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譯 | 一文説透印巴衝突背後內政困局：莫迪與穆尼爾的“強人”較量_風聞

編者按

近期印巴軍事對抗的驟然升級，將南亞次大陸再次推向戰爭邊緣。文章對話耶魯學者蘇尚特·辛格（Sushant Singh），揭示了當前印巴衝突中的三個核心矛盾：其一，莫迪政府以高壓手段強化對克什米爾控制，錯失通過民生改善、政治賦權爭取印控克區民心的戰略機遇，暴露其“重土地、輕人民”的治理困境；其二，印巴均囿於民族主義敍事，使軍事打擊淪為鞏固國內合法性的政治操弄工具，克區民眾的真實訴求被系統性忽視；其三，巴基斯坦積極倒向中國以彌補美巴關係裂痕，而印度憑藉“大國光環”漠視對巴接觸與南亞區域合作機制，進一步加劇地緣裂痕。值得深思的是，克什米爾問題本質是“人”而非“地”的困局。印度若持續以軍事威懾替代民心治理，巴基斯坦若沉溺於“兩個民族理論”的陳舊敍事，將持續陷入“雙輸”循環。此外，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印度的綏靖姿態，也間接助長了莫迪政府的單邊冒險傾向。軍事打擊成為政治表演的腳本，平民生命淪為民族主義的祭品，南亞和平的曙光將愈發渺茫。南亞研究通訊特編譯此文，供各位讀者批判參考。

圖源：金融時報

巴基斯坦政府5月7日早間通報印度對巴發起軍事打擊行動，導致三十餘人死亡。次日，印度政府宣稱，巴基斯坦以大規模無人機襲擊予以回應。此次軍事對抗是印巴數十年來規模最大的衝突事件。

印巴矛盾已持續七十餘年。本輪衝突的導火索是4月發生於查謨與克什米爾地區的襲擊事件，該事件致25名印度外地遊客及1名克區當地居民喪生。長期以來，印控克區激進武裝活動頻發，部分反印武裝力量受巴基斯坦資助支持。1947年印巴分治後，克什米爾的大部分區域“歸入印度版圖”。此後，印度政府在該地區被指存在嚴重侵犯人權行為。2019年，印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廢除克什米爾在印度憲法框架下的特殊地位——作為印度唯一穆斯林佔多數的邦，克什米爾曾藉此特殊地位享有一定自治權。自特殊地位被取消後，印度政府在克區強化安全管控、壓制異見的同時，積極推動該地區旅遊業發展。鑑於印巴都擁有核武器，本輪軍事衝突的升級風險引發了國際社會的廣泛擔憂。

最近，筆者與耶魯大學南亞研究講師、《大篷車》雜誌顧問編輯蘇尚特·辛格進行電話交流，就當前局勢展開探討。這一番對話經整理編輯（旨在精簡內容、明晰表述），深入剖析了印巴國內政治態勢對雙方衝突走向的潛在影響，分析了以下核心問題——印度政府在克什米爾地區長期治理存在的問題，以及國際社會對莫迪的支持為何削弱了印巴和平解決衝突的可能性？對話內容摘編如下：

➤艾薩克·喬蒂納：從印度、巴基斯坦以及克什米爾民眾視角出發，此次局勢呈現出哪些新特點？

****➤****蘇尚特·辛格：此次克什米爾事件呈現出顯著不同於以往的特徵：在帕哈爾加姆遊客遇襲事件發生後，克區當地民眾首次大規模自發組織抗議活動，包括燭光悼念、公開集會以及共同發聲強烈譴責暴力行為。值得注意的是，過去三十餘年間，克什米爾民眾很少公開支持印度政府的官方立場，或者公開反對主張分離主義與親巴政策的武裝分子。克區此次民眾自發組織的抗議浪潮，本是莫迪政府緩和中央與克區關係的重要契機。但遺憾的是，印政府後續舉措未能積極利用這一有利局面，反而延續拆除“涉恐嫌疑人員”房屋的強硬政策，開展高強度安全行動，大規模逮捕當地青年，這不僅無助於緩和局勢，更白白錯失爭取克區民眾認同、改善治理困境的難得機遇。

