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百日演講，徹底暴露了他對“歷史地位”的病態渴望_風聞

王緝思 |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

​劉衞東、胡然 |《當代美國評論》編輯部

【導讀】特朗普百日新政的“裏子”與“面子”已被全球各派媒體進行過精細盤點。當地時間4月29日，為了回應這些消極聲音，特朗普在密歇根州發表了就職百日演講，宣揚他在移民、關税等議題上的“成績”，抨擊虛假民調低估了自己的支持率。僅一天後(30日)，美國官方公佈的系列經濟數據顯示，美國一季度的GDP縮水、就業增速不及預期、消費者信心指數連續下跌。有分析指出，對於一貫嘴硬的特朗普，重點應關注其獨特的思維邏輯。那麼，我們該如何把握特朗普的內政外交動機？

本文指出，特朗普宣揚“讓美國再次偉大”，對內推動政府改革、對外實行貿易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等做法，其終極目標是要將自己標榜為美國曆史上最偉大的總統，至少要同華盛頓、林肯、里根齊名。至於損害美國的國際聲望和軟實力，那不是他關心的事情。從施政邏輯來看，特朗普對內減税主要惠及的是企業和高收入羣體，對緩和通脹效果不大，卻擴大了財政赤字和貧富分化。而為了補足減税後的財政缺口，便選擇對外徵收高額關税。這不僅抬高商品價格，增加消費者負擔，加劇通貨膨脹，還會遭到貿易反制，難以振興美國製造業。回顧美國曆史，推行改革計劃的新總統和選民的“蜜月期”一般只有幾個月，美國總統所在政黨在中期選舉中失去國會控制權，是歷史慣例。這是特朗普竭力推動美國政治和社會保守化，以“政治遺產”尋求長期執政的根本動機。

從歷史上看，美國的對外作為非常民族主義甚至霸道。特朗普更希望別的國家害怕它的硬實力，而不是尊敬它的軟實力。雖然特朗普帶頭衝擊現存的國際秩序，卻並未引起國際社會的集體反對。其他國家都是“各自為戰”，看不到形成一個“抗美同盟”的現實可能。就俄烏問題而言，特朗普試圖以“交易主義”取代“價值觀外交”。而無論是冷戰時期的美蘇矛盾，還是今天的美俄矛盾，都由來已久、根深蒂固，絕不是特朗普和普京達成交易就能解決的。在5月1日美烏達成的礦產協議中，美方雖無安全承諾，但“可能提供新的援助，如為烏克蘭提供防空系統”等條款，將給俄烏衝突帶來哪些變量，尚未可知。

從政治趨勢來看，特朗普的再次當選，很大程度上是利用了民眾的不安全感與被剝奪感，同時諉過於外，大力宣揚貿易保護、限制移民等政策。現階段，世界政治中的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同時上升，選民往往寄希望於強勢且果斷的政治領袖，以強力措施改變社會不公。值得警惕的是，全球政治也趨向右轉：許多國家的右翼勢力和特朗普政府的思路相通，並且在尋求它的支持。就此而言，特朗普治下美國的國際影響力可能處於上升趨勢，對國際秩序的衝擊性、破壞力趨於增強。

本文原載《當代美國評論》2025年第1期，原題為《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美國內政外交前景——王緝思教授專訪》。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髮，供諸君思考。

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美國內政外交前景

——王緝思教授專訪

****▍****美國政治：特朗普迴歸，美國難以再次偉大

問：在2024年美國大選中，特朗普同時贏得了選舉人票、普選票和所有搖擺州的選舉人票，這是否超出您的預期？這是因為民調機構脱離大眾，還是美國政治確實發生了明顯變化？司法、金錢、技術對美國選舉的干涉是否達到史無前例的程度？

答：特朗普以如此顯著的優勢贏得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確實超出了我的預期。美國政治顯然正在發生明顯變化，此次大選直觀地反映了普通選民對社會經濟狀況的不滿，相當一部分選民也反感民主黨和拜登政府在處理移民、性少數羣體權利、種族矛盾等問題上的社會政策。儘管美國宏觀經濟數據表現不錯，通貨膨脹也並非拜登政府上台後才出現的，但是在美國選舉政治週期下，選民用投票的方式來表達對當前處境的不滿和期待改變的訴求。此次大選中也出現了一些意外因素，特別是特朗普遭遇槍擊，拜登突然宣佈退選後讓能力和聲望都不足的卡瑪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倉促接棒。現在看來，這些突發事件都在給特朗普加分。美國民調機構的統計和對大選結果的預測確實存在偏差，但其問題是否在於問卷設計不夠合理以及部分選民的選票成為普通民調無法觸及的隱性票倉，仍需做更多深人的研究。

在美國大選中，長期存在的金錢政治在過去和現在如何影響選票、司法干預與選舉進程及結果有多大關係、技術進步特別是社交媒體及算法如何影響民意走向，都是值得深人研究的重要問題。我的初步判斷是，目前沒有明顯的證據表明金錢、司法、技術對2024年美國大選的干涉達到了史無前例的程度。但是，只有通過數據統計和實地調研，才能更加客觀地評估這些因素對選舉的實際影響及其歷史性變化。基於這些分析才能判斷上述因素干預選舉是否會成為今後的新常態，並對美國選舉政治產生持久影響。

問：在2024年美國大選中，少數族裔選民出現了明顯分化。您認為這種變化是暫時的，還是可能成為一種新的潮流？

答：在美國，傳統上男性選民更傾向於支持共和黨，女性選民更傾向於支持民主黨。在2024年美國大選中，不僅是白人男性，而且少數族裔(特別是非洲裔和拉丁裔)男性選民對特朗普的支持有所上升。這一現象值得關注，其背後與這些選民近年來的個人經濟處境變差以及對改變現狀的訴求更強直接相關。擁戴特朗普的人，更多地是出於對前屆政府的不滿，希望他上台後能夠有效改善民生、抑制通貨膨脹、縮小貧富差距、制止毒品氾濫、降低犯罪率，但這些問題積重難返，並非一兩年內就能獲得明顯改善。總體來説，這種選民構成的變化更可能是暫時性的，反映了特定時期部分選民對經濟困境和政治局的失望，而非長期的政治傾向轉變。

