兒更健康、更漂亮、更聰明，而因為我們生來就有豐富的文化遺產”，“進步就是遺產的不斷豐富、保存、傳播和利用”。不過這一條也有點懸。作者似乎忽略了，無論圖書館、博物館裏的文化遺產如何偉大，都不會自動保值增值，都需要後人對接與同頻，不斷予以激活與滋養——更準確地説，需要後人用實踐為之續命。不是嗎？如果沒有冶煉，鐵礦就是普通石頭；沒有陽光、水以及種植，種子就是候補泥塵。教育迷信的要命盲區就在這裏：不知再生的活遺產才是遺產，否則就是廢紙。當年歐洲的圖書館最多、最大、最堂皇啊，所蓄二十多個世紀的遺產也不可謂小，卻未能阻止兩次慘烈的世界大戰。憑什麼相信再多幾個館，就能確保今人比前人更幸運？

1968年，動物學家約翰·卡爾宏在美國馬里蘭州做過一個實驗，驗證老鼠在理想環境中的生存規律。‌這個封閉的空間足夠大，也備有足夠的糧食、飲水、巢穴、活動場所，保持25℃左右恆温，決無疾病和天敵侵入，堪稱鼠類幸福的烏托邦。有意思的是，自4對健康的老鼠入住其中，它們不勞而獲，揮霍無度，開始是忙於交配，差不多每隔55天就使鼠羣規模翻番；繼而羣內強弱分化，強者拉幫結派、兇殘好鬥，弱者則忍辱負重、離羣自閉。至繁衍最高峯，多達2200只的鼠羣不知何時開始性情大變，雄鼠既不打鬥也不發情，熱衷於打扮自己，故有極好看的皮毛；雌鼠則拒育和厭子，甚至攻擊自己的後代，致幼崽死亡率高達九成。1973年5月23日，作為種羣急劇萎縮的終點，即卡爾宏所稱“第二次死亡”，最後一隻公鼠昇天，整個實驗歷時1780天。

動物學家屢試不爽地重複過25次類似實驗，“第25號宇宙”便由此得名。這很容易讓人想起“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之類古訓。不論是前期的縱慾相爭，還是後期的欲儘自滅，一種幸福的烏托邦最終只是帶來種羣消失，豐衣足食看來並不會自動通向進步的天堂。

有人會説，人類是高智能生命，具有鼠類所沒有的意識、文字、文化與精神，因此應該有更多認知、改變、選擇自己命運的可能性。這正是需要往下討論的。2024年10月，國家統計局發佈第三次全國時間利用調查公報，顯示居民每天就業勞動時間為人均多於3小時，而每天使用互聯網時間竟為人均多於5小時——這個統計口徑可能有點粗，比如不知外賣騎手連線客户的耗時算進了哪一頭。但不管如何，即便有些出入，線上時間居然大大超過線下時間，仍是一個驚人勢頭。這顯示出，連一個新興國家也在高度網絡化和符號化，人們動手務實的機會越來越少。借用凱恩斯的説法：如果“經濟問題並不是人類永遠存在的問題”，那麼泛文化或文化的問題，今後就可能躍居其上，至少是很多人的頭等大事，構成了生命時光的最大消耗量，也構成了日用消費中最大的產銷量。

線上流量洶湧而來，而且在商業化邏輯下以量為王，有遊戲、球賽、熱劇、廣告、脱口秀、短視頻、綜藝、冷知識、朋友圈、熱點新聞，大大膨脹了人類生活中的文化權重——傳統媒介所承載的文化尚不計入其內。廣受追捧的“元宇宙”“二次元”，更多是白日夢量產批發，讓受眾遺世獨立，羽化登仙，完全擺脱現實，盡享虛擬世界裏的好事，越奇越好，越炫越好，越爽越好。有人擔心，這種白日夢會教壞孩子，讓他們隔絕於自然與社會，太缺乏日常交際和動手務實的鍛鍊，即便以後讀成學霸，也差不多是一個個“巨嬰”。

其實，“脱實向虛”的豈止是一些孩子，成人社會也沒好到哪裏去。就接觸實際而言，就和泥帶水、活色生香的實踐經驗而言，應試教育與論文生涯那裏還有多少？文藝界五花八門的“抗日神劇”或“霸總神劇”那裏有多少？白左、白右們的“政治正確”和“價值觀聯盟”那裏有多少？官僚們的形象工程和形式主義那裏有多少？投資領域的“概念行情”“概念風投”“項目PPT化”那裏有多少？……一旦遠離現實，很多人就成了故事員，成天只會用敍事來幹活。