➤艾薩克·喬蒂納：您如何理解克什米爾人的這種反應？

➤蘇尚特·辛格：旅遊業長期以來是克什米爾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重要支柱，當地民眾始終秉持“以客為尊”的傳統理念款待遊客。此次針對遊客的大規模殺戮事件，嚴重背離克區多年來的待客之道，與“克什米爾精神”（Kashmiriyat，克什米爾地區以宗教寬容、多元文化共存和地方認同為核心的文化傳統，強調穆斯林、印度教徒和錫克教徒等羣體的和諧共處）中重視遊客的核心內涵形成強烈衝突，同時也對當地經濟造成重大損失。

➤艾薩克·喬蒂納：您提及這是莫迪政府錯失的契機。那麼，該契機究竟指代哪些具體方面？在您看來，印度政府在未把握此次機遇的情況下，其實際採取的行動背後又存在怎樣的考量？

➤蘇尚特·辛格：這一契機的實質清晰且明確。莫迪政府本可藉此宣佈一系列舉措，從政治層面加強與克什米爾地區的互動，並加強對當地旅遊業的扶持——畢竟在襲擊事件發生後，印度外地遊客紛紛取消前往克什米爾的行程，大量旅遊訂單遭到退訂。具體而言，莫迪政府可推出補貼政策，為當地酒店、導遊及其他旅遊從業人員提供經濟支持；亦可着重宣揚一名年輕克什米爾當地男子在襲擊中為救助遊客不幸犧牲的事蹟，以及襲擊發生後，眾多克區出租車司機、醫院工作人員全力援助遊客的善舉。

不僅如此，莫迪政府甚至還能把握這一時機，推出更加大膽的政策舉措，例如恢復克什米爾的邦級地位，或大幅賦予該地區更多自治權力。無論是採取漸進式的具體行政措施，還是推行更具突破性的政治決策，都有助於拉近與克區民眾的距離，進而爭取其支持與認同。

➤艾薩克·喬蒂納：但有一點必須明晰——莫迪政府未抓住這一契機，並非源於缺乏勇氣或因懦弱使然，而是基於意識形態層面的考量，主動選擇放棄了這一機會，不是嗎？

➤蘇尚特·辛格：確實如此。莫迪政府秉持的印度教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其關注重心聚焦於克什米爾地域這片土地本身，而非當地民眾。但問題的核心在於，克區地方治理關鍵恰恰在於贏得民心，而非單純掌控土地。唯有切實重視當地人民訴求，才能真正實現地區穩定與發展。

➤艾薩克·喬蒂納：此次印巴雙邊關係動態呈現出怎樣的新變化與延續性特徵？

➤蘇尚特·辛格：此次事態與2019年具有顯著相似性。當年，印度軍隊在普爾瓦馬（Pulwama）遭自殺式炸彈襲擊，造成人員傷亡。隨後，印度空軍對巴基斯坦開伯爾-普赫圖赫瓦省（以下簡稱“開普省”）巴拉科特（Balakot）的一處宗教設施發起攻擊。巴基斯坦旋即展開反擊，雙方爆發空戰。交火中，印度一架米格-21戰機（MiG-21）被擊落，一名飛行員被俘；另有一架戰機疑似被摧毀，期間甚至出現印度誤擊己方直升機的狀況。

當前衝突下，印度軍事打擊的目標選址與範圍真正令人震驚。印方宣稱打擊的九個目標不僅涉及巴控克什米爾地區，還延伸至巴基斯坦核心省份旁遮普。相較之下，印度2019年打擊的巴拉科特雖確實處於克什米爾境外，卻位於開普省這一尚不屬於巴國內核心地帶的部落區域；而旁遮普省是巴人口最多、政治影響力最強的核心省份，其戰略地位舉足輕重。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對旁遮普省內拉合爾郊外的穆裏德凱（Muridke）實施打擊，這種對南亞大型城市動用武器的軍事行動在非全面戰爭時期極為少見。此外，這些目標均針對宗教學校或伊斯蘭神學院，選擇極具挑釁性，極易導致局勢進一步惡化。

