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主導的秩序”會是什麼樣?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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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ub****點評:近年來,隨着中國的迅速崛起,以美國為代表的一些國家不斷炒作所謂的“中國威脅論”。在對美國作為安全夥伴的可靠性日益存疑的背景下,亞太地區部分國家開始擔憂地區安全形勢惡化,並思考一個“中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將意味着什麼,又可能帶來哪些影響。
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員周波在其新書《世界應該懼怕中國嗎?》中,試圖回應上述關切。近日,他在接受智庫博客“Pacific Polarity”的專訪中指出,中國確實在調整某些原則立場,例如過去不參與聯合軍演的做法正在發生變化,但這些變化是對國際環境轉變的回應,也體現了全球對中國“承擔更多責任”的期待。然而,中國不會輕易改變如“慎用武力、不結盟、不謀求勢力範圍”等核心原則,即便未來中國成為發達國家,也應繼續堅守這些基本原則。
周波還在書中對“自由主義國際秩序”這一概念提出質疑,認為這是一種對二戰後西方發展經驗的狹隘概括,難以代表全球多數國家的真實處境。面對多極化趨勢,他提醒國際社會,不應將多極化簡單等同於穩定。特別是在美國可能採取更強零和思維的背景下,全球的不安全感反而有可能加劇。
採訪中,周波還就中美關係、地區安全局勢以及智庫研究的角色分享了他的深度觀察和思考。
“Pacific Polarity”是一個關注亞太地緣政治的智庫博客平台,由北京對話助理研究員李澤西等青年學者聯合創辦。
Club Briefing: In recent years, as China has risen rapidly, some countries—led by the United States—have increasingly promoted the so-called “China threat theory.” Amid growing doubts about the reliability of the U.S. as a security partner, several countri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have begun to worry about a deteriorating regional security environment and to consider what a “China-led international order” might entail and what implications it could carry.
Zhou Bo, a senior fellow at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Strategy at Tsinghua University, attempts to address these concerns in his new book 《Should the World Fear China? 》In a recent interview with**Pacific Polarity, Zhou noted that while China is indeed adjusting some of its long-held principles—such as its past reluctance to participate in joint military exercises—these changes are responses to shifts in the international landscape and reflect growing global expectations for China to “shoulder greater responsibilities.” However, he emphasized that China is unlikely to abandon core principles such as the prudent use of force, non-alignment, and refraining from seeking spheres of influence. Even if China eventually becomes a fully developed country, he argues, it should continue to uphold these foundational tenets.
In his book, Zhou also questions the concept of a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arguing that it represents a narrow interpretation of the post–World War II Western experience and does not reflect the realities faced by most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As the world moves toward greater multipolarity, Zhou warns against equating multipolarity with greater stability. In fact, he cautions, global insecurity could intensify—particularly if the United States embraces an increasingly zero-sum mindset.
In the interview, Zhou also shared his insights on China–U.S. relations, regional security dynamics, and the evolving role of think tanks.
Pacific Polarityis a think tank blog focused on Asia-Pacific geopolitics, co-founded by Jersey Lee, research associate at the Beijing Club for International Dialogue.

國防部國際軍事合作辦公室安全合作中心主任周波大校資料圖(圖源:鳳凰網)
Pacific Polarity:來到Pacific Polarity。今天我們與周波對話。周波是中國人民解放軍退役大校,1979 年入伍。後來,他在中國國防部擔任過多個對外交往職務,包括國際軍事合作辦公室安全合作中心主任。1999年,他曾擔任澳大利亞陸軍陸戰研究中心的訪問研究員。現任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員。請問您如何看待中國全球戰略的內外組成部分?中國政策制定的實際過程是怎樣的?更具體而言,外界在分析和預測中國決策時,應當瞭解中國決策體系的哪些方面?
周波:中國在許多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要看你具體指的是哪個方面。簡單來説,現在很少有人不同意中國在崛起,因為這看起來是不可阻擋的。
不過,很多人對中國抱有不確定感,甚至是恐懼感。這也是我最近出版《世界應該懼怕中國嗎?》這本書的原因。但實際上,我認為這取決於你站在什麼角度看問題。如果你從非洲的角度出發,可能不會理會中國在西方國家的(負面)形象。一般來説,非洲國家會歡迎中國的存在;在拉丁美洲,中國的形象也比較積極;相對於美國而言,評價至少是褒貶各半。

