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導師”剽竊我的博士論文,拿到鉅額經費後試圖私了_風聞
心之龙城飞将-昨天 23:22
科學網
2025年05月05日 20:17:40
編譯 | 李思輝 張曦月
“當我打開那份標榜‘反種族主義’的課題計劃書,卻看到自己4年前寫下的每個逗號、每處排版錯誤,甚至深夜改論文時為提神故意加的笑話——那一刻,學術理想碎了一地。”
近日,一封長達幾千字的“自白信”震動了美國學界。明尼蘇達大學公共衞生學院前博士後布里吉特·戴維斯(Brigette Davis)實名指控她視為“人生導師”的學術明星蕾切爾·哈德曼(Rachel Hardeman),後者竟將她的博士論文“改頭換面”後用它申請到數百萬美元研究經費。
有評論稱,這場牽涉種族正義、學術權力與制度包庇的醜聞,撕開了一些象牙塔最具諷刺性的遮羞布——那些高喊公平的研究者,如何親手製造最隱秘的不公?

Rachel Hardeman 圖源:明尼蘇達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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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被原封不動搬走
2022年深秋,戴維斯懷着對學術的期待,辭去博士後職位加入明尼蘇達大學。作為關注警察暴力對少數族裔健康影響的年輕社會學家,她萬萬沒想到,新工作的第一份基金申請文件,會成為噩夢的開端。
“當看到‘菲蘭多・卡斯蒂列’‘明尼阿波利斯’這些關鍵詞時,我還以為是地域化改編,直到發現連公式推導的標點錯誤都和我的論文一模一樣。”戴維斯回憶,那段關於“社會政治衝突與出生結局”的論述,是她2014年在聖路易斯街頭抗議邁克·布朗案(也稱弗格森事件。2014年8月9日,在美國密蘇里州聖路易斯縣的弗格森市,18歲的非裔青年邁克·布朗被一名白人警察槍擊致死,由此引發了“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發生時形成的研究雛形。
為了這篇題為《長期社會政治衝突對出生結局的影響》的博士論文,她走訪多個少數族裔家庭,在弗格森騷亂後的警戒線旁記錄孕婦的焦慮,甚至因參與抗議被催淚瓦斯灼傷過眼睛。
2019年,戴維斯將一份傾注多年心血的博士論文提交給哈德曼審閲。令她萬萬沒想到的是——4年後,當她受邀加入一個由哈德曼主持的項目時,赫然發現項目申請書的標題、章節、結構,甚至斜體和註腳,都與自己的論文幾乎一模一樣。唯一的“改動”是受害者姓名和地點:“邁克·布朗”變成“菲蘭多·卡斯蒂爾”“聖路易斯”換成“明尼阿波利斯”。
面對質問,哈德曼最初的反應是落淚道歉。“她説‘我太想做好這項研究了,你的思路給了我靈感’,她甚至承認用了查找替換功能。”戴維斯回憶,這位曾被她視為“黑人女性學術榜樣” 的導師,轉而用“學術共同體利益”施壓:“如果曝光,外界會質疑整個種族健康研究領域,你忍心讓我們的努力付諸東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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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説的真相
這場背叛帶來的心理絞殺,遠比剽竊本身更具摧毀性。作為出身貧困黑人家庭的學者,戴維斯深知在白人主導的美國學術界站穩腳跟有多難。她靠“頭部啓動”(Head Start)項目讀完小學,本科時靠給教授當助研攢學費,讀博階段因堅持研究警察暴力對母嬰健康的影響,多次被評審委員會質疑“選題太政治化”。如今,親手培育的“成果”被導師摘走,而自己竟被要求“為了種族研究大局保持沉默”。
“那段時間每天打開Zoom會議都要深呼吸十分鐘,怕鏡頭裏自己的眼淚被同事看見。”戴維斯描述,她陷入了一種荒誕的雙重生活:白天參與討論自己被剽竊的項目,晚上回家對着電腦逐字比對兩份文件,血壓飆升到需要隨身攜帶降壓藥。更窒息的是學術聲譽的隱性威脅——哈德曼團隊開始在內部散佈“戴維斯難以合作”的傳言,暗示她“因嫉妒導師成就而製造矛盾”。
明尼蘇達大學研究誠信辦公室的調查,更讓她感到體制性冷漠。兩次審查均以“善意引用失誤”結案,理由是哈德曼在基金申請末尾“模糊提及了”戴維斯未發表的論文。“未發表的學生提綱怎麼能算參考文獻?這就像偷了別人的手稿,在目錄裏寫‘感謝某作者啓發’就算了事。”戴維斯憤慨地指出,校方甚至建議她“接受共同作者身份”,以換取項目繼續推進和推薦信支持。
這種“以利益換沉默”的壓力,讓戴維斯想起多年前在聖路易斯的經歷——當她在抗議人羣中舉着“黑人母親也需要安全”的標語時,被警察按在警車上質問,“你想毀了這座城市嗎?”如今,學術權威用同樣的邏輯綁架她,“你想毀了種族健康研究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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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沉默之後
“我已經沉默太久了。”2025年4月10日,戴維斯在網上按下“發佈”鍵。這篇題為《我對哈德曼的剽竊保持沉默太久了》的長文,詳述了自己被剽竊的證據。
風暴隨之而來。《時代》週刊曾將哈德曼列為“全球百大影響力人物”的版面,此刻充滿諷刺意味;美國國立衞生研究院緊急凍結相關基金,明尼蘇達大學被迫成立獨立調查組。但最讓戴維斯震撼的,是無數年輕學者的私信——有人説自己的研究思路被導師“借用”後再無下文,有人透露少數族裔學生的成果常被包裝成導師的“跨學科創新”。
隨着戴維斯的爆料,多名學界同行也站出來,講述自己曾遭遇過哈德曼的“未經授權引用”或“隱性剽竊”。哈佛大學社會學者布里特妮·弗朗西斯指出,自己親手繪製的結構性種族主義示意圖,多次被哈德曼在申請書和報告中使用,卻既沒有徵求她的同意,也沒有給她署名。另一位博士生傑伊·賈德森回憶,自己在項目組中被分配到5項超負荷工作,導致發表延遲、職業發展受阻。
面對輿論壓力,哈德曼堅稱“無惡意,僅為疏忽”,並援引明尼蘇達大學研究誠信辦公室兩輪調查結果,稱“並無故意不當行為”。但最終,她仍在4月中旬宣佈辭去CARHE(反種族主義健康公平研究中心)主任職務,任期將持續至5月14日。
“原來我不是第一個,也不會是最後一個。”戴維斯在長文中寫道。2014年弗格森騷亂夜,她和準媽媽們坐在教堂台階上記錄數據,身後的街燈在催淚瓦斯中閃爍。她的研究不是冰冷的公式,而是“真實的人生”。哈德曼替換的不只是地名,這是對苦難的消費、對學術倫理的踐踏。
有人説她太傻,如果接受共同作者,至少能保住學術前途。但對戴維斯來説,如果連自己的文章所有權都不敢捍衞,還談什麼用研究改變不公?就像當年在弗格森街頭,哪怕只有一個人舉着燈,也要讓真相被看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