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 “假新聞” 成為政治盾牌：民調動態性與特朗普的雙重標準_風聞

當 “假新聞” 成為政治盾牌：民調動態性與特朗普的雙重標準

—— 評特朗普對民調的 “選擇性憤怒”

撰文：雅禮學人

2025 年 4 月 29 日 星期二

 在特朗普“百日新政紀念日”前夕，《紐約時報》給特朗普送了個大禮包：根據最新民調，特朗普的支持率是43%，榮獲所有歷屆總統同期支持率倒數第一名，第二名也是特朗普本人。

讓人驚掉下巴的是，特朗普對《紐約時報》的反擊不是回應43%的民調是不是假新聞，而是怒發一帖：要追究大選中《紐約時報》發佈了假的民調數據的責任，來勢洶洶！

特朗普對民調的抨擊早已不是什麼新鮮事。這位精於輿論戰的政客，每逢民調結果不利於自己時，便會迅速拋出 “假新聞” 的指控；而當民調數據對其有利時，又將其視作 “人民的勝利” 大肆宣揚。這般雙重標準，恰恰暴露了他對民主政治中民調本質的誤解 —— 或者説，是刻意的扭曲。

民調的本質：動態的民意快照，而非政治宣判書

民調從來不是對未來的 “預言”，它只是特定時間節點下民意的切片。以 2024 年美國大選為例，選戰期間民調結果多次出現翻轉：2024 年 7 月，哈里斯因拜登退選後的 “蜜月期”，在民調中以 49% 對 47% 的支持率領先特朗普；同年 9 月，《紐約時報》的民調顯示特朗普以 48% 對 47% 的微弱優勢實現反超；10 月，多項調查顯示特朗普憑藉在經濟議題上的優勢進一步擴大領先幅度；到了 11 月大選前夕，兩人的支持率再度持平，在關鍵搖擺州的競爭中，勝負差距僅在毫釐之間。

 這種支持率的大幅波動，恰恰印證了民調所具有的動態性特點：選民的態度會隨着各類事件的發生而不斷變化，諸如候選人在辯論中的表現、政策層面的爭議，或是突發的重大新聞等，都可能成為影響選民態度的關鍵因素。特朗普卻將那些對自己不利的民調結果斥為 “虛假”，而對有利的數據則保持沉默，彷彿這些數據本就理應如此。例如，他曾猛烈抨擊《紐約時報》在 2025 年 4 月發佈的一項民調，該民調顯示他的支持率僅為 37%；然而，他卻絕口不提該媒體在 2024 年 9 月曾報道他領先哈里斯的民調結果。這種 “選擇性憤怒”，本質上是對民調科學性的否定，更是對選民理性判斷力的一種蔑視，彷彿只要將不利的民調定義為 “假新聞”，就可以改變背後所反映的民意現實。

特朗普的邏輯陷阱：將 “言論自由” 武器化

特朗普在對待民調時所展現出的雙重標準，與他對 “言論自由” 概念的操縱如出一轍，二者背後都遵循着相似的策略邏輯。他一方面聲稱 “一月六日騷亂是言論自由”，試圖為那些衝擊國會、破壞民主程序的極端行為開脱；另一方面，卻將媒體對他的負面報道定義為 “人民的敵人”，對正常的輿論監督進行打壓。他可以毫無顧忌地嘲笑拜登 “年齡太大”，利用年齡問題攻擊競爭對手；但當哈里斯以 59 歲的年齡優勢在某些方面佔據上風時，他又開始抱怨 “年齡成為迴旋鏢”，指責對手利用年齡因素獲取不當優勢。

 這種自相矛盾的言行，揭示了特朗普的一個核心策略：將一切不利於自己的言論都歸為 “政治迫害”，試圖通過這種方式激發支持者的同情與憤怒，鞏固自己的政治基本盤；而將那些支持自己的信息包裝為 “絕對真理”，以此來強化自身形象，吸引更多選民的支持。

 更為諷刺的是，特朗普的競選團隊實際上曾精準地利用民調的動態性來調整競選策略。例如，在 2024 年 7 月，當哈里斯在年輕選民羣體中的支持率飆升時，共和黨迅速轉變策略，將攻擊重點轉向哈里斯的政策立場，而非其族裔背景，試圖通過政策辯論來削弱哈里斯在年輕選民中的影響力；當 10 月經濟議題成為選民關注的焦點時，特朗普團隊又大舉宣傳其 “通脹控制能力”，試圖藉此在經濟問題上贏得選民的信任。由此可見，民調在本質上本應是政治博弈過程中用於參考和調整策略的重要工具，但在特朗普手中，卻被異化為 “輿論戰場” 上的彈藥庫 —— 對自己有利時就充分利用，不利時就棄如敝履，完全不顧及民調本身所具有的科學性和客觀性。

