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新泉：特朗普“對等關税”的動機、影響和應對_風聞

2025年4月18日晚，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國情講壇”第66講在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報告廳舉行。對外經貿大學中國WTO研究院院長屠新泉教授發表了題為“特朗普對等關税的動機、影響和應對”的精彩演講。本文根據屠新泉教授的發言整理，已經本人審定。標題系編者所擬。

特朗普關税戰是一個極為熱門的話題，無論對於世界還是對於我們每個人而言，其影響都是巨大的。回顧過去，我們在2018年已經經歷了一輪貿易摩擦。

▌2008年以來美國貿易政策的轉變：由量變到質變

從特朗普政策變化的角度來看，可以認為特朗普確實是美國政治制度中的一個“基因突變”，他是一個非傳統的政治人物。但從貿易政策的角度分析，特朗普的貿易政策並非完全沒有基礎。在特朗普之前，美國的貿易政策已經開始發生變化，逐漸發生了量變，到特朗普時期則出現了質變。實際上，自冷戰之後超級全球化以來，特別是到了2008年左右，美國貿易政策的方向性調整就已經開始顯現。奧巴馬時期最大的變化是從多邊轉向區域。例如，2008年7月WTO的多哈回合最後一次認真的貿易部長會後，WTO多哈回合基本上已癱瘓，這導致的結果是美國開始放棄WTO作為其貿易政策的主要平台。奧巴馬時期提出了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雖然不是美國首先提出的，但它的方向明顯地從多邊轉向了區域。

從這個角度來看，美國貿易政策已經開始退縮，並非以前大張旗鼓的全球化，而是轉向它自己相對舒適的圈子。因為TPP成員大部分是美國的盟友，或者是美國能夠控制和影響的國家。美國發現無法有效控制或影響WTO，因此選擇了轉向更容易掌控的方向。奧巴馬時期第一次阻撓WTO上訴機構法官任命，這是背景之一。

特朗普的政策可以被視為一種“突變”，在2017、2018年期間，他所採取的行動充分體現了其執念與妄念。一方面，特朗普認為美國作為世界第一大強國必須要有製造業，並決心重建美國製造業或實現製造業迴流。他認為美國製造業在GDP中所佔比重、就業佔比以及在全球中的份額確實在下降，包括產業鏈完整性都有一定問題。從特朗普的角度看，這是非常強烈的執念。

另一方面，特朗普同時持有妄念，即儘管認識到美國製造業存在問題，但他仍然堅信美國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應該充分發揮其力量優勢獲取所需的一切，並且相信美國能夠做到這一點。這種邏輯早在1987年就已經存在，當時他在《紐約時報》上登過整版廣告，表達了對日本和其他國家佔美國便宜的看法。那時他還不是政治人物，而是房地產商、脱口秀主持人等，但他的理念已經非常清晰，認為美國建立的體系並不值得付出這樣的代價，尤其是讓其他國家佔了便宜。這一理念持續至今，且從未改變，顯示了他的固執態度。

這種執念和妄念的來源有時難以解釋，可能需要通過心理學分析來理解。至少在2018年時，有人給特朗普貼上了“黑社會企業家”的標籤，這反映了他在商業經營過程中形成的習慣——利用自己的力量優勢或各種手段敲詐、訛詐他人。他自稱這是“交易的藝術”，但實際上沒有任何美感可言，只是純粹的訛詐行為。總結來説，特朗普在這兩個方面表現得非常一貫。

從2017年特朗普執政初期來看，尤其是在貿易政策上的行動，充分體現了他的執念與妄念。那時的一個顯著特點是，他主要針對中國發動貿易戰，而沒有全面展開全球貿易戰。並非他不想這樣做，而是當時受到諸多制約。因為特朗普當時完全是一個政治素人，沒有自己的班底，共和黨建制派給他推薦了許多人員，包括國務卿和國家安全顧問等人，這些人都不是他自己選擇的。這些人對他的執政過程產生了許多制約，其中包括萊特希澤。特朗普真正信任的人只有納瓦羅，因為納瓦羅也是政治素人，沒有任何背景，也沒有接觸過共和黨高層。納瓦羅和特朗普的關係非常密切，他是唯一一位在特朗普政府兩屆任期中都擔任要職的人物。相比之下，其他許多人都是建制派成員，他們對特朗普的一些衝動起到了制約作用。

