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觀點打着“科學”的標籤，但它們是病態的_風聞

在墜入愛河之人眼中，對方的一顰一笑、一舉一動無一不美，同理，當科學家迷戀上某個想法或科研結果，也會形成類似的“戀愛腦”。你會認定自己窺見了世界運轉的奧秘，彷彿整個世界都將因你的奇妙發現而煥發出別樣光彩。陷入“戀愛腦”的科學家並沒有欺騙的動機，但這種讓誠實的科學家決定“一條道走到黑”的失敗模式——病態科學，如不加以鑑別會引起嚴重後果（如本文最後所附案例）。不能停下來反思的人，則會成為最後一個意識到“顛覆性偉大事業”壓根行不通的人。

本文經授權摘選自《第三個千年思維：重新理解世界的思想、工具和方法》第13章《科學也犯錯？》，因篇幅所限，有部分刪節。

《第三個千年思維：重新理解世界的思想、工具和方法》（中信出版社，2025年2月）

撰文 | Saul Perlmutter（2011年物理諾獎得主、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物理學教授）、John Campbell（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哲學教授）、Robert MacCoun（斯坦福大學法學教授、社會心理學家）

1988年，法國某實驗室的資深負責人及其研究團隊在享譽國際的科學期刊《自然》上發表了一篇論文，提出了一個石破天驚的觀點。他們發現，將含有特定抗體的溶液高倍稀釋（事實上用水稀釋了10^120倍）後，得到的無限接近於純淨水的液體仍顯示出與原始溶液相同的反應特性。儘管稀釋後液體裏的原始溶液成分幾乎微不可察，但這篇研究論文得出的結論是：水分子結構似乎在某種程度上保留了此前稀釋過程的記憶。

看到這篇在權威期刊上發表的關於“偉大發現”的論文，我們應當作何反應？本章的標題“科學也犯錯？”或許能給你一點兒靈感：最終的結果絕不是熱烈頌揚某個劃時代的重大發現。然而這個故事也揭示了人們普遍面臨的一個問題：不管是科學期刊發表的論文，還是媒體發佈的新聞報道，上面都沒有貼上任何明確的標籤來幫助人們分辨哪些是振奮人心的新發現，哪些又是“科學犯錯”的典型反例。這是一個十分嚴肅的問題，假如我們的至親身患重病，那麼一篇聲稱水具備分子記憶功能的文章便可能會讓我們對備受推崇的“順勢療法”懷抱期望，因為它宣稱的治療效果與上述論文作者在將原液極高倍稀釋後發現的神奇效果異曲同工。如果這篇文章存在誤導性（後文再探討其緣由），那麼數以百萬計的人或許就會被其“謀財害命”（因為他們可能會耗費大量金錢，卻忽視了真正有效的治療方案）。

如何識別真科學與偽科學是比上述案例更復雜的命題，因為我們面對的是五花八門的複雜情況，可能遍佈多個不同的科學領域。在一些情況下，科學確實無法滿足人們的期望，在另一些情況下，有人還會刻意扭曲事實，將偽科學包裝成真科學，並試圖賦予其正當性。因此，科學的錯誤可能是誠實之人的無心之舉，也可能是有心之人的刻意誤導和故意欺詐。

在科學出錯的方式裏，有病態科學、偽科學和欺詐性科學。其中尤為需要提放的是病態科學。所謂病態科學，是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歐文·朗繆爾（Irving Langmuir）於 1953 年在一次演講中首次提出的概念。他舉例説明了部分科學家在科研過程中犯下的一類錯誤：一開始致力於真正的科研，最後卻因為過度“偏愛”某個出人意料的結果，開始刻意無視表明該結果不正確的種種跡象。這些已走火入魔的科學家的問題在於，他們不是無心忽略了細微的錯誤，而是想方設法地試圖通過反駁所有質疑其研究正確性的證據，來保住自己鍾愛的“成果”。這種讓誠實的科學家決定“一條道走到黑”的失敗模式，無疑引發了學界的嚴重擔憂。

