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爾多斯，拱衞延安的北大門_風聞

作者：温伯陵

1

鄂爾多斯，現在是以煤炭、石油、天然氣等資源知名的資源型城市，但在中國歷史上，鄂爾多斯其實是陝西的北部門户要地。

秦朝時期，秦始皇命蒙恬統帥三十萬步騎，沿着直道北上，經鄂爾多斯地區抵達前線戰場，然後驅逐匈奴七百餘里，將邊境開拓到陰山一線，鞏固了秦朝的國防安全。

數年以後，秦始皇駕崩，天下大亂。

曾跟隨蒙恬戍邊的秦軍被秦二世調到中原平叛，結果在鉅鹿城下敗給項羽。這樣一來，秦朝失去了忠心耿耿的主力兵團，邊境也失去了威懾匈奴的軍事力量。

於是，匈奴趁機南下，逐漸侵佔了鄂爾多斯地區，因為這塊地方位於黃河以南，故而又稱為“河南地。”

《史記·孝文本紀》裏寫道：“三年五月，匈奴入北地，居河南為寇。帝初幸甘泉……其發邊吏騎八萬五千詣高奴，遣丞相潁陰侯灌嬰擊匈奴。”

這段史料，説的就是匈奴部眾常年居住在鄂爾多斯地區，將戰火燃燒到陝北，進而威脅漢朝都城長安的安全。漢文帝被迫離開長安，前往距離前線更近的甘泉宮部署防禦，並命潁陰侯灌嬰統兵八萬五千，趕赴陝北討伐匈奴。

由此可見，位於漢朝和匈奴交界處的鄂爾多斯地區，其實是漢朝和匈奴的必爭之地，鄂爾多斯地區的歸屬，對漢朝和匈奴的命運都有決定性意義。

到了漢武帝時期，漢朝憑藉數十年積蓄的戰馬和糧食，開始以舉國之力討伐匈奴。

公元前127年，車騎將軍衞青統兵自雲中郡出發，橫掃鄂爾多斯地區，捕獲牲畜數十萬頭，斬首和俘虜的匈奴壯丁共數千人，並將盤踞在鄂爾多斯地區的白羊王、婁煩王驅逐出去。

匈奴部眾退出鄂爾多斯地區，漢武帝明白，匈奴再也不能以鄂爾多斯地區為基地威脅長安，漢朝卻能以鄂爾多斯地區為基地討伐匈奴。

一句話，從此以後攻守易形了，寇可往，我亦可往。

於是，漢武帝決定將鄂爾多斯地區納入漢朝版圖，並在此設立朔方郡——

“令車騎將軍青出雲中以西至高闕，遂略河南地，捕首虜數千，畜數十萬，走白羊、婁煩王。遂以河南地為朔方郡。”

而憑藉這項功勞，衞青被漢武帝封為長平侯，食邑三千八百户，衞青的校尉蘇建也被封為平陵侯、張次公為岸頭侯。

公元前124年，衞青統帥三萬騎兵以及遊擊將軍蘇建、疆弩將軍李沮、騎將軍公孫賀、輕車將軍李蔡等人的兵馬，自鄂爾多斯地區出發，一戰擊敗匈奴右賢王，俘虜男女一萬五千餘人、牲畜百餘萬，威震塞北。

漢武帝聽到戰報，直接派出使者，到前線拜衞青為大將軍。

那個平陽侯府的騎奴，就此成為漢朝全部兵馬的最高指揮官，鄂爾多斯地區，也從此成為漢朝的北大門，拱衞着長安的安全。

2

類似的歷史地理規律，在波瀾壯闊的中國近代史上，又重演了一次。

1935年10月，黨中央和紅一方面軍抵達陝北，結束長征，隨後又出兵東征西討，逐漸確定了陝甘寧根據的大致範圍。

延安做為陝甘寧根據地的首府，其安全工作自然是重中之重。

而要想拱衞延安，根據地的邊境線就不能始終侷限在陝甘寧，必須繼續推到更遠的地方，才能起到“禦敵於國門之外”的效果。

延安的北部，便是鄂爾多斯地區。

説來也巧，鄂爾多斯地區正好有深厚的紅色基因。

早在1927年6月，鄂爾多斯烏審旗籍學生石作琦，便在陝西榆林的“橫山第一高等小學”入黨。

那時正是革命的低谷期，能在這個時候入黨，可見石作琦同學的堅定信仰。

1928年，“橫山一高”黨支部書記曹亞華，又在鄂爾多斯烏審旗秘密發展黨員，併成立納林河黨小組，擁有黨員六七人。同年，共青團納林河小組成立，共有團員三人。

1930年12月，早已拉起一支游擊隊的共產黨員曹動之，策反陝西神木的高自清部一個騎兵連，組建起一支數十人的騎兵游擊隊。因為其中有蒙古族隊員，這支騎兵游擊隊便稱為蒙漢騎兵游擊隊，開始轉戰四方。