因此，當時特朗普實際上只對中國發動了貿易戰，儘管力度不如現在，但在2018年的背景下已經顯得相當猛烈。中國政府對此也非常緊張，因為這是前所未有的情況。可以説，這次心理衝擊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強烈。儘管如此，特朗普發動的這場貿易戰徹底顛覆了二戰結束以來美國設計的世界貿易秩序，轉向單邊主義的方式。可以説，當時的變局現在已經延續下來，那次才是真正意義上的突變。

由於疫情原因，特朗普未能連任，拜登接替後並未迴歸民主黨傳統路線，甚至沒有回到奧巴馬時期的政策。關於美國是否重新加入CPTPP的問題，拜登也未提及，這反映出美國整體上對自由化的態度發生了變化，普遍認為反自由化或去全球化對美國更有利。拜登的貿易政策與特朗普有所不同，最大的區別在於美國是否僅與中國脱鈎還是應與世界脱鈎。特朗普傾向於與世界脱鈎，而民主黨則認為只需與中國脱鈎。因此，拜登時期貿易政策的最大變化是推行“友岸外包”以及加強產業政策，這些措施被視為拜登政府的重要創新。總之，這是美國貿易政策基礎性變化的一個體現。

因此，從當前來看，美國貿易政策的基本共識是重建美國製造業，無論民主黨、共和黨還是特朗普政府，目標是一致的，但實現手法有所不同。然而，在推動中美脱鈎這一點上，兩黨立場一致。儘管如此，在中美脱鈎問題上，民主黨和共和黨之間存在細微差異：特朗普更為激進，而民主黨則採取漸進的方式。這代表了基本的變化趨勢。

這種變化背後有其基礎性因素。從美國貿易依存度的變化圖可以看出，特朗普傾向於迴歸貿易保護主義甚至孤立主義的態度。歷史上，美國在早期確實是孤立主義國家，並且長時間內實行高關税政策。直到1947年以前，美國一直是一個高關税國家。因此，特朗普認為經濟繁榮時期往往伴隨着高關税和貿易逆差，而在貿易自由化之後出現了逆差加劇和製造業衰落的現象。基於此，他得出結論，應該回到過去的做法。當然，我們知道經濟發展是向前發展的，想要完全回到過去並不容易。

▌特朗普衝擊正在顛覆美國領導建立的全球治理體系

特朗普第二任期帶來的衝擊確實非常巨大。無論是國內還是國際觀察家都認為，特朗普時期的許多變化不僅限於貿易政策，而是具有顛覆性的，尤其在其他領域表現得更加明顯。從全球治理的角度來看，維護美國霸權的同時強調美國例外論，這是美國非常強烈的意識形態之一。一方面，美國認為自己是上帝保佑的國家，應領導世界；另一方面，它有時又想退回到北美大陸，不願與外界過多接觸。二戰後，美國推行全球治理體系或稱多邊主義，但這與其歷史上的孤立主義傳統相比，僅是一個相對較短的時間段。現在，特朗普試圖回到1945年以前的孤立主義傳統，既認為美國偉大，又不想與其他國家打交道。因此，從全球治理體系的角度看，他認為WTO、IMF和聯合國等機構對美國來説不值得付出，美國不應再承擔所謂霸權國家的責任。

地緣政治領域中，特朗普完全放棄了基於國際規則的體系，轉而追求大國劃分勢力範圍的帝國主義體系。例如，他對俄烏衝突的態度讓歐洲感到震驚。顯然，特朗普對歐洲沒有興趣，也不喜歡歐洲的意識形態。雖然歐美關係通常被視為緊密，但他首先放棄的是歐洲，這讓許多人感到意外。此外，他的行為似乎表明他希望將加拿大納入美國成為第51個州，以及重新控制巴拿馬運河等舉動，顯示出一種迴歸北美帝國的意圖。儘管有人認為特朗普並沒有這麼宏大的世界觀，但從結果上看，這種變化對歐洲及其他地區的盟友造成了巨大的衝擊。相比之下，中國作為潛在對手已經習慣了美國的態度，反而感受到的影響較小。