周波新著《世界應該懼怕中國嗎?》近日在英國出版發行
不過在印太地區,情況就複雜得多。有些國家與中國仍存在領土爭端。因此,我認為中國並沒有所謂的“勢力範圍”。如果真有的話,那首先應該在中國周邊地區體現出來。
但環顧中國周邊地區:在東北亞,朝鮮並不總對中國言聽計從,尤其在核問題等重大議題上。在東南亞,也有國家與中國存在爭端,其中一些還是美國的盟友。
儘管如此,有趣的是,東盟去年對中國的支持率略高於對美國的支持率。這背後的原因是什麼呢?如果用一個詞來概括的話,那就是“加沙”——可以想象這個問題對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等穆斯林國家的影響。當然,我們和印度之間還存在一些問題,但局勢正朝着好的方向逐漸推進,比如大家在談論直航之類的具體合作。

當地時間2024年7月26日,中國—東盟外長會在老撾萬象舉行(圖源:外交部)
至於中國的國內決策機制,還是要看具體在哪個部門。比如軍方的決策肯定是中央軍委,而政府層面則是國務院。這些當然都是主要的決策機構。我覺得中國的決策機制更加集中,這就是中美之間的巨大差異,很難評判孰優孰劣。對我們來説,進行這類制度比較毫無意義。
但我認為,中國的制度與過去的制度有某種相似之處,因為我們沒有經歷過西方“自由民主”。因此,就結構而言,中國的決策機制具有延續性。
Pacific Polarity:我本來打算提起您的新書《世界應該懼怕中國嗎?》,但您在剛才的回答中已經先一步提到了。您還提到中國並不謀求勢力範圍,這一點在書中也有明確論述。不過,您在書中提到,中國已經調整了一些過去的安全政策,比如不在海外駐軍、不設立海外軍事基地、不與外國軍隊進行聯合演習;中國也對其他的一些原則進行了調整,比如淡化了“尊重領土完整”這項基本原則的重要性。
您在書中呼籲中國繼續在使用武力方面保持謹慎、不謀求勢力範圍、不締結軍事同盟,並堅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原則。那麼,我們可以有多大把握認為中國不會也調整這些原則?還是説,外部環境的變化可能會促使中國隨之調整策略?另外,您認為域內其他國家是否應該在某種程度上敦促中國恪守這些原則?

2025年2月24日至25日,外交部軍控司司長孫曉波出席日內瓦裁軍談判會議高級別週會議併發言(圖源:外交部)
周波:這真是一個引人深思的問題。正如我所説的,我認為中國面臨兩個挑戰。第一個挑戰,證明中國的崛起是和平的,中國基本上做到了。過去四十多年裏,中國確實證明自己能夠以和平的方式崛起。對於一個像中國這樣體量龐大的國家來説,能夠以如此和平的方式崛起,在歷史上幾乎是前所未有的。
但第二個挑戰是面向未來的——也就是一個已經崛起、幾乎無可匹敵的強大中國,是否還能繼續保持和平、不像一個霸權國家那樣行事。這一點目前我們還無法確定。因此,我才提出,即便中國將來成為一個發達國家,也應該恪守既有原則,因為它們仍具有現實意義。你剛才説得很對,中國確實廢除了其中一些舊有原則,比如“不在海外駐軍”等。為什麼會這樣呢?那是因為,在過去,我們認為恪守這些原則,能夠表明中國堅定奉行“不干涉他國內政”的承諾,比如不進行聯合軍演、不在海外設軍事基地、不在海外駐軍,這些原則都傳遞了這樣的信號。但後來我們逐漸意識到,國際環境已經變了,外界其實希望中國展現更多作為、承擔更多國際責任。於是,這些曾被奉為圭臬的原則,最終被逐步揚棄了。
比如,我們與吉爾吉斯斯坦在2002年進行了第一次聯合軍演。在那之前,中國一直堅持“不與其他國家進行軍演”的原則。但現在大家可以看到,中國人民解放軍已經和很多國家開展了聯合演習。

