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道司法案件的記者，重不重要？_風聞

19世紀30年代，英國有了現代意義上的法庭報道，出現了專門報道警務工作和庭審情況的週報。德意志在這方面比較落後，到19世紀後半葉才有類似的新聞工作，而且最初的德語庭審報道大多缺乏文學素養，並且沒有獨立的問題意識和批判性，對官方的説法鸚鵡學舌，對於司法問題和社會問題也是儘量傳播“正能量”，為現行秩序辯護和提供正當化。[1]在德國報道庭審的記者一般不會質疑法官的權威和庭審的正當性。法官和其他法律工作者也往往對記者抱有一種居高臨下的輕蔑態度，認為記者是外行，所以如果有記者敢於質疑甚至批評法庭的工作，是非常驚人的事情。[2]

這種局面到了魏瑪時期才有所改觀，而這主要應當感謝20世紀20年代德國最重要的法庭記者之一、通常用“斯靈”（Sling）的筆名寫作的保羅·施萊辛格。

施萊辛格於1878年出生於柏林的一箇中產階級猶太人家庭，十七歲就開始寫小説。他在大學學習語言和音樂之後，進入德國出版傳媒巨頭烏爾施泰因出版社（Ullstein Verlag），擔任駐法國和瑞士的通訊記者。他從1924年開始為烏爾施泰因集團旗下的《福斯報》撰寫大量關於案件與庭審的新聞報道。[3]《福斯報》是柏林最重要的嚴肅報紙之一，歷史悠久，在政治上“始終站在民主和進步那一邊”，受眾主要是資產階級自由派和知識分子[4]。

（保羅·施萊辛格爾，約1927年）

施萊辛格對法庭報道這種題材的發展有很大貢獻，給庭審報道設定了新的基調。他把自己擺在與法官、檢察官和其他公務人員平起平坐的地位上，去觀察和評判法庭上演的一幕幕悲喜劇。[5]並且，施萊辛格認為魏瑪共和國時期的司法機關仍然保留了第二帝國時期的壓迫性，所以他主張將刑事司法體制“人性化”。[6]

 施萊辛格密切關注社會問題造成的犯罪，對犯罪分子抱有一定程度的同情。他認為，絕大多數嚴重犯罪都是“人類的悲劇”或者“致命的意外”。所以他經常把罪犯視為另一種類型的受害者：“開槍的人就像爆炸的鍋爐、扭曲的鐵軌、落下的閃電和發生雪崩的山體一樣，本身是無辜的……要解釋自然災害，人們發明了一些手段，比如測量工具。要解釋人的爆炸，我們要運用心理學。”[7]因此，施萊辛格報道庭審的原則是“尋找出庭的人們——被告與證人——靈魂深處的動機，也嘗試去窺探檢察官與法官的內心”。[8]

 施萊辛格成為當時新聞工作者的榜樣，很多法學家也視他為權威人物，據説他甚至對司法部的人事政策也有影響力。[9]就連他的政敵——共產黨人也對他有很高的評價，認為他“雖然從不脱離本階級的陣營”，但能夠看清統治階級的弱點，並要求糾正弊端。[10]

 施萊辛格於1928年去世。接替他成為《福斯報》法庭記者的，是魏瑪共和國時期柏林的另一位著名記者和文人莫里茨·戈爾德施泰因。他的筆名是Inquit（拉丁文，意思是“他調查”）。著名作家赫爾曼·克斯滕（Hermann Kesten，1900—1996）深情地讚譽戈爾德施泰因是“最有人情味、最機智風趣的記者之一”。[11]

（莫里茨·戈爾德施泰因，約1927年）

戈爾德施泰因於1880年出生於一個猶太商人之家，是土生土長的柏林人，在1933年移民之前一直生活在柏林，對這座城市瞭如指掌。他是德語文學博士，還做過德語文學的出版人，寫了大量描繪柏林風土人情的文章。他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參軍，但主要做後方工作，沒有上過前線。[12]後來，他接替施萊辛格，為《福斯報》報道柏林的庭審。

 下面這段戈爾德施泰因讚揚施萊辛格的話，其實也適用於戈爾德施泰因自己：“在[施萊辛格]之前，庭審新聞的寫作者，是沒有任何文學上的雄心壯志的。是他[施萊辛格]首度拔高了庭審新聞寫作的水準，同時也讓庭審報道對讀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是他獨闢蹊徑，把被告描繪得具有人性，復原成與你我相似的普通人；也是他第一個看到了法庭公務人員的人性，並將其揭示出來……雖然嚴守實事求是的原則，但他從不滿足於乾巴巴的報道，而是用自己的才華去照亮這一小塊生活的樣本，或者用他的幽默去緩和他的犀利，並始終願意抱着對人類的愛，去理解人類的每一種弱點和缺陷。”[13]

 從1928年6月26日到1933年3月31日，幾乎每一期《福斯報》都刊登了戈爾德施泰因撰寫的庭審報道。後來在流亡海外期間，他回憶説，那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五年”。[14]他寫下的大約700篇庭審報道，不僅僅涉及犯罪和司法，實際上更是展現魏瑪共和國時期柏林之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的萬花筒。戈爾德施泰因的寫作不僅給讀者提供信息，也有教育和啓蒙大眾的作用。今天我們讀到他的報道，仍能夠透過生動的文字仿若身臨其境地瞭解20年代末柏林社會的狀況，它的苦難、矛盾衝突與社會心態。[15]       

戈爾德施泰因的報道不僅具有社會和新聞價值，也有文學價值。著名作家庫爾特··品圖斯（Kurt Pinthus，1886—1975）就認為，戈爾德施泰因的庭審報道是“這份報紙[《福斯報》]閲讀人數最多、最受歡迎的部分”，將“庭審報道提升到了文學的高度，而且不僅僅是純消遣性質的文學”。[16]

1931年，戈爾德施泰因被同行推舉為新組建的“法庭記者聯合會”的主席。由此可見法庭記者已經有了相當強的集體意識。這個聯合會的成員除了戈爾德施泰因這樣的資產階級自由派之外，也有保守派、右翼和天主教方面的記者。大家的政治立場不同，但都致力於改善司法界與新聞界之間的關係。[17]

 納粹上台之後，戈爾德施泰因逃離德國，後來在意大利、法國、英國和美國生活，最後在紐約去世，享年九十七歲。[18]       施萊辛格的工作於1928年結束，那時共和國還相對穩定，而戈爾德施泰因經歷了共和國最動盪的最後幾年，所以我在閲讀兩人的庭審報道集的時候最大的感受就是，施萊辛格主要集中於社會問題造成的犯罪，而戈爾德施泰因的報道更為政治化，他的許多文章的主題都是左右鬥爭，比如他報道了柏林市警察局副局長魏斯針對誹謗他的納粹黨人的起訴[19]。但閲讀這兩位的作品集，於我而言都是愉快的經歷。

（柏林莫阿比特區刑事法庭）

本文節選自我的原創作品：

《巴比倫怪物：魏瑪共和國犯罪鑑證實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