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中國飯，挎美國槍”：中國人該如何理解沙特的外交策略？_風聞

鍾準

重慶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

【導讀】近期特朗普的中東行引發全球關注。在出行前夕，特朗普被曝考慮接受卡塔爾王室贈送的波音747-8專機，激起嚴重“受賄”爭議。而在5月13日，特朗普與沙特王儲簽署6000億美元戰略協議，涵蓋能源、國防、採礦等領域，其中包括一份近1420億美元的“史上最大軍售協議”。而就在前一天(12日)，沙特與中國在北京簽署了57項農產品協議，價值140億里亞爾（約合269億人民幣）。有分析指出，沙特所代表的在中美之間“兩頭下注”的行為，已成為大國競爭格局下的一種戰略常態。

本文提出，當一些中間地帶國家在與美國維持同盟或準同盟關係的同時，又願意和中國成為更緊密的經濟夥伴，就出現了所謂“東食西宿”的現象：“食”指的是一國與某一大國簽訂經濟合作協議，為本國謀取福利；“宿”則指該國與另一大國結為同盟，以獲得安全上的保障和政治上的支持。這種“新中間地帶”的形成，是由當前國際體系的三個重要特點決定的：第一，國際安全結構相對穩定；第二，在國際經濟體系中，中國比美國有更大的能力和意願提供公共經濟物品；第三，當前國際規範秩序仍然由美國和西方國家主導，許多“新中間地帶”國家在觀念規範上與美國更親密。

本文認為，相較於西方主流政黨，民粹主義政黨的對華合作態度更加務實，受意識形態的干擾較少。中國在發展與中間地帶國家的關係時，需要區分其不同政黨的對外政策偏好；針對不同地區、不同類型的“新中間地帶”國家，中國應有不同的方略。針對亞太“東食西宿”的國家，我國應鞏固睦鄰友好，深化互利合作，爭取其進一步向中國靠攏。對歐洲“東食西宿”的國家，可堅持求同存異，擴大互惠互利和互聯互通，防止其倒向美國。對亞太“選邊站美國”的國家，我們應當促使其淡化所謂中國威脅，校準航向，改善雙邊關係。而對偏向美國的歐洲國家，應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深化開放合作和對話協商，爭取其保持中立。對當前傾向中國的國家，可在國際規範上共同提出“多元化”倡議。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3年第5期，原題為《“東食西宿”？——新中間地帶在中美之間如何選擇**》，**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東食西宿”？

——新中間地帶在中美之間如何選擇

在中美鬥而不破、保持競合的情況下，很多國家試圖同時與兩大國合作，正在形成新的“中間地帶”。它們大多不願在中美之間選邊站隊，而是與兩國在經濟、安全、政治等領域展開不同合作。在經濟領域，隨着中國的快速發展，越來越多的國家願意主動成為中國的經濟夥伴，如簽署“一帶一路”合作諒解備忘錄。相比之下，它們與美國的經濟合作受到了美國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的影響。在安全領域，許多國家仍維持與美國的聯盟或安全夥伴關係。儘管中國軍事實力上升迅速，但與中國深度安全合作的國家還較為有限。而在政治領域，中間地帶國家與中美的合作也有差異。很多國家與中國建立了不同層級的夥伴關係，在政治上強調相互尊重、平等協商。一些國家與美國的政治合作則呈現出價值觀同盟的特徵，如加入所謂“民主國家同盟”。

當一些中間地帶國家在與美國維持同盟或準同盟關係的同時，又願意和中國成為更緊密的經濟夥伴，就出現了所謂“東食西宿”的現象。“東食西宿”一説最早出自東漢應劭輯錄的《風俗通義》：齊人有女，二人求之。東家子醜而富，西家子好而貧。父母疑不能決，問其女：“定所欲適，難指斥言者，偏袒令我知之。”女便兩袒，怪問其故，雲：“欲東家食，西家宿”。本文在國際關係中借用這一概念，“食”指的是一國與某一大國簽訂經濟合作協議（主要是貿易和投資），為本國謀取福利；“宿”則指該國與另一大國結為同盟，以獲得安全上的保障和政治上的支持。需要指出，“食”和“宿”在很大程度上是雙向的：中小國家在“食”大國的同時，這一經濟關係可能也會使大國受益；中小國家在“宿”大國的同時，也要為大國提供政治支持和軍事貢獻。

