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驚現《唐代襄陽張氏十志》早期拓本_風聞

近日，正在上海海派藝術館舉行的＂循本蘭泉｜紀念王昶誕辰300週年學術雅集＂中，驚現《唐代襄陽張氏十志》的早期拓本。其中包括唐代名相張柬之父親《張玄弼墓誌銘》，張柬之二子《張景之墓誌銘》，張柬之五子《張敬之墓誌銘》，張柬之侄子《張胐墓誌銘》，張柬之孫子《張願墓誌銘》、《張軫墓誌銘》、《張軫合祔墓誌》、《張孚墓誌銘》、《張點墓誌銘》，以及《襄陽張氏墓碑跋》（清代文物）。這些拓本，保存完好，拓工精良，大多鈐有名人收藏章。尤其是在幾經戰亂，大部分原石出土後已不復存在的情況下，顯得尤為珍貴。

早在清代道光年間，湖北襄陽連續出土了十餘方唐代宰相張柬之家族墓誌，曾為晚清的金石界添上濃墨重彩的一筆，全國金石界幾乎為之瘋狂，各金石大 家無不以收藏拓片為快。老拓本引起了晚清的收藏熱，收藏家將其命名為“襄陽張氏十志” “襄陽張氏墓誌十種”，或簡稱為“襄陽十志”“張氏十志”等。

《唐代襄陽張氏墓誌》的出土，極大地豐富了張氏家族的世系記錄，補足了《新唐書·宰相世系表》關於張柬之記錄的缺失。《唐代襄陽張氏墓誌》最早從張玄弼“永昌三年”(691 年)起，到張曛入葬的元和八年(813 年)止，時間跨度達 120 餘年，跨越了初唐和中唐。

十志中，共涉及五代人，內容除記載志主的生卒年外，都對其世系、仕宦、婚姻等作了明確的敍述。從中我們可以知道，張氏家族的起源可上溯至漢初丞相張良，早先為范陽方城(今河北省固安市)人。南朝梁時為岳陽王蕭詧諮議參軍。蕭警在立西梁之 前，曾鎮守襄陽，表明張氏家族至遲在南朝梁時已經遷居襄陽。西梁歸隋後，作為邊緣勢力，仕宦為高不過縣令的官職，經過數代的積累，到張柬之父親張玄弼時，達到“長安縣尉、益府功曹參軍、贈都督安隨沔郢四州諸軍事、安州刺史”，仕宦級別有了明顯提升。到張柬之時，達到家族仕宦的頂點。

值得一提的是，在這次雅集中除了發現一件以往無記錄的，同為張氏家族的《張願墓誌銘》外，還發現一件 《唐襄陽郡張氏墓碑跋》的拓片。拓本寬 93 釐米，高 36 釐米，行書，無書寫者署名，只見“父識並 書”。拓片顯示，此跋於道光二十二年(1842 年)根據 長白興存詩橋所立。跋文蓋有“興存私印”“詩橋” 兩印。跋尾具“吳門董培庵刻石”字樣。跋文詳細記錄了當時所發現的“襄陽張氏”墓誌銘主人與張柬之的關係。

據記載張柬之兄弟五人，皆為名人，現已在襄樊發現了張柬之另外三兄弟的墓誌銘，全部為國家一級文物。遺憾的是《張柬之墓誌銘》出土即失，且失蹤後至今不知去向。

附圖：這次在上海展示的《唐代襄陽張氏十志》及清代文物《唐襄陽郡張氏墓碑跋》拓本如下:

 《張玄弼墓誌銘》《張景之墓誌銘》《張敬之墓誌銘》《張胐墓誌銘》《張願墓誌銘》《張軫墓誌銘》《張軫合袝志》《張孚墓誌銘》《張點墓誌銘》《唐襄陽郡張氏墓碑跋》（清代文物）附文一

