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學歷的人，去了哪裏？_風聞

作者：高恆

他們活在我們看不見的世界裏。

不是每個中國孩子，都有機會“選擇人生”。在偏遠鄉村，十幾歲輟學、初中畢業進廠、連城市都説不清楚名字的年輕人，每年以百萬計走向社會。他們撐起工地、車間、快遞、直播間，卻從未被納入主流的敍事裏。

他們不是不想讀書，而是讀不起書；不是不想翻身，而是連梯子都看不見。他們在沉默中長大，在疲憊中成家，在債務中老去。他們的奮鬥不配被歌頌，他們的失敗也不被原諒。

這不是一羣人的故事，這是千萬人共同的命運橫截面。那些走出來的，是例外；而更多走不出來的，才是規律。我寫他們，不是為了感動誰，而是為了讓這個大家知道：他們並不遙遠，就在我們樓下。

互聯網產時評人彭德宇表示：他們不是失敗者，只是起跑線太低。那些在十幾歲就離開校園、背井離鄉的人，這些年過着怎樣的生活？他們搬磚、送貨、進廠、美髮、汽修、廚師，也有人拼盡力氣逆流而上。但更多人，在命運的原地踏步中，悄無聲息地老去。這是一羣被時代忽略的人，也是撐起時代底盤的人。

01·早早告別課堂的人

馬春生從沒想過自己還會再碰書本。

但去年冬天他有點猶豫了。廣東的工廠一裁員，他又要回老家，回去前他把老闆送的一堆宣傳單扔進垃圾桶，唯獨留下了一張成人高考的傳單。上面印着幾排字：“初中學歷也能讀，讀完就是大專”。他盯着那張紙看了十分鐘，又折成兩半，塞進了錢包。

他初中沒畢業。

2007年，信陽的山村小學剛剛擴招，老師是鎮裏借調來的大學生，講課愛扯大道理。他聽不懂，也不想聽。家裏三口人，母親癱瘓，父親常年在外打工，一個月不到八百塊。馬春生從十三歲起就開始種地，每天早上五點起來挑水，回家還要照顧母親。

那年冬天，老師叫他去辦公室。

“你就這水平，還想考高中？早點出去打工吧，別在這浪費時間了。”老師嘆氣。

他沒哭，也沒頂嘴。第二天沒再去學校。沒過幾天就被叔叔帶着去了廣州，“我帶你去廠裏試一試，實在不行你再回來。”

馬春生記得第一天進廠的味道。刺鼻的機油味、封閉的車間、機器運作的轟鳴，讓他耳鳴三天。車間主任是個湖南人，操着聽不太懂的口音喊人幹活。那是個燈泡廠，他要做的是套燈殼、擰緊、放在傳送帶上。

一小時套200個燈殼，手不能停。停一次，就被記錄。

“那時候才十五歲，根本不懂合同。”他説，第一次拿到工資卡時上面只有680塊，“説是吃了廠裏的飯，要扣錢”。

他後來才知道，那叫“黑中介”。三百塊押金拿不回，工資被代扣了幾十種名目。沒人教他維權，廠裏的一個前輩只告訴他一句：“熬吧，能熬下來就有活幹。”

他熬了四年，換了七個廠。燈泡、皮包、印刷、電子元件，乾的活都差不多——重複、機械、沒人説話。22歲那年他幹過一次裝修，樓上掉下來的鋼管砸斷了他的左肩。休養三個月，醫生説恢復得好，但他自己知道，“我這胳膊再也沒原來那麼快了”。

再後來他就轉去送外賣。騎着電動車穿城市街巷，一天跑40單，能拿兩百多塊，但風吹日曬，天天打車搶時間。他試過凌晨四點送完，累得癱在出租房地板上，連外賣箱都沒拿下來就睡着了。

有時候他想，自己到底錯在哪兒？

“不是不想讀書，我家就供不起。”他這麼説的時候，眼神是平靜的。

一次他路過廣州大學，看到一羣穿校服的大學生排隊吃奶茶。一個女生遞錢給窗口時手裏拿着一本《資本論》。他站在隊伍後面發呆，有點搞不懂這個世界怎麼分層的這麼早。

“我沒覺得自己比他們笨。就是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走。”他説。

2024年冬天他去面試一家倉庫管理崗，HR問他：“你學歷寫‘初中以下’，是沒畢業嗎？”