為何尤為需要提防病態科學

總覽科學可能出錯的各種方式，我們應該尤為關注處在“中間位置”的大多數常見問題，而非極端個案。對於優秀科研成果因隨機不可控因素而出錯的情況（即在95%的置信度下，仍存在1/20的出錯率），我們自身能採取的措施有限，只能藉助他人之力。例如他人在復現這些研究結果的過程中，可以幫助我們發現這些“真材實料”的科研中不可避免的失誤。至於另一個極端的錯誤，相信絕大多數人都能遵循科研規範，不會不懂裝懂地濫用科學術語，更不會為了偏執地證明某個觀點而憑空捏造數據。然而，位於“中間地帶”的病態科學（因過度投入或迷戀某個激動人心的實驗結果而無視所有反面數據） 則具備了諸多可被視為陷阱的特徵，而且我們很可能會（或者已經） 踩中這些陷阱。

依據朗繆爾關於病態科學的演講，我們整理出了一份可用於鑑別可疑科學成果的衡量標準清單。他認為，具備以下特徵的科研成果（本書作者稍稍調整了表述方式）很可能就屬於病態科學：

1.產生效應的原因幾乎檢測不到，並且效應的強弱並不顯著取決於其誘因的強度；

2.效應本身極難檢測到，或統計顯著性微乎其微；

3.出現了驚人的高精確度；

4.出現了有違經驗事實的荒謬理論；

5.不能客觀對待批評，總是找藉口否定批評；

6.病態科學成果出現之初，支持者與反對者各半，但最終的支持率會回落到接近於零。

因此，面對一項令人存疑的科研成果，人們首先會問：“這個效應或其原因是否幾乎檢測不到？”當然，如果懷疑一項成果是病態科學成果，那其原因或效應往往幾乎難以察覺，因為若二者顯而易見，你或許根本就不會質疑。下面這個問題或許沒這麼直截了當：“效應的強弱是否取決於其誘因的強度？”這呼應了本書第3章在探討希爾的因果判別準則時提到的量效關係，即隨着誘因（劑量）的增加，效應也會隨之增強。然而實際情況並非總是如此，例如，小劑量的抗生素可能並無療效，但攝入劑量一旦超過某個臨界值，消炎效果便會立竿見影。

然而，即便你已竭盡所能地檢測到了因果關係，仍需要更多證據來確保沒有自欺欺人，即自認為觀察到了一個實際上並不存在的因果關係。這時候，因與果之間可重複的相關性，以及所謂的量效關係，就成了至關重要的衡量指標。當然，它顯然要比單純檢測因果關係是否存在的指標更嚴苛，而且它同時也是一個警示，即在幾乎難以發現因果因素的情況下，我們很容易從結果中“解讀”出自己期望看到的東西。所以，我們需要極為嚴苛地審視自己提出的主張（以確保其可靠性）。

回顧上文關於病態科學的論述，在朗繆爾提出的評判標準中，似乎很多病態科學的誕生都是因為研究者深深地愛上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事實上，“愛上自己的研究成果”是一個貼切至極的比喻。當你墜入愛河，就會有那麼一段“蜜月期”，對方的一舉一動在你眼中都可愛至極。（你有沒有過這種感覺：“天哪，他取笑我所有朋友的方式簡直可愛死了。”）然而，隨着愛情化學反應的消失，理性在數年後又重新佔領大腦，你的想法就變成了：“我當時是不是腦子進水了？！”