《唐代襄陽張氏十志》的史料價值

首先我們要關注的是“襄陽張氏”的主要人物張柬之。

張柬之(625-706 年)，字孟將，唐代襄州襄陽(今湖北襄陽)人。中國唐朝武則天時期宰相，迫武則天退位的主謀者。年輕時補太學生，登進士第。永昌元年(689 年)，舉賢良科，對策第一。武周朝歷任監察御史、鳳閣舍人、荊州長史等職。 長安四年(704 年)，張柬之在姚崇、狄仁傑等人的舉薦下拜相，任秋官侍郎同鳳閣鸞台平章事。神龍元年(705 年)，張柬之與桓彥範、敬暉等五人迫使武則天退位，還政李氏。 唐中宗即帝位後，又以夏官尚書同三品、中書令等 職居相位，同年免相，拜漢陽郡王。後為武三思誣構， 貶為新州司馬。終年 82 歲，諡號文貞。

張柬之的履歷中，有兩大亮點。一個是他曾在應試對策中取得當科第一，是襄陽曆史上第一位狀元。另一個亮點，是他迫使武則天退位，這成為他名傳後世的主要原因。在此次事件中，張柬之被認為有復唐社稷之功，大大影響了中唐時期的政局。他也因此先後被封為漢陽郡王、漢陽王。自唐代起，襄陽就在其故園建起紀念祠宇，即張文貞公祠，簡稱張公祠，今為襄陽市文物保護單位。

另外，我們從墓誌中可以看到一些有趣的細節，例如刻於武周時期的早期四志中，武則天所造的“日”“月”等字，與其他字體迥異。而張玄弼墓誌落款“永昌三年”也引起後世學者的競相猜測。 永昌年號只使用了一年，所謂永昌三年，實為天授二年。張柬之作為朝廷官員，不可能不知道改元之 事。或者是因為到天授時，武則天已經改“唐”為 “周”，張柬之在為父親刻寫基志時，有意使用一個錯誤的年號，以此來維護李唐的“正統”。

從家族文化角度看，它反映了張氏家族在當時的社會地位和文化素養，作為世代簪纓的名門望族，其墓誌書法的藝術水準也是家族文化繁榮的一種體現。

襄陽是中國古城文化代表性區域。襄陽的古城文化積澱深厚、內涵豐富、特色鮮明，在中國古城文化中具有獨特性和代表性。主要體現在:一是古城遺址富集、歷史悠久。在市區建成區 130 多平方公里範圍內就有三座古城遺址，西周鄧城遺址有 3000 多年曆史，樊城、襄陽城都有 2800 多年曆史。 在一個城市內有三座獨立建城的古城，且歷史都如此悠久，在全國是少有的。

當時，襄樊的本土作家中出現了家族式的作家羣體，如杜審言，杜易簡，杜甫一家，張柬之、張敬之、 張軫一家，孟浩然、孟洗然、孟邕一家，皮日休、 皮業光父子，柳識、柳渾兄弟，魏琬、魏秦姐弟， 米芾、米友仁父子。所以“襄陽張氏”，也是這個 文化羣體中的重要一支。

抗日戰爭時期(這是關於“襄陽張氏墓誌”被嚴重損壞的第二種説法，前一種説法是辛亥之際… )襄陽很多文物玉石俱焚，張氏墓誌也難逃厄運， 在戰爭中毀壞嚴重，一度被認為“全炸裂矣”，僅存的數方，因此老拓本引發收藏熱。其中，最為傳奇的收藏者是清未民初收藏大家羅振玉。他在《襄陽冢墓遺文》序中講述了自己收藏張氏墓誌的故事。光緒二十六年，他因入湖廣總督張之洞幕下， 來到湖北，與當時擔任嘉魚縣令的另一位知名收藏家章壽康交往頻繁。兩人談起＂張氏墓誌＂，皆神往不已。章壽康告訴羅振玉，他已經託人到襄陽購買拓本，並答應送羅振玉一套。三四年後，羅振玉驚間 章壽康已經過世，心儀的張氏墓誌也未得到。光緒 三十三年，羅振玉在北京聽到行內有人在兜售章壽康遺藏，前去觀摩，竟然看到一份封箴完好並且收信人為羅振玉的函件，打開後發現正是張氏墓誌。 由此可見，章壽康重然諾、守信用，一直將答應羅振玉的事放在心上。羅振玉感慨和傷痛之餘，出重金將之購入，也成為他日後編寫《襄陽冢墓遺文》的基礎。