他點頭。

“那不好意思，這個崗位要求大專以上。”

他出了寫字樓，站在馬路邊，沉默了一分鐘，把手插進兜裏，摸到了那張傳單。

成人高考，初中可報。

他猶豫了一下，還是沒撥那個電話。但那張紙他一直沒丟。直到現在，錢包裏還夾着。

“有人説，命運是選擇的結果。但對於馬春生來説，他從沒得選。沒有選擇的生活，不是他不想活得好，只是世界給他的每一步台階，都太陡了。”

02·住在社會邊角的人

他們沒有學歷、沒有資源、沒有靠山，很多人連“體面”這兩個字從來沒碰過。但他們從未缺席在中國的每一條生產線、馬路邊和出租屋。他們很早就學會了把“苦”藏在玩笑話裏，把“不甘”當作熬夜的動力。

這章我將講述三位人物的生活——三個不同方向的“低學歷打工人”羣像：

1. 李麗：24歲，KTV服務員，短暫進過職校，輟學後漂泊四地

李麗的履歷薄得像一張發票紙。

初中畢業後，她被父母送去南陽一家“全封閉職校”，學的是“旅遊與酒店管理”。“其實就是混日子的地方，”她自己這樣説，“也沒人管你學什麼。”

她在學校談了個男朋友，男生比她大四歲，最後兩個人一起輟學，跑去鄭州找工作。第一份工是在一家洗浴中心當服務員，穿着制服站在電梯口“歡迎光臨”。她説自己最怕的是晚上凌晨一點，有醉漢過來，抓着她的手不放，還硬塞50塊。

“我沒哭，也沒鬧，就當沒發生。”她説這話時，臉上的粉底都掩不住眼下的青黑。她後來跑去KTV、酒吧、奶茶店，最後才進了一家連鎖餐廳當收銀。

“別問我為什麼不穩定，因為人不穩定。”她咬着吸管笑了一下，又説：“你以為誰想這樣跳來跳去，我也想有個地方能幹三年，然後升職。”

她住在東莞一間羣租房裏，八個女生共用一個廁所。她養了一隻貓，一回家就抱着，“起碼它不罵我學歷低”。

去年冬天她回了一次老家，鄰居跟她媽説，“你家女兒幹嘛的，是不是坐枱啊？”那晚她刪了所有社交軟件，一直哭到天亮。

“你知道我不是壞人對吧？”她輕聲問我，“我只是沒上學而已。”

2. 王帥：29歲，快遞員，曾試圖自考，失敗三次，準備“結婚安穩”了

王帥是個典型的“被技術淘汰的中年人”，只是他還沒三十歲。

他個子高，説話乾淨，第一次跟我聊天時，他剛剛完成一天35單的派送，坐在便利店外面喝着兩塊五的綠茶。他説自己幹快遞五年，“身體幹不過了”。

初中畢業之後他做過美髮學徒、餐廳傳菜、倉庫分揀。每一份工作都沒超過兩年。工資最高的一次是2021年雙十一那陣子，他連續工作26天，每天工作13個小時，拿了8900塊。

“那個月我差點以為自己要逆襲了，”他説，“結果第二月只有3500。”

他試過自考。也不知道哪裏來的衝動，一天刷短視頻刷到一個“初中學歷逆襲本科”的故事，他第二天就報了名。

“説實話，根本看不懂。”他説，教材寄來那一刻，他就想退貨了。“你試過嗎，拿着一本全是字的書，連題目都看不懂？”

他花了一年半，考了三次，兩次掛在“英語（二）”和“管理學原理”。最後一次，他坐在考場裏發呆，提前半小時交卷走人。出了校門，他笑着給自己買了杯奶茶。

“算了吧，我這人可能就不適合讀書。”

他現在準備結婚了，女朋友是洗碗工，和他一起租住在一個“帶牀位”的單間。女朋友的懷孕也是讓他們打算給人生一個階段交卷的原因。他説未來等孩子出生了，讓父母先帶着，和媳婦打算轉去倉庫工作，“穩定，起碼不下雨”。

“人嘛，混口飯吃，別生病，別犯法，就謝天謝地了。”

