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個媽媽，2個女兒，年收60億_風聞

视觉志-视觉志官方账号-你陪着我的时候，我没羡慕过任何人35分钟前

2025-05-09

作者 | 鹿

來源 | 視覺志

當“灣仔碼頭”的速凍水餃出現在全球超市的冰櫃裏，很少有人知道，這個年營收超過60億的商業帝國，始於香港灣仔碼頭邊一個連招牌都沒有的手推車攤。

1977年的香港，一位叫臧健和的單親母親，帶着兩個年幼的女兒，在香港充斥着汽笛聲的碼頭，迎着海風支起了餃子攤。誰能想到，這個被生活逼到絕境的女人，竟用一雙包餃子的手，改寫了中國速凍食品的歷史。

“灣仔碼頭”創始人臧健和

電影《水餃皇后》的熱映，讓馬麗飾演的“水餃皇后”臧姑娘走進了大眾視野。但銀幕之外，真實的臧健和遠比電影更加震撼。她不僅是商業傳奇的締造者，更是一個時代女性覺醒的見證者。

從被丈夫拋棄的“外來妹”，到享譽全球的“水餃皇后”，她的人生就像她包的餃子：看似普通，卻藴含着驚人的韌勁、豐厚的況味。

電影《水餃皇后》劇照

這不是一個簡單的逆襲故事。在臧健和身上，我們看到了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第一代女性創業者的縮影：沒有資源、沒有背景，有的只是不肯向命運低頭的倔強。

正如她常説的：“女人不是藤蔓，不需要依附大樹才能生長。”

被拋棄後的重生

1977年的曼谷，空氣中瀰漫着熱帶特有的潮濕與悶熱。32歲的臧健和站在一棟陌生的房子前，手裏攥着兩個女兒汗津津的小手。她們剛從青島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車，又轉乘顛簸的汽車，只為了給丈夫一個驚喜。

可當門開的那一刻，她看見丈夫懷裏抱着一個陌生的小男孩，身邊站着另一個年輕女人。婆婆的眼神像淬了毒的針：“你生不出兒子，就別佔着位置。”飯桌上明明擺着四副碗筷，卻沒有一副是為她和女兒準備的。

臧健和沒有鬧，沒有哭，她只是沉默地站在那裏，聽着這些人的刺耳言語，把她的價值壓成一句“無用”。

在那個年代，許多女人會選擇忍耐，會接受“一夫多妻”作為命運的安排，可臧健和沒有。她沒有爭吵，沒有哀求，而是當天晚上就做了決定：離婚，帶着女兒，走。

她説：“不管多窮，我也要帶着孩子活下去，靠我自己。”

那一夜，沒有機場快線，沒有銀行卡轉賬，只有一個女人揣着幾張皺巴巴的鈔票，用最後一點積蓄買了三張去香港的船票。海浪拍打着船舷，臧健和望着越來越遠的岸邊，突然明白了一件事：這世上最堅固的港灣，從來都不是別人的臂彎。

臧健和與兩個女兒

在1970年代的香港，銅鑼灣或許是這座殖民地最光怪陸離的一隅。

霓虹燈下，西裝革履的銀行家與衣衫襤褸的苦力摩肩接踵，茶餐廳裏飄着菠蘿油的甜香，後巷卻躺着宿醉的酒鬼。這裏像一頭飢餓的巨獸，用遍地黃金的幻象引誘着淘金客，又用逼仄的籠屋和天價房租吞噬着像臧健和這樣的外來者。

上世紀70年代香港銅鑼灣

初到香港，臧健和沒有合法身份，沒有學歷，也不會粵語，帶着兩個女兒擠在一間不足四平米、潮濕逼仄的“鴿子籠”。白天是蒸騰的熱浪，夜晚則是老鼠在天花板上奔跑的聲音。唯一的資產，是她那口還沒完全熄火的韌勁。

她四處找活，沒人願意僱她。能接的，全是最髒、最累、沒人願意幹的活。可她認了。她説：“只要還能動，就不該等別人來救我。”她寧願用勞動換尊嚴。

電影《水餃皇后》劇照

之後的日子裏，臧健和像陀螺一樣不停旋轉：天不亮就趕去茶餐廳洗碗，油污混着汗水，浸透了她的衣衫；下午又轉到停車場擦車，烈日把柏油地烤得發燙，熱浪逼得人喘不過氣；深夜再進醫院做護工，刺鼻的消毒水燻得眼睛通紅。