在墜入愛河之人眼中，對方的一顰一笑、一舉一動無一不美，同理，當科學家迷戀上某個想法或科研結果，也會形成類似的“戀愛腦”。你會認定自己窺見了世界運轉的奧秘，彷彿整個世界都將因你的奇妙發現而煥發出別樣光彩。滿心興奮的你開始下意識地屏蔽那些不能提供預期結果的數據，眼裏只剩下那個所謂“準確無誤”的結論（朗繆爾提出的第3條標準）。你開始激情滿滿地構建一系列看似驚人且富有創意的理論，試圖為看到的結果提供理論支撐（朗繆爾提出的第 4 條標準），而根本不去考慮這些自編的理論是否與人類數千年來積累的、已得到既定事實驗證的豐富科學概念與證據相吻合。正如第2 章關於“科學之筏”的隱喻所示，人類已經在科學領域構建起一個邏輯嚴密、相互銜接的知識體系，當科學家的“一家之言”與之不匹配時，他就應該意識到這是一個警示信號。然而，被“愛情”矇蔽了雙眼的科學家可能會選擇無視。

更棘手的是，陷入痴戀的科學家可能會為所愛的它全力辯護，否定來自科學界同人的所有反對和批評。一旦有人質疑其實驗或實驗結果的可靠性，他就會開始找各種藉口，並編造各類理由來駁斥可能的批評：“哦，是這樣的，那天很不湊巧，濕度太高了，所以實驗沒成功，如果濕度低一些，實驗結果一定會符合預期！”（朗繆爾提出的第5條標準。）

從科學界對某項研究成果的反應，我們還可以窺見另一條線索（朗繆提出的第6條標準），即其他科學家一開始會對它抱有濃厚的興趣，因為它看似有可能以某種方式顛覆現有的認知。然而，隨着時間的推移，無論是支持者還是反對者都會逐漸喪失興趣，因為不管他們如何嘗試復現這個結果，都會以失敗告終。到了最後，幾乎就無人再相信它了。

誰最害怕這可惡的病態科學

需要指出的是，朗繆爾關於病態科學的評判標準並不是對它的絕對或唯一定義，因為不存在絕對的病態或非病態科學等非黑即白的劃分。朗繆爾列出的標準清單只是一系列警示信號的彙總，意在提醒大家：如果在閲讀某些科學文獻或研究論文時發現了類似的徵兆，那麼就要警惕了。不管你是正在進行實驗研究的科學家，還是正在試圖尋找因果關係以做出決策的普通人，一旦你發現自己的行為符合清單中的某個標準，就應該即刻止步並問問自己：“我當前努力的方向對嗎？”（中途停下來反思的目標是讓你不成為最後一個意識到自己的“顛覆性偉大事業”壓根行不通的人。）

朗繆爾提供的只是關於病態科學的一系列警示信號，因此僅出現其中一種信號並不足以顛覆一項科研成果。假設某項研究兼具顯著且可測量的原因和結果，兩者之間還存在很強的相關性，而且任何人都能重複這項實驗並得出同樣的結果（原先之所以無人獲得同樣的結果，是因為他們從未進行過類似的測量）。待你率先完成重複性實驗後，所有人都表示：“哇，原來你是對的！‘這個’增加後，‘那個’也相應增加了！”研究結果的統計顯著性很強，即使準確性沒有達到完美的程度。在這種情況下，即便你的研究結果與當前其他的理論相悖，也值得認真對待，而不應武斷地將其視為病態科學。從某種程度上説，索爾領導的團隊和另一個競爭團隊在首次觀測到宇宙的加速膨脹時，就碰到過類似的問題。待其他人也觀察到了足夠顯著的證據（通過測量遙遠恆星爆炸的亮度得出）後，他們便開始接受這項結果並坦言道：“或許得重新審視當前科學體系中環環相扣的理論架構了。”

然而，當你得出的結果挑戰了現有科學理論體系時，其背後的科學邏輯將面臨更嚴苛的審視與評估，這意味着你需要提供更高標準的證據支撐才能使其得到認可。用第2章“科學之筏”的比喻來説，這個顛覆性的結果就好比一根新原木，它與現有的木筏構造無法適配，但你也不想因為它暫時用不上而棄之如敝屣，於是決定暫時擱置一旁。等你找到足夠多的原木（支撐性證據），能圍繞它構建一個全新的、更先進的木筏（科學理論體系）時，它就有用武之地了。這就是愛因斯坦在提出相對論時遇到的狀況，相對論顛覆了人們對空間的傳統認知，允許我們設想空間本身可能是彎曲的。面對一個看似離奇且 難以從常規角度解釋的觀點，我們也不能因難以想象其背後的作用機制就輕易放棄它。

