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鋒:突破工業軟件自主創新之囧_風聞
熊猫儿-2小时前
中國工業軟件大幹快上的這幾年,技術和產品的進步是顯然的,特別是本人所在的CAE賽道上,新公司和新軟件雨後春筍般出現。但國產工業軟件產業的成就似乎不明顯,市場上翻雲覆雨的還是那些國際龍頭,國內軟件很少翻起浪花,哪怕是一點漣漪。到底是什麼原因?
面對卡脖子,呼吸困難時,猛然發現我們工業軟件基礎薄弱,百廢待興,感覺需要花費大力氣做那些大鱷們曾經做過的基礎工作。但等冷靜下來思考時,發現如果沿着國際大鱷的老路走下去,我們永遠也追趕不上。不知道你想沒想過這個問題,即使我們趕上了,做成和國際龍頭一模一樣的軟件,用户就真的會接受嗎?為什麼會接受呢?我似乎找不到他們接受的理由。
所以,我的判斷是:這樣做下去,成功的希望非常渺茫,模仿成功者的成功道路不可能讓我們成功。在邊際成本為零甚至可以零元購的軟件行業,平替肯定沒有希望,何況我們做不到平替。因此,我們完成基礎能力打造之後,換道超車也許是我們唯一可以打贏的策略。換道超車的根本是創新,特別是技術創新,但技術創新需要自由環境和解放思想,需要環境、意識、思維和策略的創新。哲學上説,生產關係終將束縛生產力的發展,直到其發生變革為止。當以上這些生產關係類的創新到位了,研發專家在技術方面的生產力創新就不需要外人操心了。本文就此提出以下六方面研討一下的策略或意識的創新:見路不走、國情意識、極致思維、特需拉伸、另起爐灶、AI原生。
一、見路不走
豆豆三部曲中的《天幕紅塵》有句話叫“見路不走”,全書將其奉為創新成功者的寶典,也就是要有意識地避開那些成功者的路線,創新才會成為可能。
換道超車不僅僅是針對國外大鱷,還包括對自己的老業務。正所謂“拿着舊地圖,永遠找不到新大陸”。現在流行“重走長征路”,但走大鱷們的老路,等待你的也許就是其血盆大口。
提筆寫這篇文章時,旁邊有人問,幹嘛不直接命名為《自主工業軟件創新突破之路》?一來,這個名字太大,怕駕馭不了;二來,既然是創新和突破,那原本就應該沒有路。正所謂,世上原本沒有路,人走多了才有了路。如果已經有路,那一定沒什麼好創新的了,更談不上突破。我們發現,創新者往往是年輕人,不是因為年輕人多麼有學識和有經驗,恰恰相反,正是學識和經驗束縛了年長者的創新,因為年長者大腦中的“路”太多了。在當下的時代,經驗和學識的尷尬在於:在AI面前很脆弱,在創新面前很固執。作為年長者,大概只有走出舒適區,讓經驗失效,才有不會被AI封印,讓自己“無知”,才有創新的可能。最近幾年有個流行詞:內卷。通常人們把這個詞理解為面臨競爭激烈的拼命奮戰。其實這只是表面現象或表層意思,內卷的本質是缺乏創新,低水平同質化競爭,跟風進入同一個本就不寬的賽道。在“見路不走”的世界,就不應該會有“內卷”一詞彙產生。
中國社會喜歡“對標”,不是一般的喜歡,而是特別喜歡!每做一件事,一定要先找一個先進“標杆”,然後找差距、定目標、定計劃,最後大幹快上!工業軟件界也是如此。現在每天講突破“卡脖子”困局,講國產替代,於是,就想當然地對標國際先進軟件。其實,這種對標追趕不僅沒有必要,還會誤導中國工業軟件公司去花重金重走別人的老路,失去了創新的機會。
在很多次評審中,我經常被專家問“你的這個東西或者做法歐美做過嗎?”,如果我回答“沒有”,那評審結果肯定凶多吉少。那些專家的邏輯大概是:歐美沒有做過的東西,肯定不是什麼好東西;歐美沒有走過的路,大概你也走不通。這種“有路才走”的思維就是對標思維在作祟。我認為,如果你翻遍全世界的文獻,都查不到別人做你想做的事情或者你的做法,那恭喜你,你距離創新不遠了。否則,只能拾人牙慧,做不出有價值的創新,能做出來的只能是修修補補的微創新。
