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2.0關税戰：讓人眩暈的歷史加速器（中）_風聞

題記：

川普2.0上任以來不到100天發生很多事情。列寧似乎説過：“有時幾十年什麼都沒發生，有時幾周發生幾十年的事”。川普2.0給世界帶來的衝擊真是這句話的完美註腳。儘管筆者在小店之前更新的《簡述川普槍擊未遂可能帶來的影響》一文對川普2.0會有折騰並不意外，但是川普2.0關税戰的展開方式依然讓筆者驚奇。世界在偶然間彷彿因為政治強人個人表演而飛騰起來，歷史加速在衝撞一切。這是令人眩暈的時刻，值得更新一下上個小菜。這是中篇。其他相關文章可以在公眾號”桃花源裏可犁田“觀看（微信公眾號：Z396858246）。

三、川普的“關税戰”反映的是一種美國的戰略主動還是戰略被動？

如果我們上升一點視野，我們可以發現看似美國強勢輸出的關税戰並不能證明這是美國是基於自身戰略主動而尋求的一個“追求最終確定性”的戰略進攻，實際上正如過去筆者評論俄烏危機和台海危機時的表述一樣：如果你被對手設定了行為，或者説你不得不基於被他者設定的戰略態勢而做出超過常規的“不得已”去尋求改變，很大可能你是處於一個戰略被動的泥沼中難以自拔。

我們可以簡單地評估一下：

(1)美國國家層面的經濟基本面

既然川普2.0選擇經貿關税領域作為主要戰場，那麼對美國經濟基本面的認識就具有全局和統攝性的作用，可以重點説説。

美國國家經濟的內在能力和構成經歷了一個“脱實向虛”的全過程，目前的美國經濟基本面可以被視為一個基於債務驅動支撐財務擴張來維持資產價格和經濟增速的“氣球”，其經濟基本面的“韌性”其實比很多人認為的要低得多。

其中關於經濟要素的武器化帶來的問題、美元、美債、供應鏈與全球化的關係在討論俄烏危機的《由烏克蘭危機出發的一些隨想》（以下簡稱：《隨想》）和《在北溪2號爆炸的回聲裏思考下全球化、歐洲和供應鏈》（以下簡稱：《北溪》）兩文中均有涉及，理論性的部分不打算做更多的闡述。

具體到美國經濟基本面的數據上，我們可以更直觀的看到當前川普2.0到底是接了一個什麼盤面。

1．美國經濟基本面長期結構性失衡。美國經濟構成裏金融服務業佔GDP比重從1980年的15%升至2023年的21%，而製造業佔比跌破11%（BEA數據）。比如鋼鐵產能較1970年下降45%，產業外遷導致供應鏈高度依賴海外供應鏈支持。在宏觀上美國的貨物貿易逆差連續43年擴大，其中2024年貨物貿易逆差1.29萬億美元，其中消費品佔27%，主要包括電子產品、玩具、服裝、家居用品等。而美國家庭部門債務/GDP比率達78%，美國居民消費高度依賴信貸支持——如此“陡峭”的關税戰肯定會推高美國國內通脹並打擊到美國市場的供應鏈安全，進而直接打擊到居民消費。

從川普2.0中美關税戰之前的中美貿易數據可以看得出，川普發動關税戰之前並沒有提前在美國建立足夠“堤壩”降低關税衝擊，構建對美國社會和經濟的緩衝。

2．美國存在債務貨幣化的不可持續性問題。目前，美債總額突破36萬億美元，利息支出佔財政收入22%，2025年利息支付將超軍費開支。債務/GDP比率達123%，美債流通市場的規模是美股的五倍以上，美元債務循環高度依賴投資人不斷買新還舊進行維持。但外國持有美債比例從2014年的50%降至2024年的33%，而中國連續9個月減持至7686億美元，美聯儲被迫購債託市，持有美債佔比超60%。

關税戰本身將進一步打擊海外買家購買美債的意願和能力，因為關税戰持續將使得美元迴流機制失效，海外投資人將缺乏美元。川普政府經濟政策的反覆無常也會進一步動搖美國債屬於“無風險資產”的觀念（拜登因為介入俄烏危機已經在這個觀念上重重踢了一腳了）。

3．美債面臨當期結構性的利息上升和償付壓力。美國2025年到期的美債本金規模為9.2萬億美元，佔債務總額的25.4%。若計入利息支付，全年需償付的本息合計約9.19萬億美元（其中本金5.2萬億美元，利息支付約2.6萬億美元）。特別值得注意的是6月單月到期規模達6.5萬億美元，佔全年到期量的70%，這將形成“債務洪峯”。此外，今年到期的很多債券大多為1年期債權（主要因拜登政府任期內的短期債券集中到期），佔整個25年需償付美債規模的42%。

