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勞動節背後:不是不上班,而是上不了班_風聞
高见科技论-从科技到财经,深度解读行业新动向。1小时前
作者:高恆
“五一去哪玩”成了社交媒體熱搜的常客。
但在這些熱鬧的討論聲中,有一羣人沒有出發,也沒有請假,更沒有加班補貼——他們根本不上班。
他們不是在休息,而是在失聯。
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從“打工人”羣體中滑落,成為不上班的失業者、靈活就業者、或者乾脆“自我放逐者”。
我們試圖用五一勞動節講講他們的故事,講講一個越來越真實的社會現實:
這不是一場個體失衡,而是一種結構性塌陷——從“裸辭潮”到“不上班共識”,從“偽靈活就業”到“結構性失配”,一個殘酷的現實浮出水面:不是年輕人不想工作,而是這個時代,正在失去能讓他們安心工作的土壤。
“不上班”是選擇,還是無奈?
打開小紅書搜索“裸辭”,會刷到無數曬陽台、養貓、躺平的生活圖景;再刷抖音,會有無數“自由職業博主”在分享不上班的第幾年如何年入百萬。
但真相是,99%的不上班人,活得一點都不爽。
李帆原本是深圳一家大廠的運營策劃,年薪近二十萬。去年底裁員,他沒來得及做心理準備,只説了一句“好嘞”,便被HR請出了釘釘羣。他想趁機休息幾個月,也許能找到生活的新答案。可三個月過去了,他刷了無數崗位、投了上百封簡歷,仍然沒有結果。
“我以為我是在gap year,後來才發現是‘無工可打’。”
在“勞動者的節日”五一這天,李帆窩在出租屋裏刷短視頻。他已經習慣了這種狀態:不打卡、不通勤、不上班。但他也説不清這是短暫的修整,還是長久的滑落。
這樣的故事,不止發生在李帆一個人身上。
1|北京:她從年薪五十萬滑落到靠賣閒置維持生活
宋倩,32歲,北京人,曾在一家頭部消費品公司做市場總監。她帶過團隊、做過爆款產品,也連續三年獲得公司年終獎top10。但一場業務整合讓她被迅速裁撤。
“裁掉我那天,我正在開創意會,HR直接進來‘帶走’,像抓現行犯。”
她沒慌張。她以為以自己的背景,找到下一份工作不過是時間問題。可三個月過去了,收到的面試寥寥無幾,不是崗位取消了,就是薪資打了五折。
為了節省開支,她搬離了五環內的租房,住進郊區一套老舊一居室。靠賣衣服、化妝品和二手小家電維生,收入不穩定,但也勉強能撐。
“不上班之後,我以為會更自由。結果是,每天都像在跟餘額對峙。”
她重新做了簡歷,正在考慮轉行到教育或品牌諮詢。她説自己不是“佛系”,而是“被放生”。
2|上海:他辭了職轉做短視頻博主,每天和平台算法賽跑
王瑞,28歲,河南人,過去在上海一家新消費品牌做新媒體運營。他在2024年3月被裁後,做過外賣、擺過攤,也在抖音開過直播,但都不穩定。
現在他白天跑外賣,晚上拍短視頻,分享送餐路上的趣事,還會聊聊平台話語權、城市生活的焦慮感。他賬號不到一萬粉,但靠偶爾的廣告合作和平台補貼,靠這個賬號一個月最高收入8000,但這種情況只是極少數,大多數時候入不敷出。
“你發了十個視頻,火一個就謝天謝地了。其他九個都被埋了。”
每天跑單10小時,回家洗澡、剪片子到凌晨,他説自己快“算法PTSD”了。有時他會懷疑:我還算個勞動者嗎?有勞動合同嗎?有社保嗎?
