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入情境，心腦聯動——略談所謂“文科思維”_風聞

   今天就上次的《馬哲教學中如何處理學生提出的偽問題？》一文來談一談“文科思維”的問題。

   該文其實是一篇馬哲教學的工作筆記，記錄了我校思政專業畢業的Z老師就自己對學生有關馬哲問題的解答與我（她當年的專業老師）進行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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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學生學習馬哲時，都像這位向Z老師提問的A同學一樣，經常會提出一些讓老師怎麼回答都感到彆扭的“偽問題”。因為這類偽問題是因為學生不瞭解馬哲範疇、原理的內涵、體系與針對性造成的，所以直接回答這些偽問題，如同回答“原子是固態還是液態？”“紫外線是什麼顏色？”一樣，沒有任何認知意義。然而老師如果不回答這些問題，不但打擊了學生的積極性，又讓學生錯失了鍛鍊理論思維，系統掌握馬哲的機會。

    針對此類偽問題，​前文提出了一套高低搭配且循序漸進的雙層應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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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化偽存真（低）：通過“提供信息增量（構建情境）+向學生要解釋”，將偽問題引向一個真問題，並讓學生比較不同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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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正本清源（高）：判斷偽問題的根源，並直接運用邏輯分析方法釐清相關範疇、原理的內涵與層次關係，使偽問題得到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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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略1其實借鑑了辯論賽質詢策略；策略2則運用了語言分析哲學（如維特根斯坦）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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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附帶説一下：教思政專業以來，個人感覺思政專業有些同學畢業論文中的中學思政教學法研究常常做得“大而空”，寫來寫去都是套話，以致寫與不寫、看與不看都不太有多大差別。當然，熟悉一遍寫論文的流程也是大有好處的，但在內容上也應有所改進，不應總是那樣空洞膚淺。我與中學教師們（不少是我校畢業的）對馬哲教學內容與方法有過不少探討，受益匪淺。時常整理併發佈於此，也是為了讓同學們看到：比起閉門造車，是不是在這些地方更有可能提煉出真問題？更有可能發展出新觀點、新方法？

    回到正題。以上的雙層應對策略，第一層是偏情境的，比較“文”；而第二層就偏邏輯了，比較“理”。對這一層邏輯論證，“通義”大模型評論道：“邏輯推演嚴密：在分析規律與事物關係時，系統區分了"事物-事物"“事物-規律"兩種關係類型，通過時間軸移動測試建立判斷標準，論證過程具有數學證明般的精確性。”

   而且，這兩層結合起來形成的整體是“文科”的思維。“數學證明般的精確性”是過譽，而且即使有，那也不是我的最終目的。雙層論證的最終目的，不是去證明出一個某些範疇運用的數學般的“普遍公式”，而是要你在排除某些極端錯誤之後，自行辨別、選擇乃至創建能夠讓這些範疇及其聯結產生意義的運用場景。

   在一個場景中不產生意義的東西，換到另一個場景中是可能產生意義的——在場景間的這種跳躍與交融，則是一種文科特有的“元意義”。

   有一個例子我曾對英語專業的學生講過：

   我本科學的也是英語專業。那時，翻譯課老師曾引用美國詩人弗洛斯特的名言“詩就是翻譯過程中失去的東西。”這就是説，真正的詩意是翻譯不了的。比如“昔我往矣，楊柳依依”“客舍青青柳色新”“忽見陌頭楊柳色”“年年柳色，灞陵傷別”就是翻不成英語的。字面當然可以譯過去，可是這裏真正的詩意，如折柳送別的習俗、漢語中“柳”與“留”的諧音以及與這些相關的無數意象與情致，英譯文是無法表現的（即使能加上一大堆註解，那也是詩外的東西，而不是詩本身，不是在詩中領會與欣賞的東西——你讀註解是在學知識而不是對詩歌進行審美，正如看地圖是在學地理知識而不是在欣賞風景一樣），因此詩歌翻譯（如唐詩英譯）毫無意義可言。不過，我當時感覺自己讀的許淵衝以及一些國外漢學家的中詩英譯，還有拜倫、濟慈、華茲華斯、迪金森等人的詩歌中譯，都別有韻味，更不用説中國的現代詩就為西方詩歌所滋養，美國的龐德等意象派詩人也深受中國古典詩歌的影響，這些讓我感到詩是有它的跨語言、跨文化的存在的。後來我想這是因為弗洛斯特為翻譯構建的場景，是“傳送帶”或“電話線”的場景。在這種場合下，譯文像傳送帶或電話線：傳送帶或電話線沒有自己獨立的意義，只負責將A端（源語）的貨物或信息傳輸到B端（目的語），如果貨物太重或者音量太低（詩意太豐富或太微妙），傳不過去，那就等於所有的詩都在傳輸中卡住、損失掉了，沒有被目的語讀者接收到，這傳送帶與電話線也就沒有意義了。可是在我閲讀譯詩的體驗中，建構起來的卻是“橋樑”的場景：譯文好像源語和目的語這兩岸之間的一座橋，它本身就是獨立的實體，你可以通過這座橋去南岸或北岸，假如你走不了那麼遠的話，也可以就站在橋上看南岸或北岸，還可以站在南岸或北岸欣賞這座橋本身——如武漢長江大橋本身就是極美極有名的景觀。在這個“橋樑”場景下，譯詩不但有詩意，而且這詩意還很獨特而豐富。翻譯過程中，詩意是會被阻隔，但這阻隔也是一種中介，是對照、停頓與嵌入，而正因為有了這種對照、停頓、嵌入，詩意又得到了跨語言的再生或者説重構。

