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導師”剽竊我的博士論文，拿到鉅額經費後試圖私了_風聞

科學網

2025年05月05日 20:17:40

編譯 | 李思輝 張曦月

“當我打開那份標榜‘反種族主義’的課題計劃書，卻看到自己4年前寫下的每個逗號、每處排版錯誤，甚至深夜改論文時為提神故意加的笑話——那一刻，學術理想碎了一地。”

近日，一封長達幾千字的“自白信”震動了美國學界。明尼蘇達大學公共衞生學院前博士後布里吉特·戴維斯（Brigette Davis）實名指控她視為“人生導師”的學術明星蕾切爾·哈德曼（Rachel Hardeman），後者竟將她的博士論文“改頭換面”後用它申請到數百萬美元研究經費。

有評論稱，這場牽涉種族正義、學術權力與制度包庇的醜聞，撕開了一些象牙塔最具諷刺性的遮羞布——那些高喊公平的研究者，如何親手製造最隱秘的不公？

Rachel Hardeman 圖源：明尼蘇達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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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被原封不動搬走

2022年深秋，戴維斯懷着對學術的期待，辭去博士後職位加入明尼蘇達大學。作為關注警察暴力對少數族裔健康影響的年輕社會學家，她萬萬沒想到，新工作的第一份基金申請文件，會成為噩夢的開端。

“當看到‘菲蘭多・卡斯蒂列’‘明尼阿波利斯’這些關鍵詞時，我還以為是地域化改編，直到發現連公式推導的標點錯誤都和我的論文一模一樣。”戴維斯回憶，那段關於“社會政治衝突與出生結局”的論述，是她2014年在聖路易斯街頭抗議邁克·布朗案（也稱弗格森事件。2014年8月9日，在美國密蘇里州聖路易斯縣的弗格森市，18歲的非裔青年邁克·布朗被一名白人警察槍擊致死，由此引發了“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發生時形成的研究雛形。

為了這篇題為《長期社會政治衝突對出生結局的影響》的博士論文，她走訪多個少數族裔家庭，在弗格森騷亂後的警戒線旁記錄孕婦的焦慮，甚至因參與抗議被催淚瓦斯灼傷過眼睛。

2019年，戴維斯將一份傾注多年心血的博士論文提交給哈德曼審閲。令她萬萬沒想到的是——4年後，當她受邀加入一個由哈德曼主持的項目時，赫然發現項目申請書的標題、章節、結構，甚至斜體和註腳，都與自己的論文幾乎一模一樣。唯一的“改動”是受害者姓名和地點：“邁克·布朗”變成“菲蘭多·卡斯蒂爾”“聖路易斯”換成“明尼阿波利斯”。

面對質問，哈德曼最初的反應是落淚道歉。“她説‘我太想做好這項研究了，你的思路給了我靈感’，她甚至承認用了查找替換功能。”戴維斯回憶，這位曾被她視為“黑人女性學術榜樣” 的導師，轉而用“學術共同體利益”施壓：“如果曝光，外界會質疑整個種族健康研究領域，你忍心讓我們的努力付諸東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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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説的真相

這場背叛帶來的心理絞殺，遠比剽竊本身更具摧毀性。作為出身貧困黑人家庭的學者，戴維斯深知在白人主導的美國學術界站穩腳跟有多難。她靠“頭部啓動”（Head Start）項目讀完小學，本科時靠給教授當助研攢學費，讀博階段因堅持研究警察暴力對母嬰健康的影響，多次被評審委員會質疑“選題太政治化”。如今，親手培育的“成果”被導師摘走，而自己竟被要求“為了種族研究大局保持沉默”。

“那段時間每天打開Zoom會議都要深呼吸十分鐘，怕鏡頭裏自己的眼淚被同事看見。”戴維斯描述，她陷入了一種荒誕的雙重生活：白天參與討論自己被剽竊的項目，晚上回家對着電腦逐字比對兩份文件，血壓飆升到需要隨身攜帶降壓藥。更窒息的是學術聲譽的隱性威脅——哈德曼團隊開始在內部散佈“戴維斯難以合作”的傳言，暗示她“因嫉妒導師成就而製造矛盾”。

明尼蘇達大學研究誠信辦公室的調查，更讓她感到體制性冷漠。兩次審查均以“善意引用失誤”結案，理由是哈德曼在基金申請末尾“模糊提及了”戴維斯未發表的論文。“未發表的學生提綱怎麼能算參考文獻？這就像偷了別人的手稿，在目錄裏寫‘感謝某作者啓發’就算了事。”戴維斯憤慨地指出，校方甚至建議她“接受共同作者身份”，以換取項目繼續推進和推薦信支持。

這種“以利益換沉默”的壓力，讓戴維斯想起多年前在聖路易斯的經歷——當她在抗議人羣中舉着“黑人母親也需要安全”的標語時，被警察按在警車上質問，“你想毀了這座城市嗎？”如今，學術權威用同樣的邏輯綁架她，“你想毀了種族健康研究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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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沉默之後

“我已經沉默太久了。”2025年4月10日，戴維斯在網上按下“發佈”鍵。這篇題為《我對哈德曼的剽竊保持沉默太久了》的長文，詳述了自己被剽竊的證據。

風暴隨之而來。《時代》週刊曾將哈德曼列為“全球百大影響力人物”的版面，此刻充滿諷刺意味；美國國立衞生研究院緊急凍結相關基金，明尼蘇達大學被迫成立獨立調查組。但最讓戴維斯震撼的，是無數年輕學者的私信——有人説自己的研究思路被導師“借用”後再無下文，有人透露少數族裔學生的成果常被包裝成導師的“跨學科創新”。

隨着戴維斯的爆料，多名學界同行也站出來，講述自己曾遭遇過哈德曼的“未經授權引用”或“隱性剽竊”。哈佛大學社會學者布里特妮·弗朗西斯指出，自己親手繪製的結構性種族主義示意圖，多次被哈德曼在申請書和報告中使用，卻既沒有徵求她的同意，也沒有給她署名。另一位博士生傑伊·賈德森回憶，自己在項目組中被分配到5項超負荷工作，導致發表延遲、職業發展受阻。

面對輿論壓力，哈德曼堅稱“無惡意，僅為疏忽”，並援引明尼蘇達大學研究誠信辦公室兩輪調查結果，稱“並無故意不當行為”。但最終，她仍在4月中旬宣佈辭去CARHE（反種族主義健康公平研究中心）主任職務，任期將持續至5月14日。

“原來我不是第一個，也不會是最後一個。”戴維斯在長文中寫道。2014年弗格森騷亂夜，她和準媽媽們坐在教堂台階上記錄數據，身後的街燈在催淚瓦斯中閃爍。她的研究不是冰冷的公式，而是“真實的人生”。哈德曼替換的不只是地名，這是對苦難的消費、對學術倫理的踐踏。

有人説她太傻，如果接受共同作者，至少能保住學術前途。但對戴維斯來説，如果連自己的文章所有權都不敢捍衞，還談什麼用研究改變不公？就像當年在弗格森街頭，哪怕只有一個人舉着燈，也要讓真相被看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