近年來，美國的族羣矛盾和社會裂痕加深，其根源在於兩個長期因素的交織——經濟不平等持續擴大，社會認同分裂加劇。但需要看到，這兩大交織的問題並非美國獨有，而是世界政治中的普遍現象。無論是國與國之間，還是國家內部，現階段全球經濟不平等已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同時，全球範圍的人口流動也帶來了族羣、宗教、文化，價值觀等方面社會認同的割裂與重組，加劇了許多國家的政治極化。在21世紀，人們普遍的不安全感不再主要源自戰爭與恐怖主義威脅，而更多來自相對收人下降、就業和社會福利缺乏保障、教育機會和醫療待遇不平等，環境污染等與切身利益密切相關的問題。在美國和其他許多國家，人們對全球化與現存政治建制的不滿情緒日益高漲。

現階段世界政治中的分化和分裂，導致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成為在全球範圍內同時上升的政治潮流。在這一趨勢中，美國所扮演的角色可以説是“開風氣之先”。在這兩股政治潮流的共同作用下，人們往往寄希望於強勢且決策果斷的政治領袖，來領導他們凝聚國家和民族認同，並採取強力措施改變社會不公。一個政治領導者的對外政策表態越強硬，表現出的民族主義和排外情緒越強烈，就越容易贏得國內支持。特朗普能夠再次當選，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他善於利用美國民眾的不安全感與被剝奪感，同時諉過於外，通過宣揚貿易保護、限制移民等政策主張，贏得了那些對現實不滿也深感不安的選民的支持。

問：“讓美國再次偉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MAGA)目前已然成為維護或重構美國主流價值認知的重要運動。您認為隨着特朗普在四年後卸任美國總統，這一運動會如何演變？

答：美國的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在同時交織上升。對於民粹主義的定義和具體發展，需要進行細緻區分。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美國的民粹主義一浪高過一浪，既有右翼的，也有左翼的。右翼民粹主義最初主要表現為以白人保守派為主體的“茶黨”運動，其反對奧巴馬政府增加税收、推進醫保改革，具有種族主義和排外色彩。而2011年開始的、短命的“佔領華爾街”運動代表了左翼民粹主義，其核心訴求是反對經濟不平等、金融系統的腐敗和權力集中，其支持者多數傾向民主黨。

在2016年美國大選中，特朗普和共和黨人挑動右翼民粹主義，並將其與日益上漲的民族主義和白人種族主義思潮結合起來，提出了“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口號。特朗普代表的MAGA運動更多是右翼民粹主義，主張弘揚傳統文化和基督教，強調本土身份和或明或暗的種族主義。與此相對，民主黨領袖代表的左翼民粹主義則將核心關切從經濟平等轉向社會公正和“邊緣羣體”的利益，涵蓋了少數族裔、移民、難民、女性以及 LGBTO+羣體，強調身份政治上的“政治正確”、推崇“覺醒運動”，突出表現為“我也是”(Me Too)、“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等社會運動。這兩股民粹主義潮流加劇了美國政治的兩極分化，也讓美國兩大政黨的爭鬥變得空前激烈。最近幾年，左翼民粹主義的上升對美國主流的“瓦斯普”(WASP，即白人盎格魯-撒克遜基督新教徒)價值觀構成了巨大沖擊，尤其是在白人男性羣體中引起了強烈反感，從而導致右翼民粹主義的強烈反彈，逐步瓦解了美國社會原有的政治默契。

通過MAGA運動的興盛可以看出“瓦斯普”價值觀仍在美國佔據相對主流的地位。但是，圍繞如何建立對美國價值觀的重新認同將會是一場持久的鬥爭。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裏，美國的核心價值觀是自由主義。如果問美國人最重要的價值觀是什麼，他們的回答總是自由，英文是“feedom”或者“liberty”。現在，如果問美國人同樣的問題，他們或許還會給出同樣的回答但是，對於是誰的自由、誰才代表美國、“我們”是誰這些問題，美國人不再有明確共識，而是處於持續爭論中。冷戰結束後，美國的身份認同問題便開始顯現，美國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寫作《我們是誰》一書便是對此有感而發。2019年上映的電影《利刃出鞘》(Knives 0ut)對美國的種族隔閡和移民政策問題進行了犀利的諷刺，形象展現出美國當代社會身份政治的衝突，值得一看。主人公的境遇引發了一個問題：為何先到的移民就應該佔有一切，不讓後來的移民分享？這確實值得深思。

在特朗普第二任期結束後，美國的身份政治和價值觀認同問題仍將長期存在。但是，“讓美國再次偉大”作為特朗普的標誌性政治口號，在四年後或許不會被右翼民粹主義繼承者沿用。在美國選舉政治中，每屆總統候選人通常都會提出與其前任不同的新詞彙作為競選口號，通過這種標新立異的方式來展示自己的獨特性和不可替代性。例如，1992年，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比爾·克林頓的競選口號是“問題在經濟，笨蛋”(It’s the economy，stupid)；2008年，巴拉克·奧巴馬的競選主題是“改變”(change)，標語是“是的，我們可以”(Yes We Can)；2016年，希拉里·克林頓的競選口號是“團結更強大”(Stronger Together)；2020年，喬·拜登的競選標語是“重建更好未來”(Build Back Better)。即使下一屆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秉持與特朗普相似的政治理念和競選路線，繼續推進MAGA運動，但他們或許也會推出新口號，換個新説法。

問：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內就宣稱要“抽乾華盛頓的沼澤”，但實際收效不大。在第二任期，他提出更為宏大的政府改革計劃。您認為他全方位的改革計劃會讓美國“浴火重生”，還是可能成為美國進一步衰落的催化劑？

答：特朗普本人具有鮮明的反建制色彩，本質上難以接受傳統政黨和官僚體制所代表的“深層國家”(deep state)。他再次當選總統後，委任特斯拉公司首席執行官埃隆·馬斯克(Elon Musk)領導新設立的政府效率部(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DOGE)，計劃推動70%的聯邦公務員離職，並削減2萬億美元的聯邦財政支出。到目前為止，特朗普和馬斯克已經採取行動對聯邦調查局、中央情報局、教育部、美國國際開發署等機構進行“瘦身”，迫使公務員提前退休，但也受到司法部門的掣肘，前景尚不明朗。

從歷史上看，任何一屆新政府上台時，一般都會提出一個宏偉的改革計劃，以振奮民心。但是，這些宏偉計劃往往難以實現，最終的成效都小於預期。新總統和選民的“蜜月期”一般只有幾個月。特朗普對“深層國家”宣戰，深深觸動了聯邦政府官僚體系。利益受損的聯邦職業官僚、社會福利計劃的受益者、享有龐大國防預算的軍工複合體等，將強烈抵制這種改革。即使特朗普要推行所謂“小政府、大社會”的自由市場經濟主張，他在進行政府機構精簡改革時，依然需要解決裁員賠償、人員安置等後續問題，不排除在此過程中出現暴力行為甚至動亂的可能性。再加上，特朗普在政府高層安插的親信專業背景各異，相對年輕(許多是“八零後”)，倉促上陣，多數缺乏在聯邦政府工作的經驗，缺少在政界深厚的人脈關係。因此，馬斯克領導的政府效率部想在短時間內便大功告成，是完全不可能的。