日復一日，她的雙手被洗碗水泡得發白潰爛，腰也疼得直不起來。可每次回家前，她都會擦乾眼淚，順路買下那塊打烊前打折的叉燒包——哪怕只是一半，也要留給女兒吃口熱的。

有一次，社會福利署的人找上門來，説可以申請救濟金。她搖搖頭，語氣平靜卻不容置疑：“吃了救濟，我的孩子以後怎麼挺直腰做人？”

但長期超負荷的勞動，很快就向她的身體討債。

一天深夜，她在洗碗時不慎滑倒，整條手臂重重撞在水池邊的鐵架上。劇烈的疼痛讓她冷汗直流，可她咬着牙堅持把最後一桶碗洗完，才一瘸一拐地去看醫生。

診斷結果是韌帶撕裂，醫生叮囑她務必休養，可她根本不敢停下來。左手綁着紗布，右手繼續刷鍋洗碗。老闆見她受傷，冷冷放話：“要麼忍着幹，要麼走人。”沒過幾天，她甚至收到一封律師函，指控她“操作不當、擾亂秩序”，並以此為由開除她，拒不支付賠償。

事情鬧上法庭。對方請了大律師，她卻只請得起一名法律援助義工。出庭那天，她穿着洗得泛白的襯衫，走進冷氣刺骨的法庭，腰卻挺得比誰都直。

有人勸她：“別折騰了，賠點錢就算了，不值得。”她淡淡地回答：“我不是為了錢，我是為了讓他們知道，窮人也有尊嚴。”

法院最終判決：僱主無故開除，需賠償工資和誤工損失。律師問她想要多少，臧健和説：“我只要應得的工資，其他不要。”

她討回的，從來不是金錢，而是一個身在異鄉的母親，用盡全力撐起生活時，仍舊不肯低頭的脊樑。

走出法庭那天，維多利亞港的海風帶着鹹味撲面而來，陽光刺得她睜不開眼。可臧健和心裏比任何時候都清楚：尊嚴不是別人給的，是自己掙來的。

就在身體還隱隱作痛的日子裏，朋友偶然嚐了她包的山東水餃，餡料鮮得咬出汁來。

“你這手藝，在碼頭擺攤都能發財！”

朋友的話讓她愣了很久。那天夜裏，她望着熟睡的女兒們，突然想起小時候母親教她擀餃子皮時説的話：“面要揉夠一百下，皮子才有筋骨，就像做人，經得起摔打才立得住。”

“水餃皇后”

起初擺地攤，臧健和有些抹不開面子。她是那種臉皮薄的人，總覺得在人來人往的街頭吆喝賣餃子，有點不上台面。

可“體面”這東西，在交不起房租和孩子餓肚子面前，一文不值。於是，她低了頭，攤開案板，開始一隻只包起。

灣仔碼頭的海風裹挾着鹹腥味，臧健和蹲在手推車旁，手指飛快地捏着餃子皮。這是她擺攤的第七天，前六天賣出去的餃子還不夠付攤位費。兩個女兒蜷縮在推車下面，用舊報紙折着小船。

突然，一陣劇痛從指尖傳來，連續包餃子的手指已經磨出了血泡，滲出的血絲混進了餡料裏。她愣了片刻，悄悄把那個餃子扔進了垃圾桶。“媽媽，為什麼扔掉？”小女兒仰着臉問。她抹了把汗，笑着説：“媽媽要把最好的餃子賣給大家。”

一天傍晚，幾個渾身魚腥味的碼頭工人猶豫地走近攤位。“這是什麼點心？看起來像大號的雲吞。”為首的工人夾起一個餃子，皺着眉頭咬了一口，隨即吐了出來：“哇，皮這麼厚，怎麼吃啊？”

其他工人也紛紛抱怨：“比廣式雲吞皮厚三倍不止”“餡是不錯，但皮太頂胃了”。臧健和看着幾乎沒動過的餃子皮堆滿餐盤，心中疑惑，這可是她按照山東老家最地道的做法包的啊。

香港人對食物挑剔，不是因為富裕，而是因為見得雜、吃得講究。要在街頭留住一個胃，靠的從來不是叫賣聲，而是實打實的味道。

臧健和記下了工人們的意見，從此每天收攤後都藉着路燈研究改良配方：減少麪粉用量，擀得更薄；改用香港本地的低筋麪粉；調整揉麪時間。

有次試驗過度，麪皮太薄一煮就破，整鍋餃子成了面片湯。女兒們陪她重做，小女兒困得直點頭還堅持幫忙擀皮。鄰居阿婆看不下去，遞來一包鹼粉：“傻女，加點這個，皮薄又不容易破。”