説廣義的“二次元”世界，就是這個意思。

從技術上説，因觸覺、味覺、嗅覺缺位，“二次元”音畫世界離真實生活遠了去了。哪怕VR頭戴顯示器，其所謂逼真感，也有天然缺陷和虛假性，往往被人忽略。與日常現實高度隔絕的用語、造型、幻境、偶像、梗、衍生消費等，一旦自成體系和自體繁殖，就更像享樂主義的秘密宗教。若沉迷其中，必言行乖僻妄誕，卻被誇之為“平行世界”裏的“第二人生”，到底是想象爆棚，還是自欺上癮，不能不是一個嚴重的問號。

從能效上説，若一個人的腦子裏虛大於實，一如金融領域的“貨/幣”兩相疏離，“幣”大於“貨”，或有“幣”無“貨”，那麼“貨幣”一詞便純屬迷藥，直接通向惡性通貨膨脹的白條經濟。同樣道理，廣義的“二次元”文化鼓勵受眾心理自閉，其價值情緒化、知識標籤化、謀略爽文化、正義鍵盤化，將使任何敍事都嚴重貶值，任何較真都成了cosplay的入戲太深，失去現實重力的有效載荷。當這種懸浮人生、模塑人性，其主觀性、虛妄性、偏執性、動盪性幾為常態，世界上還有哪些事不可以辦砸？

很多時候，一個PPT還真能撬動真金白銀，進而吹出巨大的泡沫經濟，成為既得利益者的真實利益，成為經濟活動總體的一部分。在這種情況下，在真/偽的交互纏繞中，衣食住行固然還是基本盤，“利益理性”從長遠來看依然普遍有效——馬克思等前輩就是這樣説的。但這並不妨礙在泡沫破滅之前，在裸泳者的海水退去之前，“虛”就是能壓倒“實”，腦袋就是能指揮屁股，社會意識就可能決定社會存在，上層建築就可能反過來逆變經濟基礎——以往的小概率事件，偏偏可能是今天的大概率事件，同樣看得見、摸得着、有牙齒、有血污。中美兩國關係惡化以來，不少專家估計會有驚無險，理由是中美不同於以前的美蘇，雙方有千絲萬縷的經濟聯繫，“經濟理性”將是穩定的“壓艙石”。誰會願意殺敵一千自損八百，或者殺敵八百自損三千呢？這就是典型的傳統思維。不幸的是，“經濟人”（homo economicus）假設在一個廣義的“二次元”世界裏，已不再天然可靠。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廣義的“二次元”文化發端並盛產於全球北方，卻藉助數據和算法，對一百多個南方國家實施全面覆蓋和深度洗腦，以至一個非洲孩子連飯都吃不飽，卻光着腳丫子，躺在鐵皮棚，玩上了中國傳音手機，看上了美國的TikTok和好萊塢。這種後現代藝術式的雜拌畫風，另一種全球化奇觀，相當於小姐脾氣丫鬟命，腳痛吃上頭痛藥，勢必擾亂人們的世界認知，特別是南方國家的自我認知，從而使全球貧富鴻溝更難彌合——甚至更難被看到。前不久，因反對派一次“旅遊打卡式”（網友語）的進攻，敍利亞阿薩德政權就瞬間崩塌，俄羅斯空天軍相助也沒用。不少流亡難民上街慶祝，揮舞三星的“新國旗”，歡呼一個自由的新時代開始。不料，瑞典、法國、德國、奧地利、希臘的網上輿論，隨即請他們立刻回國享受自由。既然該國可從“不安全國家”名單中移除，有關國家便立即開始叫停難民申請，取消庇護待遇，相當於斷糧謝客。更沒想到的是，趁你病，要你命，以色列軍隊迅速出兵戈蘭高地，無視聯合國秘書長一再反對，轟炸該國未設防的首都大馬士革和數百處軍事要點，用以色列總理的話來説：“戈蘭高地將永遠是以色列的一部分！”