而且，在美國兩黨政治體系下，儘管特朗普贏得了普選票和選舉人票，共和黨在國會參眾兩院佔據多數席位，最高法院也由保守派主導，但是特朗普和共和黨的地位優勢並非壓倒性的。民主黨仍有相當大的能量來抵制特朗普的改革，並有望在2026年美國中期選舉後控制眾議院的多數席位。不過，即便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內未能完成預期的改革，由於缺乏清晰的藍圖和細化的目標，他仍可以宣稱自己成功做到了。

特朗普高舉“讓美國再次偉大”的政治旗號，對內提出宏大的政府改革計劃、對外實行“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的貿易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等做法，其終極目標並非讓美國成為更強大的國家、更團結的民族、更平等富足的社會，而是要將他自己標榜為美國曆史上最偉大的總統，至少是同華盛頓、林肯、里根齊名的偉大總統。美國未來會走向衰落還是強盛，並不取決於特朗普的政府改革計劃能否實現，而是更多地取決於其他一些關鍵的國內因素，包括政治極化能否有所糾正、貧富差距能否縮小、技術創新能否推動社會進步和經濟增長，等等。這都不是一屆政府所能解決的問題。

問：民主黨精英推崇身份政治和“覺醒運動”，通過了一系列匪夷所思的政策，他們難道不知道自己搞的這一套會讓很多選民反感嗎？難道想不到這會讓自己失去的選票遠遠超過可能得到的嗎？

答：這個問題很有意思。民主黨在此次大選中遭遇慘敗後也在深刻反思。我覺得，與非常務實的共和黨不同，近年來的民主黨逐步成為一個理念黨，黨內的精英特別關注自身推崇的理念是否能夠轉變為政策，而不太介意這種政策一旦推出是否會給本黨的選情帶來負面衝擊。拜登政府任內民主黨推行的很多政策，都是由極端自由派主導的，他們在推進這些政策時是相對單純的，僅僅聚焦於竭盡全力實現自身的理念，並沒有過多考慮其長遠或附帶影響。實際上，給民主黨竟選帶來不利影響的那些議題，多數並非拜登政府在選舉年推出的，但是其推出以後的社會反響，卻是在大選年通過影響選民的投票熱情來得到體現的。因此可以説，拜登和哈里斯這兩位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在籌備選舉方面缺乏足夠的遠見。他們過於重視實現自身的理念，相對忽視了選民的利益訴求，這必然會引發不利的後果。另外“信息繭房”現象屏蔽了不利因素，也讓他們過於自信，栽了跟頭。

問：特朗普就職以來堅定貫徹保守派議程，他在任內對美國自由派的打壓也會變本加厲，今後美國兩黨的博弈是否會失衡，從而形成一黨獨大的局面？

答：特朗普正在竭力推動美國政治和社會的保守化，以打造自己的“政治遺產”，確保共和黨贏得2026年中期選舉和2028年大選，併為共和黨長期執政打下基礎。他放言想再次連任，是真實意圖的流露。如不能連任，他也要讓自己的親屬出任，而不會信任其他任何人。特朗普已經並將繼續嚴重破壞美國的法治傳統，推行以他為中心的“人治”。在保守派主導聯邦最高法院的情況下，兩黨關於移民、墮胎、槍支、性少數羣體權利、種族關係等議題的爭執，目前可能以有利於保守派的方式推進。但是，特朗普政府要扭轉的是過去幾十年美國社會不斷發展的自由化，多元化趨勢，觸動的是自由派根深蒂固的利益和價值觀。特朗普企圖全面扭轉前幾年的“激進左翼”政策，將引發聯邦政府和“藍州”關係的緊張，加劇美國政治的極化現象和社會羣體的分裂。

當前美國兩黨都在發生政治精英的世代交替，兩黨勢力仍會保持大體平衡，未必會出現一個共和黨和保守派主導的政治長週期。美國總統所在政黨在中期選舉中失去國會控制權，是歷史慣例。共和黨在2026年中期選舉中可能處於下風。如果美國政治的鐘擺效應再次顯現，特朗普只有兩年時間可以比較順利地推進其立法議程。民主黨雖然慘敗，但具備東山再起、逆襲反擊的能力。在2028年大選中，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只要在三四個關鍵州中各多贏幾萬張選票，就可能通過大選“改天換地”。對“過度的身份政治”的反思，將促使民主黨更加聚焦民眾經濟和民生需求，培育出新生代力量及其領袖人物。

問：當前科技創新型企業家馬斯克在美國政治中的作用引人矚目。您認為這是一個特例，還是代表了美國政治運作的一種新模式？

答：馬斯克並不是第一位深度參與美國政治運作的科學技術專家。例如，美國的開國元勳本傑明·富蘭克林就是一位科學家，他發明了避雷針。再如，20世紀60年代擔任美國國防部長的羅伯特·麥克納馬拉(Robert McNamara)擅長統計學和數理模型，並將這些技術應用於戰爭決策和軍事戰略制定。不過，他們當中沒有人像馬斯克那樣，憑藉技術創新，成就了龐大的商業帝國，然後深度介人政治。

在當今美國，科學技術專家投身政治的趨勢日益明顯，其主要動因是技術與政治的聯繫愈發緊密且廣泛。從技術研發、產業應用到跨國流動與產品貿易，再到國防佈局，幾乎無一不受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的影響。這種趨勢讓很多科學技術專家有更強的意願介人政治。在這個意義上，馬斯克只是一個典型。但是，像馬斯克這樣的人，儘管擁有財富和技術，卻未必擁有足夠的政治經驗，難以避免在掌握權力後陷人自我膨脹。政治家的權力博弈邏輯，與技術研發和商業運營截然不同。作為“新移民”的馬斯克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影響美國政治，他與特朗普的親密關係能否持久，仍有待觀察。