後世多用“東食西宿”來形容貪得無厭，與朝秦暮楚並列，正直的人不應當是這樣。然而，正如漢斯·摩根索所告誡的，一般的道德原則不適用於政治領域和國家行為，要把個人的道德和國家及其領導人的道德區分開來。在古典現實主義者看來，要根據政策的後果——是否確保了本國的生存安全和經濟福利，來評判國家的道德。中間地帶國家在中美之間“兩袒”無可厚非，我們需要進一步分析新中間地帶為何形成，不同國家做出各自選擇的原因和機制又是什麼。

**▍******中美之間的“新中間地帶”****受地緣政治研究傳統的影響，以往中間地帶研究通常關注與大國相鄰的單一區域，如歐亞地區或中東地區。“新中間地帶”則關注中美競爭背景下的其他國家。這一概念最初是針對中美存在直接競爭的亞太地區，但隨着中國國力的持續增長，中美關係的影響範圍已遍及全球各個角落。從亞太到歐洲，從非洲到拉丁美洲，許多國家都面臨着在中美之間如何選擇的問題，因此本文使用的“新中間地帶”並不侷限於特定地域。不同於冷戰時期許多中小國家需要在美蘇之間“一邊倒”，選擇其中的一個超級大國作為全面的經濟、安全和政治夥伴，當前中間地帶國家數量眾多，並且能夠在中美之間進行更加靈活的選擇。這是由當前國際體系的三個重要特點決定的。

第一，國際安全結構相對穩定，是“新中間地帶”國家自主選擇與大國合作的前提。只有在大國安全競爭較緩和的情況下，中間地帶國家才有“東食西宿”的空間。相反，兩大國之間安全競爭越激烈，或對其他國家的安全威脅越直接，中間地帶國家必須“選邊站”的壓力越大。安全競爭加劇的頂點則是直接爆發軍事衝突，此時中間地帶國家無法同時與交戰的兩大國合作，中間地帶本身也會遭到壓縮。目前中美仍維持和平，除了一些涉及安全的敏感議題，總體上兩國不反對中間地帶國家在大多數領域靈活選擇合作對象。

第二，在國際經濟體系中，當前中國比美國有更大的能力和意願提供公共經濟物品。衡量大國對外提供經濟發展機遇的能力和意願的指標，主要包括國際貿易、對外投資、海外基礎設施建設等，在這些領域中國的總量均位居世界第一。中國雖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但通過“一帶一路”倡議促進了與沿線國家的互利共贏發展。相反，當美國奉行本國優先的對外經濟方針，採取貿易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政策時，其他國家也難以從美國獲得經濟福利。由於經濟合作不具備排他性，即使中間地帶國家已經與美國有密切的經濟合作，也渴望從與中國的經濟合作中獲得更多發展機遇。

第三，目前的國際規範秩序仍然由美國和西方國家主導，許多“新中間地帶”國家在觀念規範上與美國更親密。由於結盟不僅是軍事意義上，也包括政治上的同盟，因此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是否相似，歷史記憶是正面還是負面，都將影響中間地帶國家選擇安全和政治合作對象。美國作為冷戰勝利者，在冷戰後將其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推廣到更多國家；此外，美國曆史短、鄰國少，與其他國家之間的歷史遺留問題較少，很多國家歡迎美國作為盟國介入本地區事務。相較之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在西方話語體系下常遭到抹黑，而周邊一些國家也因為各種歷史遺留問題對中國保持警惕，這降低了部分國家與中國的互信水平。

