糾偏西方“二戰史觀”，重塑中國“二戰地位”_風聞

糾偏西方“二戰史觀”，重塑中國“二戰地位”

引言：

2025 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蘇聯衞國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 80 週年。值此之際，俄羅斯、英國、美國、波蘭、加拿大、德國、日本等國家紛紛舉行紀念活動，銘記這段波瀾壯闊卻代價沉重的歷史。

然而，美西方部分政治勢力出於地緣政治利益與霸權維護的目的，對正確二戰史觀的態度不明朗。例如，2025年2月23日，日本天皇德仁在紀念戰後80週年的談話中從未提及日本的侵略責任，進一步強化日本的“受害者”立場。 3 月 4 日，聯合國大會通過由中國和俄羅斯等 11 國提出的二戰結束 80 週年決議時，烏克蘭、英國、波蘭等歐洲國家卻提出異議。5 月 8 日，德國聯邦議院舉辦二戰結束 80 週年紀念儀式，將俄羅斯與白俄羅斯標註為 “不受歡迎者”，打破邀請駐德外交使節到場的慣例。

針對以上種種誤區，5 月 6 日，在習近平主席受邀出席俄羅斯紀念衞國戰爭勝利 80 週年慶典前夕，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發佈《糾偏：80 年來錯誤 “二戰史觀” 的綜述與中國應對之策》報告（報告論文版此前刊發在《理論建設》期刊2025年第1期，作者：人大重陽院長王文，副研究員魯東紅，助理研究員韓家修）。該報告聚焦錯誤 “二戰史觀”，從其出現背景、成因剖析、應對策略等維度展開分析，致力於還原歷史本真面貌。這不僅是對歷史負責，更是關乎中國在國際社會未來地位和影響力的重要舉措。

正文：

202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80週年紀念日即將來臨，然而西方學術界和輿論界仍存在四大錯誤“二戰史觀”，嚴重影響了當今國際政治和大國關係。筆者通過梳理大量歷史資料與學術著作，分析這四大錯誤史觀的形成根源、表現形式、危害及背後的政治動機，揭示錯誤“二戰史觀”本質，併為維護歷史真實性、推動國際社會形成正確二戰認知提供理論支撐。其中，其形成受冷戰思維、國際政治格局、文化偏見等因素影響，導致中國、蘇聯等國二戰貢獻被忽視或抹黑，干擾國際社會對二戰的正確認知。針對美西方部分勢力持續推動錯誤“二戰史觀”，筆者提出針對性應對策略，以維護歷史真相與國家形象，提升中國國際影響力和話語權。

一、症候與表象：四大錯誤“二戰史觀”剖析

隨着美國政府將中國與俄羅斯定位為“國際秩序的修正主義者”，部分美西方政治勢力開始有意識地弱化中國和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所作出的貢獻。這一政治行為引發了西方學術界及輿論界的幾種錯誤史觀——“忽視中國説”“西方中心説”“二戰六年論”“日本受害論”等四大錯誤的“二戰史觀”。這些錯誤的“二戰史觀”不僅忽視了真實的歷史背景，而且偏離了嚴謹的學術立場。

錯誤的“二戰史觀”形成有其深厚的歷史和文化背景。首先，二戰後的國際政治格局深刻影響了二戰史觀的建構。戰後，美國及西歐等西方國家憑藉經濟、政治和軍事優勢，試圖維護自身在國際秩序中的主導地位。這些國家通過強化自身在二戰中的作用，塑造了一種有利於鞏固其全球話語權和影響力的歷史觀。例如，美國長期將二戰史觀服務於冷戰時期的反共宣傳，以對抗社會主義意識形態[1]。此外，歐美國家以“歷史修正”為手段，通過重塑或篡改歷史記憶，試圖削弱中國和俄羅斯在軟實力領域的空間。這種“敍事鬥爭”不僅體現了西方國家對歷史的選擇性利用，更是其國際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2]。其次，全球化背景下的政治經濟利益也加劇了錯誤史觀的形成。二十一世紀以來，隨着中國崛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快速發展表現出深刻的關注和複雜情緒。在此背景下，歷史問題被納入國際政治博弈的範疇。西方媒體和學術界在討論中日曆史衝突時，常通過塑造“中國利用歷史問題謀取國家利益”的形象，強調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和對歷史問題的過度關注。這種敍事不僅為西方在亞太地區的政策提供了正當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全球對二戰歷史的集體記憶。再次，信息傳播的障礙與隔閡導致對二戰歷史的認知存在偏差。以“忽視中國説”為例，由於當時中西方信息交流不暢，中國抗戰的詳細情況難以被西方全面瞭解。這種背景下，西方對中國抗戰貢獻的認識長期以來存在片面性。同時，在“二戰六年論”中，部分歷史學家因主要依賴歐洲地區資料，這種歐洲中心的視角導致了對二戰整體時間與空間框架的偏差，弱化了對中國等亞洲國家抗戰貢獻的認識。最後，文化認同與國家利益的交織進一步加劇了錯誤史觀的傳播。在西方尤其是美國，對中國的歷史認知通常帶有單一化傾向，而對日本的戰爭責任追溯則相對模糊。這一現象不僅反映了冷戰時期美日同盟對中日關係的戰略考量，也體現了西方文化中的自我中心與歷史選擇性記憶。此外，日本戰後在歷史教育中的“修正”政策以及對戰爭責任的“洗白”，進一步助長了錯誤史觀的形成與傳播。

