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石破天驚的“肉食者鄙”_風聞

01

假期無事，重讀了幾篇古文，最喜歡的還是《曹劌論戰》。

具體的、生動的故事與人物，其內涵，總是無限豐富的。

《曹劌論戰》不僅是一篇美文，還包含了深刻的政治、軍事哲理，如果能夠讀懂悟透，收穫不亞於讀一本大部頭的理論專著。

“戰爭是政治的繼續”，這是十九世紀德國軍事理論家克勞塞維茨的名言。

這句話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戰爭的本質。

可是，比克勞塞維茨年長2500多歲的曹劌，早就認識到了這一點，儘管他未能用理論化的語言，精準地概括出來。

公元前684年，齊國大軍壓境，魯國危在旦夕，究竟能不能勝利地進行一場衞國戰爭？

曹劌去見魯莊公，根本不談軍事，而是先談政治——他要看看魯國的政權是不是得人心？如果不得人心，就不可能動員國人抗齊，軍事問題就不必談了。

對於政治，魯莊公有點混沌。他稀裏糊塗地談了三點，前兩點都被曹劌評判為“小惠未遍，民弗從也”、“ 小信未孚，神弗福也”而予以否決。

細細想來，的確如此。

作為一個小國諸侯，對身邊人施予小恩小惠，祭神時心懷虔敬，這些説到底，不過是貴族圈子裏的小美德，並不能轉化為國人的政治支持。

而在魯莊公看來最不重要，因此放在第三條的“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才得到曹劌的激賞，因為公正司法，涉及到國人的公平感，這方面做好了，魯國的衞國戰爭就有了政治基礎。

在隨後的長勺之戰中，曹劌等到齊軍“再衰三竭”時才發起反擊並大獲全勝，證明他的確是一位超越性的軍事天才，因為他已經意識到，兩軍對壘，最重要的並非決戰，而是為決戰創造有利條件。要絕對避免不利條件下的決戰，當條件於我有利，於敵不利時，就要堅決果斷地與敵決戰。

在西方，甚至到克勞塞維茨時代，仍然不能清楚地意識到這一點。

克氏在其鴻篇鉅製的《戰爭論》中，大談“主力決戰”的重要性，但對“在什麼條件下決戰”這一性命攸關的問題，卻一筆帶過。

諷刺的是，克氏的這一觀點，透過德國軍事顧問，嚴重影響了蔣介石。

在抗戰初期的淞滬會戰中，蔣介石把國軍裝備最好的幾個德械師，沒有任何軍事合理性地投入到一個可以任由日本充分發揮其海空優勢的戰場，這不僅導致了南京的迅速淪陷，也大大增加了其後抗戰的難度。

蔣介石的這個毛病，到解放戰爭時，也絲毫未改。所以，每當他誓言“此係決戰，只許成功，不許失敗”時，等待他的，就是輸到脱褲的失敗。

02

不過，《曹劌論戰》最令人感到驚豔的，還並非上述兩點。

在我看來，《曹劌論戰》的石破天驚之處，在於提出了“肉食者鄙，未能遠謀”的論點。

這是《曹劌論戰》中，最具有人民性的論點。

這一論點的深刻與尖鋭，在古代中國與世界，無出其右。

也許，只有陳勝吳廣的“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略勝一籌。

到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毛主席用“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的批語，對這一反覆出現的社會和歷史現象，做了更深刻、更準確、更全面的概括。

為什麼“肉食者鄙”？為什麼“高貴者最愚蠢”？

這是因為，第一，高貴者通常脱離實踐，脱離現實鬥爭，他們的思維方式，往往帶有主觀主義特徵；

第二，也是更重要的，“肉食者”也好，“高貴者”也罷，通常有巨大的、難以割捨的既得利益，他們做任何決定，都以不損害自己的既得利益為原則，所以，就經常會説蠢話，幹蠢事，乃至推出愚不可及的政策。

而“素食者”也好，“卑賤者”也罷，都處於“肉食者”、“高貴者”的對立面，所以，他們往往就更聰明，更能夠做出正確決定。

稀奇的是，網絡上有一些人，經常肆無忌憚地宣揚“有關部門”、“官員”、“專家”更聰明、更有善意之類，似乎無論他們幹了什麼蠢事，説了什麼蠢話，都不能提出批評和糾正，否則就是“不自量力”、就是“故意曲解”、就是“狂的失常”……

這簡直等於在説“肉食者最聰明”了。

這樣的人，無恥之尤，賤若豚犬。

今天的形勢，可謂“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應對這樣的形勢，應該謹記這樣幾句話：

1、“肉食者鄙，未能遠謀！”

2、“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

3、“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説，誰説？我們不幹，誰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