“平台説我自由,但我連拒絕接單的自由都沒有。”
3|廣州:她拿着本科畢業證,做了五份工作都沒超過一週
黃佳,23歲,廣州某二本院校市場營銷專業畢業。她從沒想過,“畢業即失業”會發生在自己身上。
她找了三個月工作,只拿到兩個offer:一個是電銷,底薪2000,一個是直播助理,試用期無社保。她都做了,最長的一份幹了六天。
“每天打200通電話罵聲不斷,我開始失眠,覺得自己好像‘不配上班’。”
她試着回到佛山老家,投了幾家線下運營、廣告公司,但一聽説沒有經驗或者是二本背景,都被婉拒。她開過一個視頻賬號,發自己的“找工日記”,但關注寥寥。
現在,她靠家裏給的1000元生活費勉強度日。“不上班的第140天,我已經不知道自己是學生、待業者,還是失敗者了。”
這幾位受訪者來自不同城市、背景不同,卻被共同的結構性問題困在“不上班”的狀態中。他們不是不努力,不是不卷,而是“卷不動了”、“卷沒了崗位”、“卷沒了希望”。
他們是“不是不想上班,而是上不了班”這句話最真實的註腳。
勞動節還在,但勞動者正在失去位置
在一個“靈活就業”已成主流敍事的時代,五一勞動節成了一面鏡子:照見了勞動者的模糊身份、權益的邊緣化,以及一個正在悄然轉型的“後班社會”。
1|“你不是不上班,而是沒有資格上班”
國家統計局發佈2024年12月份分年齡組失業率數據,12月份,全國城鎮不包含在校生的16-24歲勞動力失業率為15.7%,不包含在校生的25-29歲勞動力失業率6.6%。這一數字廣泛在社交平台和青年羣體中發酵。失業,並不只意味着沒有工資,更意味着:你的技能不再被需要,你的學歷失效,你的存在被“從崗位上剝離”。
某種意義上,今天的大齡年輕人不是不願意上班,而是——被結構性淘汰了。
尤其是對於“夾心一代”——年紀已不再年輕、經驗卻無法進入高薪崗位。他們既接不住創業潮的紅利,也難以回到“穩定編制”的棲身之地。
像宋倩、王瑞、黃佳這樣的人,並不是“懶得上班”,而是被系統性地推出了主流勞動體系。
2|勞動者越來越像“內容供應者”,而非生產者
傳統的勞動,是“投入時間 → 創造價值 → 獲取報酬”。但在平台經濟體系下,這一鏈條正在被打散:你投入時間,未必能創造“算法想要的價值”;你創造了價值,未必能獲得持續的、成比例的回報。
你不是在上班,你是在供稿、供流量、供注意力。
直播博主靠平台流量吃飯,外賣騎手靠平台單量生存,內容創作者靠平台推薦算法決定收入高低。他們雖然辛苦勞動,但從法律意義上,卻常常不被認定為“勞動者”。
互聯網產業時評人彭德宇認為:他們的身份介於“僱傭工”和“個體户”之間——沒有合同,沒有工齡,沒有集體談判權,生病無保障、投訴無門。平台把他們定義為“合作者”,但從不承認他們是“員工”。
3|系統滯後:勞動法還在工業時代,青年勞動已在內容時代
當前的《勞動法》框架仍以僱傭—合同—工時—用人單位為核心單元。這對於平台化、分佈式、去組織化的新型勞動者而言,是一種結構性缺位。
2024年全國總工會曾提出“探索將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納入工會服務體系”,但在實際落地中,缺乏平台配合、地方執行資源有限、年輕人蔘與意願低三重阻礙疊加,效果微弱。
與此同時,國際上也有類似挑戰。
美國:2024年,美國勞工部出台新規,重新界定獨立承包人(Independent Contractor)與僱員的界限,意在將部分平台工人納入最低工資和加班保護範圍,但遭到Uber、Doordash等平台公司聯合抗議,並面臨多個州的法律阻擊。
歐盟(代表德國、法國等國):2024年,歐盟通過《平台工人指令》,要求各成員國將部分平台勞動者自動認定為“員工”,享有正式勞動者權益。德國和法國正處於國內法接軌過渡期,但因算法調度和承包模式複雜,落地難度仍大。
日本:日本厚生勞動省在2023年底設立“自由職業者支持機制”,包括開通官方申訴窗口、設立最低報酬建議價,並推動平台簽訂“公正交易”指導協議,力圖通過“軟法+行業自治”保護非典型勞動者。
截至目前中國的靈活就業者超2億,但他們的法律身份仍在“灰區”。
4|Z世代的勞動觀正在發生斷裂式重構
對年輕人而言,“上不上班”早已不是問題的核心。
真正的痛點是:“我到底算不算勞動者?”、“我的努力有沒有價值?”、“我是不是被整個社會拋棄了?”
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不再追求“體制內”或“高薪崗位”,而是選擇“慢就業”、“靈活試錯”、“多點收入來源”。這並非懶惰,而是對不再安全、不再可持續的勞動體系的一種現實回應。
“我不要穩定的班,我要穩定的生活。”
這不是一句矛盾句式,而是一種深刻的社會趨勢:工作不等於安全,就業不等於尊嚴。
5|五一不是慶祝的節點,而是反思的時刻
勞動節的意義,曾是“為勞動者爭取權益”——而不是給一部分人放假、給另一部分人加班。
今天,“不上班的人”並不是異類,而是一個新型勞動社會的先行樣本。他們的身份模糊、角色多元、權益缺位,卻在支撐着內容、服務、物流、創意等新型經濟的神經末梢。
如果我們不重構勞動保障體系、不讓平台承擔應有責任、不讓青年看到“努力後”的可能性,那麼,“不上班”將不再是小眾選擇,而是一種被迫的大趨勢。
尾聲:勞動節還在,但勞動者已無歸屬
當一個人不能再通過“勞動”獲得尊嚴、保障和價值感,他就會開始思考:我為何要勞動?
宋倩們在賣舊物,王瑞們在卷短視頻,黃佳們在投無回應的簡歷。他們不懶,他們不是“廢物”。他們只是,在一箇舊規則失效、新秩序尚未建立的時代裏,試圖“靠自己留下來”。
不是不上班,而是上不了班。不是不上進,而是再也看不到“進”的路在哪裏。
這是五一最值得紀念的真實。
上述受訪者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