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與前行:歐亞安全新格局探索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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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8日的莫斯科紅場(圖源:北京對話)
Club提要:2025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蘇聯偉大衞國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週年,也是聯合國成立80週年。5月9日,莫斯科紅場舉行盛大閲兵紀念儀式。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中俄兩國人民並肩作戰、相互支援,用鮮血和生命凝結成深厚情誼。多年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問題上,中俄雙方始終堅定相互支持,堅定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當前,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秩序面臨深刻變革。地區衝突與經濟對抗相互疊加,導致國際安全環境持續惡化,全球供應鏈體系遭遇嚴峻挑戰。在此背景下,大國關係的結構性矛盾日益凸顯,戰略互信跌至歷史低點,國際格局加速朝區域化方向演變。全球治理體系有效性面臨空前考驗。
自2024年起,北京對話積極參與並組織中俄雙邊研討會及相關實踐活動,持續匯聚共識,攜手探討歐亞安全與發展機制。本文綜合整理了“中俄合作:推動多極世界”專題對話會、中俄三亞對話會、瓦爾代-華東師大中俄分組會等系列活動的部分重要觀點,供讀者參考。

今年2月,馬斯克和特朗普在白宮辯護“政府效率部”的工作(圖源:財新網)
當前,世界秩序正在經歷二戰以來最為深刻的變革:大國關係出現深刻裂痕,國際格局加速向區域化發展。各國都在強化獨立制定和實施國家戰略的能力,國家主義與新保守主義思潮強勢迴歸,某些大國領導人更試圖憑一己之力推動全球政治轉型;與此同時,中小國家並未被邊緣化,而是通過在大國間尋求戰略對沖、分領域深化合作,以謀求戰略利益最大化,不斷增強地區話語權。總體來看,國際秩序正呈現出大國博弈(“大博弈”)與地區競爭合作(“小博弈”)並行發展的特徵,多邊主義與平衡外交如今已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
然而,新的國際體系尚未完全構建起來:一方面,俄烏衝突等地區危機暴露出舊安全秩序的失效,各方不得不突破傳統地緣政治思維,尋求新的和平解決方案;另一方面,美國特朗普政府在全球範圍內實行“對等關税”政策,在試圖重構經濟秩序的同時,又不可避免地沿用了舊有的霸權主義規則和模式。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在其《舊制度與大革命》的前言中提到:“在摧毀舊制度的大革命中,他們的革命情感、習慣和思想其實大都是繼承了舊制度的東西,而且儘管他們不情願,還是用舊制度的瓦礫建設了新社會的大廈。”這一論斷揭示了秩序轉型的本質特徵——在舊秩序被解構的過程中,新的框架體系不會立即形成,而是需要經歷一個揚棄與重構的過渡期。在此背景下,如何應對國際變局、處理好鄰國關係,成為各國面臨的重大課題,任重而道遠。
作為歐亞大陸兩大鄰國,中俄雙方都深刻認識到“遠親不如近鄰”的地緣政治智慧。在近年地區變局與全球轉型進程中,中俄關系始終是最大的確定性,超越了冷戰時期的軍事政治同盟模式,堅持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方的基本原則,不斷提升政治互信水平,鞏固和深化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
在推動俄烏衝突和平解決的過程中,中俄兩國都探索了各自的秩序和制度模式。首先是歐亞安全架構。2023年,在白俄羅斯明斯克召開的歐亞安全國際會議上,俄羅斯首次提出“歐亞安全架構”這一概念。該架構提出時機恰逢俄烏衝突持續膠着之際,主張建立排除域外勢力干預的地區安全機制,保持開放原則,不設邊界限制,反映出俄羅斯試圖重塑後衝突時代歐亞安全格局的戰略意圖。然而,這一架構難以有效化解俄烏衝突的深層矛盾。俄羅斯橫跨歐亞的地緣特性使其安全訴求具有雙重性:既要確保西部邊境安全,又要在東方拓展戰略空間。這種獨特的定位使其提出的安全架構難以獲得廣泛認同。俄方認為,西方國家理論上有機會加入歐亞安全架構,但最重要的是不能再加入與俄羅斯對抗的組織,比如説,某些西方國家不能一邊加入歐亞安全架構,一邊又作為北約成員國繼續參與相關活動。因此,西方國家要想加入該架構的話,必須先退出北約,這在目前來看不太能實現。從本質上説,俄烏衝突是俄羅斯與西方在地緣政治、文明認同和制度模式上的結構性對抗,單純依靠地區安全機制無法解決領土爭端、安全保障等核心問題。