➤艾薩克·喬蒂納：但需明確指出，印度政府在所有公開聲明中始終力圖證明其軍事打擊行動具有精準性與明確目標指向，並堅稱“行動不會引發局勢升級”。即便在與外國外交官員的溝通中，印方也反覆強調行動的“非升級”屬性。可見，莫迪政府對局勢失控存有顧慮，極力避免衝突走向不可控局面。然而矛盾之處在於，印方一方面對巴基斯坦旁遮普省實施打擊，另一方面卻又宣稱要防止局勢升級，該如何理解這種自相矛盾的行為邏輯？

➤蘇尚特·辛格：確實，這其中存在明顯矛盾與緊張態勢，且局勢發展面臨極高風險，升級隱患始終存在。印方強調其打擊對象僅為非軍事目標，行動並非針對平民，所涉目標均系“恐怖組織基礎設施”，還特意選擇夜間實施轟炸以降低傷亡。據媒體消息，相關宗教學校、神學院在行動前已完成人員疏散。印方試圖通過控制傷亡並傳遞這些信息來應對局勢，但此舉是否有效？能否真正化解矛盾、實現“兩全其美”？仍有待時間檢驗。

➤艾薩克·喬蒂納：莫迪政府此番行動的長期目標究竟為何？從目前情況來看，他似乎試圖通過軍事打擊來建立威懾，併為民族主義立場尋求合理性支撐；然而與此同時，又力求避免局勢升級為大規模戰爭。這背後究竟有着怎樣的戰略考量？

➤蘇尚特·辛格：是的，但我不會稱之為真正的威懾。若不以巴軍隊為打擊目標，單純針對神學院的軍事行動，印度難以達成威懾效果。依我之見，這些打擊行動的核心意圖在於鞏固莫迪政府自身民族主義立場的正當性，同時，平息並安撫受印度國內媒體在過去兩週內煽動而起的民眾激昂情緒，而這種民情激憤背後，顯然也存在政府官方的故意推動。

➤艾薩克·喬蒂納：沒錯，民眾強烈情緒以及媒體相關報道，很大程度上顯然與印度的執政黨存在直接關聯，背後有其刻意推動引導的因素。

➤蘇尚特·辛格：確實如此。相關操作顯然在莫迪政府主導下推進，部分媒體和羣體主動配合，成為事件的助推者與輿論宣傳者。這種人為製造的局面，構建起特定的輿論敍事，目的在於塑造莫迪強硬果斷、決策卓越的領導人形象。但深入分析就會發現，這一系列行動背後是否存在真正的戰略考量？能否有效阻止未來激進勢力、武裝分子或恐怖組織引發的暴力事件？答案是否定的。2019年的經驗已經充分表明，單靠此類軍事行動無法形成有效威懾。若印度政府有長遠戰略眼光，理應在經濟、外交、文化及民間交往等多個領域統籌規劃，靈活運用獎勵與懲罰手段，而非侷限於單一行動。

然而實際情況是，莫迪政府僅將行動限定在軍事打擊這一單一方向。治理國家、維護地區穩定需要多方面策略協同發力，做到獎懲有度。若巴基斯坦有積極作為，印度本應給予正向回應與鼓勵，而不是單純靠軍事打擊來安撫國內民眾情緒。這種簡單粗暴的懲罰方式，難以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絕非長久可行的辦法。

➤艾薩克·喬蒂納：我們來談談巴基斯坦方面的情況。巴基斯坦陸軍參謀長阿西姆·穆尼爾（Asim Munir）是該國最具實權的人物。上個月，他發表了一場備受關注的演講。我想聽聽你對這場演講的看法，以及對巴基斯坦目前政治局勢的分析。

