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不配冠以自由主義之稱：科技右翼如何侵蝕美國的民主？_風聞

日新説Copernicium

2025年05月11日 23:48:05

科技右翼的極權傾向

自由主義或許曾有其時代意義，而當下則要求一種效率至上、強人治理的新範式。民主國家必須被拆解，不是為了自由，而是為了利潤、效率及某種特定形式的秩序。

經濟權力與政治暴力結合的災難性後果最早在殖民地顯現，最終則以極權主義的形式反噬母國社會。阿倫特在分析1884年至1914年的高帝國主義時期時寫道：“這一時期的某些基本特徵與20世紀的極權主義現象如此相似，以至於將整個時期視為即將到來的災難的準備階段是完全合理的。”這一歷史教訓不容忽視，因為我們的災難，已悄然潛伏在地平線上。

作者：蘇珊·施耐德

編輯：阿K

近三十年前，作家保羅琳娜·博索克在《網絡利己主義》一文中批判了硅谷新興精英的幼稚自由主義。與前一代在加州理工學院或噴氣推進實驗室工作的科學家不同——那些“政府恩惠的受益者”普遍認可政府作為向善力量的角色——博索克接觸的科技工作者似乎患有選擇性失憶。他們忘記了通往硅谷的道路是由公共資金鋪就的，從互聯網和微處理器的開發，到對研究型大學和計算機工程人才的持續投入：

他們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政府科技補貼與技術教育擴張的繼承者。正如某些在新國家獲得成功卻遺忘來路的移民後代，他們理所當然地享受繁榮成果，卻對制度約束充滿敵意。而他們的態度，恰如那些在世界各地被寵壞的特權青少年，根本無從理解，如果沒有這些公共投入，他們的生活將截然不同。

博索克關於“書呆子的報復”的論斷至今仍具啓發意義，尤其揭示了這樣一種統治形態：其優勢並不在於理解社會機制、欣賞人文學科，或熟悉歷史、政治與經濟。然而，三十年過去，我們有理由懷疑，“自由主義”一詞是否仍能準確描述當下硅谷主導的政治文化——特別是當這一標籤掩蓋了“兄弟寡頭”對美國民主結構的系統性侵蝕時。

從自由主義到渦輪資本主義

人們常常認為，像埃隆·馬斯克、彼得·蒂爾和戴維·薩克斯這樣的科技億萬富翁是與大政府對抗的自由主義戰士：他們是駕駛自動駕駛汽車的生物黑客騎士，致力於削減監管、公共支出和税收。與其依賴科技精英們關於其政治承諾的敍述，不如關注他們的實際行為：從要求政府救助硅谷銀行，到聯邦資金在埃隆·馬斯克公司成功中的關鍵作用，再到科技界轉向國防技術以爭奪高利潤軍事合同的轉變。

在後者的幸運受益者中，包括安杜里爾工業公司（Anduril Industries），這家國防初創公司的創始人因製造一款會殺死用户的爆炸性虛擬現實頭盔而臭名昭著。其總裁克里斯蒂安·布羅塞在採訪中直言：“我們的創始人曾向特朗普捐款並長期支持他，這並非秘密。”並補充説：“從氛圍上看，這很好。”

“國家保守主義”由此浮現，作為一種動員國家力量、灌輸特定公共美德的激進政治項目。

彼得·蒂爾（Peter Thiel）的政治演變對此具有啓示意義。儘管從未放棄自由主義標籤，蒂爾已公開支持“國家保守主義”運動及其門生、副總統候選人J.D.範斯（J.D. Vance）。如我在其他地方指出的，國家保守派在從自由貿易到產業政策、個人自由的核心地位以及鼓勵生育等諸多問題上，都與自由主義原則決裂。

2020年，自由主義媒體《理性》雜誌的布萊恩·多赫蒂撰文警告稱，蒂爾立場的轉變預示着一個“自由主義者曾認為在右派陣營中已合理且幸運地達成共識的理念……如今正面臨重新洗牌”的世界。事實上，NatCon項目正代表着一場旨在通過國家權力培育特定公共美德的激進嘗試。正如多赫蒂在評論蒂爾於2019年在華盛頓特區全國保守主義大會上的演講時指出的那樣，“在蒂爾關於國家保守主義的長篇論述中，完全沒有提及對政府規模、職能或支出水平的任何擔憂，也未表現出對自由市場在道德價值和物質繁榮方面所具潛力的絲毫認可。”

事實上，早在2020年之前，蒂爾自詡的自由主義與其實際行為之間的矛盾就已顯現。其中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帕蘭蒂爾（Palantir）——這家由蒂爾於2003年共同創立的數據挖掘與監控企業，現已成為大規模侵犯隱私的代名詞。正如《彭博社》在2018年的一篇報道中所指出的，該公司“正在將反恐戰爭中使用的技術用於追蹤美國公民”。帕蘭蒂爾的早期投資者與客户包括中央情報局（CIA），而其收入則主要來自政府機構——從美國移民與海關執法局（ICE）和各地警察部門，到英國國家醫療服務體系（NHS）及以色列國防部。如今，帕蘭蒂爾的市值已超過洛克希德·馬丁、諾斯羅普·格魯曼與通用動力三家公司的總和。很難將一個依賴政府合同並參與監控基礎設施建設的人視為自由主義的代表。

