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勞動節背後：不是不上班，而是上不了班_風聞

作者：高恆

“五一去哪玩”成了社交媒體熱搜的常客。

但在這些熱鬧的討論聲中，有一羣人沒有出發，也沒有請假，更沒有加班補貼——他們根本不上班。

他們不是在休息，而是在失聯。

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從“打工人”羣體中滑落，成為不上班的失業者、靈活就業者、或者乾脆“自我放逐者”。

我們試圖用五一勞動節講講他們的故事，講講一個越來越真實的社會現實：

這不是一場個體失衡，而是一種結構性塌陷——從“裸辭潮”到“不上班共識”，從“偽靈活就業”到“結構性失配”，一個殘酷的現實浮出水面：不是年輕人不想工作，而是這個時代，正在失去能讓他們安心工作的土壤。

“不上班”是選擇，還是無奈？

打開小紅書搜索“裸辭”，會刷到無數曬陽台、養貓、躺平的生活圖景；再刷抖音，會有無數“自由職業博主”在分享不上班的第幾年如何年入百萬。

但真相是，99%的不上班人，活得一點都不爽。

李帆原本是深圳一家大廠的運營策劃，年薪近二十萬。去年底裁員，他沒來得及做心理準備，只説了一句“好嘞”，便被HR請出了釘釘羣。他想趁機休息幾個月，也許能找到生活的新答案。可三個月過去了，他刷了無數崗位、投了上百封簡歷，仍然沒有結果。

“我以為我是在gap year，後來才發現是‘無工可打’。”

在“勞動者的節日”五一這天，李帆窩在出租屋裏刷短視頻。他已經習慣了這種狀態：不打卡、不通勤、不上班。但他也説不清這是短暫的修整，還是長久的滑落。

這樣的故事，不止發生在李帆一個人身上。

1｜北京：她從年薪五十萬滑落到靠賣閒置維持生活

宋倩，32歲，北京人，曾在一家頭部消費品公司做市場總監。她帶過團隊、做過爆款產品，也連續三年獲得公司年終獎top10。但一場業務整合讓她被迅速裁撤。

“裁掉我那天，我正在開創意會，HR直接進來‘帶走’，像抓現行犯。”

她沒慌張。她以為以自己的背景，找到下一份工作不過是時間問題。可三個月過去了，收到的面試寥寥無幾，不是崗位取消了，就是薪資打了五折。

為了節省開支，她搬離了五環內的租房，住進郊區一套老舊一居室。靠賣衣服、化妝品和二手小家電維生，收入不穩定，但也勉強能撐。

“不上班之後，我以為會更自由。結果是，每天都像在跟餘額對峙。”

她重新做了簡歷，正在考慮轉行到教育或品牌諮詢。她説自己不是“佛系”，而是“被放生”。

2｜上海：他辭了職轉做短視頻博主，每天和平台算法賽跑

王瑞，28歲，河南人，過去在上海一家新消費品牌做新媒體運營。他在2024年3月被裁後，做過外賣、擺過攤，也在抖音開過直播，但都不穩定。

現在他白天跑外賣，晚上拍短視頻，分享送餐路上的趣事，還會聊聊平台話語權、城市生活的焦慮感。他賬號不到一萬粉，但靠偶爾的廣告合作和平台補貼，靠這個賬號一個月最高收入8000，但這種情況只是極少數，大多數時候入不敷出。

“你發了十個視頻，火一個就謝天謝地了。其他九個都被埋了。”

每天跑單10小時，回家洗澡、剪片子到凌晨，他説自己快“算法PTSD”了。有時他會懷疑：我還算個勞動者嗎？有勞動合同嗎？有社保嗎？

“平台説我自由，但我連拒絕接單的自由都沒有。”

3｜廣州：她拿着本科畢業證，做了五份工作都沒超過一週

黃佳，23歲，廣州某二本院校市場營銷專業畢業。她從沒想過，“畢業即失業”會發生在自己身上。

她找了三個月工作，只拿到兩個offer：一個是電銷，底薪2000，一個是直播助理，試用期無社保。她都做了，最長的一份幹了六天。

“每天打200通電話罵聲不斷，我開始失眠，覺得自己好像‘不配上班’。”

她試着回到佛山老家，投了幾家線下運營、廣告公司，但一聽説沒有經驗或者是二本背景，都被婉拒。她開過一個視頻賬號，發自己的“找工日記”，但關注寥寥。

現在，她靠家裏給的1000元生活費勉強度日。“不上班的第140天，我已經不知道自己是學生、待業者，還是失敗者了。”

這幾位受訪者來自不同城市、背景不同，卻被共同的結構性問題困在“不上班”的狀態中。他們不是不努力，不是不卷，而是“卷不動了”、“卷沒了崗位”、“卷沒了希望”。

他們是“不是不想上班，而是上不了班”這句話最真實的註腳。

勞動節還在，但勞動者正在失去位置

在一個“靈活就業”已成主流敍事的時代，五一勞動節成了一面鏡子：照見了勞動者的模糊身份、權益的邊緣化，以及一個正在悄然轉型的“後班社會”。

1｜“你不是不上班，而是沒有資格上班”