3. 趙振國：42歲，工地瓦工，兩個孩子，一個上技校，一個輟學在家

趙振國其實是個沉默寡言的人。我花了整整一個禮拜，才讓他在簡陋的工棚裏坐下，講他自己的故事。

他是那種很早“承擔起一個家庭”的人。

16歲就跟着老鄉去深圳扛水泥，那時候沒有身份證，他用的是他表哥的身份，“那時候管得松，工資也少，但至少能活下去”。

他的生活軌跡很簡單：幹活——寄錢——生孩子——換工地。每次搬家都意味着一次人生的重啓。

“我女兒出生那年我在福建修路，我老婆在老家坐月子，出了月子才給我發了張照片。”他説的時候，眼裏沒什麼情緒，好像那不是遺憾，只是事實。

他現在乾的是瓦工，活多的時候一天300，活少的時候只能等。

“你們這些記者説什麼‘時代變了’，但我們幹這個的人，二十年前啥樣，現在就啥樣。”

趙振國有兩個孩子，大兒子17歲，剛從技校畢業，在學“汽車維修”，小女兒14歲，今年剛初二，不想上學了。他不敢管太嚴，“怕她跟我當年一樣，一走就不回來了”。

“我也想他們能讀出來。”他説完這句沉默了很久，又補一句，“但我知道他們要是跟我一樣，那也是命。”

我最後一次見他時，他正蹲在工地角落抽煙，身上滿是灰。他對我説了一句特別有分量的話：“你寫你的文章吧，寫了也沒人看我們，但也挺好，至少寫了。”

他們沒有學歷，沒有頭銜，也許一輩子都沒有機會出現在主流社會的簡歷系統裏。但正是這些人——成千上萬個李麗、王帥、趙振國——構成了我們生活的“隱形底座”。

他們不是失敗者，也不是“被救助者”。他們是這個國家龐大而真實的另一面，是沉在水面下的“99%的人”。

他們住在社會的邊角，但不代表他們不重要。只是我們太久沒看他們了。

03·命運的接力棒

在李麗辭職的那天，她把最後一個月的工資交給母親，“媽，你先拿去補補家用吧”。那天她母親接過錢後沒説話，只低頭看她的手指，“你這指甲做得也太長了，不像個正經姑娘。”

“像我這樣的女孩子，怎麼才像‘正經’？”她在朋友圈寫了一句，沒人點贊。

但在我們眼中，她已經比上一代“有表達能力”得多了——她會自拍、會剪短視頻、知道如何在小紅書上搜索“防止性騷擾”。這些技能對她母親那一輩來説，連想都沒想過。但她依舊沒能改變命運結構：沒有學歷，沒有技術，最終只能在灰色邊緣打轉。

她還有個弟弟，今年15歲，已經輟學了。他説：“姐姐都不讀書，讀書有啥用？”

這就是我們最難面對的問題：貧窮並非僅僅意味着“沒錢”，它更像是代際之間傳遞的心理結構、認知壁壘和生活選擇的可見天花板。

趙振國的女兒，和他16歲進工地那年一樣叛逆。

她在初二時連續三次考試不及格，班主任跟趙説“可能是多動症”，但他們從來沒去檢查過。“你看她能整天刷視頻、拍抖音，怎麼是多動症？”趙説。他相信“孩子是不想學”，但他又從沒説過“那咱讓她換一種活法吧”。

在趙家，教育是奢侈品。不是不想要，是不知道怎麼要。他對孩子的唯一期待是：“別早戀，別打架，別像我一樣一事無成。”

可他沒發現，他嘴裏的“我這一生沒出息”早已深深刻在女兒的自我認知裏。她曾在作文裏寫過一句話：“我也不知道我想幹嘛，我媽説我沒出息，像我爸。”

她才14歲，已經覺得“自己不會成功了”。

王帥計劃結婚。他覺得這是“人生最正確的選擇”，因為“老婆不會嫌我學歷低”。

他給孩子起了名字，男孩叫“王睿涵”，希望他“聰明又有內涵”。可他説完這句話又低下頭：“我也不知道怎麼讓他變聰明，反正不讓他送快遞。”