民調的科學性與政治現實的割裂

特朗普對民調的攻擊行為，還進一步暴露了民調科學性與複雜政治現實之間長期存在的張力。專業的民調機構在開展調查時，需要嚴格遵循統計學方法，以確保樣本的代表性、控制誤差範圍等，從而儘可能準確地反映民意。然而，儘管民調機構在方法上力求嚴謹，民調結果卻不可避免地會受到諸多因素的限制，包括提問設計的合理性、受訪者當時的情緒狀態，甚至是整個社會氛圍的影響。

 例如，若真如特朗普戲言的那樣，出現 “投票給特朗普可中百萬大獎” 這種極端情況，短期內的民調結果或許會因為利益誘惑而出現失真；但到了真正的選舉日，選民最終的選擇終將回歸理性，因為他們清楚地知道，自己需要為所支持的候選人的政策主張買單，而不是基於一場不切實際的彩票式幻想來做出政治選擇。

 然而，特朗普所構建的敍事方式卻將這種複雜的現實情況簡化為一種 “非黑即白” 的陰謀論。他一味地指責媒體 “故意製造負面結果”，試圖通過這種簡單粗暴的指責來誤導公眾，掩蓋民調結果所反映的真實民意。但他卻無視一些關鍵數據所揭示的事實，比如共和黨選民在審判特朗普相關問題上高達 67% 的反對指控率，或是 2025 年獨立選民對其執政表現僅 29% 的超低支持率。這些數據並非是所謂的 “假新聞”，而是當前美國民意分裂狀態的真實鏡像，它們客觀地反映了不同選民羣體對特朗普及其政策的態度差異。

結語：民調不應是政治角力的替罪羊

從本質上講，民調是民主社會用於監測民意的體温計，它能夠幫助政府、政黨以及政治人物瞭解公眾的想法和訴求，從而為政策制定和政治決策提供參考依據；而絕非是政治鬥爭中可以隨意攻擊和利用的標靶。特朗普對民調的抨擊行為，實質是試圖用 “假新聞” 這一標籤來消解公眾對民調數據的信任，進而鞏固其自身 “受迫害領袖” 的人設，以此來維持其在部分選民中的影響力。

 然而，現實的政治發展卻一次次證明了民調的客觀性和重要性。當特朗普在 2024 年大選的關鍵州憑藉在經濟議題上的策略調整成功逆轉劣勢時，這一結果反映了選民對其經濟政策主張的認可；而當他在 2025 年因俄烏政策遭到 54% 民眾反對時，同樣也體現了民調對選民態度的準確捕捉。這些事件表明，無論政治人物如何試圖操縱輿論、抹黑民調，選民最終的態度和選擇都會通過民調數據以及選舉結果等方式客觀地呈現出來。

 民主政治的核心價值，在於承認並接受民意所具有的流動性與不確定性。選民的態度會隨着時間推移、事件發展而發生變化，這是民主政治的常態。若政客僅僅將民調視為一種 “工具性真相”，根據自身利益需要來決定對民調的態度，對自己有利時就加以利用，不利時就橫加斥責，那麼他們真正否定的，或許並非僅僅是某一項民調結果，而是民主制度本身所賴以生存的民意基礎。畢竟，在一個健康運行的民主社會中，需要的不是政治人物對數據的盲目 “忠誠宣誓”，而是對選民選擇權的深刻敬畏 —— 無論這些選擇最終是否符合某些人的預期，都應該得到尊重，因為這正是民主的真諦所在。

 當《紐約時報》公佈特朗普百日新政的支持率僅為 43% 時，他並未針對這份民調的科學性和數據來源進行正面反駁，而是出人意料地重提歷史舊賬。他在社交媒體上長篇累牘地回顧自己在 2016 年競選期間如何 “力挽狂瀾”，戰勝諸多對手獲得黨內提名，還提及自己在第一任期內促成的所謂 “歷史性” 外交成果，如推動中東部分國家關係正常化等。這種轉移焦點的做法，再次凸顯了他在面對不利民調時的鴕鳥心態。

他似乎試圖用過去的 “輝煌” 來掩蓋當下的執政困境，暗示民眾這份低支持率的民調是對他過往功績的忽視。然而，選民關注的往往是當下的政策成效和執政表現。在百日新政期間，特朗普推行的一系列政策，諸如激進的關税調整、移民政策改革等，已引發國內諸多行業的強烈不滿，甚至連其所在共和黨內的温和派也對部分政策持保留態度。《紐約時報》的這份民調，正是對當前美國民眾對其執政觀感的真實反饋，而特朗普重提歷史舊賬的行為，恰恰暴露了他無法直面當下民意、無法為自己執政不力作出合理解釋的窘迫。

 附：特朗普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