很多歡呼者不免目瞪口呆：自由了啊，我們是一家人了啊，戈蘭高地不應該更安全嗎？國際社會不應該對他們更友善嗎？為何備受期待的美國國務院竟稱以色列幹得“合理合法”？……

不能説這些歡呼者不愛國，只是他們的雲啓蒙和雲救亡，再次雲了個寂寞。他們理應受到同情，但世界上沒有那麼多聖母，一切終究靠自己，他們對此不該明白得太晚。如果這一類“玫瑰之地”（敍利亞國名原義）至今出不了毛澤東或甘地，連李光耀、朴正熙那樣的領袖也幾無跡象，那就只能證明，救國和治國的難度已遠超他們想象。多説一句：那些精英的高學歷和網絡自由算不上壞事，但也可能太多“二次元”幻影，讓他們的無所不知一不留神就更像一無所知。

**▍**天道無情人有情人工智能或通用人工智能（AGI）何時可以不再“人工”？

這事至今爭議不休，而且大多出自猜測。

至少從眼下看，那一天還遠未提上日程，否則AI或AGI就毫無必要在乎什麼人類，不必同這些生物性的蠢貨套近乎，比如讓人類聽得懂、看得懂、用得上、在屏幕前滿意或驚喜。它更無理由乖乖地響應人類的任務要求和目標預設，接受人類的數據投餵和算法更新，早就該掀翻桌子自己幹了。為什麼不？

何況人類沒那麼不堪，很早以前就已實現超音速飛行和非邏輯的藝術表現，相比之下，機器人還在艱難地學習上樓梯和用筷子呢，與牛馬同累，跟娃娃鬥狠，一再算得服務器噝噝冒煙。換句話説，如果真有庫茨韋爾、哈薩比斯們“深不可測”的硅基智能，那麼它深藏功與名便好，不必去模仿宮崎駿或畢加索——美術系新生都玩得了的小伎倆，犯得着嗎？快是快不少，有必要嗎？來一個黑屏死機，來一通亂碼，讓你們猜一猜非人類的新宗教、新科學、新藝術（如果有的話），豈不是更為痛快的各不相干非誠勿擾？那幽靈若使點壞，利用腦機接口一類，完全終止人類的探索步伐，讓專家們統統退化至大熊貓或小白兔的思維，豈不是讓這個星球更喜感、更温馨、更安全？

到底有沒有那種魔法世界，它就是不告訴你。好吧，從猜測回到現實，回到既有的實驗證據，人機之間的主從關係依舊堅如磐石。這是指機器人能“處理”信息，卻並不“理解”信息（喬姆斯基語）；有諸多超級效能，卻並無“價值觀”（凱文·凱利語）；能把很多事做成，卻並不知道為什麼要去做。在這種情況下，AI並不合適的應用場景還數不勝數，即便是AI優勢明顯的應用場景，至今也離不開人的研發、建造、維護、監管、海量供電、報廢處置等——世界還是人類主體的世界。

雖然一個多事之秋已到來，廣義的“二次元”文化正掏空人類心智；而一個碎片化、輕淺化、動盪化的受眾，反過來又會誘發和放大這種文化，衰竭人類的理性與道德——這種惡性循環日趨嚴重。還好的是，人類畢竟還得吃飯穿衣，還得生老病死，還得在真實的三維物理空間彼此相遇，從而構成了生活的另一面。特別是那些處於實踐最前沿的勞動者，最不容易虛無，最沒工夫虛無，最少虛無的物質條件，依然在你周圍腳踏實地活着。於是，他們的愛和智慧，雖無多少新聞性和能見度，但一如遍地火種明滅，只要遇到合適機會，比如遇到重大危機，仍可能聚合成沖天烈焰驚天動地。

2022年9月6日重慶爆發山火。大山裏路窄坡陡，設備和物質根本運不上去。這時候，因重慶並未禁摩，一支志願者的“揹簍摩托”大軍便從天而降，展開了一場數日裏飛沙走石塵浪蔽日的越野大賽，把一個個消防員送上山，把一簍一簍沉重的油鋸、乾粉滅火器、防護面具、礦泉水、充電寶、快餐、西瓜、藥品、手套送上山。一個頭盔上繫着蝴蝶結的蒙面少女騎手，頃刻在各個社交媒體霸屏。一個孤兒並無家人需要護佑，也夜以繼日飆車如風，成為人們眼熟的“鋼鐵俠”。打遊戲的、泡酒吧的、搓麻將的、跳廣場舞的，全被山那邊的火光喚醒了現實感，各種義捐物資堆成了山，各路誌願者人馬自動會集。為了讓前線人員能吃得好一點，一家家飯店宣佈免費送餐。急需清除雜樹的油鋸，油鋸就被市民們全城掃貨一賣而空。路邊民眾總是向救援隊伍歡呼和鼓掌：“重慶，雄起！”……幾乎每一張臉的表情都在那時煥然一新。那是不是有些似曾相識？