➤蘇尚特·辛格：阿西姆·穆尼爾是在上世紀80年代齊亞·哈克將軍（Muhammad Zia-ul-Haq，1978年至1988年間任巴軍政府總統）擔任巴基斯坦陸軍參謀長、搞軍事獨裁時入伍的。那時候，齊亞把軍隊搞得越來越宗教化、保守化，同一時期入伍的軍人被稱為“齊亞招募兵”（Zia’s Recruits），穆尼爾就是其中之一。

接觸過穆尼爾的人都説，他的性格特別古板固執，缺乏幽默感，開不得玩笑。我雖然沒和他見過面，但這些説法都是和他打過交道的人告訴我的。巴基斯坦現在最有人氣的政治人物伊姆蘭·汗（Imran Khan）就與穆尼爾存在分歧，他現在還被關在牢裏。在巴基斯坦，最有實權的是穆尼爾，最有影響力的是軍隊，軍政大權基本統收于軍隊手裏。在外交政策制定，特別是處理對印關係方面，巴軍方發揮着決定性作用。

穆尼爾的那次演講，發表於克什米爾帕哈爾加姆襲擊事件發生前約一週。演講核心內容實際是對自20世紀50年代起眾多巴政治領導人以及軍方高層觀點的重申——強調克什米爾是巴基斯坦的“命脈”（jugular vein）。

同時，演講還再度提及巴基斯坦的立國基礎——“兩個民族理論”，該理論主張印度教徒與穆斯林分屬不同民族，巴基斯坦是穆斯林民族的國家，印度則屬印度教民族，這也是巴“國父”真納（Muhammad Ali Jinnah）所倡導的理念。事實上，穆尼爾的言論算不上新鮮，過去七十五年間，許多巴基斯坦領導人都表達過類似主張。但關鍵在於他演講的語氣、所選擇的時間點，再加上演講後帕哈爾加姆發生襲擊，讓這些觀點一下子成了焦點，引發大量關注和討論。

➤艾薩克·喬蒂納：穆尼爾的演講與巴基斯坦近期軍事領導人的發言相比，是否存在本質差異？

➤蘇尚特·辛格：從實際內容來看，此次演講與過往並無顯著區別。穆沙拉夫（Pervez Musharraf，巴前總統、軍人出身的政治人物，1999年軍事政變上台，2001年至2008年執政）就曾用“命脈”形容克什米爾，此後多位巴陸軍參謀長也延續了這一表述。即便如曾主管核事務、與美國有密切合作的巴退休將軍哈立德·基德瓦伊（Khalid Kidwai）這樣兼具學識與謀略的人物，也認同莫迪的崛起印證了“兩個民族理論”的正確性。不難看出，這些觀點早已多次從巴基斯坦軍政高層口中提出。

穆尼爾在這一場演講中，將克什米爾視作命脈這一説法與“兩個民族理論”同時提出，或許正是這種觀點並置，使得這次演講看起來比巴軍方以往的公開表述更加強硬與激進。

➤艾薩克·喬蒂納：您剛剛提及了伊姆蘭·汗。當前，巴軍方關押伊姆蘭·汗的決定在巴國內引發了民族主義反彈浪潮。伊姆蘭·汗作為民族主義領導人，其在與軍方關係破裂前曾與軍隊往來密切。由此衍生出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在此情形下，軍方是否擁有更多動機採取更為激進的行動，蓄意煽動民族主義情緒？

➤蘇尚特·辛格：確實如此。從伊姆蘭·汗對塔利班、伊斯蘭激進主義的言論，以及其秉持的其他保守觀點來看，我本人對他並無好感。然而不可忽視的是，他是當下巴基斯坦民眾支持率最高的政治領導人。多方信息均表明，即便他率領的政黨遭到取締，在上次選舉中他仍獲得勝利。這樣的狀況着實令人擔憂。

巴基斯坦軍隊和陸軍參謀長穆尼爾的公信力正經受嚴峻考驗。有理由相信，穆尼爾承受着來自軍隊核心指揮官及其他高級軍官的壓力。若不是身處政治弱勢，他或許不會被迫採取如此強硬的舉措。此外，他必須對印展現出強有力的回應，因為，他需要證明自己比其前任巴傑瓦將軍（Qamar Javed Bajwa）更有作為。在巴傑瓦任職期間，2019年，巴向印控克什米爾地區發起武器攻擊作為報復。而穆尼爾必須超越巴傑瓦，畢竟巴傑瓦在巴基斯坦軍隊內部及其他層面都頗不受待見，不少人認為他一味迎合印度，卻未換來任何實質性成果 。