另外，在“全國珍貴文物庫”中可以查到，黑龍江省博物館的“鄧散木藏初拓襄陽唐墓誌冊頁”， 以及湖北省博物館的“清拓唐襄陽張文貞家銘十石帖”清拓襄陽張君墓誌銘拓片”均被列為珍貴文物。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經過初步整理，在澉浦天樂齋吳氏眾多收藏中，已經發現“襄陽張氏十志” 中的八志。並且，又在八志中發現蓋有“壽康讀過” 印兩件。這至少可以證明這幾件拓本經過章壽康收藏，或是他經手讀過。另外，蓋有藏家“徐乃昌讀碑記”五件、“毘陵吳元起珍藏金石文字之印”、“元起”等印六件。蓋有＂騰衝李根源藏石印＂一件。

這些藏家的過目鑑定，對於今天藏於澉浦天樂齋的這套“襄陽張氏墓誌”來説，意義非凡。通過他們的鑑定蓋章，不僅可以斷定這些拓本的真偽和捶拓年代，而且還可以斷定這些早期拓本的流轉過程。更為重要的是根據有關記載，《唐代襄陽張氏十志》原石由於戰亂，損毀過半，現存早期拓本就顯得尤為珍貴。

附文二

《唐代襄陽張氏十志》的藝術價值

《張玄弼墓誌銘》筆畫飽滿，書風清新。融合東晉小楷與褚遂良筆法，結體左收右放，稍帶魏意。

《張景之墓誌銘》渾厚中求靈動，點畫灑脱，圓潤中人帶有明顯的魏碑意趣。

《張敬之墓誌銘》書風，楷中帶行，眉目清秀。 用筆爽快中保持圓潤，有外柔內剛遒麗之氣，深得 諸遂良筆法，定為高手所書。且刻工精良，拓工亦佳，實為難得之精品。因處於武周時期，所以志文中使用了這個時期特殊的“武周文字”。

《張胐墓誌銘》拓本保存完好， 拓工精良，字字精神，書法俊秀，字形略呈方扁， 既有魏意，又顯流暢的氣質。絕對是高手所為，應為“襄陽張氏十志”中的精品。

《張願墓誌銘》書法質樸，帶有魏意，又具寫經味。但是，刻工不精。

《張軫墓誌銘》書法精美，字形扁方，明顯帶有魏碑筆意，且筆畫靈動，書寫爽快，橫向取勢。

《張軫合袝志》也稱“張軫二志”，志石較小，書法雖然敦厚尚佳，帶有唐人較多的寫經意趣，但是書寫水準和刻工遠不如《張軫墓誌》。

《張孚墓誌銘》保存完好，刻工一般，拓工精良。書法敦厚，字形扁方，略帶北朝遺韻。

《張點墓誌》為襄陽張氏墓誌中最小，書寫水平尚可， 呈寫經格調，還略帶魏書筆意，但是刻工非常一般。

總之，《唐代襄陽張氏十志》書法風格多樣，虞褚風格與中晚唐諸體薈萃，但是整體未失初唐至中晚唐書風的演變軌跡。康有為評價其“骨血峻秀”，尤其推崇張玄弼墓誌，認為其融合了虞世南的圓潤與褚遂良的遒媚，點畫精到，結字左收右放，兼具東晉小楷的古雅與唐代楷書的法度。而其他墓誌更趨圓潤，甚至帶有北魏抄經體的樸拙特徵，可能與墓主身份等級有着密切的關係。

（配圖：選自上海海派藝術館《循本蘭泉|紀念王昶誕辰300週年學術雅集作品集》/循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