特朗普政府放棄了最惠國待遇原則，這是美國在1934年提出的，並通過這一原則談判國際貿易協定，至今已近百年。特朗普則試圖通過所謂雙邊對等關税來重建全球貿易體系，採取一對一的方式進行談判。在國內社會和經濟領域，特朗普的行動也引起了廣泛的關注與爭議，例如他與哈佛大學之間的衝突。儘管特朗普並非哈佛大學畢業，但他對哈佛大學的態度反映了他對教育界和其他領域的顛覆性影響。此外，從當前美國國內的政治運作模式來看，似乎也在拋棄“三權分立”的傳統政體結構，總統權力獨大，類似於皇帝的地位。內閣會議上的表現尤其明顯，內閣成員紛紛表達對總統的高度讚揚。特朗普不僅希望成為美國的“皇帝”，還想成為世界的領導者，這種變化是極其巨大的。

之所以能夠如此大膽地實施其政策，是因為在第二任期中，特朗普已經消除了所有來自建制派的阻礙。納瓦羅是唯一一個因為支持特朗普而坐牢的人，因此被召回作為獎勵。其他人都被排除在外，沒有了制約力量。此外，共和黨控制着國會，並且共和黨本身也受到特朗普的影響，這使得他可以更加自由地推行自己的理念和信念。

補充一點關於美國政策變化的基礎因素。除了貿易政策的變化外，美國國內收入分配差距的問題也是一個關鍵原因，這也是特朗普當選的重要背景之一。數據顯示，美國最富有的0.1%人口和最貧窮的90%人口之間的財富份額差異巨大。這種情況在美國尤為突出，而在其他發達國家並不常見。雖然全球化可能是其中一個因素，但美國人傾向於將問題歸咎於外部因素，這是一種普遍的意識形態。

從國際角度來看，世界製造業產出佔比的變化是最具説服力的因素之一。中國製造業產出迅速上升，而美國則快速下降，形成了鮮明對比。目前，中國的製造業產出已經超過其他國家的總和，這對美國及西方國家來説是一個難以接受的事實。特朗普認為讓中國加入WTO是一個巨大的錯誤，這一觀點已成為美國政治界的共識。然而，少數參與談判的人如巴爾舍夫斯基則持不同意見，認為當時的決定是正確的。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製造業產出實際上仍在增加，因此不能完全説美國製造業已經衰落。製造業的重要性認知問題也很重要，各產業的價值本質上是相同的，只是生產率有所差異。宏觀經濟角度來看，美國經濟狀況良好，因此這是一個認知問題，或者是特朗普零和博弈思維的結果。

關於關税問題，特朗普強調所謂的“對等關税”。美國的平均實施關税為3.3%，而中國為7.5%。雖然表面上看中國的關税較高，但實際上差異不大。許多國家的關税低於美國，包括一些發展中國家如毛里求斯。特朗普後來對毛里求斯加徵了30%的關税，顯示出關税本身並不是主要問題。美國自己也有高關税的產品類別，這裏不再詳細討論。

回到2018年的中美貿易戰，特朗普通過加徵關税試圖促進國內產業發展，並通過談判迫使其他國家做出讓步，這些目標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然而，從他的終極目標來看，是否真正實現仍有待觀察。

首先來看中美之間的關税情況。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之前，中美之間的相互平均關税為20%。然而，實際結果表明，中國對美國的出口仍在增長，從2017年至2024年期間持續上升。儘管美國承諾在第一階段協議中增加進口，但並未完全實現這一目標。貿易總額也有所增長，同時中國的順差也在擴大，由於美國進口的增長速度較慢，導致順差進一步擴大。從全球角度來看，中國的總出口繼續增長，超過了1萬億美元，順差接近1萬億美元，增加了約5000億至6000億美元。美國的出口雖然有所增長，但增幅不及中國。關鍵的是，美國的貿易逆差繼續擴大，超過1萬億美元。目前，中美之間的逆差和順差在全球範圍內相對平衡。

經濟增長方面，中國的增速仍然快於美國，因此中國在持續追趕美國。當然，按美元計算可能會有些波動，但如果按照各自的貨幣計算，這種追趕趨勢依然明顯。

接下來討論《美墨加協定》（USMCA）。特朗普曾宣稱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是美國曆史上最糟糕的貿易協定，並指示重新談判該協議。由於墨西哥和加拿大相對容易妥協，這兩個國家很快對美國作出了讓步，形成了新的《美墨加協定》。特朗普隨後吹噓這是歷史上最現代、最先進、最平衡的貿易協定。然而，數據顯示，美國對加拿大的貿易逆差從2018年的239億美元擴大到了2024年的633億美元，對墨西哥的逆差也翻了一倍多。這表明所謂的“最佳協議”並未達到預期效果。儘管墨西哥和加拿大在原產地規則等方面做出了讓步，但這些變化並未顯著改善美國的貿易狀況。特朗普未能實現其終極政策目標，但他並未反思策略的有效性，而是選擇了加碼行動。