他有個計劃，孩子三歲之後送去早教班，他自己下班後也要多看書陪讀。他在淘寶上收藏了《幼兒成長關鍵期教育》《識字啓蒙卡片》一堆書。

可問題是，他的租房只有15平方米，放不下書櫃；他下班太累，基本是癱在牀上。孩子在成長，而現實根本不給他任何“成為好父親”的空間。

“你説是不是註定的？”他説，“我也想讓他翻身啊，但我自己都沒翻成。”

他像很多貧困父親一樣，試圖用“更願意付出”來彌補“更難以改變”。但現實常常不是努力能破局的事情。

這些家庭的共同點，不是貧窮，而是“看不見選擇”的教育缺席和心理停滯。

他們不是不努力——趙振國每天工作13個小時，王帥騎壞了兩輛電動車，李麗每次加班都不抱怨。但在結構性的侷限面前，個體努力常常變成“掙扎中的美德”。

而這種掙扎，被他們的孩子看在眼裏，很多時候不是變成“激勵”，而是變成“認命”。

他們開始接受父母的宿命觀，覺得“自己不是讀書的料”“出來打工也挺好”“人生就是這樣”。

代際之間並沒有真正的斷裂，反而是悄無聲息的延續。

這一代還沒有翻身，下一代已經準備接棒。

但這並不是徹底的悲觀。最後，我們也該問：有沒有例外？有沒有變量？有沒有某種小小的“逆流”，能穿透結構的籠子，衝出去？

也許可以試着講講那些“極少數的例外者”——他們翻過身、逆着爬，有的靠教育、有的靠運氣、有的靠網絡，但他們都掙扎着證明一件事：

命運未必公平，但人生有時還有餘地。

04·逆流者

謝勇是在他24歲那年第二次參加高考的。他第一次是在2005年，農村中學的尖子生，考了個三本，家裏人覺得“花不起那個錢”。他聽話沒去，扛了兩年水泥，扛壞了腰，也扛醒了自己。他説，“我不想一輩子跟水泥生活。”

2010年，他在鄭州的夜校讀書，白天跑快遞，晚上寫作文。他曾花三個月研究《人民日報》的評論寫作，只為了模仿它的句式，申請進入一所成教院的新聞專業。

“那時候學什麼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想換一個軌道。”他説。

三年後，他如願成為了一家地方小報的實習編輯。工資不高，但“終於不用搬磚了”。他靠着對社會新聞的敏鋭，後來進入了省級融媒平台做內容策劃。他是這一代“沒背景、沒學歷、沒資源”的年輕人裏，極少數往上走的樣本。

“運氣有一半吧，另一半是我一直不信命。”他説這話的時候，聲音很輕。

阿翠是我在廣東生活時認識的女孩，95年出生，初中畢業，打過三年廠。18歲那年，她在富士康車間裏崩潰過一次，“每天站12個小時，像個螺絲釘”。

她哭着離職，轉身進了一個直播帶貨培訓班。那是她人生第一次接觸“表達”——她發現自己“原來能把一件化妝品説得那麼好聽”。

她在拼多多直播起家，靠着快嘴和應變力，三年漲粉十萬。後來她成立了小團隊，帶了兩個徒弟。“我不是老闆啦，我是頭部草根。”她笑着説。

“草根”是她最常用的自我標籤。她不否認自己的身份，也不羞恥出身。“我們不讀書，是我們錯過了時代，但現在這個時代，會説話也能翻身。”