（一）“忽視中國説”

二十世紀中期至冷戰結束後的西方主流歷史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中國在抗日戰爭中的重要作用。這種忽視並非源自客觀事實的缺失，而是受到當時冷戰思維和西方中心主義影響的結果。具體而言，西方政界和傳媒界的一些勢力對於中國軍民在抗日戰爭中的表現以及抗戰對於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貢獻，採取了忽視和矮化的態度與手段。這種觀點常通過將中國描繪為“軸心國受害者”或“依賴盟軍拯救的失敗國家”，而非“重要的參與者”[3]。這種傾向可以視為冷戰期間美西方試圖塑造國際輿論、邊緣化蘇聯及中國的戰略一部分。

秉持“忽視中國説”這一錯誤觀點的羣體，往往無端指責當代中國對自身參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視是出於政治目的而進行的歷史歪曲、改寫甚至篡改。他們毫無根據地將中國污衊為試圖重塑世界秩序的所謂修正主義國家。如美國右派組織“自由基金會”（Liberty Fund）旗下的媒體借評論牛津大學的印裔英國曆史學家芮納·米德（Rana Mitter）的著作《正義之戰》，攻擊中國抗戰史觀是“令人翻白眼的”。其主要觀點包括“（中國政府）假定過去在正義事業中的勝利為霸權提供了有説服力的、持久的道德基礎”“在抗戰中進行大部分戰鬥的是國民政府，而不是今天統治中國的中共”“如果中國一直以來都承認國民黨的作用；如果中國在應對日本戰時暴行時規定並保護了人權；如果中國沒有與聯合國開戰，那麼或許可以提出‘創造時在場’的論點”[4]。

持有此類觀點的組織和個人，大多來自與西方政治體系緊密交織的媒體、政界以及國際關係等領域。他們通常帶有預設的反華立場，或是熱衷於鼓吹中美“新冷戰”。美國“自由基金會”以及美國2049計劃研究所主席、特朗普第一任期內美國國防部印太安全事務部助理部長薛瑞福（Randall Schriver）等，都是這類錯誤觀點的典型代表。

（二）“西方中心説”

“西方中心説”在二戰歷史認知中過度凸顯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和英國在二戰勝利中的主導地位，卻對蘇聯和中國在二戰中的歷史作用予以淡化或矮化。這種歷史構建並非基於客觀事實，而是冷戰意識形態的產物，同時也是西方國家為塑造戰後秩序、抑制其他大國崛起所做出的戰略選擇[5]。

近年來，隨着蘇聯檔案的逐步解密以及多國學者研究的不斷深入，西方史學界對蘇聯及中國在二戰中的關鍵作用有了一定程度的認識。然而，“西方中心説”在大眾傳媒的歷史敍事中仍佔據主導地位，致使公眾對二戰的認知深陷單一的西方勝利論。例如，自2000年以來，在小布什、奧巴馬、特朗普、拜登四位美國總統中，除特朗普外，其餘三位都在二戰相關的公開紀念場合明確宣稱，由美國主導、其他盟國配合的諾曼底登陸是二戰的轉折點。美國政府也長期在歐洲勝利日的紀念文章中堅持二戰由蘇德兩國發動的立場，同時譴責二戰後蘇聯對東歐實施“鐵腕控制”。

2014年烏克蘭危機爆發後，美西方傳媒界對俄不友好言論和著作的“市場需求”再度增大，一些醜化蘇聯觀點的學術著作受到政治勢力的吹捧與扶持。美國曆史學家西恩・麥克米金（Sean McMeekin）於2021年出版的《斯大林的戰爭》（Stalin’s War: A New History of World War II）就是典型例子。在該書中，麥克米金誇張地指控斯大林和蘇聯是歐洲和太平洋二戰爆發的始作俑者，還聲稱通過“獲取俄羅斯檔案”知曉了斯大林計劃蘇聯對歐洲和亞洲的“征服”，以及如何利用《租借法案》“剝削”蘇聯的“天真”歐美盟友[6]。這類著作因迎合了矮化蘇聯歷史貢獻的意圖，得到眾多西方右翼組織和保守主義傾向媒體的背書與宣傳，成為反俄政治活動的工具，進而產生了遠超其他主流學術著作的社會影響。