➤艾薩克·喬蒂納：巴基斯坦當前最重要的“盟友”是中國而不是美國，鑑於此，巴基斯坦在印巴關係上的考量發生了哪些變化？

➤蘇尚特·辛格：中國向來是巴基斯坦極為重要的“盟友”，如今更是其最為關鍵的夥伴。目前，巴基斯坦80%的軍事裝備進口依賴中國。從戰鬥機、遠程導彈，到主戰坦克、火炮等，巴軍隊現役裝備大部分來自中國，其最先進的武器裝備均由中國提供，這無疑是一個重大轉變。

這一局面的形成有着深層原因。美國對巴基斯坦興趣的減退，並非單純因為美國政府的利己傾向（儘管美國的自私因素確實存在），更重要的是巴基斯坦在阿富汗事務中的表現令眾多美國官員深感失望。美方認為，在北約部隊駐阿富汗期間，巴基斯坦的相關行動阻礙了美國多屆政府完成本可達成的目標。由此，巴在美國戰略界的信譽受損，美巴雙邊關係降温，巴對美外交空間也大幅收窄。這些根本性變化，促使巴基斯坦加速向中國靠攏。

➤艾薩克·喬蒂納：依你所述，即便能夠規避全面戰爭，印巴在中期內採取實質性積極舉措的前景也不容樂觀。

➤蘇尚特·辛格：對此我完全認同。印巴雙方當前既無與對方開展長期接觸的規劃，也缺乏幫助克什米爾當地民眾的長遠方案。

➤艾薩克·喬蒂納：這一系列情況引發了一個關於莫迪的關鍵問題。歷史上，尼克松訪華、里根與戈爾巴喬夫談判等實例讓世人看到，那些曾被視為典型“強硬派”的政治領導人也能夠順利達成重要協議。那麼，在克什米爾問題上，莫迪及其身邊的決策羣體是否存在達成類似突破的可能？亦或是，他們在意識形態層面過於僵化，導致在中期內難以實現任何積極轉變？

➤蘇尚特·辛格：2015年，莫迪在從阿富汗返程途中，出席了納瓦茲·謝里夫（Nawaz Sharif，巴歷史上任職時間最長的民選總理之一，曾三度出任總理）孫女於拉合爾郊外舉辦的婚禮活動，這算是他的一次外交嘗試。但除此之外，莫迪及其政黨與支持者在意識形態上表現出極強的頑固性，致使印政府與巴基斯坦接觸，並尋求和平解決方案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現實情況是，南亞區域合作聯盟（SAARC，簡稱“南盟”）近十年未能召開會議，根源在於印度拒絕與巴基斯坦接觸，阻礙會議舉行。這一狀況也波及尼泊爾、孟加拉國、斯里蘭卡、不丹等周邊小國，導致該區域組織無法正常運轉。

當前，無論是拜登還是特朗普，美國政府均在外交層面釋放出拉攏印度的信號，莫迪受到高規格禮遇，印度由此便認為自身已“成功崛起”，在國際格局中佔據優勢地位。反觀巴基斯坦，卻在國際事務中被嚴重邊緣化，西方對其興趣寥寥。巴不僅國際信譽與地位持續走低，經濟形勢嚴峻，還在處理與阿富汗塔利班、伊朗的關係上陷入政治困局。與此同時，莫迪在國際上廣受歐洲、美國、俄羅斯等各方讚譽。在此背景下，印度缺乏與巴開展接觸的現實動力。

**作者簡介：**艾薩克·喬蒂納（Isaac Chotiner），《紐約客》雜誌問答系列主要供稿人；蘇尚特·辛格（Sushant Singh），耶魯大學講師、“大篷車”網站顧問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