其實,我們不反對對標,問題是你應該對哪個標?我們對標,其實應該對標本國工業企業的需求,而不是實現途徑。目標相同,都是羅馬,但通向羅馬的路是不同的,在新時代有新時代的路,有新時代的交通工具。
二、國情意識
“國情場景”的意思是,中國工業有其需求的特殊性,放之四海皆準的國際先進工業軟件未必能關注到或者願意關注這些特殊性。為中國的獨特性而設計的東西必然是創新的。華為交換機業務在早期有個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還真不是一個比喻,而是真真實實的從農村市場入手。華為創業那時候,中國農村老鼠流行,交換機的線纜剛換上沒幾天就會被老鼠咬壞,有點像計算機行業的那個BUG典故,真的就是臭蟲在計算機裏面搞短路了,而不是計算機的設計原理和器件質量有啥問題,但這確實就是產品可用性問題。老外的交換機從來沒有碰到過這個問題,也懶得解決,或許中國市場規模還不值當去解決,這就是國際大公司的通病。其實也不能稱為“病”,這是性價比和戰略使然。但華為專門為此設計了特殊線纜,拿下了中國農村市場,後來逐步蠶食市場的故事你們就都知道了。
相較於國際工業,中國國情有許多差異,除了工業水平、產業結構、標準規範、人才結構等的差異外,在工業道場、科技江湖、學術禪堂中有很多特別的東西,特別到只可意會不可言傳。不但不可説**,而且一説便錯**。本着“見路不走”的精神,少説也是對的,就請各位看官自行斟酌。但存在就是有理,為這些客觀的存在做特別的設計,對工業軟件的生存發展來説是值得的。
三、極致策略
前文講平替沒有可能,所以你需要給用户一個購買你的理由。“極致策略”對後來者或小公司來説是一種四兩撥千斤的手法,可以給你的客户一些購買理由。華為每個產品或產品線的經理有一個特別任務就是給產品找到幾個“極致特性”。前幾年發佈的Mate60的衞星電話就是一個案例,地球人都知道自己大概一輩子都用不到這個功能,但該功能搞得卻人盡皆知。華為的其他手機也都有意識地採用這種策略,譬如三摺疊MateX、寬屏摺疊PuraX等。
現在因為信息安全,全國上下的硬件和操作系統也正在走自主化之路,特別是其中的芯片。CPU和GPU採用全自主架構和自主可控的編譯工具鏈,包括編譯器、數值庫KML和MPI等。基於這些新架構和新工具鏈,對計算資源效率要求高的軟件,譬如仿真的網格剖分、求解器及其數值計算引擎等,重新進行適配和調優,可能會獲得意外驚喜。由於工業軟件和芯片的編譯工具鏈都是自主可控的,可以任意改寫,完全可以在兩方協同特殊調優之下,有可能把某些場景的計算速度和效率提升一到兩個量級,獲得某種極致特性。這不就是給用户一個購買你的理由了嗎?對於那些標準化程度很高的國際軟件和全球硬件,此類工作他們還真不稀罕做。
《藍海戰略》一書中描述了一種極致戰略,就是在你的產品或服務的賽道中,找到一個細分市場,把所有的資源全部投入到這個細分賽道中,把這個細分市場的用户核心需求做到極致的滿足,其他的無關特性減到最低甚至沒有,最終下來,業務的利潤也很好。書中例舉了美國西南航空這一成功案例,其實中國的商旅酒店這種戰略貫徹的也很成功。我們看到很多企業做法恰恰相反,總是四處調研,偷師同行,設法把優秀同行們的所有好特性往自己身上一股腦地加載,最後產品或服務不倫不類,成本很高,但收益很小。
另外一種極致策略是“極左極右”。這個策略是説,如果你一直苦苦解決不了一個問題,那就換一種完全相反的做法。如果你想打敗領先者,你一定要把領先者的所有的做法反過來做。前兩天跟中核集團某首席專家聊天,他講到一個自己的事兒。他一直為某個問題所困,某日,他在女兒的遊戲中獲得靈感:幹嘛不用微分來求解這個問題,為啥一直跟着業界慣用的積分做法苦思冥想。於是豁然開朗,問題迎刃而解。你不知有沒有發現,這個世界上,大多數產品品類中,你能快速想到的往往都是兩個品牌,很少有三個或以上,譬如麥當勞和肯德基、雪碧與可樂、蘋果和華為、比亞迪和特斯拉等等。事實也是如此,往往第一和第二的市場份額和知名度相當,但都遠遠高過第三。而且,這兩個品牌定位往往是截然相反的。也就是説,你想成為第二甚至超越第一,就不能去模仿第一,而是要選擇與第一絕對相反的路,不僅僅是不同而已。