從美國製造業的整體發展趨勢來看，變化並不顯著。這是美國製造業佔GDP比重的數據，為了比較，列出了日本、德國、英國等國的情況。所有國家的趨勢都是下降的，美國也不例外。儘管未列出中國和韓國的數據，但它們也呈現出相似的趨勢。值得注意的是，發達國家如德國、日本和韓國的製造業佔比大約在20%左右，而英、法、美的佔比則在10%左右。這一現象值得深入研究，可能與貨幣因素有關。無論原因是什麼，隨着經濟的發展，製造業佔比下降是一個普遍規律，標誌着後工業化社會的到來，這一趨勢不可逆轉。就業情況也類似，儘管變化不那麼顯著，但總體趨勢依然是下降的。對於經濟學學者來説，這是一個基本規律，但特朗普似乎並不認同這一點。

圖：發達國家製造業佔GDP比重的變化

▌特朗普的“對等”到底指什麼？到底要什麼？

關於"互惠"與"對等"的概念，這也是一個爭議點。當前稱為互惠或對等關税，但實際上這個詞最早是由美國人使用的。1934年羅斯福總統在其第一任期內製定了互惠貿易協定法（Reciprocal Trade Agreement Act），其主要目的是降低美國自身的關税，而不是打開其他國家的市場。為了在國內説服國會，他需要找到一些貿易伙伴進行談判，以降低對方的關税作為交換條件。在談判過程中，從未有過要求關税完全對等或降税幅度一致的説法。互惠的概念是指雙方各自做出一定的讓步，而非絕對的平等。即使查閲英語詞典，“Reciprocity”一詞也沒有“對等”的意思，更多的是指相互讓步和給予好處。

互惠的概念後來進入了WTO，併成為其基本原則之一。貿易談判中，雙方各自降低關税，但具體的降税幅度取決於具體情況。WTO中的互惠原則指的是相互有利，而不是要求關税完全相同。在美國的立法過程中，這一概念也是一致的。

特朗普所指的“對等”包含兩個方面：形式和結果。形式上，他希望關税基本相當，最好美國的關税高於其他國家；實際上，他希望其他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降低對美國的關税，因為一些發展中國家的關税確實較高。然而，具體是指平均關税還是特定商品的關税，尚不清楚，特朗普可能也沒有考慮得那麼詳細。此外，他還提到要考慮非關税政策，如增值税、知識產權保護和投資政策等，以實現所謂的“對等關税”。最終，他的目標是使美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的雙向貿易基本平衡，或者至少減少貿易逆差。但實際上，一個國家的貿易逆差是一個宏觀經濟變量，無法通過雙邊協議簡單解決。儘管如此，特朗普認為一對一談判可以實現這一目標，因為他認為自己在談判中佔據優勢地位。

為了實現他的美國夢，特朗普希望通過這些方式重建美國製造業，回到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狀態。4月3日公佈的關税結果引發了全球震驚。特朗普後來公佈了他的計算公式，這個公式基於簡單的數學運算，即根據某個國家與美國的貿易逆差除以美國進口額再除以2得出。這種簡單的計算方法顯得有些幼稚。特別是對於最不發達國家，如萊索托（50%）和柬埔寨（49%），這樣的關税措施顯得尤其不合理，因為這些國家幾乎沒有從美國進口的產品。

▌特朗普“對等關税”的影響

4月9日，當真正實施時，美國宣佈對其他國家給予90天豁免期，而對中國則進一步加碼，原因是中方採取了反制措施。後續的變化仍然存在很多不確定性。

關於特朗普宣佈90天豁免期時，國內有些人擔心美國可能會聯合其他國家孤立中國。然而，我認為不必過於擔心，因為特朗普並不擅長複雜的策略，他更多的是直接追求目標。因此，美國試圖通過合縱連橫來圍堵中國的可能性不大。當前的變化主要受美國債券市場的影響，以及由於其策略本身缺乏邏輯性而導致的調整。雖然特朗普有可能威脅一些國家如果不與中國脱鈎就對其加徵關税，但這並不意味着他會成功地組織其他國家共同對抗中國。