美國政府的立場以及民間各種鼓吹西方中心、醜化蘇聯二戰史觀的行為，使得西方世界大眾傳媒在塑造民眾認知時，將二戰西線默認為二戰文藝作品的核心[7]。對於蘇聯在二戰中的形象，要麼選擇無視，要麼在藝術塑造時採取不負責任的考據態度。以2001年好萊塢電影《兵臨城下》為例，影片將保衞斯大林格勒的蘇聯紅軍描繪成強迫士兵採用人海戰術衝擊德軍陣線、對撤退的士兵進行槍決、手段殘忍程度幾乎不亞於納粹德國的軍隊。此後，如電子遊戲系列《使命召喚》《英雄連》等大眾傳媒作品繼續沿用這些毫無歷史根據的錯誤形象。

（三）“二戰六年論”

“二戰六年論”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點單純限定為1939年德國入侵波蘭這一事件，完全忽視了早在1931年日本就已發動侵略中國東北的歷史事實[8]。這種片面的歷史觀反映出西方史學界對全球反法西斯鬥爭的理解存在極大的侷限性，未能全面且客觀地展現二戰在多個維度上的起始狀況。事實上，學術界普遍承認，二戰不僅是歐洲的戰爭，它同樣涵蓋了亞洲戰場，尤其是中國抗日戰爭的爆發，應被視為二戰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諸多具有廣泛影響力的學術著作體現了“二戰六年論”的觀點。例如，根據《不列顛簡明百科全書》的論述，第二次世界大戰始於1939年。英國軍事理論家、歷史學家利德爾·哈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史》一書中指出，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命令德軍越過波蘭邊境發動進攻。兩天後，英法兩國在要求德軍撤退未果的情況下對德國宣戰，這場歐洲戰爭隨後演變為第二次世界大戰。[9]蘇聯學術界也曾受“西方中心論”影響，採取類似觀點。德波林（Г.А.Деборин) 主編的十二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戰史》的導言中指出，儘管法西斯德國進攻波蘭時，戰爭尚未達到世界範圍的規模，但這一事件標誌着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開端。從這一時刻起，戰爭因各種規律性的相互聯繫而不斷升級，最終不可遏制地擴大至全球範圍。因此，1939年9月1日被視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正式起點。

關於二戰起點問題的爭論由來已久，最早引起關注的是英國學者。1961年，英國史學家泰勒在其編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源》一書中提出二戰是從1931年日本侵略中國東北開始的。美國曆史學家約翰·託蘭（John Toland ）在《日本帝國衰亡史》一書中指出，九一八事變標誌着日本軍國主義擴張的開端，同時也是引發太平洋戰爭的重要因素之一。蘇聯學者弗·尼基甫洛夫的《世界史講義》中，認為1931年日本侵略中國東北、1936年意大利與德國對西班牙的武裝干涉、1937年日本對中國發動全面侵略戰爭等，都是帝國主義發動“二戰”的起點。

國內學者也積極投身於這一討論。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唐培吉先生率先提出，二戰的起點應當追溯到中日戰爭的爆發[10]。1995年出版的由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編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史》第1卷（《大戰的起源、醖釀與爆發》）在論述大戰的起點時明確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分別在東方和西方先後爆發。其中，1931年9月日本在中國發動九一八事變，被視為在東方拉開大戰序幕的事件。

從歷史的實際情況來看，二戰是一場由德、日、意三個法西斯軍國主義國家與世界人民反法西斯力量之間展開的全球性戰爭。日本作為法西斯軍國主義的重要一員，其對中國發動的侵略戰爭，即中國的抗日戰爭，無疑是二戰的重要組成部分[11]。準確認識二戰的起始時間，對於全面、深入地把握二戰的歷史脈絡及其深遠影響至關重要。它有助於還原歷史的真實面貌，防止因片面的歷史觀而導致對歷史的誤解與歪曲，進而推動國際社會對二戰歷史進行更深入的研究與反思。

（四）“日本受害論”

“日本受害論”的廣泛傳播並非偶然現象，而是深深植根於戰後日本右翼勢力推行的歷史修正主義思潮之中，並且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西方媒體的支持。該理論完全無視日本作為侵略國所應承擔的歷史責任，其核心邏輯是片面強調廣島和長崎原子彈爆炸的悲劇性，妄圖以此淡化和模糊日本在對中國、朝鮮以及其他亞洲國家的侵略行徑和戰爭罪行中所扮演的角色[12]。通過文藝作品、國際傳播以及輿論操縱等手段，這種錯誤敍事對西方公眾的認知產生了誤導性影響。