實踐出真理

現在，我們已經全面分析了科學出錯的各種方式，並知道哪些警示信號能讓我們避開病態科學，那麼我們該如何審視讀到的科學新聞，或看待一個信誓旦旦的專家擺出的最新證據呢？即使是科學家，在閲讀、理解和正確評價從事相似子領域研究的同行發表的科學文章時，也存在極大的困難，更不用説去理解充滿了晦澀的專業詞語和特定實驗難題的陌生領域了。然而，雖然諸多科學論點深奧難解，我們有時仍能捕捉到研究成果的基調，尤其是可以尋找那些能證明科研文章的作者已經就自己可能犯的錯誤或可能被誤導的各種方式進行了充分篩查的證據。（無獨有偶，這與我們減少認知偏差的有效策略—考慮對立事實—不謀而合。）此外，朗繆爾提出的病態科學特徵，也為我們提供了幾項評價一篇科研文章基調的具體指標。

案例分析

冷聚變

利用核聚變產生能量一直是科學界備受矚目的重要課題，因此我們將其視作科學新聞方面值得審慎評估的一個典型案例。每隔數年，媒體上便會湧現出大量科學報道，宣稱科學家在核聚變領域的探索取得了重大突破。一旦人類能成功從儲量豐富的天然資源中大規模提取可用能源（比如海水中藴含的氘），同時只產生極少量的可處理廢物，實現温室氣體零排放，那麼全人類的生活質量無疑將顯著提升。所以，任何報道了這方面進展的科研文章總能登上新聞頭條，也就不足為奇了。為了推動這一遠大目標的實現，國際社會採用了兩種不同的技術路徑（各自都在不斷迭代與進步），並在此基礎上開展了兩項重大的長期研究，以期最終掌握連續受控核聚變反應堆的製造技術，並將其轉化為工業上切實可行的能源。然而，隨着這兩項耗資數十億美元的項目緩慢但穩定地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不時有研究團隊發佈新聞聲稱他們已取得突破性進展，動輒耗資數十億、耗時幾十年的緩慢研發過程將成為歷史。讓我們先看看在1989 年一經發布便轟動全球的“冷聚變”報道。

冷聚變之所以得此名，是為了突顯它與熱核聚變的不同。後者的原理是利用足球場大小的高耗能設備來創造核聚變所需的極高温度條件（甚至超過太陽温度一個數量級），也是前述兩種主流技術路徑採用的方法。兩位資深化學家斯坦利·龐斯（Stanley Pons）和馬丁·弗萊施曼（Martin Fleischmann）曾於 1989 年春召開新聞發佈會稱，他們在實驗桌上利用常規的化學裝置（被稱為電解池）就實現了“冷聚變”過程，但專門用到了鈀和重水（富含氘的水）。這個突破性的實驗理念引起了科學界及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和興趣。人們相信這兩位資深科學家並非在宣揚偽科學，因為他們非常瞭解自己使用的科學術語和概念。此後，全球範圍內掀起了針對這項實驗的研究熱潮，大家紛紛開始嘗試復現和驗證這一結果。

緊隨其後的無數重複性實驗大多以失敗告終，其他科學家紛紛回過頭尋找原始實驗的缺陷和錯誤源頭。例如，有物理學家質疑，若龐斯和弗萊施曼宣稱的核聚變反應確實發生了，它將釋放出大量強輻射（足以殺死實驗室內的所有人），但該實驗過程中似乎無人受傷。還有令人費解的一點是，額外的能量釋放似乎在實驗啓動後很久才發生， 而當時輸入電解池的電流並未發生變化，額外的熱量是從何而來的呢？對於外界的諸多質疑，包括實驗裝置細節等問題，龐斯選擇了三緘其口，不做任何回應。儘管弗萊施曼和龐斯仍對自己的發現深信不疑，但到 1989年年底，大多數科學家都認為，冷聚變的説法已不攻自破了。

