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茶餐廳到兩餸飯：香港飲食文化的 “平民革命”_風聞

在香港CBD中環的喧囂聲中，西裝革履的白領們捧着 32 港元的兩餸飯行色匆匆。“兩餸飯”等同於內地的快餐，這份裝在塑膠盒裏的兩菜一飯，正以日均數萬份的銷量，悄然改寫着香港這座國際大都會的飲食地圖。

當傳統茶餐廳的霓虹招牌接連熄滅，當老字號酒樓在結業潮中黯然退場，兩餸飯——這個被稱為 “平民恩物” 的快餐形態，正在香港掀起一場餐飲業的“平民革命”。

茶餐廳的黃昏與兩餸飯的崛起

曾經，茶餐廳是香港平民文化的圖騰。一杯爽滑的絲襪奶茶配着醇厚鮮甜的菠蘿油，在卡座裏聽着鄰桌阿婆的家長裏短，是港人最熟悉的生活圖景。如今，這些承載着集體記憶的茶餐廳正以每月 16 家的速度消失。

2025 年的香港餐飲業，正經歷着前所未有的寒冬：經營數十年的金裝燉奶佬、元洲牛肉麪等老牌餐飲接連撤場，連鎖粥店海皇粥店拖欠百萬薪資結業，太興集團旗下稻埕飯店全線關閉。租金高漲、人力成本飆升、消費外流，三座大山壓得傳統餐飲業喘不過氣。

此時此刻，兩餸飯如野草般在街角巷尾瘋長。從深水埗的鐵皮屋到中環的高級商廈，從17港元的草根選擇到68港元的商務套餐，兩餸飯以 “餐飲界拼多多” 的姿態，迅速佔領市場。

2025年，全港兩餸飯門店四年間激增115%，已經超過600多家。部分單店日銷超 900 份，甚至出現了岱民餐廳這樣擁有40多家分店的連鎖品牌。

更令人驚歎的是，兩餸飯羣組在臉書吸引了 155 萬粉絲，網友自發繪製的 “兩餸飯地圖” 每月更新，成為新一代港人的生活指南。兩餸飯羣組版主Andrew這樣評價：“不是經濟差逼出兩餸飯，而是新商業模式打敗了舊秩序。”

經濟寒冬下的生存智慧

兩餸飯的大規模爆發，是經濟寒冬下的生存智慧。當港人北上消費額在 2024 年逼近 557 億元，本地餐飲消費力因遊客鋭減萎縮，兩餸飯以極致性價比留住了最後的錢包。

在灣仔合和中心，曾主理高級韓法料理的主廚放下雕花銀叉，在 30 平米的檔口製作 68 港元的兩餸飯，每份食材成本僅 20 港元，卻用自制泡菜和慢熬 6 小時的鯷魚高湯，讓甲級商廈的白領們吃出了Fine Dining 的儀式感。這種 “降維打擊” 式的創新，正是兩餸飯征服市場的核心密碼。

更關鍵的是，兩餸飯打破了階層壁壘。在油塘工地，泥頭車司機用兩餸飯的椒鹽豬手補充體力；在中環寫字樓，白領們用魚香茄子拌飯應對 PPT；在深水埗街頭，南亞裔勞工和本地阿婆排着隊領取免費派送的 “愛心飯盒”。這種全民共享的飲食民主，讓兩餸飯超越了食物本身，成為香港社會的 “減壓閥”。

正如香港中文大學經濟學家古紀達所言：“兩餸飯不再是窮人的標籤，而是全民的生存策略。”

飲食革命背後的文化覺醒

兩餸飯的興起，本質是香港平民文化的自我迭代。當茶餐廳的 “菠蘿油王子” 變成兩餸飯的 “飯盒皇后”，當鑊氣十足的小炒變成暖櫃裏的預製菜，香港飲食文化正在經歷從 “精緻煙火” 到 “生存美學” 的蜕變。

這種轉變，在權發小廚的菜單上體現得淋漓盡致：既有傳統的南乳炆豬手，也有韓式炸雞和法式紅酒燉牛腩，甚至在母親節推出蒜蓉粉絲蒸海蝦這樣的 “豪華選項”。

更深層的，是香港社會對 “平民價值” 的重新認知。旺角一間由曾經在米芝蓮食肆工作的大廚主理的粵菜館，受到北上消費熱潮衝擊，生意額暴跌三分一，加上業主突然加租一成，被逼「降級」轉型，推出午市兩餸飯自主，八餸一湯、白飯任裝，只收58元。店主直言兩餸飯放題不能賺錢，只求打和，體現了一種簡單粗暴的經營哲學：成本是後話，沒人吃才是災難。

這種 “薄利多銷” 的生存智慧，與香港迴歸初期 “獅子山下” 的拼搏精神一脈相承。正如香港歷史文化研究會會長葉德平所言：“兩餸飯不是文化的倒退，而是香港精神在新時代的重生。”

在香港北角的某個兩餸飯店，70 歲的洪奶奶每天帶着保温桶來打包。這個曾經在公廁外吃冷飯的清潔工，如今能在 25 港元的套餐裏找到家的味道。她不知道，這份普通的飯盒裏，裝着香港餐飲業的轉型密碼，藏着深港雙城的商業博弈，更承載着一個城市在困境中突圍的倔強。

當茶餐廳的霓虹燈一盞盞熄滅，兩餸飯的暖光正在街頭亮起 —— 這不是香港飲食文化的衰落，而是平民智慧的勝利。或許正如某位食客在點評網站上的留言：“食兩餸飯，撐香港仔。“這簡單八個字，已然道盡這場飲食變遷最深沉的市井浪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