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比奧的“吐槽”：不信英文翻譯，須讀中文原文_風聞

近日，特朗普解除國家安全顧問沃爾茲的職務，將其“貶”為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同時任命魯比奧暫代國家安全顧問一職。美國媒體普遍認為，沃爾茲的“降職（demotion）”算是“軟着陸（soft landing）”，而一躍身兼兩大關鍵職務的魯比奧，無疑離權力中樞更近了一步，也打破了此前“魯被邊緣化”的傳言。美國曆史上，也只有基辛格曾身兼這兩項要職。

這一調整意味着，魯比奧將在未來中美關係中發揮更為關鍵的作用。作為長期關注中國議題的重要人物，魯比奧不僅曾積極推動涉華立法，還對解讀中國有一套“方法論”。今年一月，魯比奧在國務卿提名聽證會上強調“直接讀中文原文”的重要性：

Don’t read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that they put out because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is never right.

魯比奧的“never right”論顯然是誇大其詞，有些聳人聽聞。然而，近年來，歐美多位官員、學者以及觀察人士指出，中國政治語言的英文表達，相較中文原文，存在偏差。

造成偏差的原因，在文刀君看來，主要有兩個：中英文之間天然的語言差異（linguistic difference），以及中西政治文化的視角分歧（perspective difference）。

比如，翻譯中國在某一項領域“處於領先地位”，中國官方媒體傾向於用不定冠詞“a leading country”，“a”表“之一”，體現內斂；而西方譯者傾向於使用定冠詞“the leading power”，“the”表“唯一”，體現主導。中文沒有英文裏的定冠詞/不定冠詞，翻譯時選“a”還是“the”，不是翻譯水平決定的，而是立場決定的。（參見《經濟學人》報道）

又如，“大國”在官方譯文中多被譯為“major country”，有意避開“great power”一詞，以免落入西方“大國競爭”的話語陷阱，突出和平發展定位。但在西方讀者眼中，“major”聽起來不夠“major”，甚至像是在迴避自身地位。這種處理在中國語境中合乎邏輯，但在西方語境中卻可能被理解為“弱化主張”或“話語不一致”。當然，在官方譯本中，“great power”也並非“零存在”，而是更多地用在負面語境，比如“大國沙文主義（great power chauvinism）。

翻譯時選詞的不同，會直接影響語義和語氣。荷蘭學者Sabine Mokry在2022年的一篇論文中指出，中文“推動構建（新型大國關係）”語氣上更主動、更具變革意味，可能暗含對現有國際秩序的調整或挑戰；官方英文“aim to foster…”則較温和，更偏向在現有體系內培育新關係。

在魯比奧、萊特希澤（美國前貿易代表）等美國官員眼中，這種語氣落差會誤導判斷，進而影響對中國意圖的評估。萊特希澤更偏愛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的“硬譯派”風格，認為其更“可信（credible）”——即使陸氏譯文常常“直譯到生硬”，也要緊扣字面，還原原文語感。

官方譯者由此陷入兩難：若極致貼合字面，容易走向西方譯者那種硬譯；若步子邁大一點，容易顧語言流暢而失文本真義，遭到核心受眾質疑。“中道”之路越來越不好走，越來越受到各方審視。

魯比奧提出“必須讀中文原文”，這看似是一種語言選擇，實則是一種信任危機。而這種危機很大程度上與我們尚未解決的傳播悖論相關：既強調“講好中國故事”，卻未釐清“講故事”與“政治文獻翻譯”之間的職責邊界。

政治語言的翻譯有其特殊性，不是文藝創作，而是對政策意圖的高度還原。官方譯者應努力處理好“施政者意圖、譯者理解、外專幹預、核心受眾反饋”之間的關係，核心受眾不在國內，而是魯比奧為代表的特殊羣體。目前最大的雷區是，譯者/（中文不佳的）外專過分求語言流暢而“夾私貨、害其義”，譯界很多無意義的爭吵皆源於此，背後是學理的混沌。

政治文本不是小説、詩歌、傳記，它的翻譯任務不是"講故事"，也不該試圖"講得更好聽"--它的任務首先是講得準確。近年來，西方英譯中國政治文本的力量越來越多，紛紛標榜"precise translation（精準翻譯）"，意在精準解讀中國政策用語。文刀君觀察，這些“他譯”力量的翻譯策略基本一致：嚴格貼合字面，力求還原中國政治話語的表達形式和邏輯，寧可“不達”也不能“不信”。這種翻譯策略同樣是合理性與風險並存，值得密切關注。

然而，翻譯並非傳播/講故事的終點，政治文本翻譯更不是。在翻譯之後，要真正“讓世界聽懂”，還必須有能力講故事——即有效解釋複雜/抽象的政治概念、轉化制度邏輯、引發價值共鳴。

如果“翻譯完、推出去”就算“國際傳播”，那外媒記者、智庫學者就不需要專門寫文章，用生動易懂的語言面向大眾解讀“高質量發展（high-quality development）”“生態文明（ecological civilization）”等概念了。

講故事需要的不只是語言技巧，更包括敍事策略、文化想象與傳播意識。例如，“命運共同體”“兩山論”如何轉化為一個易於理解、富有畫面感的表達？“共同富裕”如何脱離術語和意識形態口吻，成為一種可以感知和參與的發展願景？這早已超出了政治文本翻譯的範疇，而是更高層次的文化構建與敍事能力。

政治文本翻譯與講故事，應是並行不悖、互為支撐，但若兩者職責邊界不清，後果不小。如今，套用“譯腔”寫英文文章已是司空見慣，甚至將現成的官方譯文原封不動地“複製粘貼”進各種傳播場景。這種機械化處理，遠離了講好中國故事所必需的創意表達/寫作與內容再造，其效果與真正的國際傳播訴求可謂南轅北轍。一提及對外傳播，就只想到“翻譯+傳播”的簡單組合邏輯，讓人不禁“無語淚兩行”。

關係釐不清，學理混沌含糊，最後翻譯不可信，故事講不好，那真是豬八戒照鏡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