就這樣，日復一日，臧健和改良的水餃，成了灣仔碼頭一帶少有的“良心食物”。有人問她：“街邊小吃，研究這麼細做什麼？湊合着賣不就完了？”她搖頭，“但我不是來混日子的，我是靠它活命的。”她把每一份餃子都當成門面，哪怕一碗只有兩塊錢。

正在包水餃的臧健和

每晚收攤回家，她都要拿熱水給自己泡腳，再給女兒揉肩。兩個女兒是她最早的“員工”，一個負責包餃子，一個負責放哨——看到城管遠遠出現，就趕緊提醒媽媽把推車拉進巷子。她從不埋怨孩子太小，也不覺得讓她們幫忙是拖累。她説：“這是我們全家的事。不是我在賣餃子，是我們仨一起活命。”

有一次，她被城管抓了個正着，車被拖走，材料全毀，女兒在旁邊嚇得大哭。負責執法的年輕人遲疑了片刻，最終只是警告了一句：“下次早點收。”她點頭如搗蒜，卻在轉身時哽咽：不是因為害怕，而是因為她知道，這世上並非所有人都冷眼旁觀，也不是所有堅持都註定無用。

之後的幾年，臧健和的餃子越來越出名，日銷上千個。可她始終堅持一件事——每天用開水燙三遍餐具，收攤後用鹼水刷洗推車。旁人笑她傻：“苦力佬哪在乎這個？”她卻堅持：“越是窮苦人，越該吃口乾淨的。”

漸漸地，不僅碼頭工人，連附近寫字樓的職員也開始在午休時專程來排隊。他們叫她“臧姑娘水餃”，卻不知道這個女人每天只睡四小時。

如果説街頭攤販講的是運氣，那臧健和靠的是決心。她不是靠風口飛起來的那種幸運兒，而是靠一塊一塊鐵板和一隻一隻餃子，把命拼出來的笨人。

靠着這口鍋、這份手藝和不肯放棄的骨氣，臧健和的餃子攤成了灣仔碼頭最熱的一道風景，每天都能看到回頭客。

一位送貨司機每次收工都要來一碗，吃着吃着就成了朋友。有天他打趣問她：“你這攤子哪天變店鋪，我第一個來捧場。”她笑了，嘴裏説“想哪去了”，但這句話卻像一粒種子，埋在了她心裏最深處。

到了1978年，33歲的臧健和的水餃攤前，排隊買餃子的顧客從碼頭延伸到巷口。

一天，一位《東方日報》的駐港記者路過，被香氣吸引，坐下來吃了一碗。吃完後，他在報紙上寫了一篇《灣仔的水餃姑娘》，講述了臧姑娘如何靠一口餃子撐起全家的故事。那篇報道一經刊出，攤位前的隊伍立刻翻了幾倍。

在記者的建議下，臧健和第一次認真地思考起品牌名。最後，她選了“灣仔碼頭”四個字作為招牌。不是為了洋氣，不是為了營銷，而是為了不忘起點。

從推車變成攤位，從攤位再變成租來的小店，一步步走來，沒有哪一步是輕鬆的，但每一步臧健和都踩得紮實。有人勸她改個洋氣點的名字，説以後合資、上市都方便。她只是搖頭：“名字像人，先得對得起自己的命。”

也是從那一年起，有人第一次喊她“水餃皇后”。她沒回應，也沒否認，只是抹了把汗，繼續低頭包餃子。

那時的她還不知道，這個稱號，後來會陪着她走進一家又一家工廠，走向幾十個國家，成為一個跨越語言、階層和國界的品牌名號。

而她自己，也從一個流落異鄉、揹着兩個女兒討生活的單親母親，熬成了香港冷凍食品界的傳奇。

從推車到全球

香港是一個講規則也講機會的地方，小攤做得久了，終歸要麼關，要麼變。臧健和選了後者。

1983年，38歲的臧健和推着手推車擺攤的第6年，有天迎來了一位不速之客——日本大丸百貨的代表。他嚐了她的餃子之後，説了一句話：“你這個味道，如果進百貨公司，肯定火。”

對方提出合作，願意出資金、給渠道，但有一個前提：名字要換，產品必須貼上自家公司的商標，以迎合日式審美和消費者心理。

對很多草根創業者來説，這幾乎是天降福音，貼個標籤就能走進高端商場。可臧健和卻一句話回絕了：“您知道‘灣仔碼頭’四個字對我意味着什麼嗎？那是我女兒們餓着肚子幫我推車的地方，是工人們冒着大雨也要來買餃子的地方。這個名字，我不換。”