好吧，那也是現實的一部分，有時也是互聯網的一部分。

顯然，那並不是“神學家和哲學家”教出來的，而是活生生被危機教出來的。危機是人類最好的老師。

大概是對危機不無預感，人們已開始有所行動。澳大利亞2024年11月立法，禁止十六歲以下少兒使用社交媒體。“AI教父”約舒亞·本喬呼籲強化對新技術的監管，“應強制企業公佈測試結果”，“廢止企業自願原則”，“不能讓市場成為唯一力量”（2024）。中國、俄羅斯、印度、法國等也開始加強對應用程序的審核與管控。可見狂熱的技術膜拜之下，仍有理性的逐漸復甦，不管做得對不對，不管做得多或少，至少已有興利除弊的思路起步，包括澳大利亞總理説的：“讓孩子們放下電子產品，回到足球。”這就對了，中國網友也説“請人吃飯不如請人出汗”。人類太需要一場肌肉保衞戰，太需要球友、跑友、泳友、拳友、雪友、騎友、舞友們適時離開屏幕，回到最原始的肢體勞累，回到體育所隱喻的勞動，回到高級動物們本該有的四肢強健、生龍活虎、身體力行。

人類心理和精神的保衞戰同樣迫在眉睫，只是比前一種保衞戰要艱難太多。五花八門的“沉浸式體驗”眼下悄然成風，體驗栽稻子，體驗磨豆腐，體驗摘果子，體驗爬高山，體驗殘障狀態，體驗戰爭或長征……即便那只是一些獵奇性的有償消費，但那種“沒苦硬吃”並不可笑，多少彌補了人們實踐經驗的缺乏，聊勝於無。人們暫別日常生活的舒適區，去探知某種更陌生、更艱難、更危險的另類人生，或真能鼓勵更多志向遠大的行動者和實幹家，從“巨嬰”“媽寶”乃至“娘炮”的狀態中最終走出，也未可知。

當然，這一切遠遠不夠。理性和道德的大規模滿血復活，一個高科技時代可能的新文明，説到底是買不來的，玩不來的，甚至學不來和教不了的，必須由危機來鐵血鍛造——就像重慶9·6山火那樣，像歷史上每一個英賢輩出的時代那樣。這樣，事情就似乎進入了兩難。天道無情人有情。沒有人願意遭遇山火，沒有人願意經歷洪災和地震，經歷極端氣象災害，經歷疫病大流行，經歷恐怖主義無差別的濫殺，經歷生化戰或核大戰，經歷金融海嘯和經濟崩潰，經歷任何技術進步所意外造成的大面積失業，如此等等——不妨記住，當年同樣是失業，魏瑪共和國僅用三年25%的失業率，就催生了希特勒納粹的大翻盤，從支持率3%到全面奪權，最終接受人山人海的歡呼，進而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

危機的代價往往大得難以承受。也許，我們寧可過得冷漠一點，平庸一點，苟且和沉悶一點，也不願意生靈塗炭和山河破碎，不願意希特勒式的噩夢再來一次，讓數以億計的生命再入人間煉獄。俗話説“時勢造英雄”——也許我們寧可沒有“英雄”，也不願遭遇那些沉重的“時勢”。

但歷史並沒有上帝導航，任何“寧可”都説了不算。

歷史不過是由一個個大活人聚合而成，由密密麻麻分佈大地的日常行為拼接與融會而成。化用伏爾泰的一句話：雪崩時每一片雪花其實都負有責任。換句話説，如果人類文明繼續自由落體，特別是擁有最多資源的主流精英辜負人民大眾，什麼也不做，什麼也做不成，你怎麼就覺得人類將永享天寵，前面那一劫必定躲得了呢？

真到雪崩時，很多事就來不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