在對侵華戰爭的認知方面，部分西方學者秉持雙重標準。他們明確將德國的侵略行為判定為罪行，然而對於中日戰爭，卻將其簡單視為兩國之間的“普通爭端”。特別是在南京大屠殺這一重大歷史事件上，西方學界至今仍存在不同程度的無端“質疑”，無論是關於事件發生的原因，還是死難者的具體人數。在構建二戰史觀時，西方往往將中日戰爭片面地簡化為兩國衝突，全然忽視了戰爭本身的正義與邪惡屬性，這種錯誤的認知導向無疑助長了“日本受害論”的滋生與傳播。

日本對侵略歷史的否定態度，與戰後日本的現實需求緊密相連。首先，戰後日本企圖通過否定歷史來逃避戰爭責任。昭和天皇在《終戰詔書》中為自身及日本的侵略戰爭行徑進行辯護，眾多戰犯也普遍否認自身罪責。此外，戰後日本提出的“推卸天皇責任”這一政治口號，進一步加劇了對歷史的否認。其次，戰後日本政治呈現出保守化與右傾化的趨勢，這一趨勢極大地推動了對歷史的否定。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下，美化侵略歷史、否定戰爭責任的言論甚囂塵上，修改憲法與教育基本法的呼聲也日益高漲。最後，日本對歷史的否定與它尋求大國地位、實現“正常國家”目標的戰略需求息息相關。戰後日本試圖重塑民族自信心，提升其在國際舞台上的地位，渴望成為“正常國家”甚至政治軍事大國。在這一戰略進程中，篡改和遺忘歷史成為其實現目標的手段之一[13]。

“日本受害論”這種錯誤的二戰史觀，不僅是對歷史事實的嚴重歪曲，更是對亞洲受害國家人民感情的極大傷害。它阻礙了國際社會對二戰歷史的正確認知，破壞了基於歷史真相的國際信任與和平。因此，必須堅決抵制和批判這一錯誤史觀，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維護歷史的尊嚴與正義。

二、遮蔽與解蔽：錯誤“二戰史觀”的現實危害

在西方學術圈與輿論界，錯誤的“二戰史觀”呈現出多維度的態勢。從中國抗戰貢獻在西方“二戰史觀”中的缺位，到對蘇聯二戰貢獻的負面評價，甚至引發“蘇聯引發二戰”的理論爭議，還有日本右翼勢力的輿論操作，這些錯誤“二戰史觀”共同構成一幅複雜的歷史圖景，其背後夾雜着深層次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因素，對當下中國及其他新興經濟體的國家形象與國際地位形成嚴重干擾。

（一）警惕中國抗戰史在“二戰史觀”中的缺位

20世紀西方學術界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整體敍述體系中，中國抗戰史長期處於被邊緣化的狀態，未能在其中佔據應有的地位並獲得足夠的關注篇幅。以阿諾德・湯因比（Arnold J. Toynbee）、約翰・基根（John Keegan）等西方著名歷史學家編著的幾部具有較大影響力的著作為例，諸如《國際事務概覽·第二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二戰史》《二戰始末》，從冷戰初期的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一直延續至冷戰結束後的二十一世紀初，中國在這些著作中常常遭到忽視。即便有所提及，也只是在零散的幾段文字中一閃而過，且描述方式多帶有負面傾向。這些著作着重凸顯國民政府的腐敗與無能，以及中國軍隊士氣的低落，將中國抗戰的形象禁錮於所謂的“完美受害者”敍事模式之中。除此之外，在探討中國抗戰意義時，焦點常被錯誤引向國共抗戰貢獻對比。相關概念體系將 “中國抗戰” 從 “二戰” 範疇中剝離。這種不合理構建阻礙了在二戰整體框架下全面客觀地探討中國抗戰貢獻，干擾對二戰歷史的完整認知與精準解讀。例如，美國曆史學家愛德華・德雷爾（Edward L. Dreyer）所著的《戰時中國：1901－1949》一書中，將 1941 年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參戰前中國本土對日作戰定義為 “抗戰”，而僅將 1941 年之後的階段納入 “二戰” 範疇。這種劃分方式人為割裂中國抗戰與二戰的連貫性，嚴重偏離了歷史事實的整體性與客觀性 。

在探討日軍戰爭罪行、抗日戰爭的關鍵戰役以及日本戰敗原因等重要議題時，中國軍民在抗日戰爭中所作出的巨大貢獻與犧牲往往被選擇性忽視，中國在二戰中的關鍵角色與重要作用幾乎從未得到應有的肯定與認可[14]。這種歷史敍事的缺失，不僅對各國學術界的歷史研究產生了消極影響，還在西方大眾傳媒領域造成了中國抗戰形象的文藝空白。

受這種錯誤歷史敍事的影響，西方普通民眾對中國在二戰中的立場認知模糊不清，甚至無法準確辨別中國究竟屬於同盟國陣營還是軸心國陣營。這種認知上的偏差進而對當前西方民眾對華的整體認知產生了不良影響，嚴重阻礙了國際社會對二戰歷史全貌的正確理解與把握。