那天她回到家，關了門，在燈下坐了一夜。有人説她傻，這麼好的機會放棄了，為了一點“名字”的固執。可她心裏比誰都清楚：她賣的不是餃子，是從灣仔街頭一步一步熬出來的骨氣，這塊招牌哪怕寫得再土，也是她自己親手寫下的。

她不想讓這段路被誰輕輕抹掉，也不想哪一天她的孩子站在人前，卻要説出一個陌生的名字。

第二天，她親自去見對方代表，眼神堅定地説：“如果你要這味道，就得連我這塊‘灣仔碼頭’招牌一起拿回去。”

結果出乎意料——大丸百貨代表沉默片刻，最終點頭了。他們第一次接受了一個“完全堅持自我”的華人品牌，連名帶人一起簽下。

當大多數攤販還在為租金討價還價時，臧健和已經把眼光投向了冷凍食品的未來。1985年，40歲的她做了一個在當時看起來近乎“瘋狂”的決定：不再擺攤，不再靠人工小店，而是自建工廠，進軍速凍水餃市場。

那時候的香港冷凍食品，市場上不是罐頭就是速凍肉丸，基本沒有人把“餃子”這門手藝搬進工廠流水線裏。

有人提醒她：“你這不是搬石頭砸腳？凍餃子口感差，誰會買？”她沒反駁，只是把自己當時所有的積蓄200萬，砸進了一間租來的舊廠房，把推車升級成了冷藏櫃，把擀麪杖換成了攪拌機。

臧健和女士與員工

很多人以為她終於學會“將就”了。可臧健和比任何時候都固執。她堅持工廠不做散裝，只出成品；堅持內餡必須當天配送；堅持所有機器清洗消毒一次一整夜。有人勸她：“做冷凍，反正沒人看得見。”她冷冷地説了一句：“我看得見。”

這種“死心眼”讓她幾乎賠光了第一年賺的錢，但也換來了第一批真正意義上的品牌忠實用户，一羣在超市裏站定，只認準“灣仔碼頭”四個字的家庭主婦、上班族和老人。

在那羣默默回頭的顧客身上，臧健和第一次意識到，自己做的已經不再是一個攤位的生意，而是一份值得信賴的標準。她不再是街頭的小販，而是一個對產品有近乎潔癖的創始人。她不接受中間商壓價，也拒絕連鎖超市對她的貼牌要求。

她説：“我沒做大夢，我只想把這口餃子做得比昨天更好吃一點。”

那時候沒有“品牌創始人”這種説法，她也從未喊過一句口號，但她在廠區門口立了一塊石碑，親手刻了八個字：良心做食，水火不欺。

冷凍水餃的生意越做越大，灣仔碼頭也從最初的小作坊，變成了香港少數幾個擁有獨立生產線的食品企業。但臧健和並不滿足。她常説：“能餵飽街坊，是本事；能把中國的味道送出國門，是志氣。”

1997年，一通來自美國的電話找到了她。對方是國際食品巨頭Pillsbury，他們在亞洲市場遇到瓶頸，想尋找本土合作伙伴。灣仔碼頭出現在他們的考察名單上，原本只是“備選”，但吃過一次樣品後，美方代表只説了一句：“This is not just a dumpling, this is a story.”（“這不單單是餃子，餃子裏還藏着臧健和女士的故事。”）

這一次，不再是臧健和找機會，而是機會找上門。合作意味着資金、渠道，也意味着失去控制權——許多港企在這一步上“賣身”，換取更高估值。

她猶豫過，但很快就像當年面對日方代表時一樣，提出自己的底線：品牌名不能換，配方不許改，生產標準要按照她的章程來執行。她不是一個擅長談判的人，卻靠着一口一口包出來的餃子贏得了對方的尊重。

那一年，灣仔碼頭正式走出亞洲，進軍國際市場。她帶着自己親手寫的產品説明書，在美方會議室裏翻譯自己的操作手冊，口音很重，語法很亂，但她站得很直，説得很清楚：“I started from nothing, so I have nothing to fear.”（“我空着手走到今天，還怕再失去什麼？”）

多年後，有人在採訪中問她：“你當時有沒有想過，會走到這一步？”她沉默了一下，只説：“我一直只是想着，明天能不能繼續活下去。”

臧健和不是時代的幸運兒，只是一個被逼到牆角也不肯跪下的人。2019年，到她73歲去世那一年，灣仔碼頭已經在全球設有15個生產基地，年營收超過60億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