    前文中提到我是學文科的，從高中時起，就養成了具象化、情境化的“文科思維”。這種“文科思維”帶來的好處之一，就是讓你像在這個例子中一樣，能夠更為自由地架設與轉換場景，從而掌握某種意義的產生與解構機制。當然我做得很笨拙很陋劣，但文科大師們在這方面就出神入化了：莊子的“逍遙遊”、朱熹的“月印萬川，理一分殊”、休謨的“精神科學中的實驗推理法”、康德的“哥白尼式倒轉”“理性無直觀則空，直觀無理性則盲”、黑格爾的“感性確定性”“絕對精神”“主體即實體”“直接性與間接性”、尼采的“日神與酒神”、海德格爾的“林間空地”“詩意的棲居”、維特根斯坦的“語言遊戲”、馬克思的“自然是人的無機身體”“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商品拜物教”……都構建了極為宏大極富張力的意義場域。錢鍾書先生在這一點上特別厲害，而他就是典型的“文科腦”，數學考不及格，然而是一個“以象喻理”的聖手，對語言、情境、意象及其中的直觀邏輯的敏感度與領悟力，舉世罕有其匹，所以他的學術呈現出一種極為獨特的理論範式。

    但大家可以從我之前提出的雙層策略中看一看：我除了直觀與想像，是否也運用了邏輯工具來精確地分析問題？是的話，那麼“文科思維”是否一方面增強了一個人思維的具體性與包容性，另一方面也並沒有阻礙這個人學會嚴密的邏輯思維？

    也有人認為這完全是個人能力與心志的問題，而不是所受的文科訓練之功。但在我看來，所謂“文科訓練”本來就是自主的、個性化、隱性滲透為主的訓練，因而“至人無名”“功成而弗居”。我是很平庸的一個人，但在這些訓練中耳濡目染，日積月累，似乎也能略有所得，小有所悟，何況今日同學們的資質與條件都遠勝於我，實在是不應該浪擲的。

    再舉一個用“文科思維”來剖析的例子。

    這次新國辯老友賽水平不如以往，鬧出的事卻有些沸沸揚揚。馬薇薇指責決賽的“社會裁”蔣松筠（B站up主“老蔣巨靠譜”）對比賽評判不合理，且打比賽時説“佛教是封建迷信”，與馬薇薇一起備賽時還説“我要集齊12星座女友”。蔣發了微博自辯，認為判比賽可以有自己的判準，“佛教是封建迷信”雖不中聽，但並不為過，且在場上高強度攻防下説出不太得體的話，乃是辯論賽的常態。

    至於“集齊12星座女友”，蔣要馬薇薇拿出他備賽時真的這樣説過的證據，並説：

   “打過辯論的都知道，備賽討論短則兩三個小時，多則數十個小時。辯論是個需要打開思路和腦洞，逼迫自己進入到極端心證的遊戲，備賽時説的不合適的內容，比場上會多十倍。為什麼辯論這個遊戲還能玩下去？因為隊友之間存在基本信任，但現在你把這個信任摧毀了，以後大家還怎麼備賽？是不是都要互相搜身之後才能開始討論？是不是備賽時候也要話説三分有所保留互相防備？”