毫無疑問川普政府面臨非常大的美債再融資壓力：若新債發行利率升至4%，美國年付息成本將暴增2600億美元，若以當前利率重新發行，全年利息支出可能突破1.5萬億美元。

一種重要的觀點是猜測川普2.0的關税戰的短期主要戰術目的是脅迫世界提供流動性來解決2025年償債高峯並熨平美債長期利率，那麼這種企圖本身就將構成一個川普2.0政府的重要弱點。

4．美元信用體系面臨壓力。美元2020-2024年M2增長40%，遠超GDP增速12%。黃金價格與實際利率背離（2024年實際利率2%而金價漲35%），反映美元信用定價失效。而更為嚴重的是人民幣跨境支付佔比升至3.5%，金磚國家本幣結算比例突破20%，國際市場美元儲備佔比從2001年72.7%降至2023年的58.9%。

之前在《隨想》一中筆者設問：“如果美元不能在供應鏈的中心環節裏成為交易媒介，如果美元與商品的聯繫不能牢固建立，如果美元背後的國家能力不能基於經濟、政治或者暴力的能力去迫使世界主要經濟體“購買”美元，如果美元背後是“空虛一片”——那麼美元作為霸權貨幣向本幣的價值迴歸將帶來怎麼樣的滔天巨浪呢”？關税戰會使得美元損失更多的交易場景，打擊美元這一“跨主權貨幣信用”——這肯定是在挖美國貨幣霸權的跟腳。

5．美國重新工業化困難重重。美國製造業平均時薪為27.7美元（2023年BLS數據），是中國（約5.5美元）的5倍、墨西哥（3.8美元）的7倍，即使考慮自動化替代，仍難以抵消成本差距。美國製造業就業人口占比已從1970年的25%降至2023年的8.3%，且現有勞動力中僅12%接受過先進製造培訓，根據德勤預測到2030年美國製造業技術工人缺口將達210萬。同時，美國製造業平均回報率（ROIC）為8.5%，低於科技（15%）和金融（12%）行業。

在缺乏有力的產業政策和補貼的引導的情況下，私人資本投資製造業基本上全憑“愛國心”驅使，基本沒有吸引力。更為重要的是美國希望建立本土先進供應鏈，但關鍵材料（如稀土、鋰電池材料、其他工業零件）仍依賴中國與其他海外供應鏈（佔比超60%），關税戰會使得部分美國製造業面臨“直接休克”問題，也不可能使得美國再工業化。

以上基本面盤整隻是在概略性的評估美國經濟體質是否可以無所畏懼的參加一場“拳擊賽”。如果考慮外國對美國的貿易制裁和關税反制形成的“後座力”發揮作用——比如對美國服務順差的對等制裁或者是農業和大宗商品的關税制裁——美國經濟如何先不去考慮——川普政府肯定將有被“KO”的風險。

總體來説，美國經濟的基本面根本不支持川普採用一個激進的“硬脱鈎”方式與中國，何況是世界進行關税戰。本身美國經濟的循環和穩定就必須基於全球化的貿易體系、美元環流、盟友體系、存量規模和供應鏈分工才綜合構成比較優勢和韌性，如果美國選擇“激進自閉”，那麼將短時間極大的放大美國經濟體系中不穩定和脆弱的一面，導致巨大的風險。

“脱實向虛”的美國經濟的韌性本來就是一個不能檢驗的問題，是一個“商譽估值”。

川普雖然知道美國病了必須手術，但是美國採用這種“自殘”的方式進行改革是危險的。

對此正有一比：“欲練神攻，揮刀自宮。即使自宮，未必成功”。

(2)美國國層面的政治與文化基本面

美國政治與文化上實質上已經陷入了“多重人格”般的內耗。美國社會傳統左/右派、現代左/右派、後現代左/右派六大陣營的價值觀差異顯著。

實際上川普代表的強調“美國優先”和白人文化優越性的保守右派與主張解構傳統權力結構，關注種族平等和身份政治的後現代左派要互相團結和理解差不多可以視為要“地球人”理解“火星人”。傳統盎格魯-撒克遜文化主導的“熔爐論”與白左進步主義的對抗正在消解美國國家認同的共同願景。

這種消解和分裂必然導致政策制定的效率低下，行政成本極高，甚至國民互相仇恨。美國民主的傳統基石——憲法認同和三權分立原則的共識實際上也在被衝擊——這會進一步加劇體制的合法性危機。

川普2.0的關税戰就是建立在這樣的政治背景和文化衝突之下，川普民粹動員短期有效但會透支治理信用，缺乏共識的政治使得川普難以承受哪怕微小的“失敗”。

在關税戰出現相持後，可以預期川普一切好大喜功的政策選擇和宣傳策略都將升級，實際是在呼喚其基本盤的“種族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幽靈來保障共和黨中期選舉的成功，而這個對於美國體制和國際體系的副作用將非常“毒”。