4年後，曹動之出任中共烏審旗工委書記，直接受中共陝北特委領導，他麾下的蒙漢騎兵游擊隊，也改編為陝北紅軍游擊隊第22支隊。

可以説，整整八年時間，鄂爾多斯的黨政軍組織雖然規模不大，但始終是穩步發展的。

在這樣的背景下，1935年5月，鄂爾多斯烏審旗巴圖灣便迎來和平解放。隨後，巴圖灣成立鄉黨委、鄉級蘇維埃政府、鄉級赤衞隊，成為內蒙古西部地區最早的解放區之一。

為什麼這些黨員都要在烏審旗活動呢？

因為鄂爾多斯位於內蒙古和陝西的交界處，而烏審旗又位於鄂爾多斯和陝北的交界處。從地理層面來看，烏審旗就是鄂爾多斯的南大門、陝北的北大門，同時也是陝北和外蒙古、蘇聯、共產國際聯繫的交通要道。

如果説鄂爾多斯是兵家必爭之地，那麼烏審旗就是南北必經之路。

正因為鄂爾多斯地區有如此濃厚的紅色基因，1935年12月10日，教員便發佈《對內蒙古人民的宣言》，明確指出日本帝國主義即將侵略中國，蒙古族正面臨滅亡或解放兩條道路，然後號召蒙古族同胞在抗日的旗幟下團結起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

緊接着，紅軍便挺進烏審旗巴圖灣。

與此同時，毛澤民、高崗、趙通儒、曹動之等黨員也帶着油印的《宣言》進入烏審旗，宣講我黨的政策，動員王公貴族和農牧民共同起來抗日，救亡圖存。

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教員的《宣言》逐漸成為烏審旗各階層的共識。

不過，鄂爾多斯地區和中原不同，這裏的地方事務向來由清朝冊封的世襲札薩克王爺決定，如果王爺不同意教員的《宣言》，各階層即便再認同，也無法起到決定性作用。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1937年3月，中共烏審旗工委以田萬生為代表，拜訪烏審旗的特古斯阿木古朗王爺。因為有特王的結義兄弟王萬英做中間人，故而特王和田萬生相談甚歡，沒有任何防備。

等聊到氣氛恰當的時候，田萬生和王萬英順勢取出教員的《宣言》，交給特王，建議他站在抗日的一邊、站在革命的一邊。

特王見狀有些猶豫：

“共產黨的政策，我早有耳聞，團結抗日是好事。但我和共產黨走的近了，國民黨就要給我找麻煩。”

田萬生一聽，感覺特王已經動搖了，便決定趁熱打鐵。

那時“西安事變”已經爆發，不論蔣介石和張學良之間有什麼糾葛，起碼是公開承諾抗日了。於是，田萬生説道：

“如今抗日是潮流。蔣介石消極抗日，張學良和楊虎城實行兵諫，發動了西安事變，現在蔣介石也同意國共兩黨合作抗日的主張。”

既然蔣介石承諾合作抗日，那麼特王和共產黨合作抗日，也是合情合理的。

想明白這一點，特王便説了一句：“化干戈為玉帛，共禦外侮，這就好。以後我們要互相幫助，常來常往。”

至此，特王也成為擁護《宣言》的一份子，公開站在我黨一邊。

鄂爾多斯地區的烏審旗，就這樣和陝甘寧根據地連為一體。

3

在鞏固烏審旗的同時，中央還組織力量，進入鄂托克前旗的“三段地”地區。

1936年6月，中共中央蒙古工作委員會成立，次月，中央軍委又調撥一支騎兵游擊隊，命令他們和蒙古工委一起進駐三段地。

臨行前，周恩來同志專門抽出時間，為蒙古工委和騎兵游擊隊送行，並要求他們到達三段地以後，以“接近上層、團結中層、爭取下層”的原則開展工作。

事實證明，這批同志沒有辜負中央的期望。

剛到達“三段地”地區，他們就收編了當地的哥老會，將其改造為三段地赤衞隊。

隨後，蒙古工委在三段地成立蒙民招待所，負責接待蒙古族各階層人士，向他們宣傳陝甘寧根據地的情況以及黨的政策，增進蒙古族各階層對我黨的認同。等這項工作逐漸成熟以後，蒙民招待所便改組為中共鄂托克工作委員會，將統戰工作的範圍擴展到整個鄂托克地區。