（二）警惕西方學術界對中國抗戰貢獻再認識的攻訐

進入二十一世紀，隨着西方學術界對西方中心主義的自我批判逐步興起以及中國國際地位的顯著提升，中國抗戰史逐漸進入西方公眾視野。美籍華人記者張純如的《南京大屠殺》以及其研究過程中發掘或帶動《拉貝日記》《南京大屠殺中的美國活菩薩》等書的熱銷和來自學術界的認可，使得日本侵略者在華的戰爭罪行進入英文世界的公共記憶，同時也開啓了在西方世界的一輪圍繞中國抗戰的輿論攻防。除了針對張純如本人的騷擾和死亡威脅紛至沓來，時任日本駐美大使齋藤邦彥在1998年親自在華盛頓召開記者發佈會批評本書，並和張純如在美國PBS電視台節目中激烈辯論。

齋藤以及一些西方聲音指責張純如的著作是“攻擊日本”（Japan-bashing），而張純如則反擊稱日本政府對於二戰戰爭罪行的曖昧態度是東亞歷史沒能進步和解的原因以及她本人創作的主要動機。張純如於2004年自殺身亡。她的去世被一些日本右翼勢力利用，用來質疑其心理健康，並指控其著作“誇大其詞”或“與事實不符”。2007年，日本右翼勢力推動製作的電影《南京的真實》上映，全面否認南京大屠殺的存在。據公開信息和報道，這部電影的導演獲得了右翼媒體“櫻頻道”、十餘名日本議會議員以及時任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的支持。

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後，一些對當代中國抗戰貢獻持正面或中立態度的著作開始問世，然而，這些研究在西方輿論場中逐漸被解讀為對中國“修正主義國家”論述的佐證。歷史學家芮納·米德（Rana Mitter）的著作《被遺忘的盟友》（2013）和《正義之戰：中日戰爭激發中國新民族主義》（2020）成為這一討論的重要素材。這兩部作品在西方學界和媒體中廣泛傳播，米德本人也接受了來自不同政治立場媒體的採訪。在《被遺忘的盟友》中，米德主要對1931—1945年的中國抗戰史進行了面對西方讀者的闡述，同時基本客觀地分析了抗戰對其之後的解放戰爭國民黨失敗、當代中華民族主義塑造、東亞現代和當代國際關係等與當代政治領域的影響。其主要觀點是，西方公共記憶和學界長期低估乃至無視了中國在二戰中的貢獻和犧牲，西方與中國對抗戰的認識存在巨大割裂：“對於西方盟國來説，中國是一個屈服者，一個跪在地上的受創民族，等待着美國人和英國人將其從日本人的毀滅中拯救出來”“如果中國在1938年屈服，那麼此後的幾十年裏，亞洲格局可能完全不同。中國在二戰中的角色不僅對於中國而言至關重要，對世界同樣有重要意義”[15]。

然而，在《正義之戰》中，米德更多地聚焦於抗戰研究在當代中國的變遷，認為隨着中國國際影響力的上升和新一代中國公民的誕生，中國官方對抗戰的紀念與重視逐漸上升，並開始重新評估中國在二戰中的地位，將其視為戰勝國及戰後世界政治的重要組織者，而不再僅僅是一個被動的歷史受害者。米德的這一論述，雖然揭示了中國抗戰史觀的變遷，但也在某些解讀中被認為是對中國“修正主義”行為的間接批評。

此後，部分西方學者錯誤地將中國視為“歷史修正主義國家”，將中國通過重塑歷史記憶來塑造現代國際政治格局的行為視為對現有國際秩序的挑戰。這種批評往往忽視了歷史事實本身，更多反映的是西方對中國崛起的政治性牴觸，而非客觀的歷史判斷。實際上，正如米德等學者所指出的，當代中國抗戰史觀的沿革是中國史學上正變得全球化和正常化的現象，與其他二戰交戰國對戰爭經歷的解釋的趨勢相似。

因此，簡單地將中國的歷史修正與“修正主義國家”概念互相混淆，是西方學術界對中國崛起的誤解與政治打壓。這種解讀並非基於歷史事實本身，而是出於保護西方中心史觀和忽視既有國際秩序不公正之處的立場。這種“攻訐”不僅曲解了中國的歷史回顧，也掩蓋了西方在面對中國崛起時的戰略防範心理。我們必須警惕這種對中國歷史貢獻的再認識所帶來的偏見與誤導，防止其進一步演變為對中國崛起的文化和政治壓制。

（三）警惕西方學術界對蘇聯二戰貢獻的抹殺

蘇聯解體前，西方學術界對蘇聯在二戰中的貢獻總體上持相對認可的態度。然而，自蘇聯解體以來，這一態度逐漸發生變化，其中抹殺蘇聯貢獻的元素日益增多，甚至出現了二戰源於蘇聯的荒謬説法。