四、特需拉伸
中國工業軟件有一個魔咒:工業軟件企業都希望做一款頂天立地的產品,但最後都被項目纏身。產品化需要長期投入,板凳甘坐三年冷,但沒有收入,現金流斷裂,企業無法活着見到明天的太陽,所以很多企業都被逼無奈,承接用户的短期項目,做定製化開發。定製化開發的一大特徵是“投入與產出呈正比關係”,增加一倍的收入,就必須增加一倍的人(或者説是成本),企業的利潤率無法增長,甚至因為管理成本的增加利潤率會下降。所以,很多企業得到一個結論,工業軟件公司如果要產品成功,應該保持定力,抵制魔鬼誘惑,避免做項目。
難道做項目除了回籠一點人員成本,真的就一無是處了嗎?回答這個問題,需要看你做什麼樣的項目,做誰的項目,以什麼為目的做項目。做什麼產品的什麼功能是選擇的結果,其實做項目也是,這恰恰能回答另一個問題,在剛需和特需(即“卡脖子”需求)面前,我們的產品先滿足誰?
做產品需要滿足剛需才能有規模化的市場。國產工業軟件的平均“剛需”是由我國綜合工業水平決定的。中國工業水平與國際先進國家相比差距較大,所以對工業軟件的“剛需”也不會像國際需求那麼高。按投入產出比最大化原則,國產工業軟件的優先研發目標是滿足這種不高的“剛需”。但目前來看,解決“卡脖子”問題似乎才是國產工業軟件的使命,而那些被“卡脖子”的企業正是工業水平最高的一批,有些企業已經達到和超越了國際水平,他們對工業軟件的需求恰恰是最高的,等同於國際先進軟件水平。那問題來了:在研發資金有限的當下,我們到底是先來滿足哪方的需求?
我的結論是:做產品選“剛需”,拉技術做“特需”。工業軟件公司活着的確需要錢,但做特需項目不能單單為了錢。工業軟件的技術拉伸靠什麼?拉伸技術,只滿足剛需是不夠的,需要有更高的需求來“拔苗助長”,其實就是那些卡脖子的需求。所以,特需項目要做,但要有選擇性。當然,這是一個思維方式,在企業實踐面前,有很多難題和灰度。但有思維和主見總比沒有強,即使死也要知道為啥死。
五、另起爐灶
換道超車就意味着要另起一行,從頭寫起。所以另起爐灶本應是換道超車的自然選擇,但在是現實中,我們的選擇經常“很不自然”。創新這件事不僅僅是個科學和技術問題,更是個社會學問題。對於全新的公司,創新沒有負擔,但對於具有一定的傳統業務的公司,這種具有顛覆性的換道創新,可能被老業務所困。《創新者的窘境》一書中非常生動地描繪了這一現象,並提出了一些建議。
《窘》一書通過一個經典案例——3.5吋硬盤的上位史,生動展現了一個四兩撥千斤的陽謀:在顛覆式創新技術面前,一家老牌公司是如何在光天化日之下輸給一家新公司的。要知道,這家老牌公司並不是你猜測的那種傲慢和官僚的老戰車,而是擁有先進技術(甚至是3.5吋硬盤技術的最早期的研發者和擁有者)、認真傾聽那些最有價值的大用户聲音的、管理完善甚至完美的、也在不停創新的、兢兢業業和積極進取的公司。在這個過程中,老牌公司其實什麼都沒做錯,都是按照一個成功公司的做事原則和工作方法做決策並付諸行動的,但還是不可避免地輸給了顛覆式創新的小型新公司。這個過程中,似乎正是那些最有價值的大客户誤導了老牌公司。創新初現,這些大客户們往往認為那些創新是花拳繡腿的玩具,傾聽客户聲音的大企業必然將這些創新打入冷宮,企業採納的創新往往是那種延續式的微創新而非顛覆式的架構創新。等其他小公司不知不覺在技術進步和商業生態中建立優勢,開始衝擊大公司的傳統市場的時候,大公司會反應過來且全力挽救,但一切都來不及了。
所以在顛覆性技術面前,經常看到一個現象:老大死,老二轉身,老三勝。面對顛覆性技術,不同規模和領先度的企業態度不同,既得利益越高的企業,面對顛覆性技術顯得越遲鈍。倒不是他們的技術能力不行,也不是沒意識到,而是商業戰略使然。