問：在您看來，當前美國國內政治生態中最值得關注的趨勢有哪些？

答：美國正在出現新的金融寡頭和技術寡頭。在金融方面，白宮副幕僚長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等“大佬”反對自由貿易、外來移民、技術監管。財政部長斯科特·貝森特(Scott Bessent)和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凱文·哈塞特(Kevin Hassett)等共和黨主流派支持減税和縮小政府規模。很多人原先在高盛等金融公司任職，通過“旋轉門”從華爾街進人政府部門。上一屆特朗普政府的貿易代表羅伯特·萊特希澤(Robert Lighthizer)仍然有重大影響，反華急先鋒彼得·納瓦羅(Peter Navarro)則擔任特朗普的貿易和製造業顧問，他們都會從不同側面影響特朗普政府的貿易政策。

在技術方面，硅谷的科技精英集體向特朗普“倒戈”，在美國形成了一個“技術右翼”。風險投資家大衞·薩克斯(David Sacks)被任命為白宮人工智能和加密貨幣事務負責人。他希望放寬對加密貨幣行業和人工智能的限制。馬斯克和生物技術億萬富翁維韋克·拉馬斯瓦米(Vivek Ramaswamy)等技術巨頭，就高技能移民問題向共和黨內的傳統派發起攻擊，他們之間的分歧表面上是新移民簽證問題，實際上反映出的是金融寡頭和技術寡頭之間更深層次的裂痕。特朗普與馬斯克的組合具有強烈的象徵性意義。金融勢力、技術力量與政治權力的結合正在重塑美國的政治經濟格局。

在政府體制內外，還有一股不容忽視的勢力，就是所謂“美國優先派”的民粹主義分子，以史蒂夫·班農(Steve Bannon)為代表。他們企圖利用社交媒體和網絡技術，從根基上動搖“深層國家”。他們反對華爾街的巧取豪奪，反對大型製藥公司壟斷藥價，反對軍工複合體讓美國不斷卷人世界各地的衝突，還提出反對金錢政治、反對政客被特殊利益集團收買等等口號。這股勢力如何動作，尚有待觀察。

****▍****美國社會：族羣分化，韌性猶存

問：有人預測，到21世紀中葉，美國的少數族裔在全國人口中的佔比就可能超過白人，您認為這確實可能發生嗎？如果發生，將意味着什麼？

答：在美國，白人生育率低於拉丁裔和非洲裔等少數族裔，傳統歐洲白人後代持續減少的趨勢似乎已難以逆轉。根據美國政府2020年人口普查數據，白人仍是美國最大的種族羣體，但在2010年至2020年間，白人人口出現了絕對下降，並且白人佔美國總人口的比例下降了 8.6%，這一降幅前所未有。在同一時間段內，幾乎所有其他種族和族裔羣體的人口都有所增長：非洲裔人口增長了8.5%，拉丁裔人口增長了23%，亞裔人口增長了35.5%。在18歲及以下的美國人口中，非白人已佔50%。如果這一人口變化趨勢持續下去，21世紀中葉可能會成為一個標誌性節點——白人將成為美國人口中的少數族裔。但作為多種族、多族羣國家，美國的跨族裔通婚與生育現象普遍，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人口族羣劃分和數據統計的複雜性和操作難度。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誰是白人？傳統上，美國白人(whites)指的是歐洲白人的後裔(即高加索人，Caucasians)，拉丁裔(Latinos)不算白人。現任國務卿馬爾科·魯比奧(Marco Rubio)雖是古巴人後裔，但膚色較白，很多人會説他是白人。美國人的族裔認同，是一個複雜的敏感問題。因此，對於白人是否以及何時會成為少數族裔的問題，並不容易得出公認的結論。

人口結構的變化顯然會影響美國國內政治。美國白人男性的平均預期壽命正在下降，這一現象不僅是由於白人藍領階層整體生活質量和相對收入水平下降，還與毒品氾濫和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等問題密切相關。近年來，白人藍領的離婚率上升，在單親白人藍領家庭中長大的兒童比例從2000年的22%上升到2017年的36%。這些長期性問題的加劇，使得白人越來越反感優待少數族裔的“平權措施”(affirmative action)和寬鬆的移民政策，推動了反移民、反全球化的右翼民粹主義甚囂塵上。

至於白人人口比例下降是否意味着美國主流的自由主義價值觀會發生變化，這一問題需要從長遠角度來看，並與世界上其他國家的情況進行對比。首先，美國身份政治的核心是美國人的自我認同問題。從歷史上看，美國人的基本價值觀實際上始終很穩定。對美國價值觀的主要挑戰，來自所謂“白左”所提倡的多元、平等、包容(DEI)和右翼勢力所倡導的保守主義之間的衝突。雖然美國的人口結構正在發生變化，但主流價值觀不一定會隨之發生顯著變化。其次，西方世界及其人口構成正在發生變化，因此西方的價值觀和信仰必然也會隨之變化。大量移民湧人歐洲也帶來了新的價值觀衝突和族裔認同、宗教認同問題。什麼是西方，什麼是西方文明，以不同標準來考量，會得出不同結論。我去哥斯達黎加訪問時，向當地的學者請教認同問題。他們説：“哥斯達黎加當然是西方國家，因為我們是民主社會，是白人，信仰天主教。”

問：特朗普第二任期將會進一步收緊移民政策，這一做法會對美國的發展後勁帶來什麼影響？今後一段時間內，美國會變得愈發封閉嗎？

答：美國的移民政策爭議由來已久。一般而言，在移民問題上，共和黨政府比民主黨政府更願意採取嚴格政策。但總體來看，美國長期以來推行了相對寬鬆的移民政策，因為美國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外來移民帶來的財富、勞動力和消費市場。非法移民進人美國國境，並逐漸轉為合法移民，在美國曆史上是常態。美國外來移民的主要來源地是拉丁美洲，拉丁裔移民的宗教文化背景與美國基督新教價值觀和生活方式沒有根本性衝突，因此更容易融入美國社會。與歐洲面臨的大量穆斯林移民對當地社會團結統一帶來的挑戰不同，美國社會對移民的排斥程度相對較低。

上一屆特朗普政府推行了一系列嚴格的移民政策，旨在減少非法移民數量，其措施包括加強邊境管控、擴大遣返範圍、取消“暫緩遣返”等。這些政策在短期內確實取得了一定效果。然而，特朗普的政策同時也減少了非法勞動力供應，但未能提供替代方案以填補勞動力缺口，影響了部分行業的運營。在2020年新冠疫情暴發後，非法越境者人數回升。實踐表明，在經濟需求和外部推力(如中美洲國家的暴力和貧困)依然存在的情況下，單靠強硬政策難以長期控制非法移民的人境數量。