西方史學界最初的主流觀點認為，二戰歐洲戰場在戰術層面上始於德國入侵波蘭，而蘇聯在偉大的衞國戰爭中的巨大犧牲和卓越貢獻對於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至關重要。蘇聯的抗爭挽救了美國、英國、加拿大等許多國家數十萬甚至數百萬年輕人的生命。事實上，多數當代西方史學界學者在探討“誰贏得了歐洲戰場”這一話題時，傾向於認為蘇聯發揮了關鍵作用。在牽制和消滅德國的有生力量與裝備方面，蘇聯投入巨大，自身犧牲也極為慘重，遠遠超過了西線。在1944年6月美英於歐洲開闢第二戰場之前，蘇聯一直獨自與納粹德國軍隊進行激烈交戰，並取得了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勝利。蘇聯在這場戰爭中死亡人數高達2700萬，其做出的犧牲之巨大可見一斑。可以毫不誇張地説，如果沒有蘇聯人民的英勇犧牲和艱苦卓絕的鬥爭，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以及東歐、中歐的解放都將難以實現[16]。

然而，蘇聯解體後，西方史學界對蘇聯在二戰中角色的看法發生了顯著轉變。隨着俄羅斯對蘇聯檔案的公開，西方史學界部分學派提出歐洲二戰爆發的主要責任應由德國和蘇聯共同承擔。美國曆史學家西恩・麥克米金就是典型代表，他在相關著作中宣揚此類觀點。對此，墨爾本大學歷史系教授馬可・艾德勒（Mark Edele）通過長篇書評，運用交叉查證的方法指出，麥克米金的著作“為了徹底抹黑蘇聯的戰爭努力”，無視了一些不符合其論調的第一手史料，並且多處明顯地對斯大林具體言論的發生時間和動機進行了張冠李戴。

需要指出的是，從麥克米金2021年出版的否認蘇聯貢獻的《斯大林的戰爭》和艾德勒同年出版的為蘇聯正名的《戰爭中的斯大林主義》這兩本專著的銷量對比來看，後者僅為前者的1/10左右。而且，相比於《斯大林的戰爭》充斥着政治遊説機構和偽史學家的推薦人名單，《戰爭中的斯大林主義》的推薦語幾乎全部來自西方各國的嚴肅學術機構和期刊，其中不乏哥倫比亞大學、芝加哥大學、喬治城大學等名校教授以及這些院校所管理刊物的推薦。

從兩本著作的針對受眾、獲得的公共組織支持等角度分析，可以發現西方社會在對蘇聯二戰貢獻的觀點上出現了明顯分野。一方面，西方當代學術界部分學者傾向於認可蘇聯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做出的貢獻，儘管其中一部分派別可能對蘇聯是否參與或促成了二戰的爆發存在不同觀點；另一方面，有相當可觀的政治力量在竭力渲染“蘇德皆為加害者”的理論，推動矮化蘇聯對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貢獻，宣揚剔除二戰中非西方戰勝國的扭曲史觀，以此為美西方政界扭曲和醜化當代俄羅斯在西方社會形象的政治目的服務。這種傾向在美國政府的公開言行中表現得尤為突出[17]。

實際上，美國政府對“二戰史觀”的重塑嘗試已持續了近80年，其長期目的在於將反法西斯鬥爭勝利的主要功勞據為己有。1947年，美國國務院組織官員與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紐約時報》合作整理了美軍戰爭期間發現的德國外交檔案，由記者約翰・雷斯頓（John Reston）統稿成文章《納粹與蘇聯的關係》。文章中將英、法、波蘭和日本歸為因納粹與蘇聯密約而遭受“背叛”的三組主要受害者，並在盟軍與德國關於和平協議的談判結束後出版。約翰・雷斯頓不僅是《紐約時報》的外交記者、主編和專欄作家，後世歷史學家、同為《紐約時報》外交記者的斯蒂芬・金澤（Stephen Kinzer）認為他還是美國中情局影響全世界民間輿論行動的重要成員。

（四）警惕日本右翼勢力的持續輿論操作

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起，日本歷史教科書的編纂逐漸淪為政治鬥爭的重要領域。部分右翼勢力妄圖通過淡化乃至美化日本在二戰中的侵略行徑，將日本的侵略行為粉飾為“自衞”性質，以此歪曲歷史真相。具體表現為將南京大屠殺表述為“南京事件”，將慰安婦問題的相關內容置於腳註中，或弱化“強行徵用”的表述，這些都成為常見的歷史修正操作。

與此同時，日本政府主導的宣傳與紀念活動不斷強化日本的“受害者”意識。例如，在每年八月的廣島、長崎核爆紀念日、東京大轟炸紀念日以及神風特攻隊紀念日等活動中，頻繁突出其作為受害者的立場。這種集體紀念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日本社會對“受害者身份”的片面認同，通過傳遞“戰爭不再發生”的和平理念，刻意迴避日本作為戰爭加害者給其他國家帶來的沉重災難，誤導大眾對二戰歷史的正確認知。