《窘》書給出結論:顛覆式技術和產品的切入點絕對不是那些傳統的高價值大客户,而應該是那些你從來看不上眼的甚至從來就不是你的用户的那些偏門市場的小客户。而這種偏門小客户,放在在大公司的傳統體系中,完全是被排除在決策之外的。書中進而推論,如果引入顛覆式技術,你應該立刻成立一個全新的部門、全新的團隊、全新的激勵機制,甚至乾脆就是一個新公司,讓他們從你從來看不起的偏門市場的小客户開始做起。創新往往在小團隊誕生,小團隊才會像一隻尖尖的箭頭,穿透膚淺的表面,深深扎進人跡罕至的地方。
六、AI原生
技術換代時往往是換道超車的最佳時刻。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寵兒,每個時代的寵兒都是上一個時代的顛覆者。工業CAD是工業2.0時代的寵兒,工業CAE是工業3.0時代的寵兒,工業AI是工業4.0時代的寵兒。處在工業3.0末期的我們,工業AI必然擔負顛覆者的使命,因此工業軟件的下一代顛覆新技術也許就是AI。也許你會説,AI不是我們的專利,那些工業軟件大廠也在佈局AI技術,他們的工業軟件已經在通過AI賦能,你在這裏談AI有什麼新奇呢?的確是的,所以,如果我們還談AI賦能工業軟件,那就確實不需要談了。
本節的題目稱為“AI原生”,不是“AI賦能”,**是“AI+工業軟件”,不是“工業軟件+AI”,**這兩者的區別是:一個是顛覆式的創新,一個是延續式創新,或者稱為微創新。前者需要打破當前工業軟件的架構,或者乾脆放棄當前的架構,改用AI的架構,把工業軟件的要素打碎成為組件,然後架構在AI之上。後者是用AI技術輔助工業軟件的的使用,加速工業軟件的計算速度。前者應該是一種包含了工業軟件要素的AI軟件,後者是包含了AI要素的工業軟件。
生產力有三要素:生產對象、生產工具、生產者。AI的本質是對“生產者”進行革命,而不僅僅是“生產對象”或“生產工具”的改良和變革。也就是説,AI原生的工業軟件的使用者將發生鉅變,可能不再是當前的工種,甚至不是人類。以此為目標的AI才是AI原生型的,否則都是AI賦能型的。
承接“另起爐灶”一節的觀點,現在AI大流行,世界工業軟件公司看似都在第一時間推出了AI加持特性,但真的把這項技術作為生死飯碗的公司只可能是初創公司。錦上添花和雪中送炭是不一樣的,餐後甜點和充飢主食是不一樣的。讓既得利益的老牌公司推翻原有的工業軟件架構,構築一個全新的基於AI的架構,他們需要克服的不是技術難題,而是決策機制的難題,不是他們不知道顛覆式架構的巨大潛力,而是無法抵禦既得利潤的誘惑。這就是新公司衝破封鎖的機遇。
七、寫在後面
談了這麼多,但説起來容易做起來難。企業身處四面楚歌之境時,做起決策略來有太多的左右為難、條件不足、生存壓力和短線誘惑,這的確是對企業家智慧的考驗。就像在學校學的偏微分方程(組),大多數的偏微分方程(組)沒有通解,往往都是在特定邊界條件下和特定初始條件下的特解。家家有本難唸的經,在相同的偏微分方程(組)面前,每家企業有各自的特解。
寫到這裏,突然又想起來“見路不走”。那我寫的這些歪嘴方程,是不是又在畫“路”?真糾結!兩千多年前,老子倡導“君子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還説“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又説“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可他還是寫了五千言的《道德經》,當時他得多糾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