**▍**政黨政治影響下的三種選擇即使當前的國際體系允許，並非所有的中間地帶國家都採取了“東食西宿”策略，仍然有國家會選邊站美國或更傾向中國。同一個國家在中短期內，也可能改變其選擇策略。要認識這種差異和變化，需要考慮這些國家的國內政黨政治。首先，政黨具有特定意識形態和外交偏好，可以通過執政、議會、選舉、公投以及開展政黨外交等方式影響本國對外政策。其次，不同執政黨的不同意識形態和經濟議題偏好，將影響本國對經濟夥伴和“價值觀同盟”的重要性排序。由主流建制政黨穩定執政的國家更看重意識形態及西方共同價值觀，容易將同盟關係置於經濟利益之上。相較於西方主流政黨，民粹主義（或稱平民主義）政黨的對華合作態度更加務實，受意識形態的干擾較少。而一些不接受西方價值觀的政黨，可能傾向於與中國而不是和美國合作。再次，政黨輪替和國內政治極化，使部分國家的對外政策“反覆橫跳”，在親華和親美之間形成了一種動態平衡。相反，政黨之間共識較強和缺乏政黨輪換的國家，與大國的關係會較為“穩定專一”。在政黨政治的影響下，中間地帶國家在中美之間的選擇可分為“東食西宿”、選擇美國、傾向中國三種理想類型。當然，在實踐中，也存在介於兩種類型之間的過渡情況。

（一）“東食西宿”型

典型的“東食西宿”國家，一面與美國訂有雙邊同盟條約，或加入了美國主導的《北大西洋公約》，與美國開展軍演、軍售，或境內有美國駐軍；另一面又積極參加中國倡導的國際經濟合作，比如在美國壓力下仍與中國簽訂“一帶一路”合作諒解備忘錄。這類國家在亞洲以韓國、菲律賓和泰國為代表，它們將中國作為最大的經濟夥伴，同時與美國有着高水平的安全合作，被美國列為“非北約主要盟國”（Major Non-NATO Ally）。

以韓國為例，中國穩居韓國第一大貿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場和最大進口來源國。韓國也積極將其“歐亞倡議”與“一帶一路”對接。但韓國在意識形態和國家認同上對中國存在一定成見，中韓之間進一步的政治和安全合作受限。相反，韓國與美國簽訂有《美韓共同防禦條約》，受美國意識形態和軟實力影響很深。其中韓國保守政黨的“反共”意識形態更加明顯，在執政期間為了推動部署“薩德”不惜損害中韓經濟合作。保守政黨的尹錫悦政府也積極強化與美國、日本的三方合作。韓國進步政黨雖然被保守政黨批評為“民粹主義”，但相對來説在外交上更加獨立自主，例如文在寅執政期間就不加入美國在亞太主導的針對中國的四方安全對話。當時的韓國外交部長康京和就此指出，選擇特定國家無助於國家利益，韓美同盟是安全框架的“錨樁”，中國是韓方第一大貿易伙伴。

菲律賓同樣既與美國簽訂《美菲共同防禦條約》和《訪問部隊協議》，又和中國簽署《共建“一帶一路”合作諒解備忘錄》。菲律賓在親華和親美之間的波動與國內政黨輪替有關。在親美的自由主義政黨菲律賓自由黨執政期間，發生了“南海仲裁案”，中菲關係惡化。而在杜特爾特執政後，菲律賓在中美之間的朝向有了一個大轉彎。美國批評菲律賓嚴厲打擊販毒的治安政策存在人權問題，杜特爾特則一度暫停與美國的訪問部隊協議。同時，菲律賓還擱置南海爭議，加強了與中國的經濟合作。杜特爾特所在的政黨菲律賓民主人民力量黨，同樣被認為是偏左的“民粹主義”政黨，主張為民眾提供醫療援助和免費教育。