2025年特朗普在宣誓就職後立即發佈了多項行政命令收緊移民政策。但目前的各項政策可能還是“雷聲大，雨點小”，執行起來困難重重。特朗普政府沒有條件投入數百億美元，僱傭更多執法人員，進行持續數月甚至數年的大規模甄別、調查和造返非法移民工作，其舉措還將面臨多方面的法律和政治挑戰。此外，特朗普政府會對近幾年來自中國大陸和伊斯蘭國家的移民採取什麼做法，涉及敏感的國際關係問題，決策和執行難度也很大。

新一屆特朗普政府收緊移民政策，對美國的發展後勁不會產生根本性影響。特朗普主要關注打擊非法移民，同時仍較為歡迎來自全球各領域的人才在美國就業和定居。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仍然會有一些非法移民進入美國，加入勞動力市場，並最終變成美國公民。特朗普政府無法改變美國的移民國家性質，收緊移民政策也不會減少美國與外部世界的接觸和聯繫，因此美國不可能變得封閉。

問：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經濟議程能否有效應對美國國內經濟挑戰，並緩解經濟不平等和社會分化問題？

答：對內減税是特朗普經濟議程中的優先事項，內容包括將他第一任期內通過的《減税與就業法》中涉及個人所得税的減免措施永久化，進一步降低美國公司所得税税率等。但是，如果他的全面減税方案得以實施，未來10年美國減税淨額可能會高達6.7萬億美元，美國債務問題將更加嚴重。

對外徵收高額關税，是逆全球化的舉措，違背美國長期倡導的自由貿易原則，目的是補上大規模減税留下的財政缺口。特朗普上任後密集推行對外增税計劃，簽署行政令對加拿大、墨西哥進口商品加徵25%關税(後延緩執行)，連續兩次對中國進口商品加徵10%關税，對所有進口至美國的鋼鐵和鋁徵收25%關税，並聲稱將對芯片、汽車，藥品等產品進口徵收“對等關税”。

短期來看，國內減税、對外增税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保護美國製造業並刺激國內經濟增長，然而其長期的負面影響顯著。減税主要惠及的是企業和高收入羣體，對緩解通脹的作用有限，卻可能導致財政赤字擴大和貧富分化加劇，不利於社會穩定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提高關税不僅將抬高美國商品的價格，增加消費者負擔，加劇通貨膨脹，還會遭到貿易伙伴的報復，損害美國的出口，也難以振興美國國內製造業。

重振美國製造業是最近幾屆美國政府的一致目標。製造業的衰落是美國社會分化加劇的根本原因之一。但是，美國要重振製造業，面臨幾大困難。第一，全球化使得美國的供應鏈網絡深度依賴其他國家，尤其是中國。重新構建供應鏈的成本很高，耗時很長。第二，美國的許多工廠早已關閉，美國現有勞動力的技術和技能難以完全適應高端製造業的需求。第三，雖然美國政府近年來提供了一些激勵措施(例如税收優惠、補貼等)，但企業是否願意投入大量資本去重建生產設施和供應鏈仍不確定。第四，美國的環保法規相對嚴格，許多企業認為在外國較為寬鬆的環境下擴大生產，更有吸引力。第五，全球市場的競爭激烈，尤其是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在某些領域具有成本優勢和生產規模優勢。特朗普目前的某些舉措，如鼓勵發展加密貨幣，未必能使美國人更專注於製造業的長期發展。

特朗普在再次上任首日簽署了一系列聚焦能源領域的行政令，包括廢除拜登政府的“綠色新政”，促進油氣開發和出口，削減太陽能、風能、電動汽車等新能源產業的補貼政策，退出治理氣候變化的《巴黎協定》。特朗普的能源戰略受傳統能源利益集團的驅動，短期內可能會促進經濟增長，但會嚴重阻礙美國新能源產業的發展，同國際社會發展清潔能源，治理氣候變化的大方向背道而馳，也勢必遭到美國國內支持清潔能源的利益集團和價值聯盟的激烈反對。

特朗普力主在技術領域，尤其是人工智能領域，進行大規模的“去管制”。他還推出舉世矚目的“星際之門”(Stargate)項目，大舉投資人工智能基礎設施建設，這一項目被認為可以媲美二戰時期的“曼哈頓計劃”和冷戰時期的“阿波羅計劃”。一方面，放鬆技術管制的政策有利於激發技術創新活力，保持美國在全球技術競爭中的領先地位。另一方面，這一政策也可能帶來人工智能技術的無序發展，引發一系列倫理道德和社會問題，衝擊就業市場，加劇國際軍備競賽。

問：美國社會近年來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您每年都會去美國，給您留下印象最深刻的變化是什麼？

答：近年來，我觀察到美國社會發生的一個顯著變化是通貨膨脹加劇，偷竊搶劫等犯罪增多，社會道德水平有所下降。黑人羣體的犯罪率相對其他族裔更高，是美國社會長期存在的問題，與黑人本身的種族特性和膚色無關，而與這一特殊羣體的社會和經濟處境更相關。黑人的社會處境和階層低下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國社會分配不合理的結果。那些得以躋身美國主流精英圈的黑人，往往展現出精英階層的特質，而不再明顯帶有黑人羣體的特徵。

我感受到的另一個顯著變化是，美國人的排外(anti-foreign)情緒上升，但沒有嚴重到成為種族或國家層面的仇外情緒(xenophobia)。如果中美關係繼續惡化，美國更加激烈地指責中國對美國進行網絡黑客攻擊、政治滲透，間諜活動等，就會進一步增加美國社會對中國及中國人的負面看法，也會影響華人在美國的工作生活狀態，以及赴美學習和工作的中國公民的回國意願。

****▍****美國外交：霸權躊躇，餘威尚在

問：以特朗普為代表的MAGA派追求“以實力換和平”，希望減少美國在國際上的投入，但共和黨建制派依然希望維護美國在國際上的主導地位。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外交將會秉持何種原則？

答：特朗普的口號是“美國優先”，他認為只有美國成為頭號強國，才能有足夠力量領導世界。但他明確表示，反對美國過多幹預外部事務。在第二任期的初期，特朗普會優先處理國內經濟發展和民生問題，而非投入到國際事務中。儘管如此，美國不會完全孤立於世界之外，因為很多美國政治經濟精英是移民或移民後代，他們與各自的母國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並具備影響美國對外政策的意願和能力。特朗普夫人、副總統萬斯(J.D.Vance)的夫人(信仰印度教)、馬斯克、魯比奧等，都有海外背景。