與許多同儕一樣，蒂爾深受庫爾特·亞爾文（Curtis Yarvin）的影響。亞爾文起初是一位計算機工程師，後轉而成為“黑暗啓蒙運動”的理論家。他自詡為君主主義者，主張通過革命手段推翻美國的民主制度，建立一個由CEO式的絕對統治者治理的國家，如同運營一家初創企業。值得注意的是，亞爾文並不認為公共部門天生低效，也不認同“小政府”能夠解決當下的制度性難題。他在一篇闡述“最大化國家”設想的文章中寫道：

當我們思考政府如何運作時，我們習慣於認為公共部門天生比私營部門缺乏活力和效率。雖然這在許多情況下屬實，但並非本質如此。這種情況源於公共與私營部門所處的具體先決條件。

一旦政府得到適當“重啓”，公共部門的活力將超越任何初創企業。雖然其運作仍可能低效，但並非本質上低效。

亞爾文采用殖民地隱喻描繪他希望在西方民主國家推行的政治模式。他指出，薩爾瓦多是理想的“主權重啓”實驗場。該國總統納伊布·布克爾因將比特幣設為法定貨幣並大規模關押被特朗普政府驅逐的移民而在右翼圈層中聲名鵲起。亞爾文設想，在此背景下可建立一個由“YC創始人、麥肯錫老將、谷歌工程師、SpaceX火箭科學家與對沖基金經理”等組成的“初創政權”。然而，成功推行這一模式的先決條件，是摧毀科技界根深蒂固的自由主義直覺。正如他所主張的：

在一個老舊的第三世界國家——甚至可能是老舊的第一世界國家——的初創企業政權下，中央政府是實現任何目標最積極高效的方式。這與幾乎所有專家的政治直覺相悖。

亞爾文提出了一種國家與市場融合的新政治經濟模型：政府首先識別關鍵競爭性行業，通過國有化手段提升效率，隨後再行私有化。他甚至為此構想創造了一個術語：“渦輪資本主義”（turbo-capitalism）。他解釋道：

在渦輪資本主義下，國家利用公共部門的資源建立新的私營部門，首先通過擴大高效生產部門的規模，然後將其私有化。

亞爾文設想的這種國有壟斷企業模式，本質上是“經典的股份公司”——一種曾在全球範圍內擴張，以獲取原材料與市場為目的的殖民企業形式。其核心特徵在於“擁有持久、集中、絕對的執行權，並對自身合法性與永續性充滿信心”。

這正是硅谷價值觀轉變的明確表達：自由主義或許適合我們的祖先，但當前環境需要採取更加激進的政治姿態。民主國家不再是為自由而服務的載體，而必須被奪取並加以瓦解——以效率、利潤，乃至某種特定的秩序與法治為名。

直到去年一月之前，亞爾文在科技界和新右派知識圈之外幾乎默默無聞。但埃隆·馬斯克晉升為“大維齊爾”之後，隨之而來的DOGE風波對聯邦機構和工人階級造成的衝擊，使得許多人重新審視了亞爾文的思想。你不會在亞爾文那些稚嫩的論證、空洞的歷史類比或對白人至上主義者的隱晦致意中找到通往特朗普政府的鑰匙。

但你會在其中看到一套對硅谷政治信條異化的清晰闡述：自由主義或許曾有其時代意義，而當下則要求一種效率至上、強人治理的新範式。民主國家必須被拆解，不是為了自由，而是為了利潤、效率及某種特定形式的秩序。

潛伏的災難

將這種政治取向稱為“自由主義”，不僅掩蓋了其中若干值得關注的智識成果，更低估了其潛在的危險性。原因在於，這一稱謂未能準確識別那些反對民主制度者的真實利益訴求與長遠願景——無論是在美國本土，還是在全球範圍內。

為當前局勢尋找更為貼切的術語顯得尤為重要。“技術封建主義”（techno-feudalism）便是一個值得考慮的選項。在這一概念下，國家能力的奪取與有意瓦解——包括對暴力合法壟斷權的破壞——正在催生一個高度等級化的社會結構。在這樣的社會中，從醫療服務到消防救援等基本公共資源的獲取，日益呈現出階層化與排他性特徵。將這一反烏托邦式構想與艾茵·蘭德的極端幻想區分開來的關鍵在於：a）明確指出必須摧毀國家的民主機制；以便b）實現對公共資源的“生產性”重分配，從而最大化所謂“愛國企業家”的利潤率與企業市值。

此外，我們或許還應當回到更古老的政治術語與理論框架，以獲得對當下局勢的更深洞察。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漢娜·阿倫特將帝國主義描述為一個歷史過程——其中，資本所有者逐步説服政客與公眾，將“相對少數羣體的經濟利益與國家利益本身”等同起來。為了滿足資本的無限積累衝動，商人階層最終不得不通過擴大國家暴力工具來實現自身目的；繼而，他們征服了政府機制，並塑造政治語言，使得“商人變成了政治家，被譽為國家領袖，而政治家只有在使用成功商人的語言時才被認真對待”。

經濟權力與政治暴力結合的災難性後果最早在殖民地顯現，最終則以極權主義的形式反噬母國社會。阿倫特在分析1884年至1914年的高帝國主義時期時寫道：“這一時期的某些基本特徵與20世紀的極權主義現象如此相似，以至於將整個時期視為即將到來的災難的準備階段是完全合理的。”這一歷史教訓不容忽視，因為我們的災難，已悄然潛伏在地平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