各大新聞媒體紛紛對諸多相關問題進行了追蹤報道。馬爾科姆·布朗（Malcolm Browne）在《紐約時報》上寫道：“龐斯博士和弗萊施曼博士……拒絕透露後續實驗所需的細節。”羅伯特·L. 帕克（Robert L. Park）在大約 10 年後出版的《巫術科學》（Voodoo Science）一書中調侃道：“按照龐斯和弗萊施曼宣稱的功率水平，他們的試驗電解池預計會釋放出致命劑量的核輻射……（倘若如此）它應該是繼切爾諾貝利之後，在西方國家出現的最熱輻射源。”當時《科學美國人》（Scientific American）雜誌的一篇回顧文章寫道：“所有冷聚變的堅定擁躉都同意的是：他們二位的實驗結果無法復現。對廣大科學家來説，這無疑昭示着冷聚變的實驗結果不可信，但虔誠的信徒們認為，這種不可預測性反而增添了其研究趣味！”

這個案例踩中了朗繆爾提出的幾條標準？首先，效應的強弱（產生的核聚變能量）似乎與其誘因的強度無關（當兩位科學家宣稱的核聚變能量產生時，輸入的電流能量並未發生改變）。其次，人類積累的豐富的物理學經驗及成熟的物理學理論體系都表明，核聚變會產生輻射等可驗證的副產物。因此，若未觀察到此類副產物的存在，就説明它依據的理論要麼過於驚世駭俗，要麼與當前公認的“科學之筏”（即科學知識體系）不符。再次，由於缺乏能再現這一結果的實證性實驗，其信奉者似乎找到了諸多借口為其開脱（儘管人們並不確定這些藉口是來自原始研究小組還是其支持者）。最後，隨着更多信息的披露，各界對這一説法的支持率先升後降。綜上所述，朗繆爾提出的四個標準在此案例中均得到了驗證。儘管另外兩條標準（幾乎無法檢測到的效應和極高的精確度）並未在此出現，但我們已經有足夠的理由來質疑這項實驗的有效性。所以，及至 1989 年年底，如果你是一位投資者，或許已經不會跟風投資冷聚變企業了。

需要在這裏明確指出的是，尋求一種創新的、非傳統且更易於應用的核聚變途徑，這種想法無疑是科學探索與實踐的典範。即便最終的實驗結果無法復現，或實驗過程存在缺陷，也不一定都是壞事。然而，我們更應致力於培養一種能夠後退一步進行自我審視並主動查找錯誤的能力。在這個案例中，加倍付出並不是值得推崇的美德。當暗示可能存在嚴重錯誤的信號出現時，我們仍冥頑不化地拒絕接受另一種可能性，這是更需要警惕的一點。

沒有記憶功能的水

讓我們暫且將這個令人擔憂的例子給予的啓示牢記於心，再回到前文論述的關於高倍稀釋後的水能保持某種分子記憶的可能性案例上來。如前所述，相較於冷聚變，這項科學論斷有着更廣泛、更直接的個人影響，因為它可以被視為一種支持順勢療法的外部證據。著名科學家雅克·邦弗尼斯特（Jacques Benveniste）向《自然》雜誌遞交了一篇擬發表的文章，宣稱將抗體溶液用水稀釋10120倍後，稀釋後的溶液仍能表現出原溶液所含抗體的生物活性。《自然》雜誌處理“水擁有記憶”這個故事的方式不可謂不“精彩”，其編輯約翰·馬多克斯（John Maddox）更是一度陷入了十分尷尬的境地。馬多克斯的本意是希望給予那些新穎的、打破常規的科學研究一定的激勵，以鼓勵他們超越現有的科學範式，然而這篇文章提出的主張不僅遠超當前的主流觀念，更是徹底顛覆了我們對科學認知的基本框架。正如馬多克斯後來表示：“與其説我們的思想故步自封，不如説我們尚未做好準備去徹底改變人類對現有科學構建方式的整體看法。”