美國的外交有一定的歷史慣性，孤立主義時常在美國國內經濟和社會問題加劇時回潮。例如，20世紀30年代的孤立主義和90年代初的“新孤立主義”都發生在經濟衰退時期。2001年，小布什總統上台初期也有孤立主義傾向，但是“9·11”恐怖襲擊事件促使美國發起“全球反恐戰爭”，小布什本人從自稱“教育總統”變成了“戰時總統”。

從已經發表的文件和講話看，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美國優先”外交政策的保護主義、單邊主義、霸凌主義色彩更為濃厚，美國不會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孤立主義。特朗普再次執政後，有很多外交議題是他無法迴避也無法拖延的。例如，在俄烏衝突問題上，特朗普不希望美國繼續向烏克蘭提供更多軍事援助，或在此議題上耗費更多外交力量。但是，特朗普想要儘快解決俄烏衝突的表態，並不意味着美國會完全放棄對烏克蘭的支持。

受特朗普“交易”思想方式的影響，特朗普政府在對外戰略中重視短期經濟收益，與國內選舉政治掛鈎，提出“經濟安全就是國家安全”的原則。“交易主義”的外交理念正在取代“價值觀外交”。特朗普上台伊始，就急於解決烏克蘭危機和中東衝突，他在決策過程中就充分展現出這一特色。但是，美國決策機制中傳統外交思想的影響巨大，軍工利益集團十分強勢，對外戰略轉型的進程不會輕鬆。另外，國際衝突、地區動亂的事態發展有可能扭轉特朗普政府的這一主觀願望，並推動美國迴歸傳統的“國家安全第一”的戰略議程。

問：您如何評價特朗普提名的外交政策團隊？如果特朗普用人更看重忠誠和順從，而非專業能力，那他打算如何依靠外交政策團隊來達成自己的外交目標？

答：特朗普確實非常重視個人忠誠，但他的政策團隊成員風格各異。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和國家安全團隊多是鷹派人物，而在特朗普最關注的經貿領域，其對外經濟團隊主要由代表傳統商業利益的務實派人物組成，兩者協調困難。在兩個團隊內部，也已經出現不同聲音。特朗普會在外交團隊和經濟團隊之間搞平衡，以便他自己掌握最終決策權。但總統令夕改，決策政出多門，令具體工作人員無所適從，將是特朗普政府對外戰略決策的一個特色。

問：雖然各界普遍認為，外交不會是特朗普新政府的執政重心，但特朗普在外交領域顯然已經做好了規劃，並會按部就班地推進自己的計劃。您認為他第二任期希望在外交方面達成什麼目標？

答：迄今為止，我沒有看到特朗普在國際事務中做好了規劃並且按部就班地推進。在特朗普近期的諸多對外政策表態和領土主張中，有些是掩蓋實際目標的虛張聲勢，有些則反映了他的真實想法。我們無需過多關注他説了什麼，而是需要注意他做了什麼。他想用做房地產生意的方式管理外交“漫天要價，坐地還錢”。他説要吞併加拿大和格陵蘭島，收回巴拿馬運河，都是先發出威脅，再討價還價。這種做法的物質代價很小，還容易得到國內支持。至於損害美國的國際聲望和軟實力，那不是他關心的事情。

特朗普上台後的對外政策變化令人眼花繚亂，反映出他缺少國際視野和外交經驗，戰略取向雜亂無章，缺乏長遠打算和系統的政策思維，往往根據短期互動態勢走一步看一步。在大多數外交議題上，他將依賴其政策團隊來處理具體事務。但問題在於，今天的世界危機四伏，並不以美國的意志為轉移。

問：在烏克蘭危機上，特朗普對北約盟友的施壓能否取得成效，是否會盡快平息俄烏衝突？

答：對於特朗普個人而言，如果美國能夠促成俄羅斯和烏克蘭達成某種停火協議，甚或他本人與俄羅斯總統普京達成某種戰略交易，以平息烏克蘭危機，便足以宣稱美國取得外交勝利。這種思路其實符合普京的想法。普京想越過澤連斯基跟特朗普達成交易，但澤連斯基不同意，北約的其他國家也不會支持。我不太認同“代理人戰爭”的説法，因為俄羅斯是直接下場自己打仗，而把烏克蘭説成是美國或歐洲的“代理人”，也很牽強。

美國能否以及如何儘快解決俄烏衝突，不完全取決於特朗普個人的看法，還要取決於美國政治精英與輿論，以及歐洲主要國家的反應。美國在過去三年間持續向烏克蘭提供外交支持和軍事援助，特朗普不可能做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也很難説服歐盟國家對俄烏衝突袖手旁觀。從冷戰時期的美蘇矛盾，到今天的美俄矛盾，由來已久，根深蒂固，絕不是特朗普和普京達成交易就能解決的。英國、法國、德國、北歐四國、波蘭和波羅的海三國等歐洲國家，認為俄烏衝突關係到它們的核心安全利益，都強烈支持烏克蘭。但這些國家又因顧忌與俄羅斯發生直接衝突招致本國人員傷亡，不直接出兵干預。在未來一段時間內，烏克蘭收復失地的希望越來越渺茫，而俄羅斯的力量也會受到嚴重損耗，經濟很難長期向好。俄烏雙方暫時停火的希望是存在的，但長久的解決方案，現在完全看不到。

問：特朗普要求盟國提高國防預算等強硬舉措將如何影響美國與這些國家的關係？

答：相比於拜登政府時期，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美歐關係可能面臨更多分歧，尤其在國際貿易、防務支出、氣候變化等問題上。同時，歐洲各國對美國立場的態度也不盡一致，特朗普政府正試圖分化歐洲，但這不代表西方世界從此會走向四分五裂。提高國防預算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佔比，既是特朗普政府對北約盟國的新要求，也是歐洲大國出於對未來歐洲防務局面的擔心而自主做出的選擇。儘管日本和韓國的國內政治發生了微妙改變，但美國在東亞的同盟體系依然堅固。與此同時，印度的對外政策日益獨立，儘量避免樹敵，不願在中美之間“選邊站隊”。

問：特朗普政府退出某些國際機制的做法，會對美國的軟實力造成多大影響？美國的實力與國際地位會發生什麼樣的變化？

答：近年來，美國的軟實力持續下降，這也將是長期趨勢。美國軟實力主要有兩個來源：一是美國政治制度，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的吸引力，二是美國國際行為的聲譽及影響力。在國內，美國的民主政治出現了很大問題，現在世界上幾乎不再有國家將美國的政治模式作為本國的模板。但這並不意味着與其相對立的政治發展道路會更受歡迎。美國對中東衝突的處理過於偏袒以色列，很不得人心。最近特朗普還揚言要“佔領加沙”，更是一石激起千層浪。