國家統計局發佈2024年12月份分年齡組失業率數據，12月份，全國城鎮不包含在校生的16-24歲勞動力失業率為15.7%，不包含在校生的25-29歲勞動力失業率6.6%。這一數字廣泛在社交平台和青年羣體中發酵。失業，並不只意味着沒有工資，更意味着：你的技能不再被需要，你的學歷失效，你的存在被“從崗位上剝離”。

某種意義上，今天的大齡年輕人不是不願意上班，而是——被結構性淘汰了。

尤其是對於“夾心一代”——年紀已不再年輕、經驗卻無法進入高薪崗位。他們既接不住創業潮的紅利，也難以回到“穩定編制”的棲身之地。

像宋倩、王瑞、黃佳這樣的人，並不是“懶得上班”，而是被系統性地推出了主流勞動體系。

2｜勞動者越來越像“內容供應者”，而非生產者

傳統的勞動，是“投入時間 → 創造價值 → 獲取報酬”。但在平台經濟體系下，這一鏈條正在被打散：你投入時間，未必能創造“算法想要的價值”；你創造了價值，未必能獲得持續的、成比例的回報。

你不是在上班，你是在供稿、供流量、供注意力。

直播博主靠平台流量吃飯，外賣騎手靠平台單量生存，內容創作者靠平台推薦算法決定收入高低。他們雖然辛苦勞動，但從法律意義上，卻常常不被認定為“勞動者”。

互聯網產業時評人彭德宇認為：他們的身份介於“僱傭工”和“個體户”之間——沒有合同，沒有工齡，沒有集體談判權，生病無保障、投訴無門。平台把他們定義為“合作者”，但從不承認他們是“員工”。

3｜系統滯後：勞動法還在工業時代，青年勞動已在內容時代

當前的《勞動法》框架仍以僱傭—合同—工時—用人單位為核心單元。這對於平台化、分佈式、去組織化的新型勞動者而言，是一種結構性缺位。

2024年全國總工會曾提出“探索將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納入工會服務體系”，但在實際落地中，缺乏平台配合、地方執行資源有限、年輕人蔘與意願低三重阻礙疊加，效果微弱。

與此同時，國際上也有類似挑戰。

美國：2024年，美國勞工部出台新規，重新界定獨立承包人（Independent Contractor）與僱員的界限，意在將部分平台工人納入最低工資和加班保護範圍，但遭到Uber、Doordash等平台公司聯合抗議，並面臨多個州的法律阻擊。

歐盟（代表德國、法國等國）：2024年，歐盟通過《平台工人指令》，要求各成員國將部分平台勞動者自動認定為“員工”，享有正式勞動者權益。德國和法國正處於國內法接軌過渡期，但因算法調度和承包模式複雜，落地難度仍大。

日本：日本厚生勞動省在2023年底設立“自由職業者支持機制”，包括開通官方申訴窗口、設立最低報酬建議價，並推動平台簽訂“公正交易”指導協議，力圖通過“軟法+行業自治”保護非典型勞動者。

截至目前中國的靈活就業者超2億，但他們的法律身份仍在“灰區”。

4｜Z世代的勞動觀正在發生斷裂式重構

對年輕人而言，“上不上班”早已不是問題的核心。

真正的痛點是：“我到底算不算勞動者？”、“我的努力有沒有價值？”、“我是不是被整個社會拋棄了？”

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不再追求“體制內”或“高薪崗位”，而是選擇“慢就業”、“靈活試錯”、“多點收入來源”。這並非懶惰，而是對不再安全、不再可持續的勞動體系的一種現實回應。

“我不要穩定的班，我要穩定的生活。”

這不是一句矛盾句式，而是一種深刻的社會趨勢：工作不等於安全，就業不等於尊嚴。

5｜五一不是慶祝的節點，而是反思的時刻

勞動節的意義，曾是“為勞動者爭取權益”——而不是給一部分人放假、給另一部分人加班。

今天，“不上班的人”並不是異類，而是一個新型勞動社會的先行樣本。他們的身份模糊、角色多元、權益缺位，卻在支撐着內容、服務、物流、創意等新型經濟的神經末梢。

如果我們不重構勞動保障體系、不讓平台承擔應有責任、不讓青年看到“努力後”的可能性，那麼，“不上班”將不再是小眾選擇，而是一種被迫的大趨勢。

尾聲：勞動節還在，但勞動者已無歸屬

當一個人不能再通過“勞動”獲得尊嚴、保障和價值感，他就會開始思考：我為何要勞動？

宋倩們在賣舊物，王瑞們在卷短視頻，黃佳們在投無回應的簡歷。他們不懶，他們不是“廢物”。他們只是，在一箇舊規則失效、新秩序尚未建立的時代裏，試圖“靠自己留下來”。

不是不上班，而是上不了班。不是不上進，而是再也看不到“進”的路在哪裏。

這是五一最值得紀念的真實。

上述受訪者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