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準備以“永久棄核”跪求生機，美國會放下制裁“屠刀”嗎？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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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4 日，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的高級顧問沙姆哈尼在接受採訪時表示，伊朗準備與特朗普政府簽署一項有條件的核協議，計劃以 “永不製造核武器” 的承諾來換取美國解除經濟制裁。沙姆哈尼這個提議，在部分伊朗人看來，或許是在國際制裁壓力下尋求經濟喘息空間的務實之舉，但筆者認為，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伊朗用“棄核換解禁”的提議看似美好，但實現的道路卻充滿荊棘，可以説幾無可能。因為，美伊之間深入骨髓的“你死我活”的結構性矛盾，早已將互信基礎腐蝕殆盡，註定了任何妥協方案都不過是鏡花水月、夢幻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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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美國在伊核問題上的“毀約前科”嚴重削弱了雙方的信任基礎。2015年伊核協議簽署後，伊朗銷燬1.2萬台離心機、將濃縮鈾丰度降至3.67%、接受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史上最嚴苛核查，換來的卻是美國2018年單方面退約及“極限施壓”政策——經濟制裁規模反較協議簽署前擴大3倍，直接導致伊朗石油出口歸零、貨幣貶值80%、通脹率飆升至45%。歷史證明，美國從未將“解除制裁”視為談判終點，而是將其作為持續削弱伊朗地區影響力的戰略工具。若伊朗此次重蹈覆轍，不僅將喪失核技術自衞底線，更可能陷入“讓步-違約-加碼制裁”的惡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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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美國對伊朗的“棄核”誠意亦持懷疑態度。美國情報機構長期指責伊朗以民用核能為幌子推進武器化，並要求伊朗接受“無限期、無限制”的核設施核查。這種“有罪推定”式的監督機制，與伊朗維護國家主權的訴求形成尖鋭對立。例如，伊朗拒絕允許IAEA核查其軍事基地，而美國則以此為由質疑伊朗的“棄核”真實性。信任缺失，為雙方達成協議設置了巨大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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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美國的政策往往受到國內政治、選舉週期等因素的影響，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共和黨與民主黨在伊核問題上的分歧顯著：共和黨主張通過極限施壓迫使伊朗徹底屈服，而民主黨則傾向於通過外交談判管控風險。這種政策搖擺導致伊朗難以預判美國的真實意圖。例如，特朗普政府曾提出“極限施壓2.0”計劃，試圖通過全面封鎖摧毀伊朗經濟；而拜登政府雖釋放談判信號，卻仍維持制裁並要求伊朗“先棄核再談解除”。在雙方各自心懷鬼胎，缺乏信任的情勢下，即便伊朗作出讓步，美國也可能因國內政治壓力或其他原因而拒絕解除制裁。這使得伊朗難以預測美國的真實意圖和決策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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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以色列對美伊談判的破壞性影響不容忽視。以色列一直對伊朗的核計劃保持高度警惕，不斷通過智庫、遊説團體及媒體網絡，持續向美國決策層施壓，要求將伊朗核設施“歸零”作為談判前提。例如，以色列總理曾公開表示“絕不允許伊朗擁有任何離心機”，並暗示若美國與伊朗達成協議，以色列可能單獨採取軍事行動。這種強硬立場迫使美國在談判中不斷加碼，導致協議條款愈發苛刻，最終可能使伊朗難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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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伊朗保守派勢力對“棄核”提議的抵制，進一步增加了談判難度。伊朗伊斯蘭革命衞隊等強硬派認為，放棄核計劃將削弱伊朗在中東的威懾力，並損害國家尊嚴。例如，革命衞隊高層曾警告稱“核計劃是伊朗的‘紅線’，絕不能觸碰”。此外，伊朗民眾對美國的敵視情緒亦可能影響政府決策。2022年的一項民調顯示，超過60%的伊朗人反對“無條件棄核”，認為這等同於向美國投降。國內政治分歧必然會對伊朗政府推進這一協議造成極大地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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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從地緣政治角度看，美國需要在中東地區保持軍事存在，而伊朗是其駐軍的重要理由之一。當前，美國在波斯灣地區部署了第五艦隊及多個軍事基地，其駐軍的核心理由之一是遏制伊朗崛起。若伊美和解，美國在中東駐軍的合理性將受到挑戰，進而影響其在中東的軍事存在。例如，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曾直言“制裁伊朗的終極目標是推翻其政權”，這也是美國可能不願意輕易解除對伊朗制裁的一個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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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觀當代國際歷史，凡是玩耍“自廢核武”“斷臂求生”豪賭遊戲的國家，皆不得善果。2003年，利比亞卡扎菲政權在美英“安全承諾”的誘惑下，主動交出核設施圖紙、銷燬化學武器，換來的卻是2011年北約“人道主義干預”的戰機轟鳴——的黎波里街頭屍橫遍野，卡扎菲本人被叛軍拖出下水道虐殺。這場“棄核換和平”的荒誕劇，不僅暴露了西方國家“棄核即棄國”的殘酷邏輯。今天，伊朗若重蹈利比亞覆轍，無異於自掘墳墓。 此話，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