新一屆特朗普政府退出世界衞生組織、《巴黎協定》等國際機制，特朗普本人罔顧國際法和主權原則，對加拿大、巴拿馬運河、格陵蘭島等地提出領土主張，顯然會削弱美國的軟實力。然而，特朗普領導下的美國帶頭衝擊現存國際規則和秩序，卻並未引起國際社會的集體反對。其他國家都是“各自為戰”，看不到形成一個“抗美同盟”的現實可能。美國的霸權主義一旦突破了道德禁忌和國內製約，其政府就可能做出令人無法想象的事情。我在2003年發表的《美國霸權的邏輯》一文中，引用了美國曆史學家小阿瑟·施萊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對美國社會崇尚暴力傾向的尖鋭批評。施萊辛格甚至稱本民族是“一個最可怕的民族”，因為美國在國內外的各種暴行始終未能喚醒美國領導者的良知。我所認識的美國是一個傳統對外作為並不善良的國家。美國精英有時不乏深刻的自我批判，但在對外關係中表現得非常團結，非常民族主義甚至霸道。特朗普治下的美國似乎更希望讓別的國家害怕它的硬實力，而不是尊敬它的軟實力。

美國在軟實力下降的同時，硬實力還在持續上升。美國的經濟總量、經濟質量、科學技術發展水平遠遠超過歐洲、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等西方國家和地區。儘管過去二十年間，整個西方世界在全球經濟總量中的佔比明顯下降，但美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的比重基本穩定在25%上下，這也説明美國經濟在西方世界中佔據的分量仍呈上升勢頭。

唯有在與中國對比時，美國的硬實力才顯得相對下降。中美兩國與其他主要國家的實力差距正在進一步拉大，印度雖是個例外，但其短期內仍難以與中美匹敵。然而，現在也是時候該對中美實力對比進行全面且細緻的重新評估了。中美是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兩國的GDP對比在一定區間內持續變化波動。從局部看，在半導體、人工智能、機器人等技術領域及其不同的產業環節，中美技術實力對比呈現錯綜複雜的圖景，需要進行深人的調研和統計。我認為，中國和美國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兩個國家，但中美實力對比尚未發生顛覆性變化。美國的發展後勁也沒有表現出弱於中國的跡象。特朗普在其第二任期內對美國進行的改造究竟會如何影響其綜合實力，還有待觀察。

問：作為當前國際秩序的主要創立者和曾經的霸權國，美國在國際上的作為越來越不負責任，您如何看待當前美國的國際表現？

答：在國際社會上，國家間相處原來靠的是默契，大家都有公認的或潛移默化的行為方式、標準和底線，一般都會按照基本的程序來處理雙邊關係。但近年來美國熱衷於破壞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不再顧及基本的主權原則，只要對自身有利就肆無忌憚地胡作非為，完全不考慮國際規則和他國的利益需求。一旦美國這個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變得不講原則，失去了道德感，這個國家就會非常危險，可能給世界帶來很大的傷害。現在的美國已經越來越遠離世人印象中的那個美國。雖然多數國家還在繼續觀望，並儘可能與美國達成妥協，但大家對美國國際行為的不安和不滿都在上升。

特朗普的外交轉向，符合整個世界政治“向右轉”的趨勢，在西方國家中也有越來越多的右翼民粹主義派別可能成為政府的主流，或產生更大的政治影響。當前的一個現象是，許多國家的右翼勢力和特朗普政府的思路相通，並且在尋求它的支持。就此而言，特朗普治下美國的國際影響力可能處於上升趨勢，對國際秩序的衝擊性，破壞力趨於增強。我們看待今天的世界，不僅要有國際關係視野，更需要看到全球政治變化的趨勢，特別是貧富懸殊持續護大，右翼民粹主義上升，技術創新打破傳統經濟模式和社會結構，千禧一代和Z世代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變化，等等。

****▍****中美關係：競爭持續，仍有餘地

問：您認為新一屆特朗普政府的對華政策重點是什麼？如果特朗普政府在高技術、關鍵供應鏈和人文領域推行對華“脱鈎”政策，最終是否會導致形成兩個“平行世界”？特朗普本人不強調意識形態，但其政府可能對中國進行哪些形式的意識形態施壓？

答：特朗普政府的對華戰略競爭將更集中於經貿和技術領域，而非人權、社會制度和傳統國家安全問題。在經貿方面，特朗普在競選中曾揚言要取消中國的貿易最惠國待遇，對中國輸美產品加徵60%的關税，逐步停止從中國進口所有必需品，並消除美國在所有關鍵領域對中國的依賴。這些表態有虛張聲勢的成分，如果真正實施，將損害美國自身的經濟利益。特朗普在經貿問題上想多佔便宜，在某些領域歡迎中國企業在美國投資，擴大對華出口。但特朗普本人的對華態度和美國政府的對華戰略並不完全一致。中美未來經貿往來會經受多大程度的挫折，將取決於特朗普政府採取的具體措施。兩國在半導體、人工智能、電動汽車、稀有金屬等領域的經貿摩擦可能會加劇，但很難惡化到完全“脱鈎”的地步。

我的個人感受是，儘管美國禁止華為公司在美國市場出售其產品，但我在美國仍然可以使用華為手機，只是需要調整一些應用程序。兩國在民生相關的產品領域，例如藥物和醫療器械的研發、監管審批和跨境流通，仍然存在合作空間。中國也會繼續大批進口美國的農產品。兩國企業在經貿領域依然扮演着積極的角色，起着“減壓閥”的作用。我個人與中美兩國的企業界人士有較多接觸，中國的企業家們，無論他們是在民營還是國有企業工作，都希望擴大中美經貿交往，避免“脱鈎斷鏈”，都真心相信這屬於雙贏。美國企業家也普遍希望他們在中國的經濟利益能夠得到保障。如果有機會，他們想擴大對華投資。由於受到國內對華強硬派“政治正確”的壓力，他們往往難以公開表達對中美維持經貿合作的支持，但仍在努力對美國聯邦政府、地方政府和國會施加影響。中美之間的這種相互依存以及兩國間的人員流動和社會交往是無法被完全切斷的。當然，當前美國的右翼勢力在竭力阻止中美之間的科技和人文交往，美國國內甚至出現了新時期的麥卡錫主義，但中美之間不可能迴歸到冷戰初期那種相互隔絕的狀態。