單説這兩項工作，似乎很簡單，但工作簡單是因為負責工作的人不簡單——

高崗、李維漢、毛澤民、後來出任新疆黨委書記的周仁山、出任西藏黨委書記的天寶等英雄好漢，都曾在“三段地”地區工作。

正是這些不簡單的人親自出馬，才讓兩項工作顯得非常簡單。

而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以“三段地”為代表的鄂托克地區，也成為陝甘寧根據地的重要組成部分。

全面抗戰爆發以後，三段地的軍民喊着“有人出人、有錢出錢、有馬出馬”的口號，向前線支援了92匹優質軍馬、52萬斤糧食、數萬件鞋襪等軍需物資。

經濟並不寬裕的三段地，能捐出這麼多物資，其實是非常不容易的。

4

烏審旗和三段地都位於鄂爾多斯地區的南部，主要是以經營地方、團結蒙古族同胞的方式拱衞延安，而鄂爾多斯地區北部的鄂托克旗桃力民根據地，則是以正面抗擊日寇的方式拱衞延安。

桃力民，出自蒙語“查汗桃日莫”，清朝中晚期的時候，隨着山、陝、甘、寧的漢族人口暴增，於是就有大量漢人農民到內蒙古開墾土地，謀求一線生機。在這樣的背景下，桃力民便成為漢族農民和蒙古牧民的混居地。

相比其他開墾區來説，桃力民又有它的特殊性——

桃力民位於鄂托克旗、烏審旗、杭錦旗、東勝縣的交界處，每個旗縣的政府都不能全權管理，久而久之，桃力民成了人口眾多、經濟活躍、勢力混雜、管制薄弱的政治飛地。

這樣一塊地方，正是我黨建立根據地的絕佳沃土。

1936年，桃力民地區遭遇嚴重旱災，普通農牧民用完儲存的糧食以後，被迫易子而食，等所有手段用盡，就只能餓死在路邊，成為倖存的人的食物。

然而，面對如此嚴重的災情，那些豪紳富户不僅不想辦法救人，反而趁機放高利貸、低價購買土地，準備發一筆橫財。甚至連東勝縣送來的40石救命糧，也被鄉長、村長等基層幹部層層侵吞，真正的災民沒有得到一粒米。

1937年，桃力民的災民們忍無可忍，便自發組織起來，挨家挨户的向豪紳富户們“借糧”。

這種名為借糧實為搶糧的行為，豪紳富户們自然不能容忍，他們立即開動暴力機器，強勢鎮壓了這場災民暴動。

不過，桃力民的災民暴動，還是通過種種途徑傳出去了。

中共少數民族工作委員會的蒙民部長趙通儒聽説以後，敏鋭的意識到，桃力民的階級矛盾很尖鋭，具備建立根據地的一切基礎條件。於是，趙通儒立即向上級彙報了這一情況。

那時，全面抗戰已經爆發，侵華日軍和偽蒙軍相繼佔領呼和浩特、包頭等大城市，並渡過黃河，侵佔了鄂爾多斯地區的一些城鎮，兵鋒直指陝北。

鄂爾多斯地區從抗戰後方變成前線戰場，如果不能立即開展敵後游擊戰爭，延安的安全是沒有保障的。

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共少數民族工作委員會接受趙通儒的意見，並派出十餘名幹部組成“八路軍工作團”，奔赴桃力民開展工作。他們從參與“借糧”的災民着手，很快便發展了二十餘名黨員，成立了桃力民第一個黨支部。

1938年4月，教員親自做出決定，要加強桃力民地區的力量。

在教員的部署下，八路軍警備騎兵第一團開赴桃力民地區，烏蘭夫領導的新編第三師也離開陝西神木，進駐桃力民等地。

桃力民地區，自此成為我黨領導的一塊抗日根據地。

此後，依託桃力民抗日根據地，我黨黨員韓是今和綏西警備司令部的孟文仲部合作，以六個連的兵力布口袋陣，一戰殲滅日偽軍三十餘人。我黨黨員李仲權、桃力民自衞軍和傅作義部合作，以四百餘人的兵力，痛擊盤踞在杭錦旗王府的日偽軍。