為了解決這個非同尋常的難題，馬多克斯想到了一個折中之法。他表示，只要審稿人找不出這篇論文的問題（考慮到論文出自享有盛譽的實驗室，顯然非偽科學之作），他就答應將其發表。然而，鑑於它可能會誤導廣大國際受眾（譬如，約半數法國民眾曾接受過順勢療法治療），馬多克斯還添加了主編特別提醒：“明智之士應有充分和特別的理由暫緩定論。”此外，馬多克斯堅持要求《自然》雜誌派遣專項小組前往邦弗尼斯特的實驗室監督實驗全過程。考慮到科學家也有可能“當局者迷”（難以看清他們是如何自欺欺人或被他人愚弄的），馬多克斯選擇了沃爾特·斯圖爾特（Walter Stewart）和詹姆斯·蘭迪（James Randi）作為特別檢查組的成員，前者是美國國立衞生研究院的物理學家，在科學打假方面可謂經驗豐富，後者則是一位舞台魔術師，人稱“神奇的蘭迪”，曾拆穿過自稱“通靈者”的尤里·蓋勒（Uri Geller）等人制造的超自然把戲。

新聞報道了在重現實驗的初期階段，邦弗尼斯特的實驗室裏發生的看起來頗為有趣的一幕：蘭迪會時不時地表演一些小魔術來逗大家開心。首先，檢查組遵循實驗室的常規流程，多次觀摩了實驗過程，所有的化學試劑瓶都貼好了標籤且實驗人員可見。然後，按照事先約定，待檢查組對試劑瓶的標籤和位置進行隨機遮蓋和變動（盲法實驗）後，相關人員又在他們的監督下重複了幾次實驗。在此過程中，蘭迪將樣品用錫箔紙裹好，並用膠帶粘到了天花板上（大概是為了增強戲劇效果）。直到實驗結束，所有參與者都準備就緒後，他才逐一揭開試劑瓶的外包裝。然而，實驗結果表明雙盲實驗未能取得預期的結果：只有相對未稀釋的溶液呈現出了生物活性，而非先前引起轟動的高倍稀釋後的溶液。這意味着實驗者在沒有“盲”的情況下，即知道哪瓶溶液應該產生哪種結果時，論文描述的顯著結果在實驗過程的某個環節中就被創造了出來。於是馬多克斯、蘭迪和斯圖爾特在下一期的《自然》雜誌上發表聲明稱：“我們得出結論認為，含有抗 IgE（免疫球蛋白）抗體的溶液在高度稀釋（10120 倍稀釋）下仍能保持其生物活性的觀點缺乏實質性依據，水分子可‘拓印’原溶質‘記憶’的假説實屬毫無意義的異想天開。”

馬多克斯、蘭迪和斯圖爾特在這份調查報告的結尾處列出了實驗過程中的一系列問題，它們都觸及了朗繆爾提出的那幾條警示標準。比如，實驗有時候“未能檢測出結果”（朗繆爾標準5），而邦弗尼斯特的研究團隊亦觀察到，在某一特定時段內的實驗效果普遍不佳，他們猜測可能是稀釋用水出了問題。此外，報告還提及了實驗室內部的一些“神秘謠傳”，例如稀釋液從一個試管轉移到另一個試管就會導致實驗失效，或者如果稀釋的次數是3或7的整數倍而非10的整數倍，也會導致實驗失敗，等等。馬多克斯發佈的調查報告還指出，該實驗結果的測量難度極高（類似於在多種血細胞中計算特定種類血細胞的數量），但實驗室的部分成員似乎尤為擅長這項工作（或許符合朗繆爾標準2：結果幾乎檢測不到）。最後，計數的精確度似乎過於完美（朗繆爾標準3），尤其是相同樣品的兩次測量結果吻合度過高，未顯露出計數實驗中會不可避免地出現的測量誤差。