2023年10月26日,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在白俄羅斯首都明斯克舉行的“歐亞安全:轉型世界的現實與前景”高級別國際會議上發言(圖源:新華社)
其次是近年來國際政治中出現的“新雅爾塔體系”思潮。1945年初,美、英、蘇三國領導人在蘇聯雅爾塔(今克里米亞)舉行雅爾塔會議,確立了以美蘇兩極爭霸為核心的雅爾塔體系,就此開啓冷戰格局。該體系雖是大國政治的產物,但也為聯合國成立和戰後國際秩序奠定了基礎。蘇聯解體後,雅爾塔體系瓦解,俄羅斯一度想向西方靠攏、加入歐洲陣營,給尤其是西方國家造成了大國對抗結束、雅爾塔體系由此“終結”的錯覺。嚴格來説,雅爾塔體系未曾消亡,只是短暫地“休眠”。隨着俄羅斯同西方關係惡化,關於雅爾塔體系的討論又開始回潮。2014年克里米亞危機後,俄羅斯政學界提出“新雅爾塔”設想,主張仿效雅爾塔體系,由美國、俄羅斯和歐洲國家通過協商重新劃分勢力範圍,要求西方承認俄羅斯對烏東及克里米亞地區的特殊權益。這或許是普京所期待的新時期多極框架,即重新規劃地區勢力範圍和安全架構,在某種程度上與特朗普“美國優先”的主張形成默契,反映了當前保守主義政治思潮的迴歸。

1945年2月4日,時任英國首相丘吉爾、美國總統羅斯福、蘇聯領導人斯大林出席雅爾塔會議(圖源:新華社)
在當下全球秩序轉型的關鍵階段,構建更具建設性的中美俄三邊互動模式顯得尤為重要。如果中美關係、俄美緊張態勢有所緩和,同時中俄戰略協作持續深化,那麼這種動態平衡將有助於增強國際體系的穩定性。三角互動機制的重要性不容忽視,但這並不意味着必須迴歸“新雅爾塔模式”,因為雅爾塔體系本身帶有濃厚的大國沙文主義與霸權色彩,不宜作為新秩序構建的模板。對中國而言,這種模式更是會形成特殊挑戰,其體系不穩定性和內在脆弱性可能會迫使中國陷入戰略兩難,美俄之間過強的交易性特徵可能動搖中俄戰略協作的穩定性,而其排他性的勢力範圍劃分理念更是與多邊主義原則和全球南方的共同訴求背道而馳,從而可能導致未來大國關係呈現出更為複雜的“非傳統三角博弈”特徵。

中俄領導人於2024年喀山金磚峯會會見(圖源:中國駐俄羅斯大使館)
最後是中國式現代化發展道路。現代化是一種不可避免的、普遍的歷史性命運,在世界歷史的發展進程中,任何一個民族只要不想被滅亡的話,就必然要捲入到現代化進程中。中國式現代化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模式,主張在多極化的全球背景下,探索適應新時代治理需求的國家形態和治理方式,實現各國各民族和平發展、互利合作、共同繁榮。俄羅斯的現代化進程要符合本國國情和具體實際,同時可以借鑑中國式現代化的核心原則——堅持獨立自主,探索符合自身特點的現代化路徑。中國的發展經驗表明,發展中國家可以在保持自身文明特質的前提下實現現代化,而不必盲目融入西方現代化進程。中國不主張成為國際秩序變革的主導者,而是努力成為推動世界新體系構建的建設性力量。
在歐亞安全與發展問題上,中俄雙方存在重要共識,都將該地區視為關乎國家生存的核心利益區,這與西方將其作為外交政策議題的定位形成鮮明對比。中國主張積極參與俄烏衝突和平解決進程,但並不強求確定性,而是在尊重現實的基礎上尋求各方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案。國際社會各方不應繼續迴避積弊已久的問題,而應在動盪而複雜局勢中理清主線,積極探索地區發展新機遇,推動世界體系朝着更公正、包容的方向平穩演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