2002年中吉反恐演習是上合組織框架內首次與外軍舉行聯合演習(圖源:新華網)****
不過,正如我在書中寫道,我依然希望中國,特別是中國人民解放軍,能夠繼續堅持一些重要的原則,比如不謀求勢力範圍。為什麼這一點重要呢?因為不謀求勢力範圍其實成本最低、最輕鬆,你不需要使特立獨行的各派達成一致,也不需要建立盟友體系。建立聯盟是非常昂貴的,而且維護起來非常複雜,難度極大。
如果沒有一種宗教般的使命感,不想着取悦全世界,那又何必去做那些高風險、高代價的事情呢?
你看解放軍目前在海外的所有行動,基本上都是人道主義性質的,無論是維和、反海盜,還是災後救援。這些都不是偶然的,而是一種有意的政策選擇。正因為這些行動是人道主義性質的,其他國家才會心懷感激,因為它們的性質沒有爭議。
但如果開始加入某種聯盟,在各地進行各種名目的軍事行動——不管打着什麼旗號、找什麼理由、説什麼藉口——最終的結果是什麼?結果往往是許多人因此喪命。甚至在美國,很多美國人也在反思過去參與的多場戰爭,並得出結論:很多戰爭的方向根本就是錯的——這恰恰是我認為中國必須盡最大努力去避免的事情。
Pacific Polarity:接下來,我想問一下關於“衝突工具箱”中非對稱能力的問題。比如説,為了回應美國的關税政策以及此前幾輪出口管制,中國也開始建立自己的反制體系,用來限制兩用關鍵礦物的出口。我很好奇您如何看待這些新興領域,包括但不限於關鍵礦產資源的博弈。您是否擔心這些新的競爭領域可能會引發更嚴重的局勢升級?

當地時間4月2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白宮簽署兩項關於所謂“對等關税”的行政令(圖源:中國日報網)
周波:這得看你具體指哪個領域了吧?貿易戰本身確實很複雜。我們現在看到的是,特朗普實際上對全世界都發動了貿易戰,只是針對不同國家採取的政策手段不同而已。
當然,中國首當其衝,承受了最嚴重的衝擊,所以必須做出一些回應。但正如你提到的,中國也有自己的應對工具箱,不只是稀土領域。我看過一些來自美國的報告,説美國在日常生活用品上對中國依賴程度非常高,所以這樣一場貿易戰最終未必能讓美國真正佔到什麼便宜。可以説,我們現在還處在貿易戰的“迷霧”之中。
但我認為,中國政府在應對措施上表現出了一種政策上的連續性,以及一種不容誤判的堅定態度。局勢接下來如何發展還有待觀察。
我現在不太清楚中美之間有沒有進行實質性談判。不過特朗普也提過,希望幾周內能達成協議,這説明背後肯定有些進展。我也希望最終能達成一個對雙方都有利的協議。

中方出動兩架殲-10戰鬥機攔截美方飛機(圖源:法新社)
Pacific Polarity:總的來説,我感覺大家擔心的是,隨着中國越來越強大,中美之間力量對比逐漸向中國傾斜,中國會不會改變它和世界打交道的方式,或者在國際舞台上採取不同的行為方式。
中國一直奉行不干涉原則,這其實也是中美之間存在的一種意識形態分歧。美國有時會在認為有不公正行為發生的地方進行干預,而中國通常會更加謹慎,不太輕易介入別國內部事務。這兩種做法各有優缺點。那麼,你覺得有沒有什麼辦法,能讓中國在堅持原則的基礎上,更有效地引導其夥伴的行為呢?或許隨着中國實力的增長,或者外部環境的變化,中國是否會調整對這一傳統原則的具體理解和運用方式呢?
周波:首先,我覺得世界各地總是會發生各種事,每個國家都會有自己的判斷。但我的意思是,如果讓聯合國來做決定,然後各國按照聯合國的決定行事,那麼這個決定可能比單憑自己的理解要更靠譜,對吧?所以中國其實一直支持聯合國在這些軍事行動中發揮主導作用。
維和行動當然是在聯合國的授權下進行的;從理論上講,非洲聯盟也可以自行發佈授權,但到目前為止它還沒有這麼做,所以目前所有的行動仍然是在聯合國授權下進行的,比如打擊海盜行動也是由聯合國授權的。所以,如果按照這些決議行事,事情或許會顯得更簡單一些。
提到非干涉原則,中國其實一直都在堅持,這是自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確立主權國家概念以來就根植於國際關係中的基本原則之一,這個原則很難改變。但在實踐中,我覺得中國在這方面的做法已經變得更加靈活了。比如,聯合國本身在非干涉原則上也在逐漸調整。我可以舉個例子:1994年盧旺達大屠殺之後,國際社會下定決心“絕不再讓這種事發生”,同時也引發了深刻的反思:在類似情況下我們該怎麼做?這其實推動了關於“保護的責任”和人道主義干預的討論。
比如,有個“基加利原則”,基加利是盧旺達的首都。這個原則其實主張在必要時進行強制干預。非洲聯盟如果覺得某種暴行已經失控,是可以決定進行干預的,甚至可以突破不干涉別國內政的傳統原則。非洲聯盟是可以這麼做的。不過,中國沒有加入這個原則,因為中國一直堅持自己的原則。
實際上,聯合國組建了一支所謂的“先鋒旅”,由大約4000人組成,人員是從各成員國中挑選的。這些部隊的任務是在最短的時間內——也就是60天內——趕去救援平民,這已經是聯合國能實現的最快速度了,因為聯合國需要準備情報、信息、後勤補給等各種東西。在這支“先鋒旅”裏,有很多是中國軍人。不過到目前為止,聯合國還沒動用過這支隊伍。這就是中國在堅守原則和實際操作之間體現出的靈活性。

