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丨生活在競爭性威權主義之下的美國人如何自救？_風聞

圖源：Damon Winter/The New York Times

生活在競爭性威權主義之下的美國人如何自救？

史蒂夫·列維茨基（Steven Levitsky ）盧坎·威（Lucan Way）丹尼爾·齊布拉特（Daniel Ziblatt）

威權主義比過去更難識別。

二十一世紀的絕大多數獨裁者是選舉產生的。今天的獨裁者沒有像卡斯特羅或皮諾切特那樣以暴力手段打壓反對派，而是將公共機構改造成了政治武器，利用執法、税務和監管機構懲罰反對者，並脅迫媒體和公民社會，將它們邊緣化。

我們稱之為競爭性威權主義：在這種制度下，各黨派在選舉中展開競爭，但在任者系統性地濫用權力，使競爭環境不利於反對派。在當代匈牙利、印度、塞爾維亞和土耳其，獨裁者正是這樣統治的；在委內瑞拉，烏戈·查韋斯也曾這樣統治。

墮入競爭性威權主義沒有總是引起人們的警覺。因為政府攻擊其對手是通過名義上合法的手段，如誹謗訴訟、税務稽查和有政治針對性的調查，民眾往往後知後覺，沒有意識到他們正屈從於威權統治。查韋斯先生執政十多年後，絕大多數委內瑞拉人仍然相信他們生活在一個民主國家。

那麼，我們如何知道美國是否已經越過警戒線，步入到了威權主義呢？我們提出了一個簡單的評判標準：反對政府的代價。在民主國家，公民不會因為和平反對掌權者而受到懲罰。他們不必因發表批評意見、支持反對派候選人或參與和平抗議活動而擔驚受怕，因為他們知道自己不會遭到政府報復。事實上，所謂合法的反對，即所有公民都有權批評政府、組織反對派並謀求通過選舉撤換政府，是民主的基本原則。

相較而言，在威權制度下，反對要付出代價。忤逆政府的民眾和組織會成為一系列懲罰措施的目標： 政治家可能因缺乏依據或輕微瑣碎的指控而遭到調查和起訴，媒體機構可能因雞零狗碎的誹謗訴訟或不利的監管裁決而蒙受打擊，企業可能面對税務稽查或遭拒絕獲得重要合同或許可，大學和其他民間機構可能失去必不可少的資金支持或免税資格，記者、活動人士和其他批評者可能遭到政府支持者的侵擾、威脅或人身攻擊。

當民眾在批評或反對政府時必須三思而後行，因為他們可能篤定面對政府的報復時，他們就不再生活在一個完全民主的國家。

依據這一標準，美國已經越過警戒線，步入到競爭性威權主義。特朗普政府將政府機構武器化，並採取了一系列懲罰批評者的行動，這提高了廣大美國人實施反對的代價。 

特朗普政府對它認為反對了它的大量個人和組織實施了懲罰行動（或者堅定威脅要加以懲罰）。例如，它選擇性地針對批評者動用了執法機構。特朗普總統指示司法部，啓動了對克里斯托弗·克雷布斯（Christopher Krebs）和邁爾斯·泰勒（Miles Taylor）的調查：前者作為網絡安全和基礎設施安全局負責人，曾公開駁斥特朗普先生關於2020年總統選舉舞弊的不實説法；後者在2018年供職於國土安全部時，曾匿名撰寫一篇批評總統的評論文章。它還啓動了針對紐約州總檢察長萊蒂西婭·詹姆斯（Letitia James）的刑事調查，後者曾在 2022 年對特朗普先生髮起訴訟。

特朗普政府已針對一些大型律師事務所實施報復。它實際上禁止了聯邦政府僱用Perkins Coie、Paul, Weiss和其他它認為對民主黨態度友好的頂級律師事務所。它還威脅要取消這些事務所客户的政府合同，並暫停其僱員的安全許可，阻止他們接手許多涉及政府的案件。

 

圖源：Mandel Ngan/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為民主黨和進步派事業提供捐獻的機構同樣面臨政治報復。四月，特朗普先生指示司法部長調查民主黨的主要捐贈平台ActBlue的籌資行為，意圖削弱其政敵募集資金的基礎設施。眼下，民主黨的重要金主擔心它們會遭遇税務稽查和其他調查等報復措施。一些機構已增聘法務團隊，應對税務稽查、國會調查或訴訟。還有機構已將資產轉移至海外。 

與許多獨裁政府如出一轍，特朗普政府也將打擊目標指向了媒體。特朗普已向美國廣播公司新聞網、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新聞網、Meta、西蒙與舒斯特出版公司及《得梅因紀事報》發起訴訟。這些訴訟的法律依據薄弱，但因美國廣播公司和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等媒體由大型企業集團掌控，而那些企業集團的利益受聯邦政府決策影響，這樣，與一位在任總統展開曠日持久的司法纏鬥可能代價高昂。 