泰國也是“一帶一路”的重要支點國家，2017年與中國簽署了“一帶一路”建設和鐵路等雙邊合作文件。泰國早在1954年就加入了東南亞條約組織，成為美國盟國，兩國又在2012年簽訂了《美泰防務同盟共同願景聲明》。泰國在2014年發生軍事政變，結束了此前混亂的國內黨爭和社會騷亂。此後，美國從價值觀出發對上台的泰國巴育政府多有批評，兩國合作關係轉冷。2019年泰國大選，親軍方的人民國家力量黨得票最多，提名巴育繼續擔任總理。有學者指出該黨也帶有“民粹主義”色彩，提出債務減免、廉價住房、生育補貼、提高最低工資等福利政策來吸引選民。而與中國的經濟合作將有利於這些政策的可持續性。

在歐洲，採取“東食西宿”策略的國家包括意大利、希臘、匈牙利等。它們作為北約和歐盟成員國，又與中國簽訂“一帶一路”合作備忘錄，這引起了華盛頓和布魯塞爾的不滿。值得注意的是，這三個國家均是在所謂的“民粹主義”政黨執政時正式加入了“一帶一路”。

意大利是第一個也是目前唯一與中國簽署“一帶一路”合作諒解備忘錄的西方七國集團（G7）國家。推動意大利在2019年做出這一選擇的是當時的執政黨五星運動。該黨在西方被認為是典型的民粹主義政黨，其上台被視為挑戰了自由民主制度。在2020年新冠疫情暴發之初，該黨外交部長迪馬約也重視與中國的抗疫合作，強調這是“一帶一路”的重要成果。然而，意大利的政黨政治變化迅速，在主流的民主黨重返政府，尤其是建制派精英德拉吉擔任總理後，意大利再次強調其作為西方一員的立場。中意合作有所降温，意大利官方也不再提及“一帶一路”。

在意識形態上，部分歐洲左翼民粹政黨甚至有一定共產主義淵源，例如希臘極左聯盟。希臘因受困於債務危機，亟須外來紓困。而在極左聯盟執政期間，希臘又與歐盟，尤其是德國在財政緊縮問題上存在分歧。因此中國提供的經濟發展機會對希臘至關重要，兩國在比雷埃夫斯港等基礎設施建設和運營中合作密切。希臘還在2017年阻止了歐盟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發表批評中國人權紀錄的聲明。這類政黨本身不符合西方主流的價值觀，不會將西方的價值觀外交置於本國的實際經濟利益之上。

匈牙利也是如此。匈牙利青年民主主義者聯盟自2010年起一直是匈牙利的執政黨。青民盟被認為是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在其黨首歐爾班的領導下在法治、少數羣體權利乃至俄烏衝突等問題上與歐盟關係緊張。2022年9月歐洲議會甚至出台決議，宣佈匈牙利已經不再屬於“完全民主”政體。在此背景下，匈牙利的經濟顯然不能完全依賴於歐盟和西方，歐爾班政府制定了“向東開放”的戰略，積極與中國開展經濟合作，例如修建匈塞鐵路。同樣，匈牙利也在涉及香港、新疆等問題上支持中國，阻止歐盟就上述問題發表譴責中國的聲明。

（二）選擇美國型

第二類國家同樣是美國的安全盟友，也和中國有深厚的經濟合作基礎，但在外交上“忠誠”跟隨美國製衡中國，或者在中美之間相對傾向美國。堅決在中美之間選邊站的國家主要分佈在亞太地區，以日本和澳大利亞為代表。兩國都是由主流的建制政黨長期執政，奉行與其一貫意識形態相符的外交方針，將美國作為天然的盟國，而將共產黨領導的中國視作安全威脅。