至於中美之間下一階段的發展，目前雙方處於僵持狀態，關税水平很高，貨物貿易幾乎停滯。前瞻性數據顯示，中美之間的訂單和貨運訂單下降了70%-80%。儘管如此，雙方都沒有準備好完全脱鈎，降低相互依賴是可以理解的，但完全脱鈎沒有必要。預計經過一段時間後，雙方仍會坐下來談判，類似於2018年的貿易戰過程。從美國當前的表現來看，股票市場和通脹問題需要時間解決，因此雙方可能會繼續僵持幾個月，觀察局勢的發展。在此期間，雙方都不太可能立即做出讓步，尤其是在中國方面，態度將比上次更加堅定。即使進行談判，第二階段協議也會比第一階段更加平衡。

特朗普近日再次發佈消息，稱中美雙方已經開始接觸。然而，這種説法的真實性存疑。無論如何，這表明特朗普仍表現出願意談判的態度，雙方都尚未準備好完全脱鈎。

在特朗普就任之前，國內曾有許多關於美國是否會取消中國永久正常貿易關係（PNTR）的討論和擔憂。從法律角度來看，正式取消PNTR將產生更嚴重的後果，因為它不僅影響貨物貿易，還會波及服務貿易、投資和知識產權等領域。此外，取消PNTR需要經過國會立法程序，而特朗普通常避免推動複雜的立法議程，更傾向於簽署行政命令。雖然行政命令在美國製度中的效率與法案相當，但其可靠性較差，容易被新一屆政府推翻。因此，取消PNTR的可能性不大，中美關係尚未達到完全破裂的程度，且這樣做並無必要。

中國對加徵關税並不意外。此前已有芬太尼關税20%，再加上34%的新關税，總税率達到了54%。當關税為20%時，中國企業尚能消化吸收，但在關税增至54%時，情況變得極為困難。因此，中國採取了反制措施。有趣的是，在接受英國《金融時報》採訪時，我曾表示“中國已經放棄美國市場”，這一言論引起了廣泛關注，但實際上這只是我個人的觀點，並未得到任何官方授權。我的理解是，中國之所以反擊，是因為高關税使得貿易幾乎停滯，與其如此，不如堅決抵抗，不讓美國輕易佔便宜。

然而，若所有國家都面臨相同的高關税，分散了對中國施加的壓力，這對中國的衝擊反而會減輕。但是目前的情況是，只有中國面臨高額關税，其他國家則享有較低的關税。這類似於2018年的局面，與特朗普最初的想法相悖。特朗普曾宣稱對等關税是永久性的，甚至對澳大利亞的一個無人島也加徵了50%的關税。這種做法存在漏洞，因為中國商品可以通過其他國家繞道進入美國市場，違背了其初衷。

從特朗普與其他國家的關係來看，他的目標有兩個方面：一是要求這些國家降低對美國的關税，二是承諾減少對美國的貿易順差。盧特尼克在接受採訪時明確表示，零關税不足以解決問題，還需要消除非關税壁壘。此外，他還要求這些國家增加進口，減少出口，這實際上是一種管理貿易的做法。歷史上，美國曾在80年代對日本實施過類似的策略，但效果有限。當前的趨勢顯示，以色列已與美國達成初步意向，承諾對美國實行零關税，併購買幾架飛機以減少貿易順差。對於一些國家來説，這樣的安排相對容易實現，但對於大多數國家而言，操作難度較大，且違反WTO規則。因此，預計只有少數國家會迫於壓力接受這種安排，大部分國家不會跟進。

綜上所述，特朗普的政策執行起來面臨諸多挑戰，尤其是要讓其他國家同時遵守新的貿易規則，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最終結果如何，還需觀察特朗普接下來的行動。

許多國家採取的主要策略是“拖字訣”，即通過拖延時間來應對特朗普的貿易政策。例如，日本首相已表示不急於與美國達成協議，並且不願意對美國作出重大讓步，而是選擇先耗時觀望。歷史上，特朗普曾聲稱要在24小時內解決俄烏衝突，但100天后仍未見成效，顯示出其承諾的實際執行效果往往不如預期。

以中國的經驗為例，包括墨西哥和加拿大在內，與美國達成協議或與特朗普達成協議的價值有限。即使簽訂了協議，也可能僅能維持一年左右的時間，之後由於貿易逆差再次擴大或其他因素引發不滿，特朗普可能會廢除協議。例如，《美墨加協定》（USMCA）設定了重新審議條款，但在未到規定時間時，特朗普便威脅要廢除該協議。因此，與這樣的人談判協議的意義不大，因為對方可能隨時反悔。