2019年10月1日,中國維和部隊首次亮相國慶閲兵(圖源:新華網)
Pacific Polarity:在您看來,中美之間有哪些共同利益?您得談談國際體系中通過多邊機構存在的一些互惠互利,以及不同民族國家之間的互動。
不過,好像在討論中美關係時,過去幾十年兩國之間發展起來的經貿往來雖然在經濟上確實帶來了不少好處,也讓中國的中產階級不斷壯大,但這似乎並沒有轉化為美中兩國在非經濟領域的合作。
這也在經濟領域創造了一種經濟安全的格局,導致兩國之間出現了更多的經濟衝突。所以我想知道,你認為目前兩國之間有哪些共同利益,以及在哪些方面可以擴大共同利益?
周波:這得看具體是哪些領域了。在經濟方面,中國政府一直認為中美經濟有很大的互補性。不過,現在特朗普可不這麼想。所以我們還得等等,看看事情最後會怎麼發展。但在其他很多領域,我會説至少從理論上講,中美之間的合作空間比美蘇之間要大得多,因為中美關係還沒有到敵對的程度。當然,有些美國人可能會把中國當作敵人,但這並不是美國政府的官方立場。
我覺得中美在很多領域都需要合作。看看拜登政府上台後態度的變化就知道了。在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的時候,除了氣候變化,幾乎很少提到合作。這很容易理解,因為如果不合作,所有人都會受影響。偶爾他們還會提到要在防擴散問題上合作,但也就僅此而已了。
不過對於拜登政府來説,提到的潛在合作領域確實越來越多。因為他們也意識到,如果沒有中國的合作,美國根本不可能單靠自己解決問題,而且那樣對美國來説也太吃力了。
在特朗普任期中,儘管他對中國表現出很強的敵意,但還是談到中國可以在烏克蘭戰爭中提供幫助,所以我覺得他本能地意識到,很多事情都需要中國的幫助。

2022年11月14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印度尼西亞巴厘島同時任美國總統拜登舉行會晤(圖源:新華社)
Pacific Polarity:説回您的新書,《世界應該懼怕中國嗎?》。您在書中提到,其實從來就沒有真正存在過一個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然而,對於西方人來説,他們切實認為該秩序是真實存在的。而且我們確實看到,相比歷史平均水平,武裝衝突大幅減少,世界迎來了前所未有的繁榮,這其中也包括中國的崛起。
鑑於像世貿組織(WTO)這樣的機構實際上已經陷入困境,聯合國的影響力也在減弱,其他國際行為規範不斷被破壞,舊的國際秩序顯然正在逐漸瓦解,不論我們想如何稱呼它。那麼,在未來幾年中,新的國際秩序,或者其他誕生的模式,能否在減少衝突、促進經濟增長等方面做得比舊秩序更好呢?
周波:首先,我真的不認同所謂“自由主義國際秩序”這個概念。原因很簡單,西方的錯誤在於,他們只是把經濟領域的規則、制度,以及西方主導建立的一些機構,比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等等,當成了一個“秩序”。但其實,秩序本身要遠遠大於這些。
就像我之前指出的,它應該包括很多方面,比如你的國家身份、你的文化、你的宗教,以及最重要的,不同的文明。如果把這些都放在一起,那才是國際秩序。
如果你認為二戰後的秩序就是所謂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那是一種歷史近視,因為你只關注了某些特定領域。但如果你把整個時期展開來看,你會看到很多其他事情。例如,有51個非洲國家實際上是在二戰後獲得獨立的。你可以想象一下,50多個國家的獨立會如何改變國際秩序。難道這是因為所謂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嗎?當然不是,只是因為這些國家獨立了。