與此同時，特朗普政府將聯邦通信委員會政治化了，並用以對付獨立媒體。該委員會針對公共廣播電視公司（PBS）和全國公共電台（NPR）啓動了籌款行為調查，這可能是削減資金支持的前奏。還再度啓動了對美國廣播公司、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和全國廣播公司的指控，理由是這些機構存在反特朗普的偏見，但就針對福克斯新聞網散佈2020年總統選舉謊言的投訴，卻選擇了置之不理。 

值得留意的是，這些針對反對派和媒體的攻擊，速度之快、力度之大，甚至超過了匈牙利、印度、土耳其或委內瑞拉的民選獨裁者就任初期的類似行徑。 

特朗普先生還效仿其他獨裁者，攻擊大學。教育部以參與多元、平等、包容項目為由，對至少五十二所大學啓動了調查；另以“反猶主義”為由，調查了約六十所大學，威脅要嚴懲它們。特朗普政府非法凍結了布朗大學、哥倫比亞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和賓夕法尼亞大學等頂尖名校的數億美元已獲批經費。它暫停了哈佛大學的二十二億美元聯邦撥款，要求國税局取消該大學的免税待遇，並威脅廢止其招收國際學生的資格。正如美國筆會（PEN America）言論自由項目執行主任喬納森·弗裏德曼（Jonathan Friedman）所言：“眼下，任何大學任何時候都可能有越界行為，然後所有撥款都會被撤銷。”

最後，假如反對特朗普，共和黨政治家也會面對暴力威脅。據報道，2021年1月6日國會山暴亂髮生後，一些共和黨議員因懼怕特朗普支持者的暴力，而沒有投票贊成彈劾特朗普並判定他有罪。2025年初確認特朗普當選總統的聽證會舉行期間，有共和黨參議員一樣遭到威脅。北卡羅來納州參議員湯姆·提利斯（Thom Tillis）報稱，在他考慮反對彼得·赫格塞斯擔任國防部長期間，聯邦調查局曾警告他小心“可信的死亡威脅”。 

這樣一來，對許多美國公民和組織而言，反對的代價急劇攀升了。雖説這些代價沒有像在俄羅斯等專制國家（批評者通常被監禁、流放或殺害）那樣高昂，但美國正以驚人速度淪落至這樣的境地：政府的反對者懼怕刑事調查、司法訴訟、税務稽查等懲罰性措施，而且如一位前特朗普政府官員所稱，“死亡威脅”甚至將共和黨政治家嚇到“魂不附體”。 

這並非美國政府首度侵擾、威脅或懲罰其批評者：1919至1920年的“紅色恐慌”時期和麥卡錫時代，異見人士都淪為攻擊對象；聯邦調查局侵擾民權領袖與左翼活動家長達數十年；尼克松政府曾試圖動用國税局和其他機構攻擊其政敵。這些手段顯而易見是反民主的，但相較於那些今天正在發生的事情，在規模上是更有限的。而且，尼克松將政府政治化的舉動導致其下台，並在1974年後促成了一系列有助於約束權力濫用的改革。 

“水門事件”後的半個世紀是美國最民主的時期。出任總統的特朗普不只是突如其來地終結了那個時代，還成為至少自1790年代亞當斯政府迫害傑斐遜派民主黨人以來，同時針對主流反對派政黨和一大部分公民社會實施系統性打擊的總統。

特朗普政府威權攻勢的後果是顯而易見的。它改變了美國人的行為模式，迫使他們在參與理當受到憲法保護的反對行動時三思而行。隨後，本應履行監督職能、制衡行政權的很多政治家和社會組織，正自我噤言或退居邊緣。 

譬如，擔心報復已在民主黨人和進步派公民組織的資金募集上形成寒蟬效應，迫使多家機構縮減運營規模，裁撤人手。特朗普先生攻擊頂級律師事務所後，反對特朗普政府的人士很難找到最終的法律代理，同時，財力雄厚、值得信賴的律師事務所正放低姿態，規避他的怒火，而它們一度欣然介入到了與政府的法律戰鬥。哥倫比亞大學已向特朗普政府更進一步限制學生意見表達的脅迫性要求讓步。正如特朗普先生所言：“你看我們怎麼收拾大學，而他們全都卑躬屈膝，説‘先生，非常感謝’。”

令人憂心的跡象是媒體的自我審查。最近，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母公司派拉蒙已確定進一步監管《六十分鐘》節目，此舉導致該節目長期兼職比爾·歐文斯（Bill Owens）以“喪失新聞獨立性”為由辭職。派拉蒙正尋求特朗普政府批准其與天空之舞傳媒（Skydance Media）的合併。

關鍵在於，共和黨議員放棄了制衡行政權力的角色。阿拉斯加州參議員麗莎·穆爾科斯基（Lisa Murkowski）表示：“我們都很害怕。這很要緊。但我們所處的時代，在我看來確實已面目全非。説實話，我自己時常非常擔心説出我的想法，因為報復是真實的。這不正常。”