日本由保守政黨自民黨長期執政，該黨自冷戰起就與美日同盟綁定。例如日本戰後最大的社會運動——1960年“安保鬥爭”，就是自民黨與左翼的日本社會黨、日本共產黨之間的鬥爭。冷戰後，隨着日本左翼政黨的式微，自民黨在國內更加缺乏制約，其對外政策堅決倒向美國。美日同盟僅在2009~2012年日本民主黨短暫執政期間出現過裂隙，當時民主黨政府試圖改善與中國的關係，一度提出“東亞共同體”等自主外交理念。不過，隨着自民黨很快歸位，過去十年日本繼續聯合美國抗衡中國，例如給自身軍事鬆綁，支持美國的“印太戰略”，甚至謀求“以台製華”。經貿往來雖然長期扮演中日關係的壓艙石，但日本官方並未回應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或亞投行，反倒在2022年通過所謂“經濟安保法”，未來可能進會一步將對華經濟技術合作政治化和安全化。

中國是澳大利亞最大的貨物貿易伙伴、進口來源地和出口市場，但最近十年兩國外交關係惡化。澳大利亞堅持認為中國是亞太地區的安全威脅，積極加入美國在亞太針對中國的戰略制衡，包括“四方安全對話”（QUAD）、“美英澳同盟”（AUKUS）、購買美國核潛艇等，同時警惕中國與所羅門羣島等南太平洋國家的安全合作。中澳關係在保守的自由黨莫里森政府執政時期陷入低谷，新上台的工黨阿爾巴尼斯政府對華態度有所緩和，但並不會完全改弦更張。實際上，工黨和自由黨都是西方主流政黨，對外政策方針接近，兩黨在不加入“一帶一路”，支持QUAD和AUKUS等問題上具有較高共識。

還有一些與中國有深厚經濟合作基礎的西方國家，雖然沒有選邊，但在中美之間相對偏向美國。例如，德國與中國相距遙遠，在亞太也無軍事存在，確實沒理由選邊站隊。但執掌德國的無論是社民黨、聯盟黨還是綠黨，都有價值觀外交的傾向。因此，以德國為代表的歐盟主流，提出了在中美之間“不選邊，非等距”的辛納屈主義（Sinatra Doctrine），即在保持戰略自主的同時，從價值觀出發偏向美國，也將中國定義為“系統性對手”。這些歐洲國家既不會為了美國與中國“脱鈎”，也不會明確加入“一帶一路”，偶爾還會在一些中國內政問題上做文章。

（三）傾向中國型

另一些國家在中美之間明確選擇或傾向中國。它們既加入中國倡導的“一帶一路”，保持密切的經濟聯繫，又在政治和外交上經常支持中國，包括有較多的安全合作。這些國家往往和美國存在矛盾，它們的國內政治常被美國認為不符合西方民主標準。相反，其執政黨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較好。

目前俄羅斯與中國的關係非常緊密。兩國“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包括元首年度交往、總理定期會晤、立法機構合作等高層交往機制，五個副總理級政府間合作委員會，兩辦主任磋商、戰略安全磋商、執法安全等合作機制。在武器轉讓和聯合軍演等領域，中俄也有高層級的安全合作。普京所在的統一俄羅斯黨長期是俄羅斯第一大黨和執政黨，與中國共產黨互相欣賞。儘管兩黨的意識形態不同，但都反對西方對於“民主”“人權”等規範的壟斷性定義。區別於西方相對僵化的價值觀外交，中俄並不把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一致作為合作的前提，而是強調各國人民有權選擇適合本國國情的民主實踐形式和方式。

巴基斯坦是中國的“全天候戰略合作伙伴”，不僅通過中巴經濟走廊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建設，還通過聯合軍演和武器轉讓與中國開展密切的安全合作。其實，美國曾在冷戰初期積極援助巴基斯坦，還在反恐戰爭中指定巴基斯坦為“非北約主要盟國”。但兩國的關係一直齟齬不斷。美國在巴境內的反恐行動並不尊重巴基斯坦主權，且認為巴基斯坦不夠民主也缺乏有效治理。而巴基斯坦國內也有強烈的反美情緒，並在2021年拒絕參與美國主導的“民主峯會”。相反，當時的巴基斯坦總理伊姆蘭·汗高度稱讚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治體制，認為中國的發展、反腐和抗疫經驗值得巴基斯坦學習。這種在觀念規範上的吸引，無疑是中巴夥伴關係的重要推動力。而伊姆蘭·汗所領導的巴基斯坦正義運動，也被一些分析者認為是“民粹主義”政黨。

