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越權行徑：憲政框架下的權力邊界挑戰_風聞

特朗普越權行徑：憲政框架下的權力邊界挑戰

撰文：雅禮學人

2025年5月10日星期六

特朗普善於越權，總想越過法律邊界，這在其執政歷程中並非首次顯現。在過往任期內，他在移民政策、跨性別者醫療護理等領域的行政命令，多次在聯邦法院遭到強烈反對。例如，在禁止出生公民權方面，他指示停止向特定嬰兒發放公民身份文件，被聯邦法官判定與憲法條款衝突而暫停；在解僱聯邦僱員、關閉美國國際開發署等行動中，同樣因涉嫌違憲而被聯邦法官阻止。此次全面政府改革，再次體現出他試圖突破權力限制、單方面推動激進變革的傾向。

 舊金山聯邦地區法院法官蘇珊・伊爾斯頓對特朗普政府全面改革計劃的司法審查，將美國政治體制中 “有限政府” 的憲政原則置於聚光燈下。這場圍繞政府架構重組與人員編制調整的行政訴訟，不僅暴露了行政權擴張的憲法困境，更折射出聯邦制下權力制衡機制的歷史性張力。

分權制衡的制度性約束

美國憲法確立的 “分權但非絕對分立” 原則，在政府機構改革領域具有特殊制度意涵。根據《美國法典》第 5 編第 9 章規定，任何涉及聯邦機構設置、職能調整或公務員制度改革的重大行政舉措，必須獲得國會明確授權。特朗普政府試圖通過第 13781 號行政令單方面推進政府重組，本質上構成了對《1949 年重組法案》立法保留事項的僭越。這種將行政效率置於憲政程序之上的做法，與聯邦黨人在《聯邦黨人文集》第 47 篇中強調的 “部門權力滲透但不相混淆” 的憲政設計形成尖鋭對立。

程序正當性的雙重缺失

改革方案的合法性危機不僅源於實體權限爭議，更植根於程序性瑕疵。根據《行政程序法》第 553 條，涉及重大政策調整的行政命令需履行 “通知 - 評論” 程序，確保政策制定的透明性和公眾參與。但本案中，管理和預算辦公室在制定機構改革方案時，既未進行法定公示，也未接受公眾質詢，其閉門決策過程直接違反了行政立法程序的核心要求。這種暗箱操作模式引發多起依據《信息自由法》提起的行政訴訟，進一步削弱了改革方案的正當性基礎。

歷史循環中的行政權擴張

美國政治史上，行政分支的機構改革嘗試往往遭遇制度性反制。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 1937 年的 “法院填塞計劃” 因突破權力邊界遭致失敗，尼克松政府的 “行政特權” 主張在 “水門事件” 中徹底破產。特朗普政府的改革困境延續了這一歷史規律：行政命令 (EO 13781) 要求各機構提交重組計劃時，刻意規避國會監督委員會的正常審查程序，這種 “行政單邊主義” 與里根時期第 12291 號行政令引發的 “國會 - 白宮拉鋸戰” 如出一轍。不同的是，當代司法系統通過強化 “硬審查” 標準（Hard Look Doctrine），進一步收緊了對行政裁量權的司法控制。

官僚政治的複合阻力

聯邦官僚系統的結構性防禦機制在本案中展現得尤為明顯。公務員保護委員會依據《公務員制度改革法》啓動的獨立調查顯示，超過 60% 的受訪聯邦僱員認為改革方案威脅職業安全。這種體制內抵抗與外部司法審查形成合力：聯邦僱員工會援引《勞資關係法》第 71 章提起的集體訴訟，成功獲得全國勞動關係委員會的有利裁決。利益集團的司法動員能力，印證了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關於 “官僚機構自我維續” 的理論預判。

憲政危機的制度化解

伊爾斯頓法官的臨時禁令絕非孤立事件，而是美國憲政體制自我糾錯機制的常態顯現。正如聯邦最高法院在揚斯敦鋼板鋼管公司訴索耶案中確立的 “三階分析框架”，總統權力在觸及國會專屬領域時必須接受最嚴格審查。本案中，政府律師未能證明改革方案的 “迫切必要性”，也未能提供國會默示授權的充分證據，導致司法天平最終向立法權傾斜。這種制度性制衡印證了漢密爾頓在《聯邦黨人文集》第 78 篇中的著名論斷：“司法權作為憲法守護者，有權宣佈違憲行為無效。”

結語：

這場改革博弈的本質是憲政原旨主義與新保守主義行政理念的深層碰撞。當行政效率與程序正義產生價值衝突時，美國政治體制通過激活 “否決政治” 機制來維護根本憲政秩序。改革方案的法律命運不僅關乎特定政策的存廢，更是對三權分立原則當代適應性的嚴峻考驗。在可預見的未來，聯邦法院系統仍將扮演 “憲法防火牆” 的關鍵角色，通過司法審查確保任何改革舉措不逾越麥迪遜設計的 “野心對抗野心” 的制度框架。

此次法官對特朗普政府改革的可能限制，是美國民主制衡機制發揮作用的體現。這一事件不僅關乎特朗普政府改革計劃的命運，更反映了美國政治體制在權力動態博弈中對權力濫用的防範與糾正，維護了憲法框架下權力分配與行使的基本原則。

參考文章：”聯邦法官似乎可能會暫時停止特朗普的全面政府改革”美國東部時間 2025 年 5 月 9 日下午 3：56載於《N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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