她租了一間公寓給母親，“終於不是蝸居了”。但她至今單身，“我怕我的孩子也變成小時候的我”。

她説得輕巧，但我聽得沉重：逆流者，即便成功了，也永遠清楚出身給他們帶來的隱形重量。

還有一個逆流者，阿成。

他是一個“大專畢業的程序員”。這個身份在北京，幾乎等於“IT農民工”，但在他老家——陝西蒲城縣的農村，這已經是“全村的希望”。

他畢業那年只會HTML，被培訓機構坑了兩萬塊，但他咬牙進了北京西三旗的一家創業公司做測試。住地下室，睡通鋪，吃泡麪——他的第一年是所有“草根工程師”的模板。

但他熬下來了。他報了夜校學Python，刷了200套題，從2020年起做算法測試。2023年，他被某科技公司錄用，年薪翻了一倍。

“這不是成功，是脱貧。”他説。他現在的夢想很具體：買一套可以讓爸媽冬天不凍腳的房子。

他不參加聚會、不搞副業、不炫耀“技術敍事”。他説自己“起點太低”，所以要一口氣衝上去。他知道一旦慢下來，就可能被“系統性淘汰”。

逆流者的成功，不是輕盈的。而是帶着驚人的壓強與警醒：他們不是逆着河流跑，而是揹着一整個村莊、一個家族的期待，在狂風裏跳。

但必須要説——他們是極少數的例外。

謝勇備考時的房間連個枱燈都沒有，靠手機光復習；阿翠做直播的時候曾被騙走幾千塊佣金，差點放棄；阿成早年面試時聽不懂技術問題，靠熬夜背下來一句句術語。

他們成功的路徑不可複製，甚至很難借鑑。但他們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反問：

如果制度和資源更公平一點，如果教育的機會不是天選之人才能得——是不是謝勇們可以不用那麼累，阿翠們可以少走一點彎路，阿成們不會在“碼農”之外找不到自我？

逆流者，雖然讓我們看到希望，但也提醒我們：希望之所以被人記住，是因為它稀缺得像火種。

05·他們走出的每一步，都是時代沉默的一釐米

我們很容易説他們是“失敗者”，因為他們學歷低、收入低、生活不體面，甚至很多人到了中年還住在出租屋、幹着計件工、過着“今天吃飯明天還債”的日子。城市裏的人對他們的稱呼，越來越温和了——“新藍領”“城市基座”“勞動英雄”——但這些包裝過的詞語，掩蓋不了一個最樸素的真相：

他們的窮，並不是他們的錯。

我寫下李麗的時候，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女工對生活倔強又脆弱的試探；寫趙振國，是想説，一個父親的努力並不必然為孩子打開更好的門；寫王帥，是為了記錄一種“我也想當好爸爸”的無能為力；寫謝勇、阿翠、阿成，是為了説明，即使是在最糟糕的出發線上，也有人用盡全力地跑出了命運的縫隙。

這不是雞湯，這是事實。而這份事實，有時候，比雞湯還要辛辣。

我無法用“寒門再難出貴子”來概括他們的困局，因為他們並不是為了“貴”而活着。他們只是想把生活過得像樣點。他們不是想成為社會的贏家，而是不想再是被遺忘者。

但問題是——這場賽跑，他們從一開始就站在了後面，還揹着包袱。

教育不均、資源匱乏、社會歧視、代際命運……每一樣都不是他們能控制的。他們只是出生在那裏，然後被“必須生存”推着往前走，走得慢就摔下去，摔了沒人扶，最後就只能趴在地上喘口氣，然後繼續往前爬。

你看到的“農村孩子變外賣員”，不是“選擇”，是“唯一的可能”。

你看到的“工地父親沒文化”，不是“不努力”，是“努力也翻不出去”。

你看到的“初中畢業進廠女孩”，不是“沒上進心”，是“沒有空間去證明自己有上進心”。

但即使如此，還是有人逆着走。

他們就像長在石縫裏的草，一開始誰也沒當回事，後來才發現：他們能鑽出地面，是因為腳下長滿了“看不見的血”。

他們不浪漫，他們不偉大，他們甚至不自覺自己是“逆流者”。他們只是倔強、疲憊又隱忍地活着。他們的成功，常常不是榮耀的，而是帶着傷口的。

可這世界就是被這些人撐起來的。

我寫他們，不是為了感動城市，而是為了讓城市看見自己站在誰的肩膀上。

每一座燈火通明的樓宇下，都有無數個李麗式的女孩在送外賣，有趙振國一樣的男人凌晨五點就扛着鋼筋去工地，有王帥那樣的父親借錢給孩子交幼兒園學費。

他們不是主角，但他們構成了主幹。

更希望的是——哪怕只有一點點改變，哪怕只是多一個免費晚自習、多一場職業培訓、多一次職校的篩選機會，這些孩子，這些家庭，或許就不用一輩子“租在別人的世界裏”。

他們走出的每一步，都是時代沉默的一釐米。

如果我們能聽見，那就請別再沉默。

（根據要求，上述受訪人均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