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種抗戰的抉擇_風聞

歷史的核心邏輯——抗日戰爭的勝利，本質上是兩種抗戰路線、兩種政權性質的勝負。

在果粉和汪粉還在爭論曲線救國和重慶以拖代變的孰優孰劣的時候，我們需要以符合歷史唯物主義的精神重新梳理抗戰之所以能夠勝利的本因。

中共之所以能成為“勝利曙光”，並非單純依靠軍事技巧，而是通過重構國家與民眾的關係，找到了一條真正動員全民族力量的道路。以下從三個層面展開分析，揭示歷史選擇背後的必然邏輯：

一、兩種抵抗的本質分野：誰把民眾視為“主人”而非“耗材”

1. 國民政府的“精英抗戰”：將民眾視為可消耗的資源

- 從1937到1945年，國民政府徵發壯丁1405萬人，卻因管理腐敗導致30%的壯丁在運輸中死亡（據何應欽《八年抗戰之經過》），河南等地甚至出現“抓壯丁比日軍更可怕”的民謠；

- 1942年河南大饑荒中，重慶政府堅持“軍糧優先”，甚至挪用賑災款購買美國飛機，導致150萬民眾餓死（據劉震雲《温故1942》），這種“保政權甚於保民”的政策，最終失去民心；

- 軍事上依賴“外援+正面會戰”，忽視發動羣眾：淞滬會戰國軍傷亡30萬，卻未在上海組織市民游擊戰，導致淪陷後民眾完全陷入被動。

2. 中共的“人民戰爭”：將民眾轉化為抗戰主體

- 1937年《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明確提出“動員一切力量”，在根據地實行“三三制”民主（共產黨員、黨外進步分子、中間派各佔1/3），讓農民首次擁有選舉權，河北阜平農民説：“八路軍來了，我們才知道自己能當村長”；

- 經濟上實行“減租減息”（地租最高不超過37.5%，年利率不超過10%），1943年晉察冀邊區農民人均糧食產量比戰前增加20%，羣眾自願為八路軍藏糧、送情報，形成“軍隊打勝仗，人民是靠山”的良性循環；

- 組織上建立“婦救會”“青抗先”“兒童團”，僅山東根據地就有135萬婦女參加擁軍活動，她們不是“耗材”，而是抗戰的組織者、參與者——1941年沂蒙紅嫂明德英用乳汁救活傷員，正是這種軍民關係的縮影。

二、戰略智慧的代差：從“被動挨打”到“主動創造戰機”

1. 國民政府的戰略侷限：依賴國際調停與正面硬拼

- 抗戰初期寄希望於“九國公約會議”調停，1937年淞滬會戰國軍採用“添油戰術”，在狹小地域與日軍硬拼重武器，導致精鋭損失殆盡；

- 1941年珍珠港事件後，蔣介石認為“苦撐待變”終於等來機會，將美援主要用於保存嫡系（如胡宗南34個師封鎖延安），正面戰場出現“豫湘桂大潰敗”，1944年短短8個月丟失20萬平方公里國土；

- 對游擊戰的輕視：蔣介石在1939年《游擊戰綱要》中稱“游擊戰乃輔助正規戰者”，未意識到敵後戰場可獨立消耗日軍，導致數百萬國軍敵後遊擊部隊（如龐炳勳部）最終投降或潰散。

2. 中共的“持久戰”體系：在敵後開闢“第二戰場”

- 1938年《論持久戰》首次提出“犬牙交錯”的戰爭形態，將抗戰分為“戰略防禦-相持-反攻”三階段，預言“相持階段是轉變的樞紐”，這比日本軍方1941年提出的“長期戰”判斷早了3年；

- 敵後游擊戰的“精準消耗”：1940年百團大戰破壞華北鐵路470公里、公路1500公里，迫使日軍抽調15萬兵力回防，相當於正面戰場3次長沙會戰的牽制效果；

- 根據地的“軍事-經濟-文化”三位一體：每個根據地都建立兵工廠（如黃崖洞兵工廠月產步槍400支）、紡織廠（1944年陝甘寧邊區實現棉布自給）、抗日軍政大學（培養10萬軍政幹部），形成“獨立抗戰單元”，即便與中央失聯仍能堅持（如1941年“皖南事變”後新四軍獨立重建）。

三、政權合法性的重構：從“外來政府”到“人民代表”

1. 國民政府的合法性流失：在腐敗與壓迫中失去民心

- 1940年河南國統區徵糧時，地方官員將“每畝徵糧1鬥”擅自改為“1石”，貪污糧食佔徵糧總數40%（據《河南省志·民政志》），民眾稱“鬼子來了搶一遍，國軍來了搶三遍”；

- 對少數民族的壓迫：在青海、新疆推行“同化政策”，導致1944年“三區革命”爆發，民眾寧與蘇聯合作也不願支持國民政府；

- 經濟崩潰加劇離心：1945年法幣發行量較1937年增長3900倍，物價上漲8500倍，連教師、公務員都難以維生，《大公報》1944年社論痛斥“民窮財盡，快到盡頭”。

2. 中共的合法性建構：在民生與平等中凝聚人心

- 解決千年土地問題：1942年《關於抗日根據地土地政策的決定》雖未徹底分田，但通過減租讓佃農人均增收30%，山西農民説：“跟着八路軍，至少能保住半畝地”；

- 性別解放激發女性力量：1939年《婦女權益保障條例》規定“婚姻自由、男女同工同酬”，冀中根據地婦女組成“識字班”，白天種地晚上學文化，1942年獻金運動中，婦女捐出的首飾佔總捐款的60%；

- 文化認同的重構：用“舊瓶裝新酒”改造民間文化，將河北梆子《蝴蝶杯》改編為《血淚仇》，講述“日軍殺我全家，八路軍為我報仇”的故事，1943年在晉察冀巡演200場，場場有人報名參軍。

結語：歷史的選擇，本質是人民的選擇

抗日戰爭的勝利，不是單一因素的結果，而是中共通過“為民眾宗旨”實現了三大歷史突破：

- 動員維度：將4億農民從“被統治對象”轉化為“抗戰主體”，讓“保家”與“衞國”合二為一；

- 戰略維度：創造“正規戰+游擊戰”的複合體系，使日軍陷入“佔領區越大，負擔越重”的泥潭（1945年日軍在華兵力105萬，其中75%用於掃蕩敵後根據地）；

- 合法性維度：證明“一個真正代表人民的政權，能夠在戰火中建立比任何外來侵略更強大的凝聚力”。

反觀汪精衞的投降與國民政府的抵抗，前者背叛民族，後者背離民眾，唯有中共的道路，讓“抗戰”超越了政權之爭，成為一場真正的民族解放戰爭。正如1945年延安《解放日報》社論所言：“勝利不屬於任何一個黨派，而屬於用小米供養了八路軍的老百姓，用土槍捍衞了根據地的民兵，和千萬個在前線流血的戰士——他們才是歷史的創造者。”

這，就是歷史給出的答案：當一個政黨真正把“為民眾”寫進基因，它所激發的力量，終將超越任何軍事差距，成為照亮民族復興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