2025年2月23日，日本天皇德仁在紀念戰後80週年的談話中從未提及日本的侵略責任，僅表達了對世界各國有許多人失去寶貴生命的“悲痛”，並進一步強調了日本的“受害者”立場，直言“我們的國家也有許多人在廣島和長崎的原子彈轟炸、東京和其他城市的空襲、沖繩的地面戰、硫磺島和海外的激戰中失去了寶貴的生命。”

更為嚴重的是，西方社會的支持進一步加劇了這一歷史偏差。2024年，諾貝爾和平獎將獎項頒發給了由日本資助的“反核”NGO—日本原子彈氫彈爆炸受害者團體協議會（被團協），表彰其為實現無核武器世界所作的努力。該獎項的頒發無視了日本在二戰中的侵略責任，公然為戰爭發起者、二戰戰敗國翻案。這種西方對日本歷史修正主義立場的支持進一步加劇了日本“受害者”敍事的全球影響力。此外，部分西方媒體在相關報道中，對日本的戰爭罪行更多采取淡化處理，甚至將日本的侵略行為詮釋為“無奈之舉”，為其侵略行徑開脱罪責。這種錯誤的敍述方式，進一步塑造了日本在戰爭中作為“被迫反應者”的虛假形象，嚴重弱化了日本作為戰爭加害者應承擔的責任。

通過以上的梳理可以看出，美西方內部對於抹殺他國曆史貢獻的行為認同並非完全一致。美西方部分政府，包括波蘭、法國等，有着強烈的動機矮化中國、蘇聯在亞洲和歐洲戰場的貢獻、地位以及犧牲。相關的輿論戰和認知戰已持續長達數十年。鑑於美西方政府目前對中國、俄羅斯採取的強硬、對抗性態度，在可預見的未來，他們在這方面的宣傳基調大概率不會改變。我們必須高度警惕日本右翼勢力的持續輿論操作，以及美西方部分勢力的錯誤導向，堅決捍衞歷史的真實性和公正性，防止錯誤歷史觀的傳播與擴散。

三、綜合施策：對四大錯誤“二戰史觀”進行反制

2025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蘇聯偉大衞國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週年，這一特殊節點為國際交流帶來新契機，也為美西方部分政治勢力矮化中蘇二戰貢獻提供了可乘之機。在此背景下，中國需從多方面着手，糾正“忽視中國説”“西方中心説”“二戰六年論”“日本受害論”等錯誤史觀，爭奪國際話語權，維護歷史正義與自身國際地位。

（一）構建系統性歷史敍事體系，強化國家層面發聲

構建一套完整的關於抗戰歷史的外交話語體系，通過制定相關的政策文件、發佈官方聲明等方式，明確中國在抗戰歷史問題上的核心觀點、基本立場和價值取向。中國要改變以往多在學術界探討抗戰史的局面，國家領導人應在國內外活動中反覆提及中國對二戰的貢獻，從官方層面強化抗戰歷史敍事，彰顯中國在抗戰中的地位和作用，讓國際社會更清晰、全面地瞭解中國抗戰的真實歷程與偉大意義。同時，加強對國際輿論的引導和回應。針對國際上出現的關於抗戰歷史的錯誤觀點和言論，及時進行駁斥和糾正，維護中國抗戰歷史的尊嚴和真實性。通過共同撰寫歷史教科書、聯合舉辦歷史專題展覽、國際學術會議、文化交流活動、開展中國抗戰故事外譯工程等，將中國人民的抗戰記憶轉化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二戰記憶。以“文明守護”替代意識形態對抗，挖掘抗戰期間中國救助猶太難民、與東南亞反殖民運動聯動等跨文明互助案例，塑造“人類共同記憶”。創新設立“人類文明守護者勳章”，表彰揭露歷史真相的國際人士。

（二）借力多邊平台主動發聲，搶佔國際話語高地

2025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蘇聯偉大衞國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週年等重要紀念節點，為我們藉助多邊國際平台提供了有利契機。要充分利用聯合國、金磚國家等多邊平台舉辦研討會和紀念活動，全面展示中國在二戰中的卓越貢獻，旗幟鮮明地反駁錯誤史觀。通過主動發聲，逐步樹立中國在二戰歷史敍述中的話語權，防止中國在二戰中的貢獻被無端弱化。同時，在國際舞台上，推動關於歷史正義、和平與發展等相關議題的討論和決議，使中國在抗戰歷史敍事中的話語權得到國際組織和國際規則的保障。例如，推動聯合國設立相關的歷史研究項目或紀念活動，如“反法西斯戰爭歷史真相維護日”。推動安理會通過決議，譴責日本政客參拜靖國神社的行為，或要求國際刑事法院重啓對日本戰爭罪行的補充調查。提出關於維護二戰歷史真相、反對歷史修正主義的議案和倡議，爭取更多國家的支持和響應。通過概念重構，將抗戰精神提煉為“全球反霸權主義”的象徵。在聯合國框架下推動設立“戰爭歷史教育基金”，資助發展中國家開展反殖民、反侵略主題研究，瓦解西方歷史解釋的“道德優越性”。