原論文得出的驚人結論顯然符合朗繆爾的病態科學標準1：效應與原因完全無關，因為一次接一次被稀釋的溶液仍然保持着生物活性。對曾存在於水中的無數物質，水分子能保留其中某種物質的記憶，這本身就是一種反經驗的奇異理論（朗繆爾標準4）。這些都讓我們強烈感覺到，這個發現或許就是病態科學的一個典型案例。正如馬多克斯、蘭迪和斯圖爾特的報告所述：“我們認為，實驗室在解讀數據時產生了一種虛妄的錯覺，並過於沉迷其中。”然而，論文的作者邦弗尼斯特卻從未改變其立場。

如果你是順勢療法的支持者，當年看到這篇論文後應該十分欣慰吧：在順勢療法誕生 200多年後，終於出現了支撐它的科學證據。然而，事實必然會令你大失所望。當然，本書讀者或許有興趣瞭解的是，破解這些錯誤觀點的最直接方式就是本書第3章提到的隨機對照實驗，它們均有力地駁斥了順勢療法的治療效果。事實上，此類實驗有着悠久的歷史，因為人們於 1835 年進行的史上首次雙盲隨機對照實驗針對的就是順勢療法！

扭轉性精神分裂症假説

為避免讓讀者形成全力以赴追求突破的科學家（像美國棒球運動員貝比·魯斯那樣）實際上都在搞病態科學的錯誤印象，我們一起來看一個疑似病態科學陷阱的案例。西奧多·布勞（Theodore Blau）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臨牀醫生，他於1977年藉着向美國心理學會發表主席演講的機會，提出了一個異常大膽的假設：讓孩子們在字母 X 周圍畫圓圈，就可以預測其患精神分裂症的風險！

布勞認為（並提供了相關證據），逆時針畫圓圈（他稱之為“扭轉”）的兒童患精神分裂症的風險顯著高於順時針畫圈的兒童。這個觀點並非乍聽起來那麼瘋狂。布勞認為，這個簡單的測試可能揭示了“大腦半球優勢混亂”的問題，即大腦左右半球之間的交流信號受到了干擾。遺憾的是，儘管這項假設在提出時引起廣泛關注，但隨後10 年間開展的眾多研究均沒能為其提供有力的支持。

為何它沒有與“冷聚變”或“水有記憶能力”一樣淪為病態科學？我們認為，布勞的情況之所以不同，是因為他非常坦率地承認了自身觀點中的潛在錯誤。他明確表示：“本研究在方法論和基數層面存在顯著的缺陷，若要應用於高危兒童羣體的預防工作，就必須對這些問題進行深入探討和解讀。”他還指出，為了驗證其觀點的正確性，還應通過其他研究來取證。或許正因他秉持了這種謹慎的態度，即使在面臨質疑時，其批判者也能以專業和尊重的態度做出評價（儘管有人仍忍不住使用了“轉入歧途”等充滿調侃意味的副標題）。

本書的大部分內容都致力於頌揚科學思維與科學方法論作為理解現實的工具所具備的強大優勢，因為掌握這些工具能幫助我們做出更明智且高效的決策。但我們深知，僅是給一個觀點貼上“科學制造” 的標籤，還不足以構成人們必須接納它的充分理由。我們衷心希望廣大讀者能充分保持警惕，以審慎的態度看待各類所謂的“科學”主張，避免不假思索地全盤接受。

本文經授權摘選自《第三個千年思維：重新理解世界的思想、工具和方法》第13章《科學也犯錯？》，因篇幅所限，有部分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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