西撒哈拉慶祝獨立(圖源:澎湃新聞)
中國其實給了他們很多幫助,甚至派了人民解放軍軍官去培訓這些人,至少培訓了超過一萬名所謂的自由戰士。印度是不結盟運動的創始國之一,而中國在第三世界有着巨大的影響力。
當然,還有兩大陣營之間長期的對抗。所有這些事都發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甚至是中國崛起之後。那麼,你怎麼能把這些都簡單地描述為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呢?這就是我的觀點。根本就沒有什麼所謂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給“秩序”下定義是很困難的。我覺得這比試圖定義恐怖主義還要困難,不是嗎?但我認為,秩序本質上就像一片森林,或者像一座花園,裏面充滿了各種各樣的動植物。它是整體的,是多樣化的,而正是這種多樣性讓花園變得美麗。
Pacific Polarity:我的問題是:不管之前到底算是什麼,舊的“花園”顯然正在經歷一場變革。那麼,我們是在朝着更好的方向改變嗎?我們是在朝着一個衝突更少、經濟增長更快的方向改變嗎?因為現在看起來,似乎並沒有朝着衝突減少或經濟增長加快的方向發展。
周波: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因為我不能説我一定對未來的局勢更有信心。比如,今年的慕尼黑安全會議得出結論,世界正朝着多極化的方向發展。這很有趣。為什麼呢?因為過去慕尼黑安全會議似乎比較情緒化,比如發問,國際秩序是不是正在分崩離析,西方是不是正在失去主導地位。但這次將其描述為多極化,這還是第一次給人一種明確的方向感。
這也體現在他們的實踐中,比如他們嘗試邀請更多來自全球南方國家的代表參加慕尼黑安全會議,因為慕尼黑安全會議本質上是歐洲中心主義的。
2024年2月18日,慕安會主席克里斯托夫·霍伊斯根在德國慕尼黑舉行的第60屆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發表閉幕致辭(圖源:新華社)
但即便我們朝着這個方向發展——而且這個趨勢也很明顯——那世界就一定會變得更安全、甚至更好嗎?我沒有結論,因為這取決於美國如何看待這個問題。如果美國認為自己正在衰落,並且尋找敵人,或者至少是競爭對手,那這實際上會增加世界的不安全感。這就是我的結論。
如果你認為世界上從來就沒有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從歷史的角度來看,無論是現在還是過去,它始終是不同文化、不同文明的共存,那麼你就會問自己這個問題:我該如何與其他文化、其他文明的人和平共處,而不是去刻意樹敵。如果你有這種心態,事情就會變得容易得多。但如果像特朗普那樣想,覺得美國正在遭受重創,而他是唯一能讓美國再次偉大的人,那麼如果這種“讓美國再次偉大”的理念必須建立在犧牲其他國家的基礎之上,那這個世界就未必會變得更安全,我會這麼説。
Pacific Polarity:隨着我們的對話接近尾聲時,能否請您介紹一下你在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所從事的工作?您覺得智庫在當代中國社會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你希望通過自己的思想引領發揮什麼樣的作用呢?
周波:我所在的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只是中國眾多智庫中的一個。它是清華大學的一部分,而清華大學是中國頂尖的高等學府之一。所以,它是一個很不錯的智庫,而且我認為它也很有影響力,吸引了很多目光。
我覺得,全世界的智庫,或多或少使命都是一樣的,對吧?我們提供思想的火花,至於能不能真正影響政府,那就要看我們提出的建議到底怎麼樣了。但我相信我們智庫的影響力很大,也確實吸引了很多目光,包括來自中國政府各部門的關注。所以我很高興,作為一名退休人員,我還能在另一個領域繼續貢獻力量。
Pacific Polarity:好的,非常感謝您,和您聊天非常愉快。感謝您接受Pacific Polarity的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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