    這似乎又是承認自己可能真的這樣説過了。

    在我看來，如果蔣真的在備賽中為了開腦洞也好、開玩笑調節氣氛也好，當着女隊友的面説過這樣的話，雖然不是什麼滔天大罪，但確實不太好。

   文科要面對一個複雜而矛盾的存在，即實際上處於“意識流”狀態的人的精神世界。理科會將人的精神世界，即人的各種“感受”“想法”“觀念”簡化成一個個彼此分離的、有確定所指與真值的命題。然而實際上，人的活生生的感受之流（即德國哲學家謝林稱之為“原始感覺”的那種東西）是何時以及怎樣轉變成這樣明確而固定的命題的，卻還是一個謎。腦科學、認知心理學和分析哲學都在試圖解開它。能不能在現有的自然科學範式下解開這個謎，我們還不知道——很可能語言在“符合”對象之前或同時要“構造”對象。但文科也不必等到這一天再説話，因為它本來就是將人的精神當作活的東西來處理的。“1+1＝2”“水分子由一氧二氫三原子構成”這樣一些數學與自然科學命題的真假值是確定的，而且不會因為你心情的變化而有任何變化，然而“馬薇薇這句話（她在辯論中有些話太葷，恕筆者不能引用，大家可以自行去看她的辯論賽視頻）説得好”“蔣松筠這個集齊12星座女友的玩笑開得好”這樣的話，其實很難從意識流中切割出來單論真假，或者説，我們只能承認它們的真假值確實會隨着心情而變化——這正是文科要處理的那類觀念。

    “我要集齊12星座女友”這種話也許真的是玩笑，但很多事情從玩笑開始卻並不能以玩笑結束。很多玩笑帶有“冒犯”性質，而被“冒犯”者必定是矛盾的：一方面要知道“冒犯”的點在哪裏，感受到“冒犯”；一方面又要將這種“被冒犯”的“不快”轉化為“快樂”——形象些説，這是在“快樂”與“不快”之間盪鞦韆，你很難説在鞦韆停下來之前那一刻，是“快樂”還是“不快”留在那個聽你開玩笑的人心裏。

   我只能説，如果你不太熟悉你的聽眾，就不要隨便開玩笑，而且要儘可能地讓聽玩笑者自己來推拉鞦韆繩，並且力度不要太大。

   魏巍的革命歷史小説《地球的紅飄帶》中，1935年9月，中央紅軍到達甘肅南部的哈達鋪，兩萬五千里長徵即將抵達終點。紅軍放了假，讓大家到鎮子上買東西。蔡暢、鄧穎超、賀子珍、劉英等女紅軍找到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人時，毛澤東問她們這麼晚才來，上哪兒去了。賀子珍説：“被鎮上的婦女們拉到家裏去了。她們從沒見過女的當兵，問這問那，待我們可親熱了。”劉英説：“親熱是親熱，就是有點不相信我們是女的，還摸了我們一把。”毛澤東笑着説：“人家也要搞調查研究嘛！”人們頓時轟笑起來。

   毛澤東與女紅軍們開這樣的玩笑，無論是在場的人還是我們讀者，都只會覺得很幽默，而不會產生任何不適感，因為它符合我説的三個條件：

   1.熟悉：都是一起出生入死走過了兩萬五千裏的戰友；

   2.自然：是劉英自己主動説起婦女們摸她們這件事，而並不是毛澤東無端地拿她們尋開心；

   3.適度：毛澤東與再熟的女同志開玩笑也很有分寸，適可而止。他沒有再問“摸你們哪兒了？摸了幾下？”這種明知故問的“老司機”式的問題，一句“人家也要搞調查研究嘛”，既令人解頤，又沒有絲毫的油膩與尷尬。

   幾年前我在另一篇文章分析這一幕時還指出了毛澤東這個玩笑更深的意義：

   從來沒有見過女兵的婦女們對我們的軍隊這樣好奇，用這樣一種似乎不太文雅的方式來對紅軍女戰士們搞“調查研究”，不但説明了紅軍與老百姓的親密無間，也説明了舊社會受壓迫最深的婦女內心對革命與解放的強烈嚮往——面對這樣的“調查研究”，我們的女兵不但不應該有什麼不快，反而應該認識到這正説明我們的長征起到了“宣傳隊”和“播種機”的作用，是值得自豪與欣慰的。

   這個情節是有歷史依據的：紅軍在哈達鋪確實碰到過這樣的事。而曾志、劉英等女紅軍都曾回憶她們特別喜歡跟毛委員一起行軍，因為毛澤東讀的書多，性格又開朗，一路聽他講話又長見識，又開心，走多長的路，都不覺得累，也不感到餓。

    總之，“文科”不會給我們一個“怎樣與異性聊天開玩笑”的萬能公式，但它會通過有質量的閲讀（廣義的閲讀）體驗而潛移默化地培養我們讓自己的言行與具體情境相匹配的能力。

    “文科思維”對很多問題的答案並不明朗，但讀着文科的那些文本你會有所體悟，內心會發生許多微妙的、未見得能用一組命題來概括的變化。哲學課主要並不給你能夠數清的知識點（雖然它也有這樣的知識點），而是要你持續體驗思想之流。這正如音樂其實內含了極為精密的數理結構，但無論是作曲家、演奏家還是聽眾都不必懂那些數學知識（美國鋼琴家埃爾羅·加納甚至不識譜）——你不是要用數學去演算和推導，而是要用耳朵與心靈去傾聽化為音符的數字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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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投入情境，心腦聯動，學文科才能有收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