中美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對立和鬥爭，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仍會繼續。儘管特朗普不強調意識形態，但是他無法改變華盛頓政策圈對中國政治的主流看法。美國民主、共和兩黨普遍認為，中國的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與美國截然對立。特朗普身邊的謀士以及被他提名出任高官的人士，很多秉持冷戰思維，抱有嚴重的對華偏見。在2024年大選期間，特朗普激烈指責“民主社會主義”和“激進左翼”對美國構成了威脅，攻擊民主黨候選人哈里斯傾向於“社會主義”。他代表的保守民粹主義體現了美國意識形態版圖的深刻變化。在美國對華戰略競爭不斷深化的背景下，意識形態的武器化特徵日益突出，將對中美圍繞國內秩序和國際秩序的博弈產生重要影響。

因此，美國政府仍會繼續在意識形態領域對華有所動作。不過，這些問題不會成為特朗普第二任期中美關係中的重點議題。但他不會阻止美國國會和行政部門繼續對華進行意識形態施壓，並且他隨時都可能會藉此迫使中方在其他政策領域對美做出實際利益讓步。

問：美國政府宣稱並不排斥對華合作，但是近年來中美之間實際的合作似乎少於預期。您認為是什麼導致了這種局面？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內，中美合作的空間會增大還是縮小？

答：中美關係的客觀事實是，兩國需要合作才能共同發展。但在美國政治主流眼裏，如果美國不能削弱中國實力，就不能做到“再次偉大”。在重大原則性問題上，雙方沒有妥協餘地。特朗普本人有興趣與中國做“交易”，也願意與中方對話。這為中國提供了戰術上的機會，中國需要也應該與特朗普團隊進行接觸和溝通，瞭解他們的想法和意圖。這意味着，儘管中美在技術和經貿領域的合作空間會繼續縮小，但是雙方在許多其他議題領域仍然存在合作的意願和可能性。如果兩國政府在未來幾個月內能夠達成某些協議，在經貿、軍事、網絡安全、人工智能，打擊毒品走私等領域增加對話渠道，那麼中美就有可能在未來幾年內穩定關係，合作解決一些共同關注的問題。特朗普與拜登不同，他願意進行“交易”，這就意味着中美合作的潛力和空間有可能增加，並避免正面衝突。

問：您每年都會與很多美國官員和學者交流，根據您的觀察，他們的對華態度和立場有沒有什麼明顯的變化？

答：對於中國是什麼樣的國家、中美關係的性質、中國對美國構成多大的挑戰，美國政策圈和學術界已形成了基本的戰略共識。美國兩黨一致、朝野一致的看法是，在未來十年甚至更長時間裏，中國將是美國最大的安全威脅、最嚴峻的挑戰和最強的競爭者。美國將現實中的中美關係定性為戰略競爭，全力以赴“競贏”(outcompete)中國是特朗普兩個任期和拜登政府的內外戰略導致的必然邏輯結果。幾乎沒有人還在説，中國是美國的朋友或者可以爭取的朋友。美方對中國最大的疑慮是，中國的戰略意圖是要破壞乃至顛覆美國領導並維護的世界秩序，更換(displace)或取代(replace)美國的霸權地位。

現在中方同美國官員和學者爭論中國的戰略意圖已經沒有什麼作用。美方已經認定中國實力的增長就是對美國的挑戰，中國實力增長會強化中國同美國爭霸的意圖。美方堅持認為，中國之所以還沒有做出一些激烈挑戰美國的行為，是因為中國尚未獲得相應的能力：一旦中國具備了相應的能力，就會採取那些挑戰行為。美方不相信中國政府對這種戰略意圖的駁斥及其對中美關係的官方表述，部分原因是他們看到了中國社交媒體上的反美言論。

美國政策圈內目前的分歧主要體現在具體的對華策略方面。美國現在想方設法地用各種手段打壓中國，就是為了阻止中國獲得更大的能力。但是，如果對華打壓的進程過快或力度過大，則會導致中美髮生正面衝突，使美國遭受的損失過大，以及引發嚴重的國際反彈。因此，美國政策圈在爭論如何謹慎權衡對華策略選擇，即在不引發對華熱戰的前提下，阻礙中國提升實力的步伐。

問：當前美國的知華派是越來越少了嗎？您覺得在現有條件下，應如何促進中美人文交流，加強兩國相互理解，以防止誤判？

答：我不認為美國的知華派越來越少，而是覺得我們與他們的溝通交流不夠多。在美國，研究中國的專家學者人數眾多，存在明顯的代際差異。藍普頓(David Lampton)、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等老一輩“中國通”對中國的瞭解更全面，知識面更寬；麥艾文(Evan Medeiros)、何瑞恩(Ryan Hass)、甘斯德(Scott Kennedy)、白明(Jude Blanchette)、杜如松(Rush Doshi)等年輕一代中國問題專家則在漢語能力上更強，對中國的研究更專注某個領域或時段，同時他們對中國的國情也有較好的把握，只是政治立場與我們差距很大。關鍵問題不在於美國的知華派是否減少，而在於我們如何加強與他們的交流。

自特朗普第一任期以來，特別是新冠疫情期間，中美人文交流顯著減少。僅僅依靠閲讀書籍報刊、瀏覽網站、進行視頻通話來了解對方國家的情況是不夠的，人與人之間進行面對面交往才能有效增進相互瞭解。我認為，加強中美相互理解的最有效方式，不是簡單地解決簽證問題或者擴大免籤範圍，而是為兩國智庫和高校學者擴大交流提供實際支持，突破具體障礙，派遣更多的學者去對方國家調研，為學者互訪創造更為寬鬆、便利的環境。兩國很多專家學者對到對方國家出訪持謹慎態度，部分是因為簽證難的問題，更多則是出於對潛在的入境阻礙、人身安全風險，交流和言論限制的擔憂。這些擔憂並非空穴來風，而是基於一些真實經歷所產生的。

只有就經貿、技術、軍事、網絡安全、人工智能等具體議題進行有實質內容、有獨到見解的探討，才能增進中美相互理解。中國學者要把自己的研究做好，發表自己的獨到看法，並建立與政策圈和產業界的溝通渠道，才能讓美方認可進行這種交流的價值。只討論大而化之的話題是不行的。中國學者不僅要關注政策議題，還應更多地接觸本國農村、工商企業、國防、科研的實際。中國的美國研究學者應積極尋找機會，在美國進行實地調研，同兩國科學技術界、產業界、金融界、戰略界等不同領域的從業者保持溝通對話，積蓄更多知識和能量來推動中美人文交流和政策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