**▍**結語中間地帶國家在兩個競爭性大國之間“東食西宿”，是特定國際體系和國內政治條件下的現象。它有賴於國際體系中的兩大強國所提供的公共物品分別集中在經濟和安全領域，同時兩國維持和平，不以武力改變現狀並強迫中間地帶國家選邊站。在存在選擇空間的情況下，這些國家對大國“貧富”和“好醜”的認知是它們選擇經濟夥伴和安全盟友的重要因素。而中間地帶國家不同執政黨的對外政策偏好存在差異，例如民粹政黨更重視經濟利益，為此可以突破價值觀因素的束縛。而國內政治極化和政黨輪替，讓部分國家能在重視“東食”和重視“西宿”之間做到相對平衡。因此，這些國家政黨政治的變化成為預判它們與中美關係的“風向標”。中國在發展與中間地帶國家的關係時，需要區分其不同政黨的對外政策偏好，有針對性地加強政黨合作，包括那些不被西方主流歡迎的政黨。

目前一些國家在中美之間的“東食西宿”，反映了中國經濟崛起對美國同盟體系的挑戰。近年來，一些國家在已經是美國盟國的情況下，主動加強了對華經濟合作。這引起了美國的警惕和競爭，但除了阻礙其盟友對華經濟合作，美國由於對外提供經濟發展機遇的能力及意願下降，因此很難真正代替中國所提供的“食”。對中國而言，與其他國家的緊密經濟合作以及本身軍事實力的提升，還不能讓一些國家接受中國在世界政治和安全中的領導地位，仍有許多國家認為美國比中國“好”，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意識形態和歷史認識等觀念因素造成的。美國也以“共同價值觀”錨定盟國，阻礙中國將硬實力轉化為對“新中間地帶”的吸引力。

這就要求中國在發展軍事解決“捱打”，發展經濟解決“捱餓”問題後，進一步解決在國際社會中“捱罵”的問題。針對美國在國際上的“自由民主”意識形態攻勢，我國在對外宣傳中應強調各國可以走有本國特色的現代化道路，各政黨有權選擇自己的價值觀。除了及時應對負面指責，中國還應主動有效地宣傳自身的“好”，最終形成同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相匹配的國際話語權。正如對容貌美醜的判斷常常因人而異、隨着時代變遷和文化差異而變化，國際關係中的“好”或“醜”也是國家間觀念互動的產物。這意味着國際話語權格局是可以改變的，儘管這個改變過程必然緩慢，但我國已在積極行動。中國於2021年發出“全球發展倡議”，夯實“東食”的優勢；2022年提出“全球安全倡議”，挑戰“西宿”的現狀；2023年則發出了“全球文明倡議”，試圖打破既有的“醜好”之分。“全球文明倡議”是在中外政黨會議上發佈，再次説明了政黨對今日世界政治的重要影響。

在當下，針對不同地區、不同類型的“新中間地帶”國家，中國應有不同的方略。針對亞太“東食西宿”的國家，我國應鞏固睦鄰友好，深化互利合作，爭取其進一步向中國靠攏。對歐洲“東食西宿”的國家，可堅持求同存異，擴大互惠互利和互聯互通，防止其倒向美國。對亞太“選邊站美國”的國家，我們應當促使其淡化所謂中國威脅，校準航向，改善雙邊關係。而對偏向美國的歐洲國家，應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深化開放合作和對話協商，爭取其保持中立。對當前傾向中國的國家，除了保持現有經濟、政治和安全合作，可在國際規範上共同提出“多元化”倡議，破除唯西方價值觀馬首是瞻的狀況。