不久前在一個會議上，中國美國商會會長提到，要想讓特朗普滿意，關鍵在於讓他覺得贏了，但具體何時及何種情況下他會感到滿意並不明確。因此，各國只能不斷哄他，試圖讓他感到勝利。

▌中國應當如何應對？

對於中國而言，如何應對當前局勢並沒有靈丹妙藥。短期內的影響將是劇烈的，類似於1930年美國斯穆特-霍利關税法案的影響，儘管當時是對全球實施而非雙邊。這次中美之間的貨物貿易短時間內幾乎清零，衝擊巨大。歷史來看，如此大規模的貿易中斷非常罕見，尤其是考慮到中美之間龐大的貿易規模。

當前的首要任務是如何緩解和化解短期衝擊，幫助受影響的企業，特別是中小型出口企業渡過難關。中央各部門正在進行調研，並制定相應的支持政策。從宏觀角度來看，強調國內需求，尤其是國內消費和投資需求的重要性。投資需求見效較快，但從長遠來看，仍需進一步激勵消費。大國經濟的特點是內循環應占主導地位，這一趨勢早已開始顯現。自2008年起，中國的外貿依存度快速下降，但仍相對較高，且近兩年有所反彈。

推動內需擴大是一個更為複雜的問題，需要短期措施和長期結構調整相結合。過去兩年中，內需激勵政策不夠有力，現在看來可能是為了儲備彈藥以應對特朗普時期的貿易戰。近期可以看到一系列產業型和宏觀經濟激勵政策陸續出台。

中美貿易戰對兩國的影響點不同。對中國來説，這是一次外部需求衝擊，導致有效需求不足；而對美國而言，則是一次供給衝擊，導致來自最大進口來源國之一的供給突然中斷，從而推高通脹。歷史上的供給衝擊，如70年代初的石油危機，導致輸入型通貨膨脹持續了20年，嚴重影響了美國經濟。特朗普認為自己作為最大的買家掌握了優勢，這種看法是盲目的。中國作為最大的賣家同樣有自身的優勢，並且在應對需求衝擊方面擁有更豐富的手段和工具。

此外，推動市場多元化、擴大對外投資以及轉移生產也是重要的應對措施。目前，發展中國家在中國出口中的佔比已經超過一半，雖然出海成為熱門話題，但短期內還不至於導致產業空心化。美國經歷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才走到如今這一步，而中國目前的產業發展尚未達到這一階段。

轉向內需或以內循環為主的原因之一在於中國出口佔比過高。目前，中國的出口佔全球比重達到14.2%，如果排除歐盟內部貿易，則這一比例上升至17.6%。儘管低於二戰後美國的水平，但遠高於日本歷史上最高的10%。因此，從國際關係的角度來看，也需要適當收縮以減少對其他國家市場的過度依賴。擴大內需不僅是宏觀經濟的需求，也是中國國際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避免過度衝擊國際市場。

過去一段時間，中國在提升內需方面取得了一定進展，尤其是自2008年以來，最終消費佔比顯著提高。然而，2019年的貿易戰和2020年的新冠疫情打斷了這一進程，導致近兩年內需有所下降。但從當前政策導向來看，已經非常明確地強調了擴大內需的重要性。產能過剩問題如果得不到國內需求的支持，將導致許多產業面臨產能利用率下降的問題。

關於對外投資，可以參考日本的情況。日本製造業佔比相對健康，約為23%-24%，並且其對外投資佔經濟的比重遠高於中國，並且仍在繼續增加。相比之下，中國的對外投資雖然表面上看起來非常活躍，但實際上並未顯著改變整體格局，因為中國經濟規模也在不斷擴大。

中國的製造業佔GDP比重仍然較高，儘管在逐漸下降，但仍高於日本、美國等國家，在工業化大國中居於領先地位。橫向比較來看，中國的製造業佔比甚至略高於韓國。因此，現階段的主要任務是應對外部形勢變化，通過產業轉移進入世界市場。雖然某些行業可能出現產業空心化的苗頭，但至少目前還未成為普遍現象。例如，被認為最低端的紡織服裝業實際上並沒有大規模外遷，轉移出去的部分僅佔總產能的一小部分，而且往往是技術含量最低的環節。許多企業由於國外訂單的需求不得不進行轉移，但在國外很難找到像國內這樣優越的資源和營商環境。

總的來説，中國仍然是製造業發展的最佳環境之一。短期內不需要過於擔心產業空心化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