(3)美國的軍事霸權與地緣政治基本面

在所有關於關税戰的評估裏，對美國軍事霸權和地緣政治的分析是較少被關注的，但是這個部分恰恰構成川普2.0關税戰中最具有隱蔽性的脆弱面。 

在普遍的評估里美國的軍事霸權依然是高不可攀的一座大山，但是實質上美軍在應對一個高烈度的總體戰上的能力非常可能已經不足，美軍實質上更像一支“存量軍隊”。

美軍目前存在嚴重的產能不足和國防工業體系脆弱的問題，主要表現關鍵材料依賴、產業鏈斷裂風險、產能不足三大問題上。

首先，美軍已經不能基於國內工業體系和供應鏈保證美軍需要的基礎工業產品和關鍵材料的保障。比如美國國防工業所需稀土（如釹、鏑）80%依賴中國，50%以上的軍用半導體芯片和微電子元件來自台灣地區及韓國，而北京在石墨（電池核心材料）和鎢（穿甲彈原料）的全球供應鏈中佔據90%以上份額。這種依賴性在俄烏衝突後進一步放大——2023年美軍為補充援烏的155毫米炮彈庫存，被迫從韓國進口TNT炸藥原料，卻因韓國產能不足導致生產延遲。

其次，去工業化導致美軍軍工產能不足和軍工技術的應用迭代能力下降。比如美國本土缺乏關鍵零部件生產能力，F-35戰機30%的零件（包括渦輪葉片和電路板）依賴全球外包，而唯一生產大口徑火炮彈殼的通用動力工廠因缺乏熟練工人，2022年被迫將月產量從1.4萬枚降至6000枚。在俄烏戰爭後即使美國竭力恢復炮彈生產，但是產量爬坡依然非常緩慢。此外，美國海軍現役艦艇的維修積壓超過4000天，2023年甚至首次將“伯克”級驅逐艦送往日本橫須賀船廠維護。美國已經完全喪失了民用造船業，能夠維修和建設航母的船廠也只有一家，本土造船業萎縮至1860年以來的最低水平。隨着美國工業能力的衰弱，美軍在研發和應用新技術上日益成本高昂和效率低下，這點在美國在全球六代機競爭中和超高聲速武器研發落後中表現的非常典型。

其三，美國軍工複合體高度的寡頭壟斷和利益羣體化帶來嚴重的制度性腐敗問題。美國五大軍工巨頭（洛馬、波音、諾格、雷錫恩、通用動力）通過控制超60%的國防訂單形成市場壟斷，導致技術迭代停滯和成本失控——如F-35戰機研發超支1630億美元、B-21轟炸機成本暴漲230億美元。而美軍90%的固體火箭發動機由諾斯羅普·格魯曼壟斷，而雷錫恩公司獨佔反導攔截彈市場，導致2023年援烏“愛國者”導彈時出現庫存耗盡卻無法快速擴產的困境。更為致命的是行政體系與資本利益深度捆綁形成的“深層政府”中，“軍工複合體”是重要組成部分。

他們一方面讓“自己人”可以通過“旋轉門”進入軍工企業操控合同分配；別一方面他們通過“選舉政治”綁定30州就業、操縱大量遊説資金及政治獻金阻撓變革或者推動有利於軍工複合體的政策和外交戰略。

前者表現在迫使技術路徑鎖定在傳統裝備迭代（如F-16改進型）上抑制創新創造“長期利潤”，後者表現在消耗美國的戰略資源在全球“創造衝突”為軍工複合體獲取“有效需求”。

這種“財務報表（股價）管理戰鬥力”的生態本質是美國資本權力凌駕於國家安全之上的結構性困境。

在地緣政治角度美國也陷入了多線作戰和盟友體系動員困難的問題。前者典型的就是俄烏戰爭對美國和其歐洲盟友的嚴重牽制，還有以色列對美國的戰略捆綁導致華盛頓難以在中東抽身；後者典型就是川普試圖“犧牲烏克蘭換取對俄關係重啓”的停戰計劃因烏克蘭抵抗和歐洲反對而推進困難，而在亞太美國試圖構建的“印太戰略”試圖統合的亞洲國家“團結抗中”，卻不能解決亞洲國家的利益與美國戰略目標存在錯位的問題。

總體來説，地緣政治上美國的全球戰略協調能力和資源豐裕度出現了衰退，美國已經出現了戰略能力的極大透支。

美軍整個軍工體系的劣化和地緣政治上被客觀的牽制了大量的戰略資源，這在根本上制約了美國政府的很多政策選擇和戰略自由度，導致美國基於關税戰在經濟領域發起的戰略攤牌行動中，儘管可以説壓上了美國強大金融體系和金融霸權的相關能力，但卻實質缺乏足夠的軍事威懾力和地緣政治態勢配合作為最後的手段——而他的對手卻可能具備利用這個不對稱的結構確保自身的經濟和金融的最終安全。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