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票房冠軍拿得真憋屈_風聞
电影杂志-电影杂志官方账号-电影杂志——为你发现好片43分钟前
作者 | 我是影小妹
五一檔電影在假期的第二天已經全部開分。
不出意外，《水餃皇后》在票房上領跑。
評分則並沒有之前大家想象的那麼高，或者那麼低。
而是一個充滿了爭議的7分。
7分的國產片在豆瓣上是什麼水準呢，就是質量肯定不差，但影片有硬傷。
影片由香港導演劉偉強執導，內地喜劇演員馬麗首次擔綱正劇大女主，攜手惠英紅等實力派演員。
講述了“灣仔碼頭”創始人臧健和從流落香港街頭的單親母親逆襲為商業傳奇的歷程。
臧健和的真實人生本就充滿戲劇張力。
1945年生於山東農村的她，自幼家道中落，14歲輟學打工。
與泰國華僑醫生結婚後，命運卻在她27歲時急轉直下：丈夫返鄉後杳無音信，三年後她帶着兩個女兒遠赴泰國尋親，發現丈夫早已另娶生子。
面對婆家“屈居為妾”的要求，她毅然帶着女兒轉道香港謀生。
初到香港時，她語言不通、身份受限，只能靠洗碗、洗車、護工等零工維生，每天工作近20小時，甚至因過度勞累摔傷腰椎。
當香港政府提出發放救濟金時，她以“凍死迎風站，餓死不彎腰”的骨氣拒絕，轉而推着自制手推車在灣仔碼頭擺攤賣水餃。
從被城管驅趕的小販到登上日本百貨貨架，從手工作坊到年銷售額60億的跨國企業，這段跨越階層的奮鬥史，本應成為電影最動人的底色。
然而，當真實經歷被搬上銀幕時，創作者的取捨卻讓故事失了真味。
影片前半段用大量篇幅堆砌苦難：
丈夫背叛、工傷失業、女兒誤工導致攤位被查扣……
導演試圖通過密集的哭戲與慢鏡頭渲染悲情，卻因手法陳舊顯得用力過猛。
一場母女三人因城管查扣而抱頭痛哭的戲碼，本可成為情感高潮，卻因配樂過度煽情和剪輯節奏混亂，讓觀眾感到疲憊而非共情。
更遺憾的是，電影對人物蜕變的刻畫流於表面。
臧健和從攤販到企業家的跨越，被簡化為“聽顧客建議改薄餃子皮”“堅持品牌名”等碎片化橋段，缺乏對商業智慧與時代機遇的深入挖掘。
當銀幕上“苦難演了100分鐘，成功只用了10分鐘”時，觀眾難免產生割裂感。
真實的創業絕非幾個雞湯橋段便能概括，那些在深夜研究麪皮筋道、與供應商談判的細節，本能讓角色更有血肉。
演員陣容上，馬麗為貼近角色增重15斤、素顏出鏡，從包餃子的熟練手法到絕望時顫抖的指尖，將底層女性的疲憊與倔強演繹得入木三分。
一場天台自殺戲中，她攥緊圍欄的雙手青筋凸起，眼中交織着不甘與迷茫，堪稱全片高光時刻。
可惜劇本未能給予她足夠的發揮空間，角色頻繁陷入“崩潰—哭泣—喊口號”的循環，使得表演層次單薄化。
相比之下，惠英紅飾演的房東紅姐戲份不多卻舉重若輕。
一場夜談戲中，馬麗聲淚俱下訴説艱辛，惠英紅僅用一個低頭苦笑的表情，便將底層女性的隱忍與滄桑盡數傳遞。
這種表演質感的落差，暴露了劇本對主角塑造的潦草。
臧健和始終是“被幫助者”而非“破局者”，她的成功彷彿更多依賴他人施捨的温情，而非自身破釜沉舟的決斷。
導演劉偉強擅長黑幫片敍事，於是將《古惑仔》式的套路植入女性題材：
收保護費的黑道大哥因臧健和“像我媽”而良心發現，風塵女子為她仗義執言，警察化身暖心食客……
這些刻意設計的“人間童話”固然增強了戲劇性，卻削弱了真實創業的殘酷性。
惠英紅那段“我曾是妓女”的獨白，本可成為女性互助的動人註腳，卻因突兀的插入和説教口吻，讓温情瞬間變味。
這些創作上的矛盾，讓影片在現實主義與戲劇誇張間搖擺不定，最終呈現出“和諧社會的童話感”。
若拋開敍事瑕疵，影片對上世紀70年代香港市井的還原堪稱用心。
逼仄的劏房、喧鬧的碼頭、街坊的茶餐廳在鏡頭下鮮活起來，山東方言與香港俚語的交織更添地域質感。
羣像戲中，糖水伯偷偷往米缸添米、警察默許攤販經營等“沉默的善意”，恰是原型故事中最動人的部分。
這些細節讓觀眾看見成功背後的另一重真相：個體的崛起離不開時代洪流中無數平凡人的託舉。
當臧健和因堅持“灣仔碼頭”品牌名與日本企業僵持時，電影本可深入探討民族企業在全球化中的博弈，卻因背景交代不足淪為空洞的口號。
工廠質檢、麪粉篩籮等場景更像企業宣傳片的“質量管理教學”，加上黑道大哥轉變動機的兒戲化處理，讓部分觀眾調侃影片“像被迫參加了一場企業年會”。
爭議聲中，《水餃皇后》的核心命題依然清晰：
尊嚴高於生存。
無論是拒絕救濟金、堅持品牌名，還是在絕境中倒掉“有異味”的整鍋餃子，這些選擇都在詮釋臧健和“靠雙手掙底氣”的信念。
這種精神與馬麗的演藝生涯形成奇妙互文——從喜劇配角到百花獎影后，她同樣用二十年堅持證明“演員的尊嚴在於角色本身”。
影片的另一抹亮色在於對女性力量的多元展現：
它沒有迴避單親母親的脆弱，當臧健和因工傷陷入絕望時，女兒的歌聲將她拉回現實；
當顧客質疑水餃口味時，她徹夜改良的執拗讓成功更具實感。
這些細微的堅持，比宏大敍事更貼近真實的人生。
在當代華語影壇充斥着懸浮職場劇與架空歷史的背景下，《水餃皇后》的質樸反而成為稀缺品。
非法攤販與城管的貓鼠遊戲、移民的身份焦慮、底層女性的生存困境……這些元素讓故事紮根於真實土壤。
可惜，電影最終未能掙脱傳記片的窠臼，對“正能量”的粗暴堆砌取代了對複雜人性的探索，資方的商業訴求沖淡了藝術表達的鋭氣。
當片尾字幕打出“獻給天下母親”時，觀眾記住的不是逆襲的快意，而是馬麗哭腫的雙眼與惠英紅欲言又止的嘆息——
好演員與好故事之間，終究隔着一百個誠意的距離。
臧健和曾説：“女人一定要自己救自己。”
這句話本該成為電影的靈魂，卻在創作團隊的妥協中失了鋒芒。
當五一檔的喧囂散去，我們依舊期待中國電影能端出那盤“皮薄餡厚的好餃子”——不必依賴煽情佐料，只需用真誠的火候，讓真實的力量自然飄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