阿拉斯加州聯邦參議院麗莎·穆爾科斯基。圖源：Ash Adams for The New York Times

美國人正生活在一種新的體制下。眼下的問題是，我們是否允許這種體制發展壯大。

迄今為止，美國社會對這一威權攻勢的響應是寡淡乏力的，這令人警惕。公民領袖面對一個棘手的集體行動問題。絕大多數美國政治家、企業主管、律所合夥人、報紙編輯和大學校長都寧願生活在一個民主社會，並希望結束這樣的濫權。但作為直面政府威脅的個人，他們有動機安撫而非反對特朗普政府。

公民社會領袖想方設法保護其組織免受政府攻擊：企業高管需要保護股東和未來的商業機會，媒體所有者必須避免代價高昂的誹謗訴訟和不利的監管裁決，大學校長謀求避免毀滅性的資金削減。因此，對任何個別領袖來説，反抗的代價之高，往往令人難以承受。儘管他們承認，假如有人一馬當先，單挑特朗普先生，每個人都會過得更好，但絕少有人樂意自己付出代價。這種邏輯導致美國一些最有影響力的人物，包括政治家、億萬富翁、企業高管和大學校長在內，都遠離是非，袖手旁觀，而希望其他人挺身而出。

自我保護的策略已導致太多公民社會領袖退守一隅、不發一言，或是默許威權霸凌。小規模的默許行為被視作不可或缺的防禦手段，令人覺得那是唯一合理的做法。但這正是綏靖的致命邏輯：人們相信，看似臨時性的小規模悄然屈服會減輕長期傷害。

但通常不會。個人的自我保護之舉可以造成嚴重的集體代價。首先，默許大可能助長特朗普政府的妄為，鼓勵其強化和壯大攻擊。獨裁者絕少僅僅依靠強力鞏固權力；他們的得力助手是那些可能反抗的人士的遷就逢迎和無所作為。正如丘吉爾警告的那樣，綏靖就像喂一隻鱷魚，並希望自己是最後一個被吃掉的。

個別人的默許還削弱了美國民主防禦的整體能力。單個捐贈者或律師事務所的退縮或許無關宏旨，但集體退縮就可以將特朗普政府的反對者置於缺乏足夠資金或法律保護的境地。每一篇沒有發出的報紙報道，每一次沒有發表的演講或佈道，每一次沒有舉行的新聞發佈會，對公共輿論的累積影響都可能是巨大的。當反對派裝死時，政府通常是贏家。

我們那些最聲名顯赫的公民領袖的默許，向社會傳遞了相當令人沮喪的訊息。這告訴美國人：民主不值得捍衞，或者，反抗終是徒勞的。若連美國最有特權的個人與組織都不願或無力捍衞民主，普通民眾該如何是好？ 

反對的代價並非不可逾越。重要的是，墮入威權主義的趨勢是可逆的。近年來，在巴西、波蘭、斯洛伐克、韓國和其他國家，支持民主的力量已成功遏制或者逆轉民主倒退的趨勢。 

美國的法院依舊保持了獨立地位，幾乎篤定將遏阻特朗普政府的一些最惡劣的濫權之舉。但法官無力獨自挽救民主，何況他們自己已是暴力威脅、政府侵擾甚至逮捕的對象了。更廣泛的社會性反對至關重要。 

美國的公民社會具備對抗特朗普先生威權攻勢的財力與組織能力。這個社會坐擁數百位億萬富翁；數十家年收入至少十億美元的律師事務所；超過一千七百所私立大學和學院；一個由教堂、工會、私人基金會和非營利組織構成的一個龐大基礎設施網絡；以及一個組織完備、資金充沛的反對黨。 

但公民社會必須採取集體行動。企業高管、律師事務所、大學、媒體機構、民主黨政治家與傳統共和黨人，在捍衞我們的憲政民主方面擁有共同利益。當各組織攜手行動，致力於集體捍衞民主原則時，他們是在共同分擔反抗的代價。政府無法同時打擊每一個人。當反抗的代價被共同分擔時，它們變得更易於為個人承受。 

迄今為止，最積極的反抗並非來自公民領袖，而來自普通民眾，他們現身於市政會議，或是參與到遍佈全國的“不許插手”抗議活動中。我們的領袖必須以他們為榜樣。當資金充裕的著名個人和組織——那些最有能力化解政府打壓的個人和組織——加入抗爭隊伍時，這場捍衞民主的集體作戰最有可能斬獲勝利。 

覺醒的跡象正在浮現：哈佛大學拒絕順從特朗普政府可能損害學術自由的要求；微軟踢走了一家與特朗普政府達成協議的律師事務所，並僱傭了一家不屑與之為伍的律師事務所；華盛頓特區一家新成立的律師事務所已宣佈計劃，將代理那些遭到政府錯誤針對的人士。這些公民社會最有影響力的成員着手反擊時，是在為其他人提供政治掩護。這也激勵着普通公民加入戰鬥行列。 

美國滑入威權主義的趨勢可以逆轉。但歷史上，沒有人曾經袖手旁觀，而能擊敗獨裁。 

（本文第一作者、第三作者均為美國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第二作者是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政治學教授。本文原題“How Will We Know When We Have Lost Our Democracy?”，見於《紐約時報》印刷版，2025年5月11日出版。譯者聽橋，對機器提供的譯文有校閲，並有多分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