（三）創新傳播機制與加強技術賦能

中國應創新傳播形式，如開發“數字外交官”AI系統，針對不同受眾推送定製化歷史內容，在發展中國家強調“反殖民鬥爭”敍事，揭露美國在菲律賓、越南的殖民歷史；在發達國家則突出“共同價值”，如宣傳飛虎隊合作精神，弱化意識形態對立。在TikTok也可發起如Never Forget 1931等話題，吸引Z世代參與記憶重構。與國外企業合作拍攝相關抗戰影片，從國際視角出發，講述中國的抗戰故事，用商業影視突破西方“信息繭房”。可參照張純如以記者身份主筆，邀請芮納・米德等歷史學家參與著作評審以保障專業性的成功經驗，依託豐富的中國史料，向西方大眾輸出基於中國視角的抗戰史觀，讓更多人瞭解歷史真相，有效避免受到錯誤歷史觀的誤導。

（四）深化中俄戰略協作，對沖西方話語霸權

中俄作為二戰主要戰勝國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肩負捍衞二戰勝利成果的重任。借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週年契機，深化中俄戰略協作，共同舉辦大型紀念活動，每年常態化紀念，逢十舉行大規模閲兵，在國際舞台上堅定弘揚正確二戰史觀，以實際行動回擊錯誤言論，向世界傳遞捍衞和平與正義的堅定信念。中俄兩國主流媒體應建立長期合作關係，打造“二戰歷史真相宣傳聯盟”，共同製作高質量的紀錄片、專題報道、訪談節目等，多維度展示中俄在二戰中的英勇抗爭和巨大犧牲。以中俄合作為核心，聯合其他曾遭受法西斯侵略的國家，如韓國、朝鮮、越南、波蘭等，建立“二戰歷史正義國際聯盟”，定期召開聯盟會議，共同商討應對歷史虛無主義的策略和行動方案。推動抗戰史研究的國際化，聯合韓國、東南亞國家學者共同編纂跨國史觀教材，揭露日本侵略的系統性罪行。加強與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等發展中國家的合作，共同分享抗戰歷史經驗，推動發展中國家在國際事務中形成合力，共同維護歷史正義。此外加強與國際非政府組織、民間團體的合作，鼓勵他們參與到宣傳抗戰歷史、維護歷史正義的活動中來，形成廣泛的國際社會共識和輿論支持。

（五）借鑑猶太人對納粹追責模式，推動國際司法行動，抵制歷史修正主義

針對與日本在抗戰歷史敍事上的衝突，通過外交渠道，嚴肅、堅定地重複表達中國的立場和觀點。積極與日本民間和學術界開展交流，在日本舉辦歷史文化展、學術研討會等活動，向日本民眾展示真實的二戰歷史，糾正日本國內錯誤歷史觀。加強對抗戰史相關史料的整理與宣傳工作，堅決對抗“日本受害論”等錯誤敍述。支持出版學術專著、製作紀錄片，以堅實的證據鏈揭露日本右翼的虛假宣傳。邀請美國典當行店主埃文·凱爾、法國馬庫斯·德雷特斯等國際友好人士參與對抗戰史實的解讀，讓更多人瞭解歷史真相。強化對日本右翼文化輸出的監控與批評，加強與國際社會在二戰歷史研究領域的合作，構建“國際共同話語”，促進不同國家在歷史問題上的相互理解與信任，從意識形態層面推動國際社會形成正確的二戰認知。

借鑑猶太人對納粹追責模式，建立“國際訴訟快速響應機制”，針對日本教科書篡改、政客參拜靖國神社等行為發起跨國訴訟。此外，中國將歷史敍事權爭奪與經濟合作深度綁定。例如，在RCEP框架內，對承認侵華史實的企業給予貿易便利化優惠，而對資助右翼團體的日企實施供應鏈審查。這種“歷史合規性”標準，迫使日本經濟界在利益與意識形態間權衡。

總而言之，針對西方流行的四大錯誤“二戰史觀”，2025年是中國採取系統性學術與輿論反制策略的絕佳時機。通過推動國際學術合作，加強大眾傳媒傳播與文化交流，能夠確保歷史真相得到尊重與廣泛傳播。這不僅是對歷史負責，更是關乎中國在國際社會未來地位和影響力的重要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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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院長王文、副研究員魯東紅、助理研究員韓家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