烏蘭夫指揮新編第三師，也擊敗日偽軍一個團和一個炮兵隊，戰果豐厚。

這三次戰鬥勝利，讓鄂爾多斯地區爵位最高的和碩親王、圖布升吉爾格勒王爺看到抗日勝利的希望，於是圖王堅決抵制日軍的逼降政策，説道：

“同意逼降是背叛民族大義、破壞國家統一的變節行為，有損成吉思汗子孫的榮譽，有失中華民族的尊嚴……諾大一箇中國，怎能輕易亡於東洋人之手。”

在圖王的帶動下，鄂爾多斯地區成為內蒙東西六盟中，唯一沒有投降日軍、也沒有被日軍佔領的地方。

而這樣的結果，我黨的政策和桃力民根據地，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5

烏審旗、三段地、桃力民這三個根據地建設起來，我黨在鄂爾多斯的“佈局”就基本完成了。那除了駐軍和統一戰線以外，我黨在鄂爾多斯地區建設根據地，還有沒有其他“手段”呢？

其實是有的。

其一是歸還重要資源。

中央進駐延安以前，寧夏軍閥馬鴻逵出兵佔領了鄂爾多斯地區的苟池、鄂包池、北大池等三個產鹽量最大的鹽池。

在那個物資匱乏的年代，鹽，不僅是重要生活物資，更是軍事戰略資源。

但中央紅軍發起西征擊敗馬鴻逵、收復三大鹽池以後，為了團結蒙古族同胞，還是痛下決心，將三大鹽池交給鄂爾多斯地區的旗縣管理，真正實現了蒙池蒙管、蒙人治蒙。

其二是整頓商業市場。

鄂爾多斯地區的地方事務向來由王爺、政府、豪紳、富户決定，根本沒有公平可言，所以那裏的經濟剝削非常嚴重，很多時候，普通牧民用幾十張羊皮才能換一盒火柴。

但是我黨的各種工作委員會進入鄂爾多斯地區以後，立即推行“平買平賣”政策，無論對方的地位多麼高貴，我們都不諂媚，無論對方的地位多麼低賤，我們也絕不剝削。

通過這種公平公正的買賣方式，我黨很快就恢復了正常的市場經濟，贏得各階層的信任。

其三是尊重民族習俗。

蒙古族向來有“結安達”的傳統，為了方便開展工作，我黨黨員便紛紛和蒙古族同胞們結成安達——

趙通儒和烏審旗的特王結為安達，約定互相支持、互相保護、互不開戰。

張愛萍、高崗等人和蒙古族的奇國賢結為安達。

高崗、毛澤民、宋任窮、宋時輪等人和毛羅扎木蘇、昌皇大喇嘛等人結為安達。

高崗、張愛萍、趙通儒等人和那順德力格爾結為安達。

………

這些安達們，就是我黨黨員在蒙古族同胞中開展工作的人事保證。

其四是尊重民族信仰。

成吉思汗曾經途徑鄂爾多斯地區，認為這裏水草豐美，是個葬身的好地方。於是在成吉思汗駕崩以後，窩闊台汗便將成吉思汗的靈柩轉移到鄂爾多斯地區，並將成吉思汗的靈柩及其生前用過的馬鞍、弓箭、奶桶、書籍等物資放到八個白色氈帳中進行供奉，統稱為八白室。

因為成吉思汗生前建立了至高的功業、取得無上的地位，故而八白室便成為蒙古族同胞心目中至高至聖的信仰聖地。

1939年初，日偽軍圖謀劫持八白室，並將其遷往包頭，做為吸引蒙古族同胞的一面旗幟。但鄂爾多斯地區的沙王堅決不同意，為避免日偽軍繼續騷擾，隨即決定將成吉思汗的八白室遷往甘肅。

6月，遷陵隊伍正式啓程，烏蘭夫領導的新編第三師官兵全副武裝，將八白室安全護送到陝西榆林。

途經延安時，中央專門佈置了靈堂，迎候成吉思汗的八白室。靈堂上方懸掛着“世界偉人”四個大字，兩側有兩幅標語——

蒙漢兩大民族更親密地團結起來。

繼承成吉思汗精神堅持抗戰到底。

此外，延安各界代表萬餘人，還站在城外高舉紅旗，恭恭敬敬的迎候承載八白室的靈車。

這番舉動，進一步拉近我黨和蒙古族同胞的距離。

總而言之，我黨是用軍事、政治、經濟、統戰、民族、文化等一系列方式來鞏固鄂爾多斯地區，直至把鄂爾多斯地區納入陝甘寧根據地的範圍，讓其承擔起延安北大門的重任。

從事後來看，我黨的策略基本是成功的，鄂爾